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魂归何处 第十七章 国殇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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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密支那和松山、腾冲相继失守，日本第三十三军执行“断”二期作战的重点目标便转向防御缅北另一座重要城市八莫，目的是坚持切断中印公路，组织和击破中国驻印军与国内远征军会合的战略企图。

    日军有四个番号的师团投入了八莫大会战。

    八莫城位于密支那以南一百五十英里的八莫平原上，为缅甸第二大城市。八莫市区座落在伊洛瓦底江和大盈江汇合处，三面环水，江面宽阔达千余英尺，易守难攻，地势十分险要。

    公元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即密支那被攻克三个月之后，在缅甸北部山区和中印公路通过的沿线地区，到处都能看到从印度基地开出来的中国军队的行进队列。

    十一月四日，中国新六军一个师在廖耀湘军长指挥下隐蔽运动到八莫西南一百英里的瑞姑，然后利用森林和大雾掩护，出其不意发起渡江作战。激战两日，日军弃下千余具尸体溃退。中国军占领瑞姑，切断八莫日军的水上退路。

    担任正面进攻的新一军分左右两路出击到巴朗、曼昌一线，向八莫守敌展开攻势。十一月上旬，新一军基本扫清八莫外围据点，对市区形成包围态势。

    十一日，孙立人军长进入前线指挥所，一线部队开始向市区突进。至十三日，新三十八师一部突入市区，占领市政大楼和一部分民宅，另以一个营强渡大盈江，攻占南郊飞机场。守军出现支持不住和溃败的迹象。但是随着夜幕的降临，突入市区部队突然遭到敌人大举反攻，阵地得而复失。随后得到报告，巴朗当面的南坎至八莫公路上也出现大批敌人机动部队。天亮后查明，增援之敌为日军新调来的第二、第四十九师团。

    八莫战事再趋激烈。

    2

    在密支那，孙立人得知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如雷贯耳，不禁呆立半晌。最初当他风闻史迪威将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并接管中国军队指挥权时，心情大为振奋，以他和史迪威这段患难之交，以他在中国高级将领中唯一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非凡资格，将来青云直上也未可知。但是史迪威的倏然消失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

    郑洞国在总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孙立人先到一步，。当他看见廖耀湘从吉普车里钻出来时，立刻一改以往倨傲态度，主动迎上前去亲热地同老对手打招呼。

    身体臃肿面色红润的廖耀湘显然心情不错，他眯起眼睛望望天空，眼神中透出一种洋洋得意和不加掩饰的怠慢意味来。

    “今天天气不错，孙军长，我看咱们加尔各答或者孟买好好玩一回才是。”

    在驻印军中，孙廖二人明争暗斗几乎尽人皆知。廖耀湘为人圆滑，是蒋介石的心腹嫡系；孙立人受史迪威的倚重，，不免盛气凌人。由于美国人处处偏袒孙师，无论武器装备后勤供应都予以优先，连孙立人的吉普车都年年更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新车，因此引得其他将领大为不满。廖师则时常受到美方的歧视和刁难，廖耀湘的吉普车还是美国一九四0年生产的旧车。分配不公造成两支中国部队积怨甚多，他们碰在一起常为小事起摩擦，有时甚至出现在战场上坐视不救的情况。

    孙立人好像突然看见廖耀湘的旧吉普车，立刻大声吩咐副官：“马上派人把我的‘Q·L·JEEP’新车送到廖军长的军部去。”

    廖耀湘打着哈哈说：“何必呢孙军长，我这车也蛮好，蛮好嘛。”

    孙立人执着廖耀湘的手，恳切地说：“过去的事，若有不周之处，请廖军长多多海涵。”

    廖耀湘当然明白孙立人何以如此谦恭，他也不想得罪孙立人，何况孙立人眼下还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

    “孙军长说到哪里去了，兄弟我今后还要仰仗孙军长多多关照。”廖耀湘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亲热地说。

    十一月十五日，郑洞国、孙立人一行进入八莫前线新三十八师指挥部。师长李鸿报告，经过两日反复争夺，新三十八师在城南的阵地已经巩固，敌人退到市区。现已查明，增援八莫之敌虽然番号有两个师团，实际兵力不足一万人。另据空中侦察报告，日军有大批后续部队在畹町以南腊戌一线集结，估计是第三十三军增援八莫和怒江的总预备队。

    此时怒江前线中国远征军已经攻克龙陵、芒市，正沿滇缅公路向畹町及缅甸境内推进，日军虽节节败退，却处处顽抗。本多司令官将总预备队留在腊戌机动，说明他还在犹豫，还没有下定会战的决心，因为他随时可能遭到来自远征军和驻印军的两面夹击。如果驻印军以一个师摆在南（坎）八（莫）公路担任阻击，另以新一军主力全线出击，全歼八莫守敌当有绝对把握。

    郑洞国当场批准孙立人的作战方案，并将新六军第十四师调往八莫作总预备队。

    十七日，新三十八师第八十八团从巴朗出击南坎，切断八莫至南坎公路，摆出关门打狗的架势。

    同日，美机连续三天轰炸八莫市区，B—29“空中堡垒”携带的重磅炸弹几乎夷平了城里的所有房屋。日军只能依靠地下工事和断壁残垣进行巷战。

    此后一周，中国军队向八莫发起总攻。由于坦克受阻于后方山路，不能及时开上前线，因此攻城部队只能在炮火掩护下与敌人进行逐房逐楼的争夺。双方均伤亡重大，攻坚战呈白热化状态。

    二十日，大批日军突然出现在南坎方向，并且发现敌人坦克纵队。第八十八团阵地多次被攻破，团长及营以下军官伤亡逾半。师长唐守治亲率另外两个团投入战斗，然而日军攻势有增无已。原来狡猾的本多司令官虚晃一枪，把总预备队三万人全部投入八莫战场。

    战场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孙立人一面给唐守治下了死命令，一面火速驰电郑洞国，请求新六军立即从瑞姑向南坎侧背发起进攻，以解南坎之敌对八莫会战构成的严重威胁。

    就在这时，一封重庆急电送到孙立人手上。

    史迪威的继任艾尔·魏德迈中将是个生性温厚处世周全的美国军人，他善于同各种上司周旋而很少出差错，因此一直受到重视稳步晋升。史迪威的前车之鉴无疑使魏德迈大受裨益，他推荐自己的副手萨尔登将军接替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一职，但是他告诫萨尔登，驻印军不是美国军队，不要过多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萨尔登严格遵循魏德迈将军的指示精神，将武器装备和作战飞机大部分转移到盟军其他战区。这样，委员长虽然巩固了权利，但是从此运进中国的美援物资却逐月递减，后来连前方战场的飞机支援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有求必应了。

    委员长不在乎这些损失。对委员长来说，重要的是他打败了史迪威的挑战。日本迟早要被盟军打败，那时，谁拥有军队，谁就拥有中国。他在乎权力。

    十月，日军在广西发动最后一次桂柳会战，连续攻克桂林、柳州、南宁，另一路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逼近贵阳。重庆政府调集二十个师进行反击，将日军逐回广西河池。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日军再无力发动进攻，基本取守势。中国军队转入攻势，陆续收复广西柳州、桂林，湖南、湖北两省及江西、广东等部分失地。

    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萨尔登到职第二周，早有戒心的中国委员长为了防止自私自利的英国人在收复缅甸的战斗中再次利用驻印军作炮灰，于是不顾蒙巴顿勋爵的强烈抗议和魏德迈将军的劝阻，借口国内战事吃紧单方面命令新六军空运回国。十二月一日，最后一批新六军士兵在印度萨地亚汀江机场登机完毕，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降落。半年后，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御林军”，再次空运到首都南京受降，令饱受日寇蹂躏的南京人民大开眼界热血沸腾。

    然而这一纸电令却使鏖战正酣的八莫前线总指挥孙立人呆若木鸡。

    对孙立人来说，委员长釜底抽薪意味着一种警告，它使孙立人立刻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他必须独立支撑八莫会战。如果战斗失败，他将对此承担严重后果；如果他放弃会战，那么他又将承担畏敌不前和延误修通中印公路的重大责任。孙立人打个寒噤。他从电报里分明看见了委员长那双阴沉沉的不信任的目光。

    电话铃响了，是廖耀湘从机场打来的电话。

    “孙军长，我先走一步，委员长有令在先，兄弟不得不告辞。”廖耀湘声音里透出掩饰不住的喜气，孙立人能够想象出廖耀湘那种得意洋洋的模样。

    “廖军长此去鸿运高照，前程无量，真是可喜可贺。”两相对照，孙立人心里愈加酸溜溜的。

    “哪里哪里，孙军长劳苦功高，还望多多保重。”对方打着哈哈说。

    孙立人费了一番踌躇，终于下定决心，用一种不大自然却直截了当的口吻说：“廖军长提前回国，兄弟本该当面送行，奈何公务缠身，不敢松懈。即刻派人到机场，送上印度产鸡血石一颗，密支那产绿翡翠一盒，还望廖军长笑纳。”

    “兄弟无功受禄，如何敢当孙军长如此厚意？真是惭愧惭愧。”

    “廖军长今后是委员长身边的人，还望替兄弟多多周全。”

    廖耀湘自然明白孙立人眼下的尴尬处境。他不露声色地暗示道：“依兄弟之见，孙军长在美国人手下做事何必太认真，打不到鱼儿还不能把鱼儿赶跑？缅甸将来终归是英国人的地盘嘛。”

    好个精明的乡下佬！孙立人一拍脑袋，顿时大彻大悟。这就是说，委员长绝不愿意看到驻印军与日本人拼实力消耗，缅甸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中国人何必辛辛苦苦为他人作嫁衣裳呢？

    孙立人只消付出最小的代价把日本人赶跑，赶到曼德勒以南英国人的战区去，让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就算圆满完成委员长交给的任务。

    挂断电话，孙立人立刻发布命令：攻城各师暂缓进攻，新三十师退出南坎公路，网开一面。新一军主力在巴朗、曼昌、唆基一线摆开阵势与日军对峙。

    现在，胸有成竹的孙立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只消等到中国远征军打到畹町、瑞丽一线，敌人就会不战自退。那时候，他就稳稳地“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

    3

    二十日，新三十师前沿阵地遭到猛烈炮击。炮火过后，成群的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第八十八团一营占据的丁康高地大举进攻。

    营长王礼垓从望远镜里注视着敌人的坦克。敌人坦克不多，有十几辆，好像一群难看的铁乌龟在地上慢慢爬动。

    王礼垓是个久经沙场的步兵指挥官，他知道该怎样对付敌人的铁乌龟。他一面频频调动炮火，一面指挥轻重气枪消灭敌人的步兵。敌人坦克在呼啸而来的密集炮火轰击下，有的被炸翻，有的起火冒烟，剩下的掉过头仓皇逃窜。中国军队以炮火优势压制敌人，当天，敌人的三次进攻均被打垮。

    入夜，狡猾的敌人以一支精悍的快速部队穿过南坎公路，从侧背袭击了第八十八团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天色微熹，当一队日本坦克突然气势汹汹地闯进后方阵地时，人们全都因为猝不及防而乱成一团。日本坦克冲进步兵指挥所，击毙军官多人，摧毁炮兵阵地两座，缴获一五五远程榴弹炮和野战炮三十余门。丁康高地失去炮火掩护，于当天下午失守。

    丁康高地扼南坎八莫公路要冲。高地一失，新三十师正面就被撕开一个大缺口。唐师长连夜赶到一营。师长盯着头缠绷带脸色煞白的王营长，仿佛打量一个不中用的废物。

    “限你明天之内收复高地，否则不要回来见我。”师长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礼垓，少校军衔，二十六岁，英国普茨茅斯军校毕业生。他此刻已经三处带伤，浑身血污。他的部下还剩下不到一半人。这些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有许多已经英勇战死，永远躺在异国冰冷的土地上。如果现在再把剩余的士兵驱赶上高地同敌人拼命，他认为这样做未免太不人道。

    但是师长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王营长悲壮地集合队伍，迎着旭日的曙光向死亡高地走去。

    激战又进行了整整一天。

    黄昏时分，一营终于夺回高地，全营官兵还剩下不到四十个人。王营长身负重伤，被士兵抬上高地。他噙着热泪向师长报告一营已收复高地的胜利消息。不料师长不为所动，竟然命令一营放弃高地，退回巴朗待命。

    王营长困难地抬起头来，望着天边一片血红的晚霞。晚霞辉煌地映照着战场，映照着高地下面漫山遍野的弹坑和中国官兵的尸体。他大叫一声，吐血身亡。

    对于我的渴望干一番大事业的炊事兵的父亲来说，公元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下旬某日傍晚，注定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轰轰烈烈和终身难忘的时刻。

    这天他奉命往八莫前线送给养。临刑被告之那里的部队已经打了几天几夜，他必须在天亮前把给养送到团指挥所。

    然而他在途中却遭遇到了意外的事故。

    当他和助手驾驶一辆GMC十轮大卡车沿着崎岖山路颠颠簸簸地赶路时，突然从附近山坡下面传来猛烈的机枪射击声，夹杂着手榴弹爆炸和人的喊叫。突如其来的枪声使我父亲神经高度紧张和亢奋，他把车开进树丛中隐蔽，然后拎起卡宾枪钻出驾驶室，匍匐着手脚并用地爬上山坡。

    原来有一辆敌人的游击坦克正在袭击过往车队。

    这是一辆日本“三·五式”超轻型坦克。我的父亲虽然没能当上坦克兵，却始终对坦克怀有浓厚兴趣，因此对敌人坦克的情况了解很多。严格地说，这种轻型坦克不能算作坦克，它状如一只方铁箱子，正面装甲只有主战坦克的一半厚，没有旋转炮塔，只配备二至三挺大口径机关枪。坦克战斗全重仅四吨半，能装在卡车上运输。如果遇上美国的三十二吨“谢尔曼式”或者五十吨“潘兴式”坦克，不用开炮也能把它碾成一堆废铁。英国人在一九四0年出版的《不列颠军事百科全书》中公开嘲笑这种日本坦克，称之为“母坦克”（亦译“雌性坦克”），意即没有坦克炮的坦克。

    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日本人惜铁如金，因此在设计这种微型坦克时不大在乎外在形象而更注重它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三·五式”坦克能够灵巧地穿越丛林和水田，能在山区的崎岖小路上通行，不用加固道路和桥梁，隐蔽性能好，往往能在敌人不易发觉的地方突然发动袭击。在一九四二年的太平洋战场上，骄傲的英美士兵正是被这种其貌不扬的小坦克打得丢盔卸甲。而在中国战场，这种坦克更是所向披靡，把缺少重炮和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队从东北一直撵到贵州。

    现在，这种专干偷偷摸摸勾当的卑鄙家伙又溜进盟军后方，大肆扫射盟军车队，屠杀没有防备的后勤人员。

    对于我从未打过仗的炊事兵父亲来说，这种残酷的战争场面还是初次经历。他看见有几辆军车被打得起火燃烧，腾起大团黑烟。张皇失措的中国士兵纷纷跳下公路躲藏，机枪子弹无情地追逐他们，把他们打得浑身都是窟窿……有的士兵开始还击，冲锋枪子弹只在坦克上碰出一串火星，手榴弹也无济于事，没有炸药包，没有反坦克炮，那只丑陋的铁乌龟轧轧地爬来爬去，如入无人之境。

    “我想我得干掉这家伙！我想我无论如何也得干掉这家伙！”我浑身发抖的父亲伏在地上，绝望地想道。

    恐惧很快便消失了。面对敌人坦克的猖狂挑战，我父亲开始感到不可遏止的冲动：与敌人决斗，消灭它！他开始动脑筋。

    从地形上看，他们隐藏在山坡上方，敌人坦克在下方。公路在山坡下转了一个急弯，形成一个大大的“S”，“S”的外侧是一道深陡的溪谷。敌人坦克占据了这个险要地形，用火力封锁了公路。

    敌人占有火力和装甲优势，而我父亲隐蔽在敌人上方，占据地形优势。他驾驶的GMC大卡车自重三吨，载重七吨，八缸发动机，一百三十匹马力。如果他出其不意地冲下去，以十吨的重量加速度猛撞那辆四吨的小坦克，是有可能将其撞翻或者撞下山沟里去的。但是如果敌人及时发现并开枪扫射，或者汽车中途熄火，或者力量不够充足，没有撞上，如此等等，那么我父亲就会变成一个血肉模糊的机枪靶子。

    成功与失败的机会各占一半。

    GMC开动起来，发动机呜呜作响。我的心跳如鼓的父亲憋住气，悄悄把汽车开出树丛。当那辆坦克还在公路上肆无忌惮地追逐人群时，他把脚下的油门猛地踩到底，驾驶大卡车冲下山坡。

    许多年后他才心有余悸地对我说：当时他大脑里一片空白，心脏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手指痉挛地抓住方向盘，眼前只有一辆怪模怪样的坦克幻象在晃动。全部感觉好像是一场梦，又像是腾云驾雾。

    他听见耳边呼呼风响，觉得仿佛过了一世纪，其实战斗全过程不超过几分钟。

    敌人坦克完全没有料到会有一辆汽车从山上冲下来拼命，等驾驶员发现复仇的大卡车隆隆逼近时要掉转枪口或者逃跑已经开不及了。只听见一声结结实实的闷响，小坦克被巨大的冲击力抛起来，翻下公路，顺着陡峭的山坡跌下沟底，轰地起火燃烧。

    我父亲受了猛烈震动，昏厥了几分钟。他的大脑受到损害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终身落下一个脑震荡后遗症的毛病。等他被助手救醒过来，才发现卡车引擎盖已经全瘪进去，汽油漏了一地。他们刚刚来得及躲开去，那辆汽车就燃起大火来。

    由于我父亲报销了一车给养，导致那支部队在战壕里整整饿了两天，因此他险些受到军法追究。好在有助手作证消灭敌人坦克一辆，功过相抵，才没有上军法处或者挨板子坐禁闭。只是这个结局不大公平，使他和当英雄的光荣与梦想失之交臂。

    我父亲还对我说过，他的同学龚壮丁就是在八莫之役英勇阵亡的，那个地名好像叫巴朗，记得只是一片浅浅的山丘。

    好像为了证实父亲的记忆，许多年后我下乡到云南建设兵团当知青，地点就在弄巴，与缅甸巴朗街隔一条小河相望。无论白天夜晚，都能看见对面山坡上许多闪闪发亮的铁皮房子和灯光。巴朗街是我们这一代的大地方，当地人不叫巴朗，称“洋人街”。我们到边疆接受再教育，下车第一课就是敌情教育课。团部保卫干事列举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当年砍掉徐学惠双手的土匪就是从洋人街派来的。还参观实物，有图片、血衣、铡刀什么的，擦得人人眼睛雪亮。日子长久了，有知识青年犯自由化，偷偷跑过去赶街，回来却说应有尽有，好玩的很。

    龚壮丁是瞄准手，炮兵的眼睛，他们的部队是在密支那战役后期上前线的。听说龚壮丁表现很英勇，八月份提升为上士班长。我父亲曾在运输途中遇见过他，看见他坐在炮车上，黑了许多。两人都大叫，汽车就飞快地错过，一如人生中许多不及回头的场面。

    龚壮丁阵亡的噩耗是打完仗才传来的。听说他们阵地遭到敌人炮火袭击，一发炮弹直接命中炮座，全班士兵当场阵亡，有的人只剩下一只胳膊或者几片破衣衫。打完仗后，凡能找到的官兵尸体都被运到八莫掩埋。孙立人命令在八莫城郊修公墓一座，将机会的日军坦克、汽车近百辆统统堆在公墓外面，围成一堵墙，带有炫耀战绩和以敌人首级祭祀烈士英灵的意思。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战车公墓”。一九七三年我途经八莫，公墓已成一片乱坟冢。由于行色匆匆，未能亲往瞻仰，引为憾事。

    后来我父亲回国路过八莫，特地上那座战车公墓凭吊，大哭一场。还点燃纸锭一串，高香一炷，用这种最迷信的方式同他的亡友告别。

    十二月，中国远征军猛叩国门畹町，取胜无望的本多司令官腹背受敌，被迫结束“断”作战。十四日，八莫日军自动撤出市区，新一军亦不追逼。

    十五日，八莫遂告收复。

    4

    一九四五年元月，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攻克畹町，日军退守腊戌。同时，中国新一军主力前出南坎，准备与远征军会师。

    由于第十一集团军继任总司令黄杰有心偏袒旧部，欲把会师头功让给第七十一军，引起另外几支部队不满。于是收复畹町第二天，各部队都不听号令，各自抢出国境，希望抢先与驻印军会师。

    第二军第九师上尉连长解云祥，四川罗江人，保定军校十九期毕业。二十四日，奉命率搜索连开出过境，沿畹（町）、木（姐）、南（坎）公路全速前进。参谋长口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与新一军会师。

    可是眼下谁也不知道那支来自印度的友军确切位置在什么地方。从南坎到畹町至少有五六条大小道路可通，因此谁能抢到头功只好看各人的运气了。

    出了国境，缅甸的公路都是柏油马路，柏油被太阳烤化了，滋滋地冒烟。许多中国士兵没见过柏油马路，因此大出洋相：有人被柏油粘掉了草鞋，有的被烫伤脚板，还有人摔倒在柏油里，一连几星期都洗不干净。尽管公路上热气腾腾并且有股臭味，但是行军的士兵还是个个兴高采烈热情高涨。

    沿途山头仍有小股日军向公路射击。南坎方向，敌人还有成建制的兵力在逐次抵抗。然而在畹町通往南坎的马路上，这支连三百人的中国军队竟然大摇大摆地行军。如果日军有意设下伏兵，那么这一队得意忘形的中国草鞋兵就会厄运临头了。

    问题在于公元一九四五年元月的日本皇军确已变成惊弓之鸟。他们被盟军飞机从天空扫射着，被中国军队从地上追赶着，再也无法重现战争初期一个大队（营）消灭中国一个师的奇迹。因此一连三天，这队长驱直入的中国士兵都得以大模大样地在公路上行军，有的士兵脱光膀子，有的把步枪吊在脖子上，还有的更加吊儿郎当，赤条条地跳进河沟里洗澡。有时被敌人冷枪打恼了，架起机枪小跑一阵猛轰，日本人立刻就变成兔子，逃得无影无踪。

    第三天傍晚，来到一处路口，山坡上有几间空草房。解连长命令宿营。不料睡到半夜，到处纷纷嚷起来，掌灯一看，原来屋子里跳蚤如云。解连长正疑惑，师部派人送来急电，通报各部队提高警惕，说在芒市、遮放已发现敌人投放的的细菌弹。连长吓一大跳，急令队伍退出，然后将草房付之一炬。

    缅甸气候温差极大，白天暑热难耐，下半夜却起了雾，落下一层薄霜。士兵衣衫单薄，且破烂，冻得直哆嗦。有人去捡了枯树枝烤火，连长也不制止，只叫加强警戒。于是山坡上到处有了烟头的红光和一堆堆篝火。

    凌晨时分，哨兵突然听见公路上有坦克和汽车开进的声音。解连长刚刚打了个盹，一时心都不跳了。按照常识，如果来犯的是敌人增援部队，那么敌人早在一里外就发现了他们。

    解连长伏在地上，倾听坦克履带越来越近的碾压声，心中充满恐惧和悔恨。他后悔不该疏忽大意，贪功冒进，抢不抢得上头功事小，断送性命和一连弟兄事大。

    搜索连仓促应战，引来坦克一阵炮击，打得山坡上飞沙走石。好在月黑风高，坦克盲目射击，只炸伤几名炊事兵。

    炮击之后，公路上出现戴钢盔的步兵，黑压压地冲锋。解连长看不清敌人的面貌，心想反正豁出去了，不如弄个明白。于是派了个大嗓门士兵向山下喊话，说你们哪部分的，是不是驻印军？

    山下突然停止射击。有人回答，说山上你们是哪部分的？解连长听得清楚，山下明明是中国话，而且是四川口音。

    为了防备敌人耍阴谋，解连长躲在石头后面坚持反问：“你们先说是哪部分的？”

    山下回答新一军先遣营。又说你们是不是远征军？

    这下子山上的士兵全都高兴起来，也不管暴不暴露目标，都站起来纷纷乱嚷。解连长派了两名士兵下山联络，对方果然是新一军。昨夜里刚打下南坎，正在追击残敌。

    公路顿时热闹非凡。友军会师，闹了一场误会，因此分外亲热。搭乘坦克和汽车的驻印军拉着国内兄弟的手，望着他们破破烂烂的衣衫和脚下的草鞋，心里涌出许多同情和怜悯，就慷慨地取出香烟和压缩饼干慰劳战友。

    正在热闹，一辆装甲车戛然停下，身着美军制服的中将军长孙立人走下车来。当他得知双方发生误会各有一二十名士兵伤亡时，险些把吓得半死的解连长送交军法处。后来他才弄明白这并不是谁的过错。误会是由于联络跟不上。联络跟不上是因为远征军平均每个团才有一部电台，而在他的部队里，每个连都配备无线电台，并且还有足够的美制十轮大卡车。

    公元一九四五年元月二十八日，在缅甸边境一个名叫芒友的地方举行X军（驻印军）——Y军（远征军）会师阅兵仪式暨庆祝中印公路通车典礼。

    这一天，缅甸上空碧空如洗，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士兵们在河滩上搭起校阅台，在山坡草地上竖起许多红红绿绿的彩旗，给中印公路通过的这座人烟稀少的缅甸山谷增添了隆重的节日气氛。

    上午十时，庆典开始，两路将领登上校阅台。先由卫立煌宣读将委员长从重庆发来的祝贺电。蒋委员长在祝贺电中勉励中国官兵再接再励，驱逐倭寇收复国土，并高度赞扬中美英盟军浴血奋战互相支援的伟大友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南亚盟军最高总司令蒙巴顿和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均未派代表出席会师庆典。在他们看来，日本人还在缅甸，庆祝为时尚早。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人单方面给战争打上一个句号。

    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美式装备大检阅。最先出场的是新一军机械化装甲师。九十辆美制三十二吨坦克排出整齐的队形从山谷中隆隆开出，尘土遮天蔽日，每辆坦克炮塔上都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国旗。铁流滚滚，战车咆哮，检阅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白鼬式”六吨装甲车、罗通战车防御炮、“一五五”远程榴弹炮，GMC八缸柴油运兵车，福特无线电通讯吉普车一一通过校阅台，还有摩托化步兵团、工兵团、运输兵团和特种喷火兵团，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步兵一律头戴钢盔，手持美式冲锋枪，搭乘运兵车通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国内Y军只有第二百师参加了阅兵式。尽管他们也头戴钢盔，排成整齐的方阵，但是他们灰暗的土布军装和肩上笨重的中正式步枪使这支国内久负盛名的精锐之师看上去更像一支地方民团武装。

    九架从密支那机场起飞的美国战斗轰炸机呼啸着从河滩上空掠过，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圆弧，然后去轰炸南方一百英里外的腊戌。一队运输机向河滩空投了两连中国伞兵。天空中突然绽开许多五彩缤纷的伞花，把庆典气氛推向高潮。

    孙立人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他的部队正在隆隆地行进，他肃立，向他的队伍行庄严注目礼。盛大的会师庆典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喜悦和激动，相反，一回到中国灰色的大地上，一回到身边这些大腹便便的国内同僚中间，他就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压抑和孤独。

    唯一的安慰是新一军。他创建了它，因此它们是属于他的，一如他身上的制服和勋章。但是新一军委实太出色了，出色得令人担忧。重庆那帮大大小小的政客们早已对它垂涎三尺。

    战车在通过，队列在延伸。

    历史之路也在延伸。

    孙立人依旧肃立，忧郁的目光越过河流，越过山峦，投向烟雾迷茫的历史深处。正因为他无法把握命运，所以才投靠史迪威；投靠史迪威的结果是更加无法把握命运，这就是他不得不对未来感到巨大忧虑的深刻原因。

    过了半年，欧洲盟军总司令，未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指名邀请孙立人考察欧洲战场。孙所到之处，受到盟军破格接待。艾森豪威尔赞誉孙将军为“东方的蒙哥马利”。

    又过了一年，蒋委员长借口孙立人作战不力，剥夺其军权，派往当时中国最不起眼也最偏远的台湾省任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新一军并入老对手廖耀湘部下。

    一九四九年，委员长兵败大陆，退避台岛。蒋唯恐孙记恨前仇，孙唯唯表白：“台湾的一切，当以领袖之命是从。”蒋亦受感动，发誓“蒋某从此息影田园，不问政治。”孙即出任陆军总司令，二级陆军上将。

    此后，蒋对孙的亲美倾向仍旧耿耿于怀，终以“整军不严，治军无方”为借口免去其陆军总司令职务。再半年，又强加其莫须有的“兵谏阴谋”，剥夺一切权力，囚禁台中市。株连者高中级军官一百三十余人。此即台湾轰动一时的所谓“孙立人谋反案”。

    报载：三十三年后的公元一九八八年三月，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上将亲往台中市向上路寓所拜访囚禁中的孙老将军，并宣布平反，即日解除禁令。将军终于恢复自由。

    孙立人此时已是八十八岁的垂暮老人了。

    元月二十八日，在印度阿萨姆邦边境小镇利多，印——缅——中公路通车剪彩仪式隆重举行。筑路兵团总指挥皮克少将向驻缅美军司令萨尔登将军大声报告：

    “运输车队已经组成，请将军下令开往中国。”

    第一队二百五十辆满载货物的汽车在装甲车和战斗步兵的护卫下，缓缓驶出印度国境，开上经过战火洗礼的利多公路。

    一周后，车队开进锣鼓喧天的云南省会昆明，受到社会各界及市民群众热烈欢迎。蒋委员长专程从重庆赶来昆明，主持剪彩仪式，并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委员长在讲话中宣布道：

    “……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和围困……为了表彰和纪念我们的朋友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对此作出的卓越贡献，还有他领导的盟军在缅甸战役和这条公路的修筑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代表国民政府把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二月初，会师后的中国远征军奉命停止前进，返回国内休整，其中大部分部队陆续投入收复广西和湖南的战斗。新一军留在缅北，名义上仍然归蒙巴顿勋爵指挥。

    此时英印军正在进行收复缅甸南方的艰苦战斗，新一军按兵不动，以“屏护中印公路安全”为理由拒绝调遣。于是气急败坏的蒙巴顿勋爵从印度飞到重庆，试图说服蒋委员长顾全大局，支持他把收复缅甸的战斗进行到底。勋爵的努力几乎等于白费，顽固的中国委员长从来对恢复大英帝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不感兴趣。在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的会晤之后，最后还是由勋爵的私人朋友蒋夫人出面斡旋，委员长才勉强给了英国人一个面子，同意让新一军“有限地配合盟军作战”。但是，作战区域决不超过“曼德勒以北地区”。

    下旬，新一军第五十师奉命南下作战，沿仰（光）密（支那）公路向曼德勒推进，仅仅一月便连克南帕卡、锡箔、猛岩、腊戌、南渡、西保、叫脉、眉苗等大小数十座城镇，并于四月初与英军在皎克西会师。遂停止前进，驻守原地待命。五月一日，盟军收复仰光，驻印军奉命返国，各军师恢复建制，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取消。

    这样，从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三年又三个月，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

    二次大战后，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方面在中缅印战场上先后投入兵力达四十万人，其中还不包括相同数量的支前民工；英美盟军投入陆军三十万人，飞机两千多架，坦克装甲车三千四百多辆；日本帝国累计投入军队四十万人，飞机八百多架。

    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最大，累计伤亡接近二十万人，约占参战官兵人数的一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在中印缅战场旧址（国内部分）保山、腾冲、松山、龙陵、芒市、遮放、畹町等地修建中国抗日烈士国殇公墓和纪念碑（馆），以昭后人，告慰为国捐躯的二十万烈士英灵。

    该命令一经发布，立即得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热烈响应，许多社会名流和富豪乡绅纷纷解囊。第二年即有多处公墓、公祠、碑（馆）竣工落成。据云南地方史志记载：滇西各县区共建有此类纪念祠、堂、陵园计大小一十三处，其中以腾冲国殇公墓尤为著名，工程最为巨大，修建最为雄伟壮观。

    公元一九八七年岁末，我往滇西搜集素材曾在腾冲驻足数日。我看见国殇公墓业已修复完毕，忠烈祠和纪念碑均粉刷油漆一新，原国民党要人手书真迹题字题辞经过精心复制，几与原件不差分毫。公墓占地数十亩，园内风景优雅，松柏成林，另辟有陈列室、茶园等。现已被当地政府正式宣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翌月，我回农场，委托一个叫万华侨的老知青替我到八莫办件事。万华侨原先也是我们一道下乡的知青，因为好逸恶劳，就勾搭上一个洋人街那边的女子，过去入赘，成了华侨。有知道底细的人悄悄透露，说老万在那边过得并不见怎样发达，时常还要替人家下苦力，足见得华侨并不见得人人都是腰缠万贯的阔佬。

    万华侨抽了我一盒“红塔山”，又吃光两海碗杂碎米线，然后拍着胸脯说要替老同学两肋插刀。其实我拜托他的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无上天入地的艰难，只是请他到八莫替我拍张“战车公墓”的照片回来，以聊慰我那老父的缅怀之情。

    过了一街（五天一街），老万果然如期而至。他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诉苦，怨声载道，仿佛我害得他倾家荡产。原来他费了一天时间去寻找什么“战车公墓”，而那一带早就推平了，建起一条高速公路，还有一座炼胶厂，因此他白白荒废了一天生意。

    我信了，自认倒霉，就赔偿老万二十元人民币。

    5

    公元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未毕业就被光荣批准到一个很遥远的云南边疆去当知青。登车的日子眼看迫近，七月七日，下午四点半钟，距离三十四年前那个震惊全国的历史性时刻还差几个小时。

    父亲从几百里外的“五·七”干校赶回来送我。请假是特许的，那时候他还在住“牛棚”，是九种人。父亲显然老了，饱经沧桑，四十几岁的人，佝腰驼背，两鬓挂霜。只是情绪还好，脸晒得黑红。

    我极豪迈地指着地图，把那块将属于我们去保卫战斗的疆土划了一个圆圈，让父亲观看。那地方叫弄巴，在畹町以西一百公里处，人烟稀少，与缅甸相邻。不料父亲盯住地图愣了半天，突然说那地方他去过，不是从中国，而是往印度那地方来的。他还证明说那些地方风景很优美，很原始，有许多古老的森林和清澈的河流。当地人好客，能歌善舞，喜豪饮，亦喜食鸦片。男人叫“恰克拉”，女人叫“恰克尼”，等等。

    父亲的话令我愕然。我从大字报上知道父亲有一段历史污点，并且子女亦为此屡受株连，就愤愤地责问父亲是否交代清楚了？父亲枯坐良久，凄然一笑，说别问了孩子，你最好不要替父亲背包袱。倘若你要独自走很长的路，就相信你父亲一定没干过回事。

    那一晚，我听见父亲在隔壁吸了一夜烟，第二天就提前返回干校。

    关于学生从军的那段话题也即我父亲后来留下历史污点的那段经历似乎还缺少一个辉煌的结尾。我现在掌握的确凿资料证明：蒋委员长对学生信誓旦旦的诺言并没有兑现。抗战结束，国共两党兵戎相向，内战在即，全体从军学生包括我父亲被强行留在军队里，失去重返校园的机会。

    一九四六年初春，我父亲不再是炊事兵而是运输兵，他们那支车队奉命开往东北打内战。途径湖南长沙，几个同学买通长官，一齐弃车逃入城中躲起来。后来营长闻讯，提着手枪带人在城里搜查一整天，总算侥幸躲过，开成小差。听说也有被捉回去的，当众执行枪决。那时候枪毙逃兵是很常见的事。

    三天后，我父亲登上回家的轮船。同学们也纷纷告别，各奔前程。他记得那是个阴雨天气，湘江呜咽，橘子洲头好像一个黯淡的幻影，隐现在浩茫烟雨之中。轮船离岸时，我父亲站在拥挤的甲板上，脚下堆着简单的行装。冷雨霏霏，雨丝濡湿了他的衣衫和头发，寒风刺痛了他的面颊和眼睛，他久久伫立，向岸上几个同学告别，同时也向人生中一段虽不辉煌却也轰轰烈烈的岁月告别。此刻，他的心中全无走向新生活的喜悦和激动，反而充满一种沉重的失落，一种对于风雨飘摇的中国和未来的深深的悲观。

    这是他人生乐章中第一个惨淡而低落的休止符。

    他慢慢扬起手臂，朝着刺骨的江风和灰蒙蒙的城市使劲摇晃。他摇得那么吃力，那么艰难，仿佛在和笼罩在心头的巨大忧伤和孤独搏斗。但是他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孤独的阴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他哭了。

    关于我父亲的话题还有很多。我以为悲剧性的命运主题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生主旋律，这个旋律在他们生活中反复弹奏，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正视它。

    公元一九八一年暑假，我从大学回到阔别已久的四川探亲。那时候父亲已经落实政策，正在想办法调回成都。我向他提起写一部自传体回忆录的事，遭到断然拒绝。父亲认为人生是一种私有财产，就象隐私和创伤都需要受到保护，不得与人分享一样。直到一九八九年夏天，当我为写这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长篇纪实文学呕心沥血搜索枯肠的时候，父亲突然来信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写下一部详细的回忆材料，有近十万字，但是只供我一人参考，不得用于发表。

    于是我才知道了关于我父亲和整整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段煊赫而沉重的历史岁月。

    一九八六年，父亲收到华罗庚教授主持的北京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商调通知。此时他已整整六十周岁，身患肺心病、风湿痛和多种老年性疾病。到北京中科院工作并在恩师指导下从事应用数学研究，这当是他渴盼已久的人生最大夙愿。然而对一个饱经磨难风烛残年的老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机会毕竟姗姗来迟了。

    他在写给华老的复信中慨然长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两年后，华罗庚教授不幸在日本猝然去世。我父亲闻讯大恸，三日卧床不起。

    父亲唁电云：

    “……师恩如山，我心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