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１４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科长或书），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演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分，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刘演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演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２８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始参与的邓禹，２４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龠，才２１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拥戴，于公元２３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因为嫉妒刘演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汉人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个月内，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他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防制其他部队渡河追其后尾。兹后寇恂“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刘秀北行抵邯郸，此地即有王郎称帝，他也自顾力尚未丰，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郎。这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

    公元２５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婴又被人拥立为帝。此人也确实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继承汉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刘玄也要去讨伐他，使他身首异处。刘秀则仅须在侧观望。到这年６月，他才在“诸将固请”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虽说各方的征伐仍旷日持久，一直到公元３６年最后一个对头公孙述战死于成都，光武帝刘秀才算削平群雄。

    刘秀要统率驾驭很多不容易领导的人物，而都能够补短截长，互相牵制，除了他的宗室身分，谨厚的声名和天命的心理准备之外，他具有领导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时他对大小事宜，都亲身督察经营，毫不松懈。他经常在局势艰危的时候，冒生命危险亲临前线。有人说他平生“见小敌怯，见大敌勇”。我们也可以想象大敌已居他预料之中，若不规避，一定是准备好一决雌雄，所以能临危不惧。反而是小敌会出其不意的出现，需要警惕，否则处置不当，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看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有军事头脑，而且有作大将的才干。

    《后汉书》〈耿龠传〉说耿为将，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孙述传〉说成都已降，吴汉仍族灭公孙氏家属，并纵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纪〉也说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吴汉都成都”。可见得当日作战时的残酷，而中兴仁义之师尚如是，其他“贼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３０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诏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员，“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可见得自公元１７年绿林起兵以来，中原鼎沸，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无可置疑（只恐怕不会由近６０００万突降至２１００万）。同时各起兵的都有“宾客家室”参加，有时这些附属人员也参入野战军之内。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围，经常逾月。各军的辎重车辆，动辄几千。这些史料，也使我们联想到军事组织之中必用社会中层人物为此设计并筹办联络后勤等事项。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条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战事淘汰，又可能较一般住户程度更深。

    公元２８年东汉的官方记录中有下面一段的记载：

    王莽末天下大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寿春，拜尚书令。时朝廷无典故，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孙述败后，才由成都传送郊庙乐器，葆车，舆车辇于洛阳。与之相连的文字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周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综合上面各项资料，可见得刘秀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过大量流血之后，相次缓和，不仅人口剧降，中层阶级也受打击，文官集团，有待重建，各种作朝廷装潢的文物，尚不齐备。所以他一面“与民更始”，将田赋恢复到文帝时三十分之一，一方面严刑峻法的稽考文册。公元４０年“河南尹张汲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这种外柔内刚的办法，再加以符谶的意识形态，就使他完成了中兴大业。

    当日君权世袭，中央集权又无法放弃，我们企盼刘秀改弦更张，可能有些过分。但是我们读到酷吏列传中的雒阳令董宣（雒即是洛，因东汉自称以火德兴，避水加佳作雒）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将公主家的杀人犯置之于法。当日又称“货轻钱薄”，则是民间需要有力量的货币制度，使物资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刘秀连问题都没有考虑得到，也可以说他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