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二十七
茹嫣说完,心里竟有一点空落。一个人,一个与你只见过两面,还谈不上任何关系的人,他远去也好,消失也好,与你有何相干?茹嫣自嘲一笑。
梁晋生说,我可能会顺道去看看大女儿。如果对她提起有你这么一个人,你介意吗?
茹嫣说,那看你怎么提起。不过,远在万里之外,你们要说什么,我也没办法。
梁晋生说,能不能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茹嫣说,我没有手机。
梁晋生说,如今还有这样的人?我叫人给你送一部来。是我的另一部,不常用。
茹嫣赶忙说,别别——这事我自己解决,到时候我告诉你号码。
22
七十年代初,与达摩一起读书思考的年轻异端分子,除了毛子,还有三四个——何其业,刘苏,以及其中唯一的女性小咏。说他们是异端分子,是对当时的政情而言,要是今天的右翼小网友们读了他们的通信,听了他们的密谈,看了他们的读书笔记,肯定会笑出声来,说,这不是比咱们那些学生会干部新党员还左吗?他们不可能理解,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一个号称世界革命中心的最正宗的马列主义政权,对其老祖宗马克思常常是左右为难。他们并不希望人们真正了解这个大胡子,更不希望别人拿了这个大胡子来质疑自己,他们只让别人信奉那个被包装过了的马克思。所以,马克思本人,也会常常给当作异端。当达摩他们最初读到那些没有被官方推出的马恩著作,马恩的通信,还有马克思年轻时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大吃一惊。里面许多话,读起来是那样入眼入心。
达摩他们为自己的这个小团体起了一个代号:QM——“青年马克思”的汉语拼音缩写,言谈中就说“青马”。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感到亲切。
七十年代开始之后,短短的几年,中国社会在暧昧、动荡、扑朔迷离中,发生许多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有那种浪漫主义大师才能编撰得出来,常常让观者看得目瞪口呆。
那时,达摩因为出身好,年纪小,文革中没有什么把柄给人抓住,所以早早招工进厂,当了一个电工。毛子和小咏也先后回城,毛子分到服务行业,在一个澡堂子当搓背的。小咏也在服务行业,在一家面食馆端盘子收碗筷。达摩一伙去她那儿吃过三鲜面,在窗口取面的时候,小咏就进去了,拿过大师傅的勺子便给他们加潲子,待达摩他们一吃,天!大半碗潲子小半碗面,一碗就把人吃撑了。
几个人,就达摩一个堂堂正正的工人阶级,还是生产无线电产品——半导体收音机,高科技。达摩曾经给“青马”几个一人买了一台内部价的两波段收音机,可以收敌台,很便宜,十几块钱一台。达摩说,你们要被逮住了,打死不能出卖我啊。还送了卫老师一台。
达摩回城之后,去看卫老师的时候就多了。
有一段时间,卫老师身体很差,由于长期清贫又无规律的单身生活,五脏六腑都有了毛病,特别是胃,几乎全坏了。那一次大出血,被邻居用自行车拖到医院抢救,割掉了三分之二,差一点丢了性命。动手术的头天夜里,卫老师让邻居找到了达摩,这是卫老师第一次主动联系达摩。达摩来到医院,见到卫老师已是一张纸了,又单薄又苍白,躺在病床上,被子平平的,没有身子一样。
卫老师见了达摩,苦笑一下说,没想到我身上还有这么多血,大半脸盆呢。达摩握住卫老师像石头一样坚硬又冰凉的手说,血这个东西,还生得出来。
临到达摩要走了,卫老师突然说,有几件事,想拜托给你。
卫老师说,第一件事,他家的南墙角,木箱背后,有一块砖,是活的,打开后,墙洞里有一个塑料包,是自己近些年来写下的一些东西,如果这次出不了医院,让达摩拿去。第二件事,那只皮箱的边袋里,有两张和孩子们一起的照片。二十多年了,两个孩子音信全无,现在早已成人。当初他们被前妻带走的时候,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对他这样一个父亲,怕是一点印象也不会有了。如果以后能够找到他们,把照片给他们。这两件事说完,卫老师又说,火化的时候,把那一听茶叶和他一起烧了。
达摩认真地说,那一包东西,您以后有机会将它们整理出来,公之于世的。那两张照片,以后也会由您亲自交给自己的孩子。不信,咱们打个赌?
卫老师笑笑说,我宁愿输啊。
卫老师果然就输了。
手术后,卫老师歪歪倒倒好长一段时间,竟又慢慢好起来,只是不再上班了。六六年夏天那次游街之后,卫老师不再教书,先是住牛棚,扫操场,洗厕所,后来管教具管体育用品。洗厕所的时候,那些男生们常常三五个围着他,径直朝他身上尿尿。管体育用品的时候,孩子们从他手里拿过篮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嘭地一下将他击倒在地,然后嘻嘻哈哈向球场跑去。他曾对达摩说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将这样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教育成比法西斯党徒还要冷酷的人?这些孩子,将要带着这种冷酷慢慢长大,甚至走完他们的一生。这才是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恐怖。
卫老师不再上班了,达摩他们就去得多一些。帮他做一些家务,有时也带去一些吃食,然后就从从容容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