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青岛
第二节 青岛
①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职的时候未写长篇作品,但短篇小说、散文、生活创作回忆、杂文等收获却很丰富,只是在自传性文字的写作上不如在济南时多。
我在三四年七月中辞去齐大的教职,八月跑到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那时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
第二步棋很好决定,还得去教书。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来到青岛。
到了青岛不久,至友白涤洲死去;我跑回北平哭了一场。
这两件事——不能去专心写作,与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愿意干的事不准干,应当活着的人反倒死。是呀,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不信什么“江郎才尽”那一套,更不信将近四十岁便得算老人;我愿老努力的写,几时入棺材,几时不再买稿纸。可是,环境也得允许我去写,我才能写,才能写得好。整天的瞎忙,在应休息的时间而拿起笔来写东西,想要好,真不大容易!我并不愿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责任。
一个大学或者正像一个人,他的特色总多少与它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山大虽然成立了不多年,但是它既在青岛,就不能不带些青岛味儿。这也就是常常引起人家误解的地方。一般的说,人们大概会这样想:山大立在青岛恐怕不大合适吧?舞场、咖啡馆、电影院、浴场……在花花世界里能安心读书吗?这种因爱护而担忧的猜想,正是我们所愿解答的。……青岛之有夏,正如青岛之有冬;可是一般人似乎只知其夏,不知其冬,猜测多半由此而来。说真的,山大所表现的精神是青岛的冬。是呀,青岛忙的时候也是山大忙的时候,学会咧,参观团咧,讲习会咧,有时候同时借用山大作会场或宿舍,热忙非常。但这总是在夏天,夏天我们也放假呀。当我们上课的期间,自秋至冬,自冬至初夏,青岛差不多老是静寂的。春山上的野花,秋海上的晴霞,是我们的,避暑的人们大概连想也没想到过。至于冬日寒风恶月里的寂苦,或者也只有我们的读书声与足球场上的欢笑可与相抗;稍微贪点热闹的人恐怕连一个星期也住不下去。我常说,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资格。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冬啊!他们不会在毕业时候都成为神仙——大概也没人这样期望他们——可是他们的静肃态度已经养成了。一个没到过山大的人,也许容易想到,青岛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当然山大的学生也得洋服啷噹的,像些华侨子弟似的。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山大的校舍是昔年的德国兵营,虽然在改作学校之后,院中铺满短草,道旁也种上了玫瑰,可是它总脱不了营房的严肃气象。学校的后面左面都是小山,挺立着一些青松,我们每天早晨一抬头就看见山石与松林之美,但不是柔媚的那一种。学校里我们设若打扮得怪漂亮的,即使没人多看两眼,也觉得仿佛有些不得劲儿。整个的严肃空气不许我们漂亮,到学校外去,依然用不着修饰。六七月之间,此处固然是万紫千红,士女如云,好一片摩登景象了。可是过了暑期,海边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大概用不着花花绿绿的去请白鸥与远帆来看吧?因此,山大虽在青岛,而很少洋味儿,制服以外,蓝布大衫是第二制服。就是在六七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还是如此,因为朴素成了风气,蓝布大衫一穿大有“众人摩登我独古”的气概。
还有呢,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能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不过,即使我们真有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的说,我们是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是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
二、习惯①——
①此文发表,正是老舍辞齐鲁大学教职去上海时。这是老舍面对西洋半殖民地文化表明自己的志趣、心性的文字。
不管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脑子的转法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所以,每转一回,思想不仅变动,而且多少有点进步。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也不会再扔醋瓶了。你看,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而好歹的还高了一二分呢。
习惯可不能这样。拿吸烟说吧,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吸着烟。图书馆里不准吸烟,干脆就不去。书里告诉我,吸烟有害,于是想戒烟,可是想完了,照样点上一支。医院里陈列着“烟肺”也看见过,颇觉恐慌,我也是有肺动物啊!这点嗜好都去不掉,连肺也对不起呀,怎能成为英雄呢?!思想很高伟了;乃至吃过饭,高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有的时候确是坚决,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而且自号为理智的人——对面是习惯的人。后来也不是怎么一股劲,连吸三支,合着并未吃亏。肺也许又黑了许多,可是心还跳着,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这很足自慰。什么都这样。按说一个自居“摩登”的人,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做不到。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着,咱们家里见吧!”把夫人落在后边,我自己迈开了大步。什么“尖头曼”“方头曼”的,不管这一套。虽然这么说,到底觉得差一点,从此再不双双走街。
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头疼,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锣鼓使人头疼的舒服,仿佛是吧。同样,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美国桔子,都使我摇头。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这与提倡国货无关,而是自幼儿养成的习惯。年纪虽然不大,可是我的幼年还赶上了野蛮时代。那时候连皇上都不坐汽车,可想见那是多么野蛮了。
跳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我也没份儿。人家印度青年与日本青年,在巴黎或伦敦看见跳舞,都讲究馋得咽唾沫。有一次,在艾丁堡,跳舞场拒绝印度学生进去,有几位差点上了吊。还有一次在海船上举行跳舞会,一个日本青年气得直哭,因为没人招呼他去跳。有人管这种好热闹叫作猴子摹仿,我倒并不这么想。在我的脑子里,我看这并不成什么问题,跳不能叫印度登时独立。也不能叫日本灭亡。不跳呢,更不会就怎样了不得。可是我不跳。一个人吃饱了没事,独自跳跳,还倒怪好。叫我和位女郎来回的拉扯,无论说什么也来不得。看着就是不顺眼,不用说真去跳了。这和吃冰激凌一样,我没有这个胃口。舌头一凉,马上联想到泻肚,其实心里准知道没有危险。
还有吃西餐呢。干净,有一定份量,好消化,这些我全知道。不过吃完西餐要不补充上一碗馄饨两个烧饼,总觉得怪委屈的。吃了带血的牛肉,喝凉水,我一定跑肚。想象的作用。这就没有办法了,想象真会叫肚子山响!
对于朋友,我永远爱交老粗儿。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一看见长发诗人,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诗才,他那些长发使我堵的慌。家兄永远到“推剃两从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悦目。女子也剪发,在理论上我极同意,可是看着别扭。问我女子该梳什么“头”,我也答不出,我总以为女性应留着头发。我的母亲,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们都没剪发。
行难知易,有如是者。
三、小孩①——
①长女舒济生于济南,老舍曾有题“全家福”一首:“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济南山水充名士,篮里猫球盆里鱼。”舒乙生于青岛。
独人一身,自己吃饱便天下太平,每逢困于油盐酱醋的灾难中,就感觉到家庭的累赘。
家庭之累,大半由儿女造成。先不用提教养的花费,只就淘气哭闹而言,已足使人心慌意乱。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圆拉扛,且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把人要气没了脉,她到底还是有理!再不然,我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假若能写出来的话。当是时也,小济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还未成莎士比亚。小儿一岁正,还不会“写字”,也不晓得去看猴,但善亲亲,闭眼,张口展览上下四个小牙。我若没事,请求他闭眼,露牙,小胖子总会东指西指的打岔。赶到我拿起笔来,他那一套全来了,不但亲脸,闭眼,还“指”令我也得表演这几招。有什么办法呢?!
这还算好的。赶到小济午后不睡,按着也不睡,那才难办。到这么四点来钟吧,她的困闹开始,到五点钟我已没有人味。什么也不对,连公园的猴都变成了臭的,而且猴之所以臭,也应当由我负责。小胖子也有这种困而不睡的时候,大概多数是与小济同时发难。两位小醉鬼一齐找毛病,我就是诸葛亮恐怕也得唱空城计,一点办法没有!在这种干等束手被擒的时候,偏偏会来一两封快信——催稿子!我也只好闹脾气了。不大一会儿,把太太也闹急了,一家大小四口,都成了醉鬼,其热闹至为惊人。大人声言离婚,小孩怎说怎不是,于离婚的争辩中瞎打混。一直到七点后,二位小天使已困得动不的,离婚的宣言才无形的撤销。这还算好的。遇上小胖子出牙,那才真教厉害,不但白天没有情理,夜里还得上夜班。一会儿一醒,若被针扎了似的惊啼,他出牙,谁也不用打算睡。他的牙出利落了,大家全成了红眼虎。
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一个人的世界还是未曾发现美洲的时候的。小孩是科仑布,把人带到新大陆去。这个新大陆并不很远,就在熟习的街道上和家里。你看,街市上给我预备的,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似乎只有理发馆,饭铺,书店,邮政局等。我想不出婴儿医院,糖食店,玩具铺等等的意义。连药房里的许许多多婴儿用的药和粉,报纸上婴儿自己药片的广告,百货店里的小袜子小鞋,都显着多此一举,劳而无功。及至小天使自天飞降,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双放大镜,街市依然那样,跟我有关系的东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婴儿医院不但挂着牌子,敢情里边还有医生呢。不但有医生,还是挺神气,一点也得罪不得。拿着医生所给的神符,到药房去,敢情那些小瓶子小罐都有作用。不但要买瓶子里的白汁黄面和各色的药饼,还得买瓶子罐子,轧粉的钵,量奶的漏斗,乳头,卫生尿布,玩艺多多了!百货店里那些小衣帽,小家具,也都有了意义;原先以为多此一举的东西,如今都成了非它不行;有时候铺中缺乏了我所要的那一件小物品,我还大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既是百货店,怎能不预备这件东西呢?!慢慢的,全街上的铺子,除了金店与古玩铺,都有了我的足迹;连当铺也走得怪熟。铺中人也渐渐熟识了,甚至可以随便闲谈,以小孩为中心,谈得颇有味儿。伙计们,掌柜们,原来不仅是站柜作买卖,家中还有小孩呢!有的铺子,竟自敢允许我欠账,仿佛一有了小孩,我的人格也好了些,能被人信任。三节的帐条来得很踊跃,使我明白了过节过年的时候怎样出汗。
小孩使世界扩大,使隐藏着的东西都显露出来。非有小孩不能明白这个。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肥肥胖胖,整整齐齐,你总觉得小孩们理应如此,一生下来就戴着小帽,穿着小袄,好像小雏鸡生下来就披着一身黄绒似的。赶到自己有了小孩,才能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一个小娃娃身上穿戴着全世界的工商业所能供给的,给全家人以一切啼笑爱怨的经验,小孩的确是位小活神仙!
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大扫除才有了意义,是的,到时候非痛痛快快的收拾一顿不可了,要不然东西就有把人埋起来的危险。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
人的数目也增多了,而且有很多问题。在没有小孩的时候,用一个仆人就够了,现在至少得用俩。以前,仆人“拿糖”,满可以暂时不用;没人作饭,就外边去吃,谁也不用拿捏谁。有了小孩,这点豪气乘早收起去。三天没人洗尿布,屋里就不要再进来人。牛奶等项是非有人管理不可,有儿方知卫生难,奶瓶子一天就得烫五六次;没仆人简直不行!有仆人就得捣乱,没办法!
好多没办法的事都得马上有办法,小孩子不会等着“国联”慢慢解决儿童问题。这就长了经验。半夜里去买药,药铺的门上原来有个小口,可以交钱拿药,早先我就不晓得这一招。西药房里敢情也打价钱,不等他开口,我就提出:“还是四毛五?”这个“还是”使我省五分钱,而且落个行家。这又是一招。找老妈子有作坊,当票儿到期还可以入利延期,也都被我学会。没工夫细想,大概自从有了儿女以后,我所得的经验至少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大学文凭是由课本里掏出来的,现在我却念着一本活书,没有头儿。
连我自己的身体现在都会变形,经小孩们的指挥,我得去装马装牛,还须装得像个样儿。不但装牛像牛,我也学会牛的忍性,小胖子觉得“开步走”有意思,我就得百走不厌;
只作一回,绝对不行。多咱他改了主意,多咱我才能“立正”。在这里,我体验出母性的伟大,觉得打老婆的人们满该下狱。
中秋节前来了个老道,不要米,不要钱,只问有小孩没有?看见了小胖子,老道高了兴,说十四那天早晨须给小胖子左腕上系一根红线。备清水一碗,烧高香三炷,必能消灾除难。右邻家的老太太也出来看,老道问她有小孩没有,她惨淡的摇了摇头。到了十四那天,倒是这位老太太的提醒,小胖子的左腕上才拴了一圈红线。小孩子征服了老道与邻家老太太。一看胖手腕的红线,我觉得比写完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红线,兔子王,都有绝大的意义!
四、《骆驼祥子》
在写《骆驼祥子》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位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材料变了,人也就随着变。
不管用得着与否?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齐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来,我须以车夫为主,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恐怕我就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若以车夫为主呢,我就无须到口外去,而随时随处可以观察。这样,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而骆驼只负引出祥子的责任。
怎么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像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
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出现①,作为长篇连载。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全部还没有写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了准谱儿,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没有这个把握,我是不敢一边写一边发表的。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连载一年之用——
①据查《宇宙风》,是1936年9月第二十五期开始连载,至1937年9月第四十八期续完。
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后来,刊印单行本的时候,书店即以此语嵌入广告中。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酝酿得相当的长久,收集的材料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落笔便准确,不蔓不枝,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二)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所以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三)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足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四)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的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因为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恰好,在这时候,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
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
五、职业写家的生活
辞职后,一直住在青岛,压根儿就没动窝。青岛自秋至春都非常的安静,绝不像只在夏天来过的人所说的那么热闹。
安静,所以适于写作,这就是我舍不得离开此地的原因。
除了星期日或有点病的时候,我天天总写一点,有时少至几百字,有时多过三千;平均的算,每天可得二千来字。细水长流,架不住老写,日子一多,自有成绩,可是,从发表过的来看,似乎凑不上这个数儿,那是因为长稿即使写完,也不能一口气登出,每月只能发表一两段。还有写好又扔掉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有伤耗。
地方安静,个人的生活也就有了规律。我每天差不多总是七点起床,梳洗过后便到院中去打拳,自一刻钟到半点钟,要看高兴不高兴。不过,即使高兴,也必打上一刻钟,求其不间断。遇上雨或雪,就在屋中练练小拳。
这种运动不一定比别种运动好,而且耍刀弄棒,大有义和拳上体的嫌疑。不过它的好处是方便:用不着去找伴儿,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活动;可长可短,可软可硬,由慢而速,亦可由速而慢,缺乏纪律,可是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练上几趟就多少能见点汗儿;背上微微见汗,脸色微红,最为舒服。
打完拳,我便去浇花,喜花而不会养,只有天天浇水,以求不亏心。有的花不知好歹,水多就死;有的花,勉强的到时开几朵小花。不管它们怎样吧,反正我尽了责任。这么磨蹭十多分钟,才去吃早饭,看报。这差不多就快九点钟了。
吃过早饭,看看有应回答的信没有;若有,就先写信,溜一溜脑子;若没有,就试着写点文章。在这时候写文,不易成功,脑子总是东一头西一脚的乱闹哄。勉强的写一点,多数是得扔到纸篓去。不过,这么闹哄一阵,虽白纸上未落多少黑字,可是这一天所要写的,多少有了个谱儿,到下午便有辙可循,不致再拿起笔来发怔了。简直可以这么说,早半天的工作是抛自己的砖,以便引出自家的玉来。
十一时左右,外埠的报纸与信件来到,看报看信;也许有个朋友来谈一会儿,一早晨就这么无为而治的过去了。遇到天气特别晴美的时候,少不得就带小孩到公园去看猴,或到海边拾蛤壳。住在青岛,看海很方便:潮退后,每携小女到海边上去;沙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便与她拾着玩。拾来的蛤壳很不少了。但是很少出奇的。至于海藻,更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中去。这得九点多就出发,十二时才能回来,我们是能将一里路当作十里走的;看见地上一颗特别亮的砂子,我们也能研究老大半天。
十二点吃午饭。吃完饭,我抢先去睡午觉,给孩子们示范。等孩子都决定去学我的好榜样,而闭上了眼,我便起来了;我只需一刻钟左右的休息,不必睡那伟大的觉。孩子睡了,我便可以安心拿起笔来写一阵。等到他们醒来,我就把墨水瓶盖好,一直到晚八点再打开。大概的说吧,写文的主要时间是午后两点到三点半,和晚上八点到九点半。这两个时间,我可以不受小孩们的欺侮。
九点半必定停止工作。按说,青岛的夜里最适于写文,因为各处静得连狗仿佛都懒得吠一声,可是,我不敢多写,身体钉不住;一咬牙,我便整夜的睡不好;若是早睡呢,我便能睡得像块木头,有人把我搬了走我也不知道,我可也不去睡的太早了,因为末一次的信是九点后才能送到,我得等着;还有呢,花猫每晚必出去活动,到九点后才回来,把猫收入,我才好锁上门。有时候躺下而睡不着,便读些书,直到困了为止。读书能引起倦意,写文可不能;读书是把别人的思想装入自己的脑子里,写文是把自己的思想挤出来,这两样不是一回事,写文更累得慌。
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整天,该热闹了。看朋友,约吃饭,理发,偶尔也看看电影,都在这两天。一到星期一,便又安静起来,鸦雀无声,除了和孩子们说废话,几乎连唇齿舌喉都没有了用处似的。说真的,青岛确是过于安静了。可是,只要熬过一两个月,习惯了,可也就舍不得它了。
按说,我既爱安静,而又能在这极安静的地方写点东西,岂不是很抖的事吗?唉(必得先叹一口气)!都好哇,就是写文章吃不了饭啊!
我的身体不算很强,多写字总不能算是对我有益处的事。但是,我不在乎,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有什么关系呢?死,我不怕;死不了而天天吃个半饱,远不如死了呢。我爱写作,可就是得挨饿,怎办呢?连版税带稿费,一共还不抵教书的收入的一半,而青岛的生活程度又是那么高,买葱要论一分钱的,坐车起码是一毛钱!怎样活下去呢?
常常接到青年朋友们的著作,教我给看,改;如有可能,给介绍到各杂志上去。每接到一份,我就要落泪,我没有工夫给详细的改,但是总抓着工夫给看一遍,尽我所能见到的给批注一下,客气的给寄回去。有好一点的呢。我当然找个相当的刊物,给介绍一下;选用与否,我不能管,尽到我的心算了。这点义务工作,不算什么;我要落泪,因为这些青年们都是想要指着投稿吃饭的呀!——这里没有饭吃!
六、芦沟桥事变
芦沟桥事变初起,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①——
①两部长篇小说:一为《病夫》,给《宇宙风》连载用;一为《小人物自述》,为天津《方舟》写,亦连载。
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笔。一个刊物,随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着供给稿子;另一个却还在上海继续刊行,而且还直催预定货件。可是,我不愿写下去。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街巷中喊卖号外,自午及夜半,而所载电讯,仅三言两语,至为恼人!一闻呼唤,小儿女争来扯手:“爸!号外!”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每因买号外打断思路。至七月十五日,号外不可再见,往往步行七八里,遍索卖报童子而无所得;日侨尚在青,疑市府已禁号外,免生是非。日人报纸则号外频发,且于铺户外揭贴,加以朱圈;消息均不利于我方。我弱彼强,处处惭忍,有如是者!
老母尚在北平,久无信示;内人又病,心绪极劣。时在青朋友纷纷送眷属至远方,每来辞行,必嘱早作离青之计;盖一旦有事,则敌舰定封锁海口,我方必拆毁胶济路,青岛成死地矣。家在故乡,已无可归,内人身重,又难行旅,乃力自镇定,以写作摈扰,文字之劣,在意料中。自十五至廿五,天热,消息沉闷,每深夜至友家听广播,全无收获。归来,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辄不成寐。
廿六日又有号外,廊坊有战事,友朋来辞行者倍于前。写文过苦,乃强读杂书。廿八号外,收复廊坊与丰台,不敢深信,但当随众欢笑。廿九日消息恶转,号外又停。卅一日送内人入医院。在家看管儿女;客来数起,均谓大难将临。是日仍勉强写二千字给《民众日报》。
八月一日得小女,大小俱平安。久旱,饮水每断,忽得大雨,即以“雨”名女——原拟名“乱”,妻嫌过于现实。电平报告老人;复访友人,告以妻小无恙;夜间又写千字。次日,携儿女往视妈妈与小妹,路过旅行社,购车票者列阵,约数百人。四日,李友入京,良乡有战事;此地大风,海水激卷,马路成河。乘帆船逃难者,多沉溺。每午,待儿女睡去,即往医院探视;街上卖布小贩已绝,车马群趋码头与车站;偶遇迁逃友人,匆匆数语即别,至为难堪。九日,《民众日报》停刊,末一号仍载有我小文一篇。王剑三以七号携眷去沪,臧克家、杨枫、孟超诸友,亦均有南下之意。我无法走。十一日,妻出院,实之自沪来电,促南下。商之内人,她决定不动。以常识判断,青岛日人产业值数万万,必不敢立时暴动,我方军队虽少,破坏计划则早已筹妥。是家小尚可暂留,俟雨满月后再定去向,至于我自己,市中报纸既已停刊,我无用武之地,救亡工作复无详妥计划,亦无人参加,不如南下,或能有些用处。遂收拾书籍,藏于他处,即电亢德,准备南下。十二日,已去托友买船票,得亢德复电:“沪紧缓来”,南去之计既不能行,乃决去济南。前月已与齐大约定,秋初开学,任国文系课两门,故决先去,以便在校内找房,再接家小。别时,小女啼泣甚悲,妻亦落泪。十三早到济,沪战发。心极不安:沪战突然爆发,青岛或亦难免风波,家中无男人,若遭遇事变……
果然,十四日敌陆战队上岸。急电至友,送眷来济。妻小以十五日晨来,车上至为拥挤。下车后,大雨;妻疲极,急送入医院。复冒雨送儿女至敬环处暂住。小儿频呼“回家”,甚惨。大雨连日,小女受凉亦病,送入小儿科。自此,每日赴医院分看妻女,而后到友宅看小儿,焦急万状。《病夫》已有七万字,无法续写,复以题旨距目前情形过远,即决放弃。
十日间,雨愈下愈大。行李未到,家具全无,日行泥水中,买置应用物品。自青来济者日多,友朋相见,只有惨笑。留济者找房甚难,迁逃者匆匆上路,忙乱中无一是处,真如恶梦。
廿八日,妻女出院,觅小房,暂成家。复电在青至友,托送器物。七月事变,济南居民迁走甚多,至此又渐热闹,物价亦涨。家小既团圆,我始得匀出工夫,看访故人;多数友人已将妻女送往乡间,家家有男无女,颇有谈笑,但欠自然。沪战激烈,我的稿费停止,搬家买物看病雇车等又费去三百元,遂决定不再迁动。深盼学校能开课,有些事作,免生闲愁,果能如此,还足以傲友辈也。
学校于九月十五日开课,学生到及半数。十六日大同失陷;十九日中秋节,街上生意不多,几不见提筐肩盒送礼者。《小实报》在济复刊,约写稿。平津流亡员生渐多来此,或办刊物,或筹救亡工作,我又忙起来。廿一日,敌机过市空,投一弹,伤数人,群感不安。此后时有警报。廿五六日,伤兵过济者极多,无衣无食无药物,省政府似不甚热心照料。到站慰劳与看护者均是学界中人。卅日,敌军入鲁境,学生有请假回家者。时中央派大员来指挥,军事应有好转,但本省军事长官嫌客军在鲁,设法避战,战事遂告失利。德州危,学校停课。师生相继迁逃,市民亦多东去,来自胶东者又复搬回,车上拥挤,全无秩序。我决不走。远行无力,近迁无益,不如死守济南,几每日有空袭警报,仍不断写作。笔为我唯一武器,不忍藏起。
入十月,我方不反攻,敌军不再进,至为沉闷。校内寂无人,猫狗被弃,群来啼饥。秋高气爽,树渐有红叶,正是读书时候,而校园中全无青年笑语声矣。每日小女助母折纱布揉棉球,备救护伤兵之用,小儿高呼到街上买木枪,好打飞机,我低首构思,全室有紧张之象。流亡者日增,时来贷金求衣,量力购助,不忍拒绝。写文之外,多读传记及小说,并录佳句于册。十四日,市保安队枪械被收缴,市面不安,但无暴动。青年学子,爱国心切,时约赴会讨论工作计划。但政府多虑,不准活动,相对悲叹。下半月,各线失利,而济市沉寂如常,虽仍未停写作,亦难自信果有何用处矣。
十一月中,敌南侵,我方退守黄河。友人力劝出走,以免白白牺牲,但:
一、车极难上,沿途且有轰炸之险。
二、儿女辈俱幼弱,天气复渐寒,遇险或受病,同是危难。
三、存款无多,仅足略购柴米,用之行旅,则成难民。版税稿费俱绝,找事非易,有出无入,何以支持?独逃可仅顾三餐,同来则无法尽避饥寒。
有此数因,故妻决留守,在济多友,亦愿为照料。不过,说着容易,实行则难,于心有所不忍,遂迟迟不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