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太阳浴血 第十二章 松山大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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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中国战场，日本强盗到处都在发动进攻，太阳旗伴随着浓烈的硝烟和侵略者的胜利欢呼在中国的废墟上冉冉升起。强盗们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中国国土继续沦丧，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仅从中国战场的局部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为眼前这幅前景黯淡的战争图画感到悲观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得更远一些，投向中国西部，投向东南亚、太平洋以及整个欧洲，我们便没有理由不感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因为在全世界，盟军到处都在反攻。而在怒江东岸地形险恶的大峡谷里，在缅甸北部重崖叠嶂的丛林地带，中国士兵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略大反攻。

    五月。赤日炎炎的滇西保山。

    正当二十万穿草鞋的中国士兵陆续渡过怒江并向盘踞在山头上的日军阵地进攻时，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大房子里，空气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平时很神气的副官们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连参谋长也远远地躲进参谋部不肯露面；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或者高声喧哗。

    因为代总司令卫立煌上将正在大发雷霆。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姗。安徽合肥人士，二级陆军上将。卫立煌出身贫寒之家，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卫队的一名贴身卫士。经过半生征战，终于发迹成为国民党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这对于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的杂牌军将领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多见的奇迹。

    卫立煌同蒋介石及中央军何（应钦）系、陈（诚）系均有较深的矛盾。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军人，他既不满国民党，又离不开国民党。中央军排挤他，他便靠拢共产党；蒋介石感召和起用他，他又卖力为蒋介石打仗。这样，他就注定成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反覆无常和大起大落的悲剧性人物。

    据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卫立煌列传》载：卫在三十年代即与共产党有秘密往来，他曾经从延安要来一名机要秘书留在身边，并提出过入党要求。一九三七年山西忻口战役是卫立煌同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朱德称他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后来借故让他在家里坐了两年冷板凳。起用他担任远征军代总司令，就是意在以观后效。一九四七年卫立煌出任东北“剿共“总司令，成为中国内战中最大的战犯之一。一九五五年卫从香港返回大陆，担任政协常委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卫立煌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附近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五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玉堂镇。他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师、团依法效仿，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

    五月初，各部队依照命令到达指定位置，进入攻击状态。美军方面亦于四月二十九日成立Y军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行动。该野战司令部下设G1部（空援），G2部（情报），G3部（作战），G4部（兵站），并在远征军团以上单位设立美军联络参谋组，每组约六至十多人不等。在怒江战役打响之前，美军直接投入参战兵员已达三千余人（不含空军），其中包括野战医院、流动外科、工兵营、炮兵团、喷火训练队等。

    为保证战役取得胜利，美军还为各集团军配备了大口径榴弹炮、山炮、机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澜沧江和大理洱海对中国工兵部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模拟渡江和作业训练。这样，虽然战役发起相当仓促，但是中国人占有火力装备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日本人的防线就没有理由不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崩溃瓦解。

    然而战争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数，你明明以为答案应当这样，它却偏偏变出了那样。

    对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发生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那个意外情况，作战部情报处中校处长林逸时先生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形势对我军不利。渡江作战已经进行第十天，一线部队进展甚微，日军且有反攻趋势……大约上午八点多钟，美军G2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我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我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增援。日军似乎早已洞悉我军部署，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我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

    “我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

    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躲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将临，一旦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必将自行瓦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怒江战场。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日本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塌。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这个谜底直到一九七三年才被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出版的《缅甸作战》揭开。卫立煌认定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令我感到极大震惊。我毫不怀疑重庆方面有人把机密泄露给敌人。因为那时政府里有许多人暗地里同南京汪精卫政府有联系，蒋介石并非完全不知道，他只不过装作不知道好利用他们而已……”

    卫立煌毕竟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应钦、陈诚之类政治军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益得失。他连夜召集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陆军中将，时年仅三十七岁，人称“鹰犬将军”。宋是黄埔一期出身，委员长嫡系，颇有御前大将军的威风，因此时常不免拥兵自骄。但是他没有想到仅仅五年就在大渡河折断翅膀，做了共产党的俘虏。宋先生一九五九年首批获得特赦，后来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晚年获准移居美国，享受儿女清福。

    同是黄埔一期出身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命运却大不一样。他在抗战胜利后接替杜聿明坐镇昆明，派兵镇压学生运动，枪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后病死台湾，落得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远征军总司令在取得两位集团军司令官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着新起草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谒见蒋介石。新方案拟利用日本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野战司令部赞同。多恩准将表示，将出动更多作战飞机予以支援。

    五月二十五日，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几乎瞒过了日本人的耳目。只是后来当“芒市一号”的侦听电台发现松山对岸老六田一带的通讯信号突然增多时才引起警觉，但毕竟迟了一步。

    六月一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松山阵地面前。紧接着，潮水般的中国大军继续向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和滇缅公路沿线涌来。

    2

    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两千六百九十公尺。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

    自从一九四二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怒江西岸之后，松山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而且掌握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登上主峰子高地，勿需借助望远镜便能将东岸婆海山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平时云开雾散，每个标准视力的人都能清楚地望见峡谷里那架折断的怒江大桥（惠通桥），还能看见滇缅公路保（山）龙（陵）段八十八公里长的灰色公路好像带子一样在两岸山间绕来饶无。美军飞机获得的航测资料表明，日军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弹炮群至少可以将两岸一百公里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因此松山又被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见美国驻华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

    松山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敌我双方都不可谓不高度重视。远征军最初将腾冲选作主攻方向，其中就有考虑松山易守难攻的因素。

    驻守松山之敌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下属腊勐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该守备队配置强大火力，计有一一五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名。

    腊勐（日方译作拉孟）是松山大垭口下面的一座村寨。“勐”在傣语中是平坝的意思。环山而上的滇缅公路即穿寨而过通往龙陵，金光少佐的司令部就设在腊勐街上。

    早在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被日本战略专家深谋远虑地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系统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民工（为保密不用中国人）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年余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为复杂坚固，甚至连坦克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日本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十五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都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五百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总司令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11个月以上。”（见《缅甸作战》）

    抗战胜利后，著名的地方史专家、云南大学教授方国瑜先生曾亲往松山战场遗址考察，并在《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对该防御工事有过较为详尽的描述：

    ……敌之工事，布满全面，均构成堡垒群，如龟背纹，周以刺铁丝数重。堡垒内外，编成浓密火网，互为支援，复为支撑，

    即局部失陷，亦不影响余部之单独作战。

    敌垒主体之构筑，大都为上中下三层：上作射击与观察，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堡垒上掩盖圆径二十至七十公分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三公厘厚之钢板数层，积土厚逾一公尺。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砂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桶外被土，故一一五榴弹重炮直接命中亦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振荡甚微。

    ……敌人构筑阵地之坚固，射击设备之周密，非可能轻易摧毁。其他如堡垒之交通，纵横交错，更掘暗壕以通堡垒之坑道掩蔽部。并埋设地底电缆，假设无线电话。又在垭口有小型发电厂一所，以供电照明，安置吸水机，埋铁水管供应食水，以及其他卫生设备，皆甚完善。储存之粮秣弹药，尤为丰裕，足供持久固守。

    我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叫做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先生列举二十三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英明领袖”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二十一条优于华军。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十三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狙击时，常能发挥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我以为比较乃是鉴别的唯一手段，除非你有意对事实视而不见。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3

    中国远征军左翼战线的攻势是在三十架美军B29轰炸机对松山的狂轰滥炸中拉开序幕的。

    六月一日凌晨，第十一集团军一个加强师渡过怒江，随即开始仰攻松山。据侦查报告，松山守敌约有三、四百人，火炮五门，机枪十余挺，以腊勐寨、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和松山主峰子高地等处为主要阵地。考虑松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希濂命令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主攻松山，以该军另外两师绕过松山进攻龙陵，切断龙陵之敌对松山的增援。

    若以兵力论，中国军约为日军三十倍，另有两个整编军随时准备增援，取胜当万无一失。

    因此第七十一军中将军长钟彬亲随第二十八师渡江督战。

    战斗一开始，仗着炮火和空中优势的中国军便气势汹汹地扑向腊勐寨外围山头。钟军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楚：他的穿土布军装的士兵猫着腰，好像灰色的蚁群顺着山谷和山坡的缝隙慢慢蠕动，渐渐接近敌人阵地。山大，坡陡，飞机和大炮早把腊勐寨犁成一片焦土。士兵们端着枪警觉地前进，或匍匐，或跳跃，或不断鸣枪壮胆。

    他们等待敌人出现。

    五百公尺，敌人沉默着；两百公尺，敌人仍然沉默着。越接近山头，这种沉默越发显得阴险和不祥。

    莫非敌人耍什么花招？钟军长头脑中刚刚闪出一丝疑惑，立即被自己否定。无论如何，敌人只有一支小小的守备队，难道三、四百人能够打败一个师加上飞机大炮的进攻么？

    钟军长身经百战，对自己的战争常识深信不疑。

    敌人的出现不幸打破了中国将军的乐观信念。

    地雷爆炸。手榴弹爆炸。阵地上腾起的黑烟吞没了士兵灰色的身影，无数烟柱此起彼落，死亡的阴影渐渐遮没了天空。

    机枪响了。不是十挺，而是五十挺，一百挺。无数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吐火舌，交叉射击，强大的火网笼罩着灰色的人群，将他们纷纷抛入血泊和死亡中。

    仅仅一刻钟，第一轮进攻即告失败，主攻团一营只退下来一排人，正副营长均陈尸山头。

    若非亲眼所见，钟军长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即日本人眨眼的功夫就把他的部队赶下了山。于是第二轮炮轰之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

    然而进攻依然归于失败。

    钟军长被激怒了。不仅激怒，他更因失败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军长背后还有一双双更加严厉更加冷酷的眼睛：集团军司令官、远征军总司令直至委员长都在注视着松山，注视着强大的七十一军在敌人区区一支守备队面前一败涂地。钟军长并非不能容忍自己部下打败仗，他不能容忍失败带来的后果。

    松山，难道你注定要给七十一军带来灭顶之灾？！

    疯狂的冲锋又开始了。第二十八师在军长亲自督战下，各团各营轮番投入进攻。各级长官层层督战，士兵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迫着，硬着头皮冲向敌人的火网。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本人夺回去，漫山遍野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

    失去理智的冲锋使士兵感到无比恐惧和绝望，与其曝尸荒野不如自己捡条活命，于是成班成排的逃兵出现了，他们或遁迹山林，或趁夜间泅水逃回内地。初战半月，第二十八师伤亡达三千人，逃亡近半，剩余部队军心涣散，攻势日衰。

    司令部闻讯，急调第六军新编三十九师增援，亦遭伤亡。月底，两师人勉强攻占腊勐寨，日军遗尸百余具。

    至此，钟军长才确实获悉，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一千二百余人，附火炮数十门，机枪百余挺，另有坦克若干。

    大吃一惊的钟军长一面将情报火速上报，一面按兵不动。于是松山前线阵地就出现短暂的平静和对峙局面。

    右翼战线，松山祐三师团长发现中国军已经转移兵力，突然对松山、龙陵大举进攻，经过短暂踌躇，终于决定留下一个联队固守腾冲，自己匆匆率领师团主力驰援左翼。同时，驻守芒市、遮放、畹町腊戌沿线的日军第二、第三十三师团也接到河边总司令的命令，沿滇缅公路向龙陵进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一举夹击并消灭龙陵城外的两个中国师，然后在松山将中国远征军左翼击破，最后在腾冲围歼中国军右翼，实现怒江大捷的战略抱负。

    正在龙陵围城的第七十一军两个师本已攻入城中，眼看再有一两日便可大功告成。然天有不测风云，敌人援军突至，只好慌忙退出城外，象刺猬那样缩起身体，在公路山头掘壕固守。卫立煌总司令意识到形势严重，给两名师长下了死命令：战至一兵一卒不许后退半步。

    由于松山据点始终象根鱼刺那样牢牢卡住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中国军队急需的粮食弹药后勤物资均要依靠人力骡马经由山间小道运抵松山和龙陵前线，因此前线供应时时发生危机。六月中旬，滇西雨季来临了。昼夜之间，到处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民伕骡马均不能行，美军飞机亦无法起飞。前线作战的军队失去后勤保障，好比飞机舰船没有了动力，一时军心动摇，攻势颓缓。士兵们蹲在光秃秃的战壕里，怀抱步枪，日夜听凭大雨浇泼，苦不堪言。有时实在耐不住饥饿，就漫山遍野寻觅充饥之物。伤员运不下来，只好听其自生自灭，痛号呻吟之声到处可闻，其状甚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对此忧心如焚。他们明白，如果暴雨再持续十天半月，中国军队的攻势将自行瓦解，全线崩溃将不可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司令官担心的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头场暴雨只下了一周便有了二三日好天气，怒江上空雨驻云薄，时隐时现的阳光将深山大谷照耀得满目青翠，大雨暂时洗刷了战场上的硝烟气息，使人感到一片清新气象。数千民伕骡马队抓紧起程，大批美国飞机迅速飞临前线阵地进行空投，这样才暂时缓解了前线四个师频临崩溃的危险局面。在空投过程中，一架美军飞机由于飞得过低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机上六名人员全部遇难。

    长官部的人们虽然喘出一口大气，但是威胁依然存在，日军随时都有可能吃掉龙陵两个师然后会师松山。于是卫立煌急令后备队第二军、第八军渡江增援。第八军接替攻打松山，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军各一师偕第二军经小路绕道增援龙陵。

    至此，中国二十万大军全部投入战场，方圆百里的怒江前线呈现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战争场面：左翼龙陵松山，中国三个半军与日本三个师团紧紧咬在一起，枪炮昼夜不息，大地硝烟弥漫，阵地犬牙交错，攻防互有胜负。右翼腾冲，中国第二十集团军六个师围攻日本一四八联队，日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

    对处于劣势的日本人来说，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松山。松山是内线，是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松山不守，腾冲龙陵则无依托，怒江防御体系的三角支点就将瓦解，把敌人各个击破的战略设想也将化为泡影。

    对人数占优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在天时地利上明显处于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松山据点正好是插在心窝上的一把匕首，它的战略作用是把中国大军分割成彼此孤立的三块，致使龙陵方向的中国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和岌岌可危的境地。松山不克。腾冲龙陵之师都成孤军，随时有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导致全线崩溃的局面。松山若克，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后续部队及物资便能源源投入战略大反攻。

    这样，松山就必然成为战争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和取胜关键。

    4

    第八军原为中国远征军预备队，驻昆明。军长何绍周，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侄儿。何氏虽然身为中将军长，实际并不擅长打仗，尤其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弥，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观望。

    李弥，号文卿，又名炳仁，云南腾冲人氏，农民家庭出身。该员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九二四年投笔从戎，在滇军里做勤务兵。二十年戎马生涯，经历大小百余战，终于官至少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当然，少将副军长绝不是李弥的最高理想，如果说中国的何绍周们是依靠皇亲国戚裙带关系后门后台轻而易举取得高位的，那么平民出身的李弥们便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功劳、汗水、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卖身投靠、铤而走险等等来实现。

    总之李弥们付出的终归比得到的多得多。

    七月一日，怒江大桥修复通车，第七十一军转攻龙陵，由第八军接替进攻松山。五日，远征军直属重炮团及军、师炮群百余门大炮一齐轰击，掩护第八军三个步兵师从四个方向向松山阵地轮番进攻。

    腊勐以上，即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山势更陡，敌人工事更加坚固隐蔽。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冒着大雨和敌人枪炮，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在山谷里攀登。泥泞的山坡好像泼了油，士兵们既要留神脚下摔跤，有要提防头顶上长了眼睛的机枪子弹，真是两面受敌，艰苦异常。

    日军利用恶劣天气频频发起反击。他们完全不惧怕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心理上没有负担。他们或以逸待劳，准确射杀暴露于开阔地的中国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者派出小部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或迫击炮，隐蔽出击，一顿猛轰将敌人赶下山去。

    接连几日，第八军进攻受阻，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各师奉命待命一日，在山下修筑工事。

    次日夜，荣一师荣三团一部约两百人突入敌主峰子高地，试图中心开花，打乱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即遭到包围，始知上当。这一夜，山上枪炮声喊杀声昼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伤兵爬下山来。据伤兵称，子高地中央乃一大地堡，四周簇拥无数小地堡，火力网四面交叉，密不透风。堡与堡之间且有掩蔽壕相通。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听见地堡里有日本女人唱歌。

    此后数日，飞机再炸，大炮再轰，将松山大小山头反复犁过数遍，有的地方焦土深达几公尺。

    然而第八军进攻依然收效甚微。

    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弥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和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他在作战日记中留下后话云：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之最艰巨任务。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也就是说，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六章第三节载：

    “七月二十四日，阴云浓雾，步炮协同困难，未能扩大战果。而敌乘雨之际，猛扑丙丁高地，第三0七团副团长陈伟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与敌鏖战负伤……”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区天气晴朗，晨雾尚未散尽，阳光温熙地洒进窗来。陈伟先生与我面对面地坐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受采访。陈先生已逾花甲，面庞清癯，花白头发梳理整齐，腰板依然挺直，穿一件朴素庄重的灰咔叽中山制服。同我认识的所有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一样，陈先生言语也不多，说话谨慎，如果我不提问，他便绝不主动开口，极有礼貌地保持沉默。

    我的采访是从松山以外的话题开始的。为行文方便，我删去提问和与文章无关的内容，将陈先生谈话整理如下：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第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到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广州沦陷区，部队一律不带家属。

    “那时物价不算太贵。二等兵一月六元法币，少尉排长四十八元，中尉八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我是中校，记得一元钱要买一百斤大米。

    “打日本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管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日本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管别人会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对中国作出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军部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干训班，由美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干部和特种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按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进行短期精神训化，启发士兵爱国觉悟。团部设政训处，有政训主任，连部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不仅工事坚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部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地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桩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桩，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党军队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弥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

    “你问松山战役取胜的关键在哪里？我看除了中国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国飞机支援外，战术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李弥及时调整战术，第二是使用火焰喷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陈先生伤愈后升任团长，后任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在广州率部起义。现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

    5

    一九七一年，当我作为百万知青大军的一员，从天府之国的成都来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时，心中除了一片如同遭到上帝抛弃的荒凉外，对脚下这片陌生的红土地及其周围的人生故事全都漠不关心。

    我们建设兵团（后恢复农场）座落在怒江以北几百公里的边境上。那是一块相当于成都市大小的富饶而荒凉的山间盆地，当地人称坝子。至少还有三种少数民族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坝子形如狭长的朝鲜半岛那样深深地楔进缅甸北部莽莽苍苍的热带林海中，它西与密支那相邻，南与八莫隔山相望，我们农场就好象一座坚强的桥头堡，牢牢地占据了这座半岛的中心位置。

    农场始建于公元一九五五年，最初由几百名部队转业官兵创建。这些官兵虽然都戴过红彤彤的五星帽徽，来自革命大熔炉，却没有一个属于那种货真价实的老革命。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角色，比方投诚、起义、收编等等，有的还是三大战役的俘虏兵。总之，这些老前辈的形象都远不够那么高大和光辉，因此很快就在我们这些被派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心目中黯然失色。

    尽管当时我本人已经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我和我的情绪冲动的知青伙伴还是不公正地虐待了那些被历史遗弃的老兵。

    十年之后，当我重返滇西，为创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进行历时数月的实地采访的时候，我特地回到了一度朝思暮想的边疆农场。也许由于时过境迁，也许由于经历了人生，多了一些沉重，少了一些幼稚和肤浅，总之我在那里几乎毫不费力地拾取了许许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有别人，也有自己。

    我在无意中还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昔日备受歧视并领受许多不公正待遇的老兵们，竟然大多有过参加抗日战争的辉煌经历，其中有人甚至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

    这个发现确曾使我大大地激动了。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习惯鄙视和轻贱那些被宣布有罪和所谓历史有污点的人，把他们压迫得抬不起头来。我们都习惯用政策划分历史，却不知道历史有自己的面目。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因为过于无知和轻信，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我们对于历史曾经有过明显的偏见和谬误，这却是事实。

    我想这也是历史，一段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进化史。

    于是，我又在农场多住了些日子。在赤日炎炎的蔗林地头，在凉风习习的胶林和果园里，在农舍昏黄的电灯光或者烛光下，我的小录音机忠实地录下了那些残存在垂暮老人记忆网膜上的遥远的故事，再由我如考古一般，把它们拂去尘土，一件件恢复原样。这样，我就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远征军，关于松山和腾龙战役，关于中缅印大战的第一手资料。我采访过的老人如今有的健在，有的已经谢世，他们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我撰写的纪实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和极为宝贵的真实性基础。

    袁德均，男，六十九岁。国营陇川农场四分场二十七队退休工人，籍贯贵州遵义鲁家乡。瘪嘴，无齿（“文革”初期遭革命群众悉数击落），因此说话口齿不大清楚。

    “俄（我）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家门口被抓丁的。那天俄还记着，俄背了一篓早稻去赶墟，刚出门就碰上抓丁。都怪各人命不好。

    “那些兵蛮凶，动不动就打人。壮丁都拿麻绳捆了，几百人一串，有认得的，也有认不得的，枪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围成一圈睡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活活打死。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云南的马关，就是现在打仗的老山前线。

    “你问路上乞（吃）什么？那才惨哩，告诉你，乞稀饭！天天两餐，一人分一碗，清得跟米汤一样。才到安顺就饿死人。记得俄有个老乡叫陈世行，读过初中，不知怎么也抓了丁。当分饭组长，大公无私，结果自己才走到云南的富源就饿死了。路上至少饿死了一半人。

    “壮丁先关在军营里受训，立正，敬礼，下操，然后才分到部队。俄分在第八军一0三师三0八团当步兵。俄们团先是驻在马关，天天下操，还要挖工事。当兵的伙食比壮丁好多了，顿顿不挨饿，能乞饱，有时候一月能乞几回肉哩。也不挨打，当官的害怕上战场挨黑枪，所以一般对当兵的还很照顾。虽然这样，俄还是不想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俄家里有田有地，虽然不富裕，也饿不死，为啥子偏要当兵呢？所以第二年部队换防到文山，俄开了三次小差，都没跑脱，要枪毙。幸好排长是我们遵义老乡，说了情。你不晓得，当兵的老乡能顶亲兄弟，俄现在就还记老乡的大恩。

    “第二年五月，俄们部队接到命令，开到保山增援第七十一军。听说那边的日本人凶得很，七十一军快打光了。过江前，俄们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都讲了话。俄记得他们的意思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死，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乞肉，喝壮行酒。排里分了一坛烧酒，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宰了，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俄喝着喝着就哭了。俄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岸，俄倒不是怕死，是因为再也回不了家乡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打炮，不象战场，象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俄们才看清那座松山。俄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七十一军吃了大亏。

    “不打仗不晓得枪炮厉害，打起仗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硬碰硬之意）。炮弹一炸，连石头都在抖，枪炮声密得跟大年三十放鞭炮一样。鬼子的机枪厉害极了，子弹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往人身上钻，打得人抬不起头。连长命令冲锋，排长说敌人机枪这么猛怎么冲？连长说是团部的命令。大家只好爬起来慢腾腾地前进，结果只冲了几十米又退回来，白白丢下十几个弟兄。

    “硬冲不行，就边打边修工事，打了半个来月，俄们团的工事修到了大垭口下面。大垭口有日本人的指挥部，有发电厂，听说还有妓院。反正暗堡到处都是，火力猛得很。有次三连刚刚冲上去，军部的榴弹炮就打过来，结果只有十几个弟兄逃回来。李弥气得当场就把那个炮兵团长给毙了。

    “日本人的工事修得有水平，不光牢固，轰不垮，而且很隐蔽，不容易发现。你冲锋他不打枪，等你冲到跟前机枪就响了。所以每次进攻都有伤亡。开头对付暗堡没有经验，连长命令班长带几个人上去干掉它，班长就骂骂咧咧地点起几个弟兄，身上捆了许多手榴弹，匍匐前进，跟电影《上甘岭》里演的那些事差不多。但是日本鬼子精得很，他们在暗堡里往往都是三五成群，互相用交叉火力掩护。你想摸近这个，那边枪响了，所以你很难接近它们。就是接近了，也未必能搞掉它。俄们班有个叫二牛的四川兵，不知怎么七摸八摸到底摸到敌人地堡跟前。不料摸到跟前也没法下手，地堡没有门，只有几个枪眼，鬼子机枪打得又凶，心一慌，掏出手榴弹就扔。结果手榴弹被岩石挡回来，反而把自己腿炸断了。你看冤不冤？

    “进攻松山那阵，几乎天天下雨，身上没一处干的。加上山大坡陡，地形不利，敌人在上面，俄们在下面，所以吃了不少亏。山上死人很多，阵地前面到处都是尸体。白天伤员没法拖，只好眼睁睁看他断气。到了晚上，敌人经常派敢死队来夜袭，搞得人人都很紧张，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者拖那些尸体。这样，只要有飞机轰炸，或者大炮开火，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的胳膊大腿炸上了天。怒江那地方，天气怪得很，早上下雨冷得发抖，太阳一出来，嘿，烤得跟伏天一样。死人不出一两天，尸体就开始腐烂发臭，生出白花花的大蛆，爬得阵地掩体到处都是。幸好美国军医连夜到阵地上到处打预防针，服药片，才没有染上瘟病。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么残酷。弟兄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洗不干净。

    “听说后来用了美国人造的喷火枪才解决了问题。狗日的！俄没有赶上用那玩艺儿，不过心里挺解恨。想想烧死那些狗杂种的日本鬼子，烧得哇哇叫，心里觉得痛快。俄是在攻打发电厂的时候受伤的。排长命令炸掉敌人火力点，还没有靠近就挨了子弹，在大腿上，幸好没有伤着骨头。但是俄不愿意送命，就趴下装死，夜里自己慢慢爬回山下，后来被转送到后方医院。

    “在山脚公路上，从腊勐开始，等着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有重伤号，没等上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我这样的轻伤号。俄们都是当地老百姓组织的民伕队抬过江去的。

    “听说俄们那个师（一0三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

    袁德均老人的话题还很长很长，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饱经沧桑的历史小说，我在这里只不过摘取了其中短短一章。袁德均伤愈后参加了内战，一九五0年起义，同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革”被管制。一九八六年他终于在离家三十二年后头次回到贵州老家探亲，却赫然发现家乡陌生得叫人不敢相认，只找到一个五服之外的远亲表兄。

    张羽富，男，六十六岁，原国营陇川农场二分场场长，离休干部。张场长身材瘦弱，精神尚好，对于退下来没有意见，却经常感到寂寞。因此很高兴有人从省城大老远来同他聊聊往事，尤其是扯扯那些不好写进档案又始终让人耿耿于怀的历史旧账。

    “我是贵州省德江人，家住乌江边上，地名叫中坝。我记得清楚，我是一九四三年阴历十二月初被抓的丁，家里人连音讯都不晓得就抓走了，一走四十几年。

    “我分在第八军工兵营。工兵营是新组建的部队，由美国教官亲自训练，比步兵待遇好。不是运气好，是因为我念过两年私塾，识几个字。

    “我们先在文山，后来开到云南驿演练。上课的都是美国人，并不凶，另外还有一批美国工兵专门示范操作。工兵学习的内容很多，比如架桥，主要浮桥，埋雷排雷、爆破等等。后来又专门学习使用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是美国人发明的新式武器，威力很大，上面叫保密，后来打松山的时候就拉上去了。

    “训练了两三个月，部队就奉命开上前线。五月端午那天，卫立煌长官在保山检阅第八军步、炮、工演习。我们站在队伍前面，看得清楚，卫长官是个矮胖子，留一撮黑胡子，穿呢军大衣，别短剑，威风的不得了。其实当兵的谁也不想打仗，谁也不愿意送死。

    “一上前线，那种场面才叫惊心动魄。死人多得没法掩埋，到处都是尸体，主要是我们的弟兄，也有日本人。只好听凭日晒雨淋，炮轰弹炸，最后乌黑的尸体把山上的草都咬死了，几年后我路过那里，山上寸草不生。

    “打大垭口的时候，李弥想出一个办法，从炮兵调来几门小钢炮（山炮），抵近地堡直射。这样起了一些作用。炮兵消灭不了的死角，就由我们工兵用火焰喷射器解决。

    “我还记得，头次喷火那天是八月一号，下小雨，山上风大，刮得呼呼响。副班长和我准备行动。副班长姓潘，河南人，脸上有麻子，我们都管他叫麻皮。麻皮管喷火，我做助手，背燃料瓶。那时候的燃料瓶沉得很，二三十公斤一只，模样跟现在的泡沫灭火机差不多。

    “头次上阵，心里直打鼓，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步兵当然没见过这种洋玩艺儿，稀奇的很，那个连长当场讲好，干掉敌人堡垒由他请客。麻皮在湖北打过仗，是个老兵油子，左滚右爬很快就进入喷火位置。我紧随其后，硬着头皮往前爬，总算运气好，没有被子弹打中。

    “等步兵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开去，麻皮就接上燃料管开始瞄准。敌人地堡在三十多米外，从我们演练的效果看，应该万无一失。哪知道麻皮刚刚扣动扳机就出事了，只听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乱滚。原来他只注意喷火角度，忽视了风向。一阵山风将近千度高温刮回来，当场就把他的眼睛烧瞎了。

    “我幸好躲在他身后还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否则也不能幸免。

    “但是麻皮射出的那股火却没有失效，鬼子的地堡立刻就冒出许多浓烟来。我听见敌人在地堡里哇哇乱叫，有几个没烧死的钻出地堡逃命，马上就被我们的机枪打倒了。后来步兵兄弟们冲上来，把阵地往山上又推进一步。从此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懂得了选择风向的道理，但是麻皮的下场却很惨，听说在后方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就失踪了。

    “火焰喷射器在肃清松山外围暗堡和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般在三四十公尺以内，瞄准了必定有效。日本人的确非常顽固，往往地堡上层烧塌了，下层继续往外打枪，直到烧死或者把地堡彻底炸坍为止，总之没有人投降。后来一直打到松山主峰，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起来，还是没有捉到一个日本俘虏。再后来，李弥下了命令，活捉一个日本俘虏赏金一千元，听说抓到几个伤兵。

    “松山主峰叫子高地，山头只有一两亩地大小，四周有十几个高高低低的小山包相连，互相依托。日本人在子高地修了个顶大的地堡，听说足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二十米深，坦克能够开进开出。四周山包上则全是小地堡，堡与堡之间有掩蔽交通壕相通，形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敌人地堡之坚固，美国飞机天天轰炸，把山头削低了几公尺，也没法消灭它。对于这样的工事，别说步兵没法接近它，即使接近了也只会白白增加伤亡。听说荣三团曾经摸上去两个连，结果全都丢在了山上。

    “我们把战壕一直掘到离子高地还有两百米远的地方，就再也没法前进了。因为最后这段山坡特别陡，至少五六十度，连打枪都得仰起头。我们在这个地方蹲了半个月，什么办法都想尽了，还是毫无进展。阵地前面白白丢了几百具中国兵的尸体，那些尸体你枕我，我压你，个个头朝敌人，没一个孬种，那场面才叫壮烈哩。现在回想起来，咱们的士兵真正是浴血奋战哪。

    “八月，听说北边腾冲和西边龙陵都打得很凶，尤其是龙陵，第二军、七十一军打进去三次都被敌人反扑出来。因为松山好比一把大铁锁，从怒江西岸牢牢封锁了滇缅公路，卡住了中国军队的脖子，所以不砸开这把锁，龙陵前线就没法长久坚持，迟早得崩溃。后来蒋介石急了，在重庆下了一道命令，限第八军九月一日前拿下松山。还是美国顾问给李弥出个主意，建议从松山下挖地道通到子高地，然后用最新式的美国炸药将地堡炸掉。李弥采纳了建议，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松山大爆破。

    “地道从八月四日开始施工，由我们工兵营负责挖掘，美国顾问亲自测量计算。为了不让敌人察觉，炮兵天天朝我们头顶上打炮，步兵照样出击迷惑敌人。我们从阵地最前沿开始掘起，先平行地掘一个直洞，通到子高地下面。我们分成四班，白天黑夜地干，大约掘了十来天，美国佬爬进洞来一段一段地量了，说声OK，我们的人就分成两起，一左一右竖着往上掘。对了，就这样，成个Y字形。打洞当然辛苦极了，不过想想阵亡的弟兄，想想敌人就要飞上天去，咬咬牙也就干下去了。

    “这次只掘了几天，顾问说好了，已经到了敌人脚底下。大家一听都很紧张，就开始挖出两个药室，分别都有一座房间大小。听侦察兵说敌人好像有了察觉，也在从上面挖反击地道。于是大家赶紧往洞里搬运炸药，大气也不敢出，生怕被敌人抢了先，前功尽弃。

    “炸药都是美国货，铁箱子，每箱二十五公斤。我记得左药室填了一百二十箱，右边填了一百六十箱。光是往洞里搬这些铁家伙就花了一天一夜。

    “八月二十日早上，天气突然晴开了，好像老天有意要让大家开开眼界。一清早，太阳从怒江东岸升起来，把松山子高地照得通红。炮兵照例先打一通炮弹，步兵又佯攻一阵，目的是把更多的敌人吸引到子高地，使爆破取得最大的效果。大约九点钟吧，所有的部队都撤下大垭口，李弥下令起爆。那天卫立煌、宋希濂、何绍周都早早地过了江，还有几个美国将军和高级顾问也在掩蔽部观看。工兵营长亲自摇动起爆器。我看见他的手有些抖，猛吸几口烟，然后扔掉烟头，狠狠摇动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装置。开始似乎没有动静，过了几秒钟，大地颤动一下，接着又颤动几下，有点像地震，掩蔽部的木头支架嘎吱嘎吱晃动起来。同时我看见子高地有一股浓浓的烟柱窜起来，越来越高，烟柱头上也有一顶帽子，很像解放后电影上放的原子弹爆炸。烟柱足足有一两百公尺高吧，停留在半空中，久久不散。声音传过来时，却不及想象的大，没有飞机扔炸弹震耳，闷响，有点像远方云层里打雷。

    “我们都顾不得隐蔽，站起来欢呼，想象敌人都被血淋淋炸飞到空中，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说来也真是邪乎，山上的敌人果真都炸懵了，直到荣三团的步兵不费一抢一弹冲上子高地，周围那些地堡的敌人才又拼命打起枪来。

    “子高地我上去看过，炸药的效果没有最初设计得那样大。松山主峰只炸出两个漏斗样的大坑，都有几十公尺宽，几十公尺深。听说至少有七八十个日本兵被埋在坑里，还有十几个炸成碎片，这有四个震昏的做了俘虏，耳朵鼻孔都在流血，不知后来救活了没有。说来有意思，我们搞的这次爆破，不知怎的被当地老百姓编成一个故事流传开来，说是日本人在松山修了一座秘密军火库，藏有大批飞机、坦克、枪炮、汽车，还有许多金银财宝。日本人眼看要完蛋，就将松山炸坍埋起来。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许多人都信以为真。五七年大炼钢铁，几百里外想发财的人都拎着锄头上松山去挖财宝，但是谁也没有找到过军火库的影子。

    “子高地以后的战斗我没有参加，主要是步兵扩大战果。那些日本人眼看大势已去，拼命反扑，想把子高地夺回来，到了九月一号，松山还是没有最后拿下来，滇缅公路也没法通车。蒋介石火了，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八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军长副军长按军法从事。李弥急红了眼，抓一顶钢盔扣在头上，亲自带特务营上了松山主峰阵地。九月六号那天我看见他从主峰上被人扶下来，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军服变成碎片，打一双赤足，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了形。

    “松山战役好像就是李弥从主峰上下来的第二天结束的。那天夜里枪声响得特别凶，还有许多爆炸声。听说日本人手榴弹打光了，就扛起迫击炮弹往石头上砸。后来打到中午，枪声才渐渐稀了。大概下午四五点钟，山上传来消息，说胜利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李弥坐在指挥部外面一块石头上，参谋跑上前向他报告，他没动，仍然僵直地戳在石头上，接着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

    “松山打下来，竟没有捉到日本俘虏。只有几个做饭的缅甸人，还有七八个妓女，听说都是朝鲜人。中国兵好奇得很，都围了妓女看，评头品足，心里不知什么滋味。那些女人都穿黄军装，有胖的，也有瘦的，却并不害羞。军部派人把她们押过江送走了。听说日本兵打仗勇敢就奖励跟女人睡觉，从前听老兵讲，不相信，说是瞎吹牛。打那次亲眼见了才信。啧啧，日本人真他妈的……作孽。”

    也许是关闭太久的记忆闸门一旦打开，就不容易止得住，老人絮絮地同我谈了一整天，依然兴犹未尽。临别，他送我出门，郑重其事地嘱托我一件事：就是向省城领导反映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士的待遇问题。那些人为国家打了八年仗，却不算功劳，不给离休待遇，不公平。是个政策问题。

    6

    五月十一日，中国远征军两翼集团强渡怒江，日军腊勐守备队即陷入我军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守备队除无线电通讯外，与后方断绝了一切联系。经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后，陷入弹尽粮绝的苦境。松山师团长鉴于取胜无望，曾考虑主动撤退，遭到缅甸方面军否决。方面军认为撤退就意味着失败，而怒江前线是无论如何不允许失败的。因此腊勐守备队的命运就注定只有一个：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与阵地共存亡。

    金光惠次郎，炮兵少佐，二十九岁，东京都人，毕业于东京工业专科学校。入伍前系动力技术员。少佐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或者工厂经理，但是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志向，把他变成侵略军中一名年轻的炮兵下士。

    在第五十六师团，金光下士以作战勇猛和头脑冷静而著称，他的晋升平稳而且迅速，这大约是战争带给人们的唯一好处。一九三九年南昌战役，日军久攻不下，金光冒着危险，指挥一门野战炮抵近射击，直接命中守军指挥部，致使中国第三十九军中将军长陈安宝当场殒命。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军事演练大会武中，腊勐守备队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三项第一的优异成绩。在长达两年的怒江防务中，该守备队勤于演练，常备不懈，作战大小十一次，多次受到上级嘉奖。另据派驻腊勐的随军慰安所军医武泽少尉报告，该守备队从未发生一起士兵暴力侵犯慰安妇的严重事件。该所全体慰安妇对守备队纪律及友爱精神均表示满意。

    据说金光少佐只有一次受到批评，那就是他擅自将士兵接受慰安的次数由每月三次减为两次。

    七月十九日，金光少佐收到师团长下令死守的电报当天以守军名义致电师团长并向天皇宣誓：决心全体“玉碎”，誓死完成神圣使命。腊勐守备队的壮举成为日本缅甸方面军学习的楷模。为激励士气，河边总司令指示将腊勐守备队的战况每日一次通报全军。

    二十八日中午，日机四架趁阴雨天气偷偷飞临松山上空，这是自松江开战以来日本守军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接受来自后方的空投补给。日本官兵见到自家飞机，全都欢呼雷动忘乎所以，钻出战壕和地堡拾取空投物品，并且饱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唱起日本国歌《君之代》。

    当晚，师团司令部收到腊勐守军电报，电文如下：

    芒市。第56师团司令官收

    将军阁下：

    1·感谢今天的空投。全体官兵对手榴弹合掌致意，誓保奋战中每发必中。伤员共509名。一只眼、一只手和一条腿的人也在火线上战斗。

    2·我军飞机为空投弹药进行勇敢低飞，竟为敌人炮火所伤。全体守军深感痛心，务请今后不必过于冒险。

    腊勐守备队司令

    金光惠次郎少佐

    ——引自日本《大东亚圣战史》第七篇第二章第五节

    八月八日，腊勐守备队再次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金光少佐从各阵地抽调数十名士兵，分为若干小组，臂缠白布携带轻机枪、手榴弹，趁夜间滂沱大雨摸出阵地，偷袭我军重炮阵地和前线指挥所。偷袭获得成功。是夜炸毁我军重炮数门，缴获弹药十余箱，毙伤官兵数十人，其中有美国顾问两名。

    偷袭战术一度延缓了中国军队的进攻。此后，日军频繁出击，反覆得手，甚至险些危及挖掘地道的秘密工作。只是由于中国军加强了防范，日军伤亡增加，才自动停止了夜袭。

    八月二十日，子高地中心开花，日军牢不可破的防线被撕开一个大缺口。金光少佐亲率士兵全力反击，试图重新夺回子高地，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退至松山西北死角死守。

    至此，腊勐守军已经四面楚歌，粮食、弹药、饮水所剩无几，抵抗仅只是延缓死亡的到来而已。

    《缅甸作战》载：“……二十九日，断粮第三天，金光少佐下令吃人肉。这项命令被解释为只对敌人有效。”

    于是饥饿的日本士兵就将那些刚死去或即将死去的敌人拖回来，在战壕里燃起火堆，剜出他们的内脏，砍下手臂、大腿，或者割下臀部的肉来血淋淋地烧烤。人肉相当有效地支持和鼓舞了日本军人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九月五日，日军被压缩在一块不到两百平方米的阵地上。金光司令官明白大势已去，毅然于当晚十时给松山师团长和河边总司令官发出了诀别电报。

    芒市。松山师团长并转河边总司令官。

    将军阁下：

    1·从五月十日以来，死守阵地已有118天。卒因卑职指挥不力，弹药罄尽，将士大部战死，所余73人，无一不带伤者，所以未能做到支撑全军攻势，深感内疚。为此我已下令焚毁军旗与密码本，准备全体殉国。

    2·承蒙总司令官、师团长阁下长期特别关注，全体不胜感激。今后多乞对阵亡官兵家属多加关照。我等将在九泉之下，遥祝大日本皇军取得胜利。

    腊勐守备队司令官

    金光惠次郎少佐

    ——引自日本《大东亚圣战史》第七篇第二章第五节

    发报毕，砸碎电台，焚毁军旗，每个活着的日本官兵都默默地注视这黯淡而又悲壮的一幕。

    “玉碎”的时刻到来了。

    夜深沉，阵地四周的枪声渐渐归于沉寂，浓重的夜色覆盖大地，也遮盖了怒江西岸这块即将粉碎的阵地。天明之后，这里的一切将不复存在，每个活着的人都将死去，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然后从大地上消失。远处山坡上，峡谷里，到处都有一堆堆晃动的篝火，那是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在等待天亮进攻。阵地上，白天美军投掷的凝固汽油弹还在燃烧，山风刮起，送来一阵阵树木和尸体焦糊的臭味。

    这是帝国军队历史上一个最惨淡的黑暗之夜，所有的日本军人都僵立着，轻伤员搀扶重伤员，躺着的人被扶坐起来，默默望着司令官手中那面象征大和民族胜利和征服精神的旗帜被一团鲜艳的火苗无情地吞噬着。火光忽明忽暗，映亮士兵们一张张被硝烟熏黑的肮脏的面孔。他们的表情无比沉重和黯然，虽然也有人流出了悲痛的泪水，但是更多的人早已麻木。护旗官木下昌纪中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看到司令官的手在微微颤抖。军旗点燃了，火焰慢慢腾起来。司令官很平静，一直坚持让火焰在手上燃烧，我们都嗅到皮肉烧焦的糊味。火焰熄灭时，司令官的手已经烧黑了。

    “我们深受感动。有人唱起军歌《爱国进行曲》……”

    该做的努力都做出了，该付出的代价都付出了，但是失败的潮水仍将不可避免地吞没这些意志顽强的日本人。尽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曾经是工人、农民、职员和大学生，但是战争的号角一夜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并把他们变成一群侵略者。因此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将战争进行下去，否则战争这两大车是绝不会自动停下来的。他们只能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这就是他们的归宿。

    应当指出的是：侵略战争这辆大车往往不仅驱动士兵的肉体，还驱动他们的精神奔向战场。下士小野太郎（东京职员）在日记中记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旦下定为胜利而捐躯的决心，为建树任何功勋就死去那是可耻的。”上士军曹中村岛雄（大学生）则用这样优美的诗句结束了自己的遗书：“天亮的时候，我将朝着东方的黎明迎接敌人的到来，我将在曙光中化为一尊微笑的神。”（摘自【美】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

    午夜，金光少佐将木下护旗官唤到跟前，交待他一个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突出重围，代表腊勐守军向上级详细汇报迄今为止发生的战斗经过，呈递有功将士事迹，并将官兵遗书、日记、信件转交其家属。”

    木下中尉领受任务，含泪敬礼，然后换上便衣，潜入阵地外面的茫茫夜色里。该中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十三天以后的九月十八日经小路到达芒市师团司令部，成为腊勐守备队中唯一一名生还者。木下生于大正四年（一九一八年），佛教徒，现仍健在，住在东京郊下田町。身份为京都某商社退休职员。

    拂晓前，金光少佐同军医一道来到地堡下层，这里还掩蔽着十几名不愿撤退的军妓。

    面色憔悴的女人们默默注视着突然出现的阵地指挥官。她们虽然不知道外面已经焚烧军旗，但是指挥官的脸色告诉了她们一切。她们中间，有几个人因为拒绝进食人肉已经饿得奄奄一息。金光少佐努力对她们笑了笑，摇曳的灯光将他的脸拉长了，变得十分狰狞。

    “女人们，你们听好，我最后一次劝告你们，”少佐的声音听上去生硬、冷淡，象铁块一样不动感情。“快逃走吧，下山去投降，请珍惜生命回家去。天亮以后，阵地将不复存在，我们要和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战。”

    女人中间起了小小的骚动，但是没有人站起身来响应。

    “你们一直给士兵带来很大的欢乐和安慰，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请赶快下山去吧。”军医也催促道。其实早在五月开战前，守备队就命令军妓随伤病员一道撤回芒市，但是被部分女人拒绝了。她们留在阵地上，白天做饭、洗衣、搬运弹药，晚上还要“安慰”士兵，用肉体鼓舞士气。这些女人已经将自己同士兵和阵地结为一个整体。

    一个叫樱子的日本姑娘虚弱地仰起脸来，代表大家回答：“长官，我们不下山。让我们同士兵一起去死吧。”

    军医斥责道：“胡说！我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按照天皇的命令去死。可是你们是女人，不是士兵！”

    少佐不耐烦了，命令军医：“没有时间了，把她们赶下山去。”

    樱子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她摇晃一下，很快站稳了，站得很坚定。

    “长官，我是日本女人，”樱子向少佐深深鞠了一躬，哀求道：“我是为了帮助士兵打仗才到这里来的，我要和士兵死在一起。拜托啦。”

    又有几个女人也搀扶着站起来。她们都很年轻，都是日本女人，来自同一个遥远的祖国。

    “我们不走！拜托啦……”

    “……”

    于是，大和民族的男人终于被他们的女人感动了。少佐呆立无语，脸色铁青，仿佛自己犯了什么大错。他突然扬起手，狂怒地打了樱子一个耳光，吼道：“混蛋——”然后机械地转过身，大步走出地堡。

    这一天天亮前，八个朝鲜和台湾女人打着白旗走下山去，六名日本女人和她们的士兵男人留下来，留在即将毁灭的阵地上，等待生命中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

    “军医先生，请等一等，我们要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樱子温柔地说，虚弱的脸上重新浮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我们最后做一回女人，请多多关照。”

    一九四四年，美国驻华新闻处发表战报《怒江战役述要》，其中第二节第九段载：

    ……九月六日，日军残部继续死力抗拒。其中有二十人坚守一地下室，中国士兵向他们喊话，令其投降，但遭到拒绝。这些

    人终于全部战死。在该地下室里，还发现另外六具年轻女尸，身着华丽的日本和服，并涂有脂粉。据推测，是日军担心她们被俘，事先将她们残忍地杀害了。

    医官检验结果：这些女性系妓女，致死原因是服用氰化钾剧毒……

    九月七日下午五时，一轮红得割眼的夕阳正缓缓地坠向怒江西岸，坠向松山背后的大垭口。夕阳将残血一般的余晖洒向怒江峡谷的崇山峻岭，涂抹在弹坑累累遍地焦土的松山主峰上。日军守备队最后能站起来的士兵还剩下十七名，他们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金光少佐带领下，进行最后一次自杀式冲锋。

    然而，一发迎面而来的迫击炮弹直接粉碎了少佐的战斗意志，紧接着一阵更猛烈的炮火将日本士兵的躯体变成一团团耀眼的红色粉雾。后来当数以千百计的灰色的中国士兵呐喊着冲上山头的时候，真正能够支撑身体站起来射击的只剩下三个日本人。但是他们仅仅在几秒钟之内就鲜血四溅地栽倒在这片焦灼的异国土地上，用撕裂的身体和破碎的灵魂祭奠一个岛国民族野心勃勃的世纪之梦。

    确凿资料表明，松山大战役没能抓到日本俘虏。惟一一个被俘的日本伤兵途中醒来，竟然咬掉一名中国士兵的耳朵，被当场击毙。

    攻克松山的胜利打破了怒江战场的僵局。九月八日，大批增援部队和后勤辎重通过滇缅公路，源源开往龙陵前线。

    十四日，腾冲告捷，左右两翼连成一片，合力猛攻龙陵。日军终于抵挡不住，开始向缅甸境内节节败退。松山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军队在怒江战场的败局。

    松山大战历时一百二十天。在这座方圆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山头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了两个军五个步兵师及炮、工兵部队若干，总计六万余人，火炮两百门，发射炮弹数万发。动员后勤民工达十余万人次。另有美国飞机空中支援。日本军队在松山的兵力为一千二百余人，火炮三十门，坦克四辆。交战双方兵员之比约为50：1。

    是役中国官兵阵亡八千余人，伤者逾万。日本守军除一人突围外全部战死。双方付出的代价之比为15：1.

    重庆。黄山别墅。

    华灯初上，窗外暮色苍茫，远山近壑都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暮霭之中。

    蒋委员长为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屈克·杰·赫尔利先生举行的盛大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一个侍从快步走到委员长跟前，把一份前线急电呈给他。

    蒋介石一目三行阅过，一丝掩饰不住的喜悦悄悄爬上眉梢。

    宴会在轻快的《迎宾曲》中开始。

    委员长致词。领袖今天特意身着戎装，胸前佩戴的大元帅胸饰非常醒目。他缓缓环视来宾，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沉重口吻说道：

    “尊敬的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一位刚刚从华盛顿飞来的总统特使赫尔利先生。特使先生将要把我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真实消息带回去，带给美国总统和人民。但是，在我致词以前，我愿意报告大家一个消息，它可以被看作对特使先生最好的欢迎。就在几小时前，我军终于以重大代价攻克怒江前线的重要据点松山（鼓掌）……

    我提议，让我们为前赴后继英勇阵亡的前线将士默哀一分钟。”

    话毕，他躬身将一杯晶亮的葡萄酒缓缓泼洒在地毯上。

    九月九日，委员长在重庆发布公告，高度评价中国官兵在松山大捷中表现的爱国热忱和战斗精神，同时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云云。

    7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月，我为收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场资料，只身进入人烟稀少的滇西北山区。我徒步行程数百里，走过怒江天险以西滇缅公路的大部分路段，沿途考察保山、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畹町以及惠通桥、惠人桥、腾龙桥等数十处就战场遗址，采访和调查了数以百计的居民和农民。在芒市，我得到当地政协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位年过半百的办公室主任亲自为我带路，提供采访线索，并赠送当地编辑的文史资料若干。在滇西某县，一位宣传部长检查过我的证件和介绍信，然后说要研究研究。我说我是专程来贵县采访的，希望提供方便，不胜感谢。部长答：不经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在该县境内采访。

    两天后，县委某书记终于批准我采访，但又传达明确指示如下：不提供车辆地图；不许拍照；不许私自收集文物；等等。我以为没有车辆地图倒也罢了，不许拍照不许收集文物却限制得毫无道理，须知历史不是私家财产，怎么能被霸占起来据为己有？

    幸运的是，每当我处于困境，或者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都能凭着文学的特殊语言找到许多素不相识的朋友并得到他们的真诚帮助。于是我又陆续找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线索，发掘出许多淹没已久的历史素材和人物。我感到自己变得很充实，很自信。

    在龙陵县，我在采访中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居民还保存着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物，准确说是战利品。比如日军的钢盔、刺刀、行军锅、炮弹箱、铝饭盒、子弹壳、炮弹壳，等等，不计其数。在一居民家里，我看见主人火塘上架着一口硕大的日本行军锅，锅里煮着噗噗作响的发酵饲料。在另一村民家里，好客的主人忙着用钢盔为客人烧汤烧开水。当地人全都乐意向我贡献那些残存在记忆网膜上的历史故事，但是他们似乎更乐意向我有偿贡献那些战争实物，虽然当地政府曾经三令五申禁止私人收购。一个村民兴冲冲地爬上阁楼，在灰尘和杂物中捣腾了足足一刻钟，终于摇摇欲坠地扛着一只黑黝黝的家伙走下楼来。我赫然看清那玩意儿竟是一颗尚未爆炸的大炸弹！据说当地合作化的时候，有人试图用这些沉甸甸的铁家伙锻造农具，结果闹出许多血淋淋的笑话来。那村民指着炸弹说，便宜卖给你只收十元，你如果有兴趣楼上还有好几个。俨然如炸弹收藏专家。

    我只花了一毛钱买下了好几枚黄橙橙的机枪子弹壳。

    在龙陵县盘桓的那段日子，我常常被一种莫名奇妙的烦躁鼓动者，决定独自上松山去考察。一九七二年途经松山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相信那绝不是偶然经过，尤其经历了十几年漫长的人生岁月之后，我更加坚信那一定是冥冥中命运之神的安排。

    当地朋友劝告说，松山山高路远，且荒芜，不通车，来回要一两天。我执意要去，朋友不忍，便舍命陪君子。有人做伴，自然高兴，经过一天曲折，我们终于登上松山，后来又站在那座被称作“东方直布罗陀”的松山主峰——子高地上。

    山风嗖嗖，热汗顿消。一只大鸟在头顶上不祥地怪叫，令人蓦然一惊。

    我意识到自己站在历史的入口处。这里还有一座被人遗忘的尘封的历史殿堂。

    在我脚下，岁月倒转，历史依然忠实地保存了那场战争的残局模样：蛛网般纵横交错的战壕，坍塌的地堡和阴险的枪孔，星罗棋布的单兵掩体和深深浅浅的弹坑。地堡和工事壁上，火焰喷射器留下的焦灼痕迹清晰可见。

    我信步走着。

    如果说十几年前我曾为松山的历史感到惊讶和困惑的话，那么现在我则被眼前这幅惨烈的战争图景和血染的历史丰碑所深深震撼。我感到我的思想，我的灵感，我的关于民族和战争的种种构思都一齐苏醒过来，贪婪地吸吮这来自历史深层的博大滋养。

    一棵拦腰炸断的老松树居然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我数了数，树身竟嵌满整整四十块锈迹斑斑的弹片。

    在阵地一侧的低洼地，当年被人血腐蚀的黄土，如今依然寸草不生。

    山川依旧，物是人非；斗转星移，数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我坐在高高的废墟上沉思，听山间松涛怒吼，看峡谷云起云飞，体验着一种来自历史和大自然的古老神秘的沧桑氛围，心里渐渐涨起一片寂寞与孤独的潮水。

    大垭口有座阵亡将士公墓，就是我曾经凭吊过的那座断碣残碑，现在已被重新修复。公墓历经风雨坎坷，已经面目全非。我拍下一张照片，勉强认出如下符号可资考证：

    □□第□□□克松□□之将士□念□

    □□□提

    在地区公署保山，我按照史料指引，前往易逻池畔寻找怒江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不料公园管理人员矢口否认曾有此物存在。后经一位白髯老者指点，知道那碑碣早被破了，如今埋在××街××号楼下面做地基。我久久怅然。

    我不知道历史有没有空白，但是我发现了一段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空白。

    报载：一九八三年，北京某学府招考近代史研究生，考生云集。试卷内有一生僻名词，叫“松山战役”，众皆瞠目。只有一名云南考生近水楼台，指出松山位于云南某地，余下的内容便也答得似是而非。

    我独自咀嚼着历史的坚果。

    在我脚下的石缝里，绽开着一簇幽幽的日本兰。我摘下一朵慢慢地嗅着。这种兰花产地日本，叶墨墨，花瓣碎小，味奇香。开花时节，远近山林里都充溢着兰花淡淡的芬芳。据说这种花是一位爱花的日本军妓从那个东洋岛国带来松山的思乡物。如今，花的主人早已变为一抔黄土，它们却在这异国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且世世代代繁衍起来。

    在我面前不远处，山坡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深浅不一的大土坑，这就是当年一举扭转整个战局的松山大爆破的遗址。史载：两坑相距三十米，径宽约六十米，深不测底。现在，史书记载的情形已不复存在，这两只巨穴默默地承受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落叶和浮尘正在慢慢填平它。远远望去，它们好像嵌在松山额头上的一双欲哭无泪的枯眼窝。

    谁还记得它们曾经烜赫一时的辉煌战绩呢？

    在我脚下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在我身前身后，怒江两岸幅员广大的土地上，至少掩埋着数以万计的中日两国士兵的骸骨。人民原本不需要战争，但是战争使平民变成士兵，使士兵变成仇敌。他们互相厮杀，然后拥抱在一起永恒地沉入大地母亲的胸膛。历史牢记着凯撒、成吉思汗、彼得大帝和拿破仑的名字（也许还有朱可夫元帅和巴顿将军），但是没有人记得士兵。

    我想起一位诗人的话：

    “历史是一首寂寞的歌，寂寞是永恒的歌唱。”

    人原本来自大地，必将回归大地。万物皆然。

    我在脚下的泥土里偶然踢出一只尚未爆炸的铜雷管。雷管锈迹斑斑，早已失去效力，但是铜壳上的日本文字依然可辨。它将我的思路引向那个一衣带水的邻邦。

    日本官方统计：二次大战中，日本军人阵亡二百三十七万，平民死亡七十万，共三百余万人。但是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至少在三千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是日本死亡人数的十倍，为当时日本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日本天皇裕仁，战后多次出访欧美，并在各种场合向欧美各国表示忏悔。但是日本天皇从未访问过中国，并且从未向这个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表示过哪怕仅仅是口头上的道歉。

    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向我讲起一件事：八十年代初，日本某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其中一项是关于对本国历史的看法。测验结果表明，有百分之六十的年轻人为日本历史感到自豪。一个北九州的大学生坦率地告诉这位中国人，二次大战日本只有七千万人口，却占领了大半个亚洲，现在我们有一亿五千万人，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干出更伟大的事情来吗？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修正案”披露，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谴责日本政府掩盖其侵略罪行的不光彩行为。一九八四年该案正式提交东京地方法院审理，一拖数年。一九八九年十月东京法院一审判决竟为其开脱罪责，世界舆论大哗。

    三岛由纪夫，小说家、诗人，日本当代最有才华和影响的作家之一。一九七0年，三岛由纪夫在日本首相官邸公开切腹自杀，企图以此煽动军队政变，达到重组军政府和恢复大日本帝国的目的。并留下遗言，让学生割下他的头颅，以祭国魂。

    美国《华盛顿邮报》载：据日本官员透露，日本政府正在准备批准在海外部署日本军队，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

    新华社消息：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日本天皇裕仁因病在皇宫去世，终年八十七岁。太子明仁即位，成为日本国第一百二十五代天皇。裕仁天皇在位达六十二年零十四天，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国君。

    《人民日报》消息：一九九0年一月，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先生在议会批评天皇应对战争负责任，随即遭到右翼分子枪击……

    当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内重新取得世界大国地位之后，它并非没有在军事上东山再起的可能。我分明看见一个罪恶的幽灵还在战争废墟上徘徊游荡。

    战争属于过去，而过去通向未来。任何民族的历史都不能被割裂。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翻阅历史决不是件轻松事，如同中国人背负的历史包袱也决不轻松一样。然而他们毕竟要正视自己，包括正视自己昨天那不光彩的一页。

    我想起了南京大屠杀。

    我想起笼罩在广岛、长崎上空久久不散的蘑菇云。

    我还想起了那些面西而立长跪不起的日本游客。

    夕阳西坠，残血般的黄昏正在从山顶上慢慢消失，暮色中的阴影悄悄从峡谷中爬出来，把它章鱼般的触角伸向山林和大地。

    极远的山坡上，有一个孤独的农人还在犁地。苍茫天地间，牛与人是那样渺小，互相拖拽着，几乎不易觉察地移动。我觉得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动，就像一幅被凝固在崖壁上的原始壁画。

    同伴垒了一个小小的土丘，我折下一段松枝，编成一只简陋的花环，放在土丘上。

    然后踏着暮色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