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作者:唐德刚 字数:10815 阅读:42 更新时间:2016/06/28

第4章 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着,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涟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么哥!

    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

    4.1 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

    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奸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

    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下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4.2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左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渡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4.3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烛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

    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鬼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4.4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园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零零)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零零)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帮同型”(common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com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4.5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谓中西医结合),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丢人哉?

    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五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朝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4.6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下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4.7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属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伊东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阳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板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粱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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