第五章

    姥姥去世的时候，二姐已经嫁过去三年了。

    在这三年时间里，二姐没有进过一趟城。逢年过节的时候，二姐就差姐夫来看一看姥姥。那时姥姥已来城里住了。姐夫每次来从没空过手，或是一兜鸡蛋，十斤白面；或是一包点心，二斤芝麻什么的，实在没什么可拿，就烙几块油馍兜着。姐夫来了，姥姥总要问：“妮咋不来？”姐夫便说：“忙哪。”母亲说“忙啥，地都净了，还忙啥？！”姐夫说：“白日里一摊子活计，夜里浇地呢。浇一夜两毛钱，她不舍那钱。”母亲气了，就说：“叫她来，没钱我给她!”可二姐还是没来。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上了二姐。她跟姐夫上山拉煤去了，从城边路过却没有进城，硬是从城关绕过去。三年不见，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二姐头发披散着，一脸煤黑，裤脚高高地绾着，腿上的血管一条一条地暴出来，整个看上去就像一段枯枯的树干，我不禁怔住了，赶忙拉她上家。她硬是不去，说：“兄弟，不去了。看俺这要饭花子样儿，丢大姑的人。”二姐还是走了。姐夫驾着车，二姐拉着襻绳，在暮色里，就见二姐背上那块地图样的黑色汗斑……

    那是怎样的苦做呀！从二姐身上已看不到年轻女子的影子了。听画匠王村人说，没有见过这么能干的女人，也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夏天里二姐在地里割麦，曾经拼倒过八个精壮的汉子！别人割麦一人把六垅，她一人竟把十二城，头一扎进地里就再也不出来了，就那么弯着腰一镰一镰地割下去，无休无止地割下去。还听说她游过街，为养鸡游过街。人们让她在村街的碾盘上站着，她就站着，直直地站了一晌。可下了碾盘，她竟又去赊了十二个鸡娃娃。村干部说：“怎么还喂？！”她说：“还债哪，还债。”干部摇摇头，说她聋，也就罢了。

    姥姥是腊月里过世的。姥姥临咽气前曾反复地叫着二姐的名字。母亲赶忙打发人去叫她。可是，待二姐赶到医院的时候，姥姥已经咽气了……

    按照乡间的习俗，姥姥是送回故土安葬的。回到乡间的那天夜里，一家的亲戚都坐在姥姥的身边守灵。半夜时分，我熬不住就躺在姥姥的身边睡了。突然我听到了哭声！睁眼一看，“长明灯”忽悠忽悠的，竟是二姐在哭。二姐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一家人都怔怔地望着她，只听母亲惊慌地说：“下来了，下来了！”

    二姐“下”来了。二姐盘膝正襟端坐在姥姥的灵前，一副灵魂出窍的样子，忽然就说起话来。二姐竟用老人那种庄严、肃穆的口吻，像“先人”一样地缓缓诉说久远的过去，诉说岁月的艰辛……那话语仿佛来自沉沉的大地，幽远而凝重，神秘而古老，一下子慑住了所有人的魂魄，没有人敢去惊动二姐。母亲一向胆大，可这会也情了，只是呆呆地听……直到鸡叫的时候，二姐说：“我走了。”于是，“先人”就走了。

    多年后，在我的记忆里仍然留存着那晚的印象。因此我无法说清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魂灵。虽然后来我问过母亲，母亲说是老祖爷的魂儿扑到二姐身上了。可老祖爷的魂儿为什么会扑到二姐身上呢？或许，在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秘的磁场，这磁场可以跨越阴间阳世，那“先人”的魂灵就借着二姐的躯壳返回阳世，借二姐的嘴传达出他的神性意旨？或许，是二姐过度的悲伤造成了精神的混乱，这混乱便产生出幻觉？

    第二天，当人们纷纷议论二姐如何“下”来的时候，二姐却一切如旧，没有些微的神经失常。她先是坐在姥姥的遗体前一遍一遍地用温水给老人擦脸，极小心地把皱纹中的污痕拭去。尔后又脆在姥姥跟前，把姥姥苍苍的白发重新梳理一遍，梳得很亮很亮，梳着梳着就有泪下来了。待入殓时，二姐就跪在一旁，一声声喊着：“奶，躲钉吧。奶，躲钉吧……”

    母亲是极注重形式的，一切都按乡间的礼俗来办。可二姐比她更注重形式，“牢盆”上的“子孙孔”几乎全是她一个人钻的。别人钻了，她总嫌不圆，还要再钻，直到一个个孔都圆了为止。钻了“牢盆”，她又去糊“哀杖”，糊的极其认真，倏尔，她郑重地走到母亲跟前，说：

    “大姑，我给俺奶写（请）一班响器吧？”

    母亲瞪她一眼，说：“咋，你老有钱？不写。”

    二姐是很伯母亲的，可她却重复说：“大姑，我给俺奶写班响器。”

    母亲说：“不写。”

    为安葬姥姥，按乡间的礼俗，母亲已经请了一班响器了，就不想让她多花钱。况且，在那种时候，写一班响器已是很冒险了。

    二姐没再说什么，就默默地走出去了。大约二姐很想做人，她在兜里摸了很长时间也没摸出钱来，就悄悄地把姐夫拉到一边，让他回去借，不准在这儿借。姐夫吭哧了一会儿，还是去了。

    半晌，门外的国乐响起来了，不是一班，而是两班，二姐硬是花了三十块钱又请了一班，与母亲花钱请来的一班对吹！引了许多村人围着看。

    姥姥的葬礼开始时，母亲与二姐为响器的事反目了。母亲怒冲冲地说；“谁让你叫的？谁让你叫的？一点儿话都不听！……

    二姐一声不吭，以沉默相抗，那沉默里含着强烈的倔强。姐夫缩缩地蹲在地上，更是不敢吭声。

    下葬的时候，二姐趴在姥姥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许多人去拉，她都不起来……

    当天夜里，办过丧宴后，母亲沉着脸从兜里掏出三十块钱递给二姐，“拿去吧。”二姐不接，说：“大姑，俺再穷，也是奶把俺养大的，写班响器都不该么？”众亲戚也劝道：“妮，拿住吧，你日子过得紧巴……”二姐还是不接。母亲气了，把钱摔在地上，站起就走。二姐默默地把钱拾起来，重又塞到我的兜里，硬是没有拿。

    母亲是很固执的人，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很深的裂痕。她常常有意无意地在亲戚面前诉说二姐的不是，说她犟。后来，二姐生孩子的时候，差人送来“喜面”，可作为大姑的母亲，竟没有去！只打发妹妹送去了礼物。这在很重面子的母亲来说，是很少有的事情。

    妹妹回来时，母亲问：“孩子胖么？”

    妹妹说：“胖。”

    “你姐身体好么？”

    妹妹说：“脸腊黄，可瘦。就那又下地干活了。”

    母亲咬着牙说：“好得死吧!”

    母亲愣了一会儿，又差妹妹送去了一篮鸡蛋。回来时，姐姐却又回了一篮子红柿。母亲看见那红柿就恨恨地骂道：“死妮子！”

    此后，在母亲与二姐之间，这种“精神仗”打了许多年。可母亲似乎总也胜不了二姐。二姐一年四季都去给姥姥上坟。逢年过节，二姐总要割块肉到姥姥的坟上去祭。烧一把黄纸，磕几个头，总是很认真地说；“奶，今儿过节哩，拾钱吧。”在那个没有了亲人的村子里，姥姥的坟总是添得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