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

    不知秋风何处发轫，几个回合下来，草草木木就变灰了，槐树的枝桠露出筋骨，像一丛丛嶙峋的手指，簌簌地指向天空。午后的阳光从风沙弥漫的黄尘里透过，落在兵车辚辚的小城上空，升腾起一股浑浊的萧瑟之气。

    苏鲁皖长官部临时落脚在小城西南角的陶瓷厂里，工厂已经停产，厂房里住满了长官部直属部队的兵马，电台天线稀稀拉拉地在风中摇曳。一辆车从东向西而来，穿过城门，再穿过杂乱无章的广场，一直开到长官部的大院门口。车停后，沈轩辕从车上挪下身体，站正了，仰脸向斜上方看了看，然后抻了抻毛呢军服，失去光泽的皮靴踏着哨兵的敬礼声，节奏分明地跨进了李长官的临时官邸。

    李长官已经等待多时了，听见脚步，只是用手做了个动作，示意沈轩辕到作战地图下面，开门见山地说明了紧急召见他的原因：“文远兄，根据战事需要，长官部和省府做出决定，委沈轩辕文远兄任交战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

    事情来得突然。沈轩辕怔怔地看着李长官，半天没有说话。李长官倒是神闲气定，脸上看不出波澜，两片厚嘴唇嚅动的幅度不大，但是从其中滚涌出来的声音却是低沉凝重——“进入秋季，日军连克数城，急于打通江淮交通，实现南下西进之战略，武汉周边已经战云密布，逐鹿荆楚不可避免。陆安州西靠天茱山，南濒淠水河，接中原之壤，扼平汉门户，更兼粮油丰茂，敌志在必得，我志在必守。侯先觉将军率七十七军两万余众在大蜀山一带构筑三道防线。文远兄到任之后，宜速纵横友军，动员民众，恢复机构，建立战时保障体系，辅助七十七军主力，粉碎敌强占陆安州之计划。”

    沈轩辕的表情有些僵硬。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落在地面上，反溅出一些扑朔迷离的光斑。光柱里有细小的尘絮在飞舞，飘浮着淡淡的土腥味。李长官回到高背木椅上说，“诚然，战乱频仍，人心惶惶，陆安州政府机构业已瘫痪，环境十分恶劣。当地武装形形色色，有中央军、有民团、有新四军游击队，还有土匪。陆安州就像一只被打散的木桶，文远兄这次就任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就好比一根桶箍，就是要把这些散乱的板板块块箍起来，一致抗战。依眼下之情景，大敌当前，促使各派势力摒弃前嫌，众志成城，方为要务。”

    沈轩辕的眼神似乎集中在李长官的身上，但李长官看出来了，那眼神是空洞的。天知道这颗头颅里此刻装的是什么。李长官说，“文远，值此江山板荡之际，我和仲岳出此下策，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亦是为之而不得已。兄乃党国干城，文兼武备，又是江淮人氏，熟知地理民情，受命于危难之中，必能挽狂澜于即倾。为了给七十七军提供后援，兄还要尽快筹建警备司令部，统领陆安州各派抗日武装。只要陆安州再坚持半年，待我战区空间与时间之转换成为现实，我将集结重兵以守之，逼迫南下之敌改道，减轻武汉之压力！”

    李长官讲完了，似乎有点累了，也似乎解脱了，把脑袋往椅背上一靠，从半眯缝的眼皮下面观察沈轩辕。李长官不仅是战区司令，还是江淮省府主席，这些天来确实心力交瘁。

    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李长官，欠了欠屁股，手里玩弄着一只雪茄，欲言又止。李长官说，“说吧，我知道你有一大堆问题，有一大堆要求。你说你的，我给我的……我能给多少给多少。”

    沈轩辕问，“日军何时攻打陆安州？”

    李长官坐正了身体说，“从华东战况看，最迟秋末，也就是月把两个月的事。最早嘛……”李长官不说了，看着沈轩辕。沈轩辕的腮帮子动了两下。李长官说，“这两天情况有点复杂，真真假假乱七八糟，不过你得做好思想准备，也许就是十天半月的事。”

    沈轩辕放下雪茄，起立，一只手托着军帽，看着李长官说，“长官，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副官放出来吧。”

    李长官怔了一下，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迎着沈轩辕的目光，又把眼光避开了，没有马上答复。

    沈轩辕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唯一的条件。”

    “文远，你这是为难我了。”李长官肥厚的嘴唇动了几下。“你不是不知道，仲岳那里已经有确凿证据，他是共产党。而且，有人反映你跟‘太子会’有来往，也是由他穿针引线的。”

    沈轩辕仍然伫立不动说，“长官，恕我直言，不管你们怎么猜疑他，也不管他有什么嫌疑，这个党也好，那个会也罢，但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个中国人！把他放出来吧，我需要他。”

    李长官背起手，开始踱步，踱了一圈，又踱了一圈，然后仰起脑袋，看着沈轩辕说，“瓜田李下，你就不怕牵连？”

    沈轩辕说，“国难当头，只求问心无愧。”

    李长官在这一瞬间似乎来了精神，直视沈轩辕，突然笑了，“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他现在不在此地。”

    沈轩辕说，“只要把他放出来，我会跟他联系。”

    李长官点了点头说，“那好，仲岳那里我来说话。”

    沈轩辕注视着李长官，顿了顿又说，“钧座如此信赖，沈某当以死相报。不过，抗日之战争非一日两日，所要应对的局面也不是一件两件，错综复杂，虚虚实实，各人秉性不同，沈某又一向给人孤傲印象，有人不容，一直怀疑沈某是共产党，真怕授人以柄，陷钧座于两难。”

    李长官点点头，突然抬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沈轩辕问，“文远老弟，跟兄台交个实底，你是吗？”

    沈轩辕说，“我只能跟长官说，我不是。”

    李长官愣了一下，咧嘴笑了，向沈轩辕摆摆手说，“你是也罢，不是也罢，我也不追究了。大敌当前，唯才是举。用你的话说，第一身份是中国人啊！”

    沈轩辕身体一振，举手敬礼：“长官，轩辕告辞了。”

    说完，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委任状，转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长官在后面喊：“文远……”这一声竟然喊出了三分悲怆。沈轩辕转身，凝视李长官，李长官的眼睛果然有些潮湿——“文远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此一去……拜托了！”

    沈轩辕一动不动，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话，“长官保重，卑职自当恪尽职守。”

    当天夜晚，一辆嘎斯吉普车便驶出了战区长官部，一头扎进了通向江淮的茫茫夜幕。

    沈轩辕坐在车上，回想这些天来奇奇怪怪的经历，恍如隔世。

    一年前他是李长官亲自点将的战地执法官，对抗日前线副军长以下军官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后因执法过于当真，当真得连李长官都受不了了，就让他离职“休养”了一段时间。半年前他是战区作战部的少将副部长，因为副长官白仲岳怀疑他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便把他调出要害部门，到政训部当顾问，而且秘密逮捕了他的副官。顾问没当几天，战区李长官怀疑他同统帅部某少壮派有直接联系，又把他调到军需部管粮秣。过了几个月，既没有发现他同共产党暗渡陈仓的蛛丝马迹，同统帅部少壮派的联系也查无实据，二位长官觉得委屈了这位勤勤恳恳的袍泽，又把他调到战略委员会当高参。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讲，他同李长官和白长官的交往都很密切，李长官称他为“沈吴用”，意为智多星；白长官称他“双面狐”，意为狡黠玲珑。不管李长官还是白长官，哪怕怀疑他手眼通天，但只要不是危及战区和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都还乐意重用他。其原因一是在于他的深谋远虑，二是在于他的排忧解难的经验。

    月黑风高，心事浩茫，沈轩辕的心里当真有些受命于危难的滋味，却又找不到天降大任的感觉。有些沉重，有些悲壮，也有一些茫然。

    苏鲁皖战区有三个长官，各有各的背景。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李长官属于“攘外派”，是坚决抗日的，主张“先攘外后安内”；第一副长官兼战区参谋长白仲岳是“开弓派”，主张“攘外安内一起抓”，左右开弓；第二副长官兼七十七军军长侯先觉是“安内”派，实际上也就是消极抗日派。沈轩辕的难处在于，他虽然是李长官任命的陆安州专员兼警备司令，但陆安州是在七十七军的防区，侯先觉是中央军嫡系，李、白二人则是旁系，因此侯先觉对李长官的命令向来是打点折扣。如果这次赴任得不到侯先觉的支撑，那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

    随同沈轩辕到陆安州上任的，是他的警卫参谋何中亮、新任副官汪寅庚。这支队伍很有特色，汪寅庚一路上不断咳嗽，何中亮始终眨眼不止。汪寅庚来到沈轩辕身边不到三个月不知何故，前几天开始咳嗽，常常咳至半夜，还咯血。沈轩辕不知道这件事情，等知道的时候已经在路上了。何中亮是沈轩辕的老卫士，在枣儿庄战役最残酷的时候，沈轩辕亲自上了前线，被小股日军偷袭，何中亮挥舞大刀冲进敌群突击，在肉搏中脖颈子被鬼子挑了一刀，差点儿送命，后来虽然命保住了，却落了个眨眼的毛病。

    这一行当中，除了沈轩辕身边现有的随员，没有别人。至于沈轩辕原来的副官到底放出来没有，放出来又是怎样同沈轩辕联系的，接受了怎样的任务，连汪寅庚都搞不清楚。本来李长官允诺派几名校官随行，更换陆安州的警察、税务、财政等要害机构的头目，沈轩辕婉言谢绝了，说是到任之后再说。

    离开苏鲁皖战区长官部，嘎斯车沿淮河岸边的碎石公路向陆安州方向进发，计划一天一夜到达目的地。这一路眼下都还是苏鲁皖战区的地盘，沿途都有驻军，土匪销声匿迹，安全倒也不是个大问题。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在濉溪口被耽搁住了，驻扎濉溪口的五十六旅旅长滕风达告诉沈轩辕，阜阳一带已被日军控制，东线走不得了，建议改道西线，从河南走，或者从湖北走。

    沈轩辕眼睛盯着地图看了良久，觉得从西线绕得太远，而且山路岖崎，跨省行进，有诸多不便，万一再遇阻隔，那就束手无策。沈轩辕心急如焚，决定还是从东线走，就委托滕风达通知所属部队，从防区里开辟一条捷径。这样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到了下午，滕风达说，“日军已经开始向皖东北集结了，长官部已经下达命令，淮北、宿州一线守军紧急收拢，这一片很快就要开战，东线是万万走不得了。”

    这一次沈轩辕没有再看地图，不容置疑地对滕风达说“，请向长官部禀报，轩辕今夜务必穿越皖东北。滕旅长能予方便就予方便，若是不能，就此分道扬镳。”滕风达说，“文远兄您也是卑职的老长官了，希望能够体谅风达的难处。现在是两军频繁移动，犬牙交错，态势尚未完全明朗，但皖东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此时此刻，我怎么能让老长官穿梭虎口呢？”

    沈轩辕说，“今夜大睡一通，闻鸡开拔。你保障也好，不保障也好，反正我是要走，不商量了。”

    滕风达见沈轩辕不识好歹，只得禀报长官部，长官部回复了四个字：且随他便。

    没有别的办法，滕风达只好再次向所属部队下达通知，尽可能地为沈轩辕提供方便并保障安全。第二天沈轩辕果然就坐上了嘎斯车，起先还是风驰电掣，但走出滕风达的防区，进入淮北地界，路面就差了起来，颠簸得厉害，嘎斯车上蹿下跳，一路垂死挣扎，夜里到达淮北城外，人和车都快散架了。

    第三天的情况更加糟糕，嘎斯车吼叫了一个上午，行驶不到五十里路。正走之间，前面遇到一条大沟，汪寅庚指挥司机绕行，从乡村大道上绕了十多里路，由于路面狭窄，几次差点翻掉。等回到碎石公路上，往前走不到三里路，又是一条两丈多宽的大沟横亘在前。沈轩辕这才明白，为了迟滞日军推进，所有的公路都已经被七十七军士兵挖得断断续续的，根本无法行车。

    这一路上，司机叫苦连天，副官骂骂咧咧，卫兵唉声叹气。沈轩辕基本上不说话，车子颠着他坐着，众人推车他看着，好像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到了第四天，他的嘴角上突兀地起了几个水泡，脑门上还冒出个大疖子。

    二

    彭伊枫接到的任务十万火急，前天下午他还在豫南军政训练班上作报告，晚饭后军政治部一位首长找他谈话，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皖西陆安州，到那里的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担任政治委员。这位首长还告诉他，日军对皖西陆安州的进攻可能要提前。一位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领导同志利用国军军官的身份，也将进入陆安州，代号为“老头子”，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已经联名签署了命令，成立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委任“老头子”为该委员会书记。在复杂的斗争中，将建立特殊的指挥关系。彭伊枫到任后，作为特殊指挥体系的中转环节，保障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直接接受“老头子”的指挥。

    但是到了次日凌晨，这位首长又面带歉色地通知他，由于某种原因，关于他担任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政治部主任。对此彭伊枫付之一笑，接着就带队出发了。

    通过新四军豫南防区和国民党军皖西防区，到达大蜀山一二五团驻地已经是晌午了。随行人员，都是从军政训练班紧急抽调的干部，其中两个男同志是原新四军四支队的参谋刘庆唐和曾见湖。两个女同志，一个是原三支队抗敌剧社社长田红叶，还有一个是豫南军政训练班的电台教员，叫王凌霄。

    因为年轻，也因为是第一次到江淮地区，田红叶就显得比较活跃，一路上问题不断，似乎即将迎来的战斗很是罗曼蒂克。与之相比，王凌霄就深沉得多。

    王凌霄大约二十六七岁年纪，在这一行人中，就算是老大姐了。此人清秀端庄，举止优雅，一看就是大家闺秀，而且面相不老，比起粗手大脚的田红叶，反而显得娇小玲珑。但是她始终很矜持，少言寡语，连笑都是轻微的，不像田红叶那样肆无忌惮地大笑大叫。王凌霄同来江淮，也是彭伊枫不大不小的一块心病。因为军政治部那位首长在介绍这几个同志的时候，对其他人都是一二三四，缺点优点泾渭分明，唯独在介绍到王凌霄的时候语焉不详，说这个同志背景比较复杂，家庭背景复杂，工作经历复杂，但是从工作表现上看，倒也忠诚勤恳。这次是她主动要求到江淮地区的，理由是要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和检验自己。组织上考虑这个同志的实际情况，认为她的申请有一定的合理性，还请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同志们在战斗中正确地使用和锻炼这个同志。

    这样一说，彭伊枫就有些犯难。组织上虽然说了，这个同志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复杂，但组织上并没有说怎么复杂、哪里复杂。组织上又说同意她的请求是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组织上也没有说清楚，这等于是留了一道题给彭伊枫做。不过，从一路上的表现来看，这个同志的话虽然少了一点，但并不悲观，也不消极，对于进入江淮地区，她也是有激情的。

    国军一二五团团长唐春秋是个明白人，彭伊枫等人从大蜀山经过的时候，唐春秋特意差人把他们请到一二五团团部吃了一顿饭，席间谈的都是陆安州的防务和江淮的敌我态势。想当年，红军在天茱山创建根据地，七十七军屡次围剿，唐春秋就是其中的军官，而且同现在的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彭伊枫等人直接交手。这段历史唐春秋已经贵人多忘了，但是彭伊枫心里是有一本账的。

    唐春秋在两个月前还是七十七军军部的处长，长官部确定了要在大蜀山展开陆安州保卫战之后，侯先觉才把他放到一二五团当团长。因为此前一二五团团长马南北突然活动当了七十七军的军需官，团长一职空缺。说起来唐春秋好像也是大敌当前临危受命，其实是因为他主战嗓门过高得罪了某长官。你不是口口声声不能退让吗？那好，把你放到第一线去，让你去当民族英雄去，你没话说了吧？

    一二五团的老底子是江淮杂牌军，非嫡系，装备差，兵员状况不佳。唐春秋作为七十七军军部官员，对此并不是不了解，可是他有苦说不出。既然来了，部队再差，这个团长也还得硬着头皮当下去。

    酒过三巡，唐春秋说，“彭先生你们打算在天茱山逗留多长时间？”

    彭伊枫说，“我们是到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任职的，决心在天茱山抗战到底。换句话说，也是同唐团长并肩战斗到底，同舟共济到底。”

    唐春秋似乎有点意外，看着彭伊枫，端起酒杯说，“诸位风尘仆仆，千里而来，奔赴抗日前线，令人感佩至深。唐某只有一愿，愿我们竭诚合作。来，我敬诸位一杯。”

    彭伊枫听出了唐春秋的弦外之音，笑笑说，“唐团长，我也有一愿，愿我们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唐春秋说，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指望霍瘸子那百十条刀枪棍棒能成多大气候。但是请彭先生做一个工作，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了，我不去打他，也希望他不要捣乱了。”

    彭伊枫收敛笑容，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得很重。还没等他说话，田红叶接茬了，脸色很不好看地说，“唐团长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捣乱啊？”

    唐春秋看了田红叶一眼，苦笑说，“诸位虽然跟霍瘸子同属一党，但对天茱山的情况有所不知。霍瘸子这个人，小道理明白，大道理不懂，还倔得很，老是记着我们当年内战结下的仇。表面上说合作，可是暗地里老是截我的军需。只要我这里有粮食和装备过来，他消息灵得很，派出小股，明夺暗抢，搞得部队怨气冲天。我没来一二五团任职之前，在军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付霍瘸子截我粮草。来到一二五团，还是没有逃脱他的魔掌。说实在话，要不是看在抗日大局的份儿上，我恨不得再次带兵剿他。”

    彭伊枫嘿嘿一笑，笑得有些阴冷。彭伊枫说，“唐团长所言，本人不全信，也不全不信。问题是，你也得替霍司令想想，他一个抗日游击支队活跃在天茱山，可是你们却不给他发饷，吃什么，穿什么？你们衣食无忧，让他挨饿，饿极了他不抢你？不抢那是傻子。让你长期吃麦麸糠皮你试试？”

    唐春秋说，“军饷是按编制发的，他的军饷也不归我一二五团供应，他怎么就老是跟我过不去呢？再说，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你们又在天茱山搞了个游击支队，名不正，言不顺，军饷问题自然也就没着落了。侯先觉长官表态，给霍瘸子发饷可以，但是他的队伍必须纳入七十七军的序列。我奉侯长官的指示，几次同霍瘸子谈判，但他油盐不进，荤素不吃，还出言不逊，污言垢语大骂七十七军长官。简直是个土匪！”

    彭伊枫脸色不好看了，口气很重地说，“我提醒唐团长注意，你说霍英山同志捣乱，又说他是土匪，还口口声声称他为霍瘸子。你对友军如此蔑视，他能跟你好好合作吗？他是个大老粗，唐团长以及贵军长官可都是学过仁义礼智信的，你不尊重他，他当然不买你的账。换我，我也会这样！”彭伊枫说着，还情不自禁地用手指头敲了敲桌子。

    气氛紧张起来了。一直微笑不语的王凌霄这时候说话了，“按唐团长说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所以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就名不正言不顺，这话恐怕有失公允。国民党政府现在武汉，难道武汉以外的国民党军队就是土匪？”

    唐春秋愣了一下，看看王凌霄，竟然无言以对。

    王凌霄又说，“请唐团长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新四军军部是在江南，但新四军的抗日战场并不一定非要在江南。我们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受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唐团长你说是不是啊？”

    王凌霄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说话不紧不慢，但却是有理有据。唐春秋说，“道理应该是这个道理，但是，但是……”他有点语无伦次了。

    田红叶接上说，“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那么，强行收编我们更是破坏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

    田红叶说得慷慨激昂，脸都涨红了。唐春秋吃惊地看着王凌霄，又看了看田红叶，尴尬地笑笑说，“哎呀，两位巾帼给唐某扣上一个好大的帽子，唐某戴不动啊，脑袋疼啊！”

    王凌霄笑笑说，“既然不堪重负，何不干脆弃之？国难当头，唯有捐弃前嫌，携手同心，方可众志成城啊！”

    彭伊枫突然又敲了敲桌子说，“王凌霄同志说得好！老唐，我看我们得重新认识我们的关系了，那种煮豆燃萁的事情再也不能做了，谁做谁就是民族罪人！”

    一二五团除了唐春秋，还有陪同的团副祝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祝道可察言观色，替唐春秋解围说，“哎呀，诸位也太认真了。国共两党，有多少恩恩怨怨，那都是上层的事情，岂是我们这些蝇头小吏能够说得清楚的？今天团座是以个人名义宴请个人朋友，大家还是少谈国事，多叙私谊。”

    彭伊枫说，“谢谢祝团副和稀泥。可是没有国事，哪有私谊呢？其实你们大可放心，今天唐团长能够把话说到明处，并不是坏事；我们争论几句，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但是能够推心置腹，不遮遮掩掩，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

    唐春秋说，“对不起啊诸位，国难当头，千头万绪，我唐某是真心抗日，却也是恨铁不成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我们就以后看吧。”

    彭伊枫端起酒杯说，“唐团长，各位，虽然说我们之间有分歧，有争论，甚至还有前嫌，但是，我们再怎么打也还是自己的兄弟之争。现在已是抗日大局，我们在外面就已经听说，在天茱山七十七军部队里，以唐团长为首的一二五团，在抗日方面是决心最大、态度最强硬的部队。为此，我们新进入天茱山参加抗日斗争的同志，把酒倒满，诚心诚意地敬唐团长和一二五团各位长官一杯。说着就站了起来，亲自动手，把一圈酒杯倒满了。”

    唐春秋有些发蒙，看着彭伊枫咕咚咕咚地倒酒，好像彭伊枫是主人而他是被请来的客。等彭伊枫倒完了酒，举起酒杯往他的杯边一碰，他还是有点回不过神来，慌忙站了起来，说，“好好，彭先生，你说得好，是非曲直不是你我几个人在这里说得清楚的。有你们这些秀才约束霍瘸……啊，不，那个霍瘸子尊姓大名是……”

    林用树说，“霍英山。”

    唐春秋说，“啊对，有你们这几位文武兼备的干才进入天茱山，辅佐霍英山，也是天茱山抗日军民的一件幸事。欢迎诸位，干杯！”

    说完，一仰脖子，居然喝光了。

    在唐春秋的一再挽留下，彭伊枫等人在一二五团防区住了一夜。趁这个机会，彭伊枫做了两件事，一是摸摸唐春秋的底，看看这位国军上校抗日到底有多少底气；二是摸摸一二五团部队的底，看看士气、装备和战术。这两件事情都办得不错。至于部队情况，因为友军访问，不便深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彭伊枫能感觉出来，一二五团士气并不高，官兵的眼神有些闪烁游移，装备和军需好像也差了一点。如此看来，霍英山的队伍恐怕情况更糟。有了这个思想包袱，彭伊枫这一夜就没有睡好，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老排长啊老排长，这些年你可真是不容易啊！”

    彭伊枫的老排长就是霍英山。

    想当年红军还在天茱山打游击的时候，正在县城读初中的彭伊枫跟着同学参加红军，因为年龄太小，分兵的时候别的班排长都不要，急得彭伊枫直哭。霍英山见了说，“个头儿是小了点儿，打两仗就长高了，这个兵给我吧。”后来彭伊枫就跟着霍英山，但是手里没有武器，平时给霍英山当勤务员，打个洗脚水点个烟什么的，打仗的时候就像跟屁虫一样围着霍英山，给他装子弹，帮他擦大刀。高兴的时候，霍英山就让他放两枪。

    霍英山作战勇敢是没说的，但霍英山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爱学文化。红军到了陕北，霍英山当团长，彭伊枫在他手下当营长。形势稍微稳定了，彭伊枫要求进入抗大学习，他劝老排长学文化，老排长把旱烟锅往他脑袋上敲，笑呵呵地说，“世道上的文化就那么一点点，你也学我也学，那还不给学完了？我不学了，省着给你学吧！”

    哪想到后来就发生了那些事情呢？

    那次霍英山离开陕北的时候，还托人到抗大跟彭伊枫说了，说是革命不要他了，革命让他去管马，他管不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以后回到天茱山，别忘了去看看老排长。等彭伊枫接到口信赶到保卫局的“消毒班”，老排长人已经走了，铺盖卷子上还放着六块大洋——他把组织上发给他的路费连同铺盖卷子一起留给革命了。

    老排长性子硬啊！

    三

    这一夜王凌霄的心情也很不平静。

    对于陆安州这块土地，王凌霄并不陌生。过了金刚山，从豫南一路东进，陆安州迎面逼近，埋藏在王凌霄心底的隐痛也就一点一点地被激活了。

    天还是那片天，水还是那片水，人却不是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女了。一晃将近十年过去了。

    十年前她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是一个生活在书香门第的千金。父亲从英国留学归来，是苏州城内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不仅民众拥戴，当地的官僚阶层也非常尊重他。但那时候王凌霄不知道，父亲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

    有一年春天，家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一口皖西话，常常跟父亲早出晚归。那个年轻人给十七岁的王凌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她被礼教约束，除了在省城的女子学校读书，很少有同外人、尤其是异性接触的机会。皖西来的年轻人身着那个时代城里流行的无领学生装，仪表堂堂，不苟言笑，多数时候都在紧抿着嘴唇，配着丰满而前翘的下巴，给人一种坚强和自信的感觉。但是不久王凌霄发现，这个年轻人并不是一味地沉默寡言。那时候已经有消息不断传来，日军觊觎中国的东三省，要在那里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有一次几个同学约王凌霄一起到城外去，说是踏青。王凌霄信以为真，就跟着去了。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与他邂逅，这才知道，这个经常出入自己家的年轻人，竟然是一个“赤匪”。

    那天在苏州城外的一个小镇上，秘密集结着从上海、南京和庐州来的学生，大约有二百多人的样子。王凌霄和同学们簇拥着挤进人群，起先她还没有认出来那个穿着红军军装的年轻人，远远看去，那人大约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脸上略有点络腮胡子，肤色微黑，这就把双眼衬托得非常明亮。那人站在凳子上演讲，操着带有江淮口音的京腔，声调缓慢而凝重，儒雅中暗含着粗犷，激昂中渗透着悲壮。他的手掌是张开的，说话的时候，手心向外推动、向上举动，拳头一攥一攥的。

    他最初引起王凌霄注意的，就是这个奇特的手势。他打着这样的手势，晃动着拳头，一遍一遍地说，“国家者人民的国家，天下者人民的天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热血青年们，让我们起来，起来，去战斗！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为了几千年文明的承接延续，让我们这一代人挺身而出，勇敢战斗！我们保卫我们的国家，不等于是保卫朝廷，也不是保卫军阀专制政府，我们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土，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朝廷是靠不住的，军阀也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我们自己筑起血肉长城，抵御外侮，洗刷内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发展、进步、强大！”

    王凌霄后来终于认出来了，她看清了他的严峻的下巴，尽管那上面已经蒙上了一层胡须。这个人就是经常跟她的父亲早出晚归四处奔波的皖西客人沈先生，动态的他和静态的他几乎判若两人。王凌霄这时候也就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专学西医的父亲，让人采购了那么多中草药；也难怪有人传说，医院的中西药材、药品和器械，不断地流向西部地区。

    那一次，进入王凌霄的耳朵里，最多的那句话便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沈先生一遍一遍地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热血医治民族的痼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肩膀负起民族责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难道我们能眼看着国土沦丧、宝藏流失、人民受辱？不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热血春秋慷慨赴死的时候。青年同胞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我们起来起来起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他的拳头高举，在空中像一个榔头。

    那是在一座教堂的院子里，上午的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中落在人群里，他的脸就晃动在斑驳的光影里，有些亦真亦幻的神秘。

    站在教堂的院子里，王凌霄的心里有点惊恐，她不知道这个沈先生的真实身份父亲是否知晓，沈先生在这里演讲是不是得到了父亲的允许。虽然那时候王凌霄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还知之甚少，但是，凭直觉，她知道这个沈先生所做的事情是冒着风险的。

    演讲结束了，沈先生也看见了王凌霄，有点意外，走过来问，“红豆你怎么也来了？”

    那声询问让王凌霄差点儿热泪盈眶，她没想到这个沈先生居然还记住了她的乳名。她说，“沈先生，我父亲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

    沈先生怔了一下，笑道，“傻丫头，回家问问你父亲，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后来同学李艾莫说，此人是皖西陆安州一个酒业大亨的少爷，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头目。既有学问，又会打仗，常年往返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以经销为名，为红军游击队筹集物资。这次来是招兵买马的。

    果然，集会结束后就有很多人到报名处去报名。堂姐和李艾莫动员王凌霄报名，王凌霄就踌躇了。她本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投军，那时候她压根儿不知道李艾莫和堂姐都是地下组织的外围进步青年。堂姐是瞒着伯父伯母把她带出来的，而且堂姐和李艾莫是谋划好了要参加红军的。

    就在这个时候，她看见了他，那个在上午的阳光下像圣徒一般虔诚、像骑士一样热烈的“沈先生”。沈先生向她笑笑，他虽然年轻，却显得睿智和成熟，他的不经意的一笑，显示出自信、坚定和宽广的气魄。在那一瞬间，王凌霄就没了主张，稀里糊涂地对李艾莫说，“我这个样子，参加队伍行吗？”

    负责登记的红军干部任广琇说，“参加革命，首先要自己拿主意。”

    王凌霄还没有回答，一边的沈先生慢腾腾地发话了，说，“红豆，你先不要报名，到需要你参加的时候，我自然会带你走。”

    王凌霄愣住了，任广琇也愣住了。大家这才知道，王凌霄早就认识他们的首长。

    以后王凌霄才弄明白，沈先生当时之所以没有让她马上进入根据地，是因为她的父亲同沈先生有言在先，可以让女儿参加革命，但必须满十八岁之后。

    十八岁那年，沈先生和父亲都没有食言，同意王凌霄进入红军根据地。由于红军战略转移，沈先生结束了在城市筹集物资的任务，即将回到根据地工作。就是那一次，他带着王凌霄在转道川陕的途中，进入了天茱山。

    王凌霄至今也没有搞明白，云舒庄园究竟在陆安州的哪个地方，印象是在天茱山腹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有一段路，形同天堑，王凌霄是坐在滑竿上被人抬着进去的。由于道路受阻，他们在云舒庄园滞留了九天。庄园里只有沈先生的祖父和祖母，一对慈眉善目念经信佛的老人。院子里到处都是桂花和栀子花，天空中飘扬的全是清香。

    王凌霄永远不会忘记那段阳光明媚的日子。云舒庄园坐落在四周环山的盆地，庄园外面阡陌无垠，稻浪起伏涌向远处的山根。王凌霄感到奇怪，她不知道世道演变到今天，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个原始农耕的地方。沈先生解释说，这块地方是他们家的私产，自从明朝万历年间就由祖上收购开发，周边农人都是他家的雇农。此地产出的粮食含油量、含糖量均高于他处，杂粮酿酒也是上品。

    王凌霄说，“那你们家是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了。”

    沈先生说，“是剥削阶级，但是并没有阶级剥削。我们家是不主张剥削的，所有的庄园雇农和城里的雇工，都是拥护我们家的。我的祖上善于经营，坚持薄利多销，也坚持雇主和雇户利益均沾，因此我们家的产业几百年来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王凌霄说，“有这样富足的日子，你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去当红军呢？”

    沈先生的表情凝重起来，突出的下巴仰起来，似乎询问苍天——“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富足。也许，对于人来说，仅仅个人富足是远远不够的。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清朝道光年间，云舒庄园办的私塾超过了陆安州任何一家官办的学堂或者私塾，一户农家的孩子考中了举人，被授予候补县令。但是，这个举人辞去了一切荣华富贵，又回到云舒庄园当了一名私塾先生，而且在光绪登基那年，从他的私塾里出现了两个进士和三个举人。我跟你说，这里的山好水好，人更好。这里的雇农，人在深山中，心装天下事，你可不要小看他们。讲人类发展，讲革命道理，你不一定能讲得过他们。”

    王凌霄惊讶得半天做声不得，良久才叹道，“有这么一块地方，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沈先生笑笑说，“是啊，是有点像。记得我们来的路上，有一段极其险峻，可以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没有把这个地方当作世外桃源，而是想把它建成独立王国。万一我们的事业失败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带着队伍回到这里，在这里建设一个红色的独立王国。”

    王凌霄被沈先生描述的远景感染了，说，“那该多么浪漫啊，在这样一片纯净的土地上，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军阀混战，没有帝国主义的掠夺，人们自食其力，老人们安度晚年，大人们男耕女织，孩子们书声琅琅，年轻人相亲相爱……哎呀，这就是你们说的共产主义？”

    沈先生笑笑说，“恐怕还不全是，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谁也说不好共产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肯定不仅仅是生活富足。”

    云舒庄园的九天，是王凌霄青春岁月最难释怀的九天。沈先生常常是早出晚归，据说他的家业主要在陆安州城里，为了方便工作，他要经常在那里露面。中间有两天，沈先生进城未归，把王凌霄急坏了。尽管庄园里有纯真可爱的农家少女给她充当丫环，有半武半农的家丁保护，但她还是感到孤独。沈先生离开的第一天的夜晚，她就辗转难以入睡，她不清楚沈先生究竟在城里做什么。那时候她不知道，沈先生的身份是多重的，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陆安州。

    第二天从早上开始，梳洗完毕，王凌霄就在那个名叫乔乔的丫头的陪伴下，在庄园南边的独秀峰下踯躅，等待沈先生归来。在等待的时刻，她的心里有很多想法，有时候甚至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慌乱，她怕沈先生离她而去，也怕沈先生遇到意外。

    倒是那个快人快语的乔乔，像是看透了她的心思，嘻嘻哈哈地说，“小姐不要担心，我们家沈先生能得很，是沈家的顶梁柱，城里的事情、这里的事情都要靠他打点，他是被事情耽搁了，不会丢下小姐不管的。”

    乔乔是一个很伶俐的村姑，健康、淳朴，但是乔乔似乎又不完全是一个村姑，举手投足，也像个读过书的女子。乔乔还会唱一首很好听的歌子——“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光华灿烂闹出新世界……”乔乔干活的时候就唱着这个歌子，脸蛋儿红扑扑的，乔乔的脸蛋儿和云舒庄园的桂花，和晴朗的天空，让她感觉是置身在一个明媚的世界里。她很想跟乔乔学唱那首歌子，但是太长了。乔乔说，那是皖西民歌《八段锦》，八段，每段八句，一共六十四句，连她都记不住，只会哼哼前头的几句。乔乔说，“你要学歌子呀，以后就跟沈先生学好了。沈先生可以一句不落地唱。这歌子还是他的同学填的词，他的那个同学也跟他一样，到了红军那边，没准你还能见到他呢。”

    两个人在独秀峰下漫步的时候，她问乔乔，“是谁给你取了这么好的名字，乔乔是什么意思？”

    乔乔说，“是沈先生。我姓乔，很小的时候父母得病死了，我就在沈先生家里当丫头，那时候我的名字叫乔丫。沈先生在城里念书，假期回来，听人喊我乔丫，沈先生说，什么乔丫乔丫的，哪里像个人的名字啊？北有乔松，南有乔木，以后就叫乔乔吧。”

    王凌霄说，“这名字真好，很有诗情画意。”

    跟乔乔在一起，王凌霄觉得时间过得快了些。但是沈先生一整天没回来，她还是坐卧不安。

    第二天傍晚，眼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王凌霄就沉不住气了，她感到了巨大的孤独。尽管云舒庄园有很多对她非常亲热的人，有很温暖的气氛，但她还是感到孤独。她觉得在芸芸众生里，只有那个她并不熟悉的沈先生才是她的伙伴，沈先生那宽阔的肩膀才会使她感到安全。随着太阳越来越靠近西边的山脊，血红的残阳余晖向这片山坳平原弥漫开来，她的内心充满了惆怅。这时候她开始困惑和惶恐，不知道她跟随他将要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不知道她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人为何让她如此牵肠挂肚。

    就在她心慌意乱的时候，她听见乔乔惊呼一声，“小姐，沈先生回来了。”她定睛望去，就在南边那座山峰的下面，出现了几个身影，不久她就看见了一匹高大的雪青马，似乎从遥远的天穹下面腾空而起，在夕阳的照射下像一道银色的闪电，流金溢彩，穿越了遍地桂花金黄色的海洋，穿越了微风中起伏的稻浪，向她站立的方向驰骋而来。

    霎时，她的眼泪就溢满了眼窝……

    屈指算来，已经过去八九个年头了。如今王凌霄仍然没有弄清云舒庄园的具体位置。此后由于一连串人为的和非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原因，在他和她之间上演了数次生离死别的悲剧，那个让她情窦初开的沈先生，已经成了她心中难以消除的疼痛。

    这次重返陆安州，会遇到什么呢？也许，也许……王凌霄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但是，冥冥之中她又有一种期盼，尽管是那样的渺茫。

    四

    淠水河到了梅山城就开始向南拐弯，一个弯子拐了几十里地，到了陆安州的正南方向，又开始向北拐，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把陆安州圈了进去。弧线到了陆安州的东边，继续向正东方向延伸。就在东边的拐弯处，有一滩宛如沼泽的河湾，河湾的上面是大蜀山延伸过来的小蜀山，小蜀山下有一个集镇，叫桃花坞。桃花坞有三百多户人家，这在江淮地区就算是一个很大的集镇了。镇上居民多为农户，也有少量渔民靠捕鱼捞虾为生。因为傍着一个里把路宽的淠水河，上接庐州，下通陆安州，集镇边上有几个码头，没有战事的年月，商贸也很发达。

    桃花坞有家大户，户主叫方茂哉，祖上以摇橹摆渡为生，后又顺船搭货，在桃花坞开了一家杂货铺面，山外的油盐酱醋，山里的竹木茶药，都是经营项目。虽是小本经营，但因经营有方，积攒了一些银子，购买小货轮三艘，办起了淠水河第一家航运公司。但方茂哉此人乖戾，尽管有了钱财，却只相信桃花坞的风水，盖了一座虽然面积很大但装饰陈设却很简朴的庄园，在桃花坞办了一个私塾，让儿子方蕴初有书念，老两口便心安理得地坚守家园。

    没想到清末那几年祸事连连，一个好端端的大户人家竟被掀了个底儿朝天。

    方蕴初是方茂哉的独子，自幼羸弱多病。到了成人，表面看身体跟常人无异，可是成亲之后久种不孕。方茂哉怕断了方家香火，敦促儿子带着儿媳妇四处求医问药。名山大川跑了不少，还扔了许多银子给古刹草庵，均以无功而返。

    晚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从被八国联军打开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各国各种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随着贸易进入中国的，还有上帝的使者，这些传教士除了让中国人大开眼界以外，带给方茂哉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

    百般无奈和万般焦急之下，方茂哉受高人指点，着人背上三百多两银子，到庐州城里拜访洋教会里的传教士法国人皮诺尔，请这位鬈发碧眼、猴子一样难看的天使给儿媳妇“把脉”。据说这个天使不仅会传达上帝的旨意，还有一手看病医疾的绝活。

    皮诺尔收下银子，并没有给方蕴初的媳妇把脉，而是吩咐方蕴初本人脱下裤子，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在方蕴初的物件上摸来摸去，探囊取物一般。害得方蕴初惊惧万分，生怕这个奇丑无比的洋鬼子会把他的宝贝物件扯了去。皮诺尔摸索了一会儿，放开方蕴初，狠狠地洗了手，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对方茂哉和方蕴初说，“女人，没问题；男人，问题大。”

    方茂哉爷儿俩听了这话如晴天霹雳，如果是女人的问题，他们还可以考虑更换女人或者增加女人；是男人的问题那就是根子上的问题，如何是好？

    皮诺尔一眼就看出了这对父子是有钱人，皮诺尔和颜悦色地说，“不过不要紧，这种病我是可以治疗的，但是需要时间和金钱。”

    方茂哉此时哪里还把钱放在眼里，恨不得趴在地上给皮诺尔磕几个响头，可是人家洋鬼子又不兴这个规矩，磕了也白磕。方茂哉说，“皮诺尔先生，只要能让我早点抱上孙子，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

    皮诺尔说，“我不要你的银子，但是你可以资助我在你们那里建一座教堂，这样我可以经常去布道，也可以为病人治病。”

    方茂哉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不知道皮诺尔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在方茂哉爷儿俩看来无非就是一些白色的或者黄色的药片。方蕴初起先还不敢用，怕这猴子一样难看的外国人使坏，把他药死了好侵吞他的家产。第一次当着皮诺尔的面他把药片含进嘴里，却没有吞下去，趁皮诺尔没注意，把药片吐在手心里，待皮诺尔离去，转手就把药片扔了。回到桃花坞之后，头三次的药片都是拌到狗食里的，倒没见大黄狗有什么不适，反而昂首挺胸，气势汹汹地在宅前房后奔腾跳跃。那几天桃花坞像是闹了狗灾，方家的大黄狗彻夜狂吠，骏马一样奔驰在桃花坞周围河湖港汊，追逐母狗。

    方蕴初后来就明白了，不再唾弃那些药片，而是极其珍惜地把它们吞了下去。夜里果然感觉不一样，一个多月后夫人就宣布有喜了。

    桃花坞从此就多了一座尖顶教堂。

    民国三年章大帅的队伍和洪大帅的队伍在江淮开战，方家就开始倒霉了。先是洪大帅的队伍来划饷，张口就是一千块现大洋。洪大帅手下的旅长讲得有理，俺们背井离乡来给你们打土匪保家园，连这点饷都不给，未非让俺们喝西北风不成？

    洪大帅的队伍刚刚离开，章大帅的队伍又找上门来。章大帅的旅长讲得更有道理，说洪军是叛逆军，叛逆军你们都给了一千块大洋，俺们是讨逆军，必须拿出一千大洋赎罪，另拿一千大洋充饷。

    方家的资本都在船上，拿出一千大洋已经捉襟见肘，章军又要两千大洋，从哪里筹？别说筹不着，就是筹得着也不能拿，眼下兵荒马乱虎去狼来，这个头一开，何时是个了啊？方家拿定主意不给钱，老太爷方茂哉冲着章军的旅长颤巍巍地把胸脯拍得山响，说：“要命一条，要钱没有，你们就把我这条老命拿去算了。”

    可是方家老太爷失算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章军没有要到钱，也没有拿走方茂哉的命，而是派人押走了方家的一条货轮。方茂哉呼天抢地也无济于事，于是一病不起。祸不单行，这里洪军和章军刚刚离开，陆安州公署专员又派人来征军粮。然后各级衙门趋之若鹜来啃方家这块肥肉，除了经营税、人头税，还有保民税、保险税、保安税、保水税、保土税、保……管家把算盘珠子拨得唱歌一般，光“保”字头的捐税就有二十多项，得纳银元两千四百块。

    方茂哉一口气没上来，人就不行了。方茂哉一死，丧事还没办完，官府追账的又来了。方蕴初万念俱灰，真想跳河一死了之。

    传说中方蕴初还真到淠水河边准备跳了，就在要跳没跳的一刹那，皮诺尔出现了。皮诺尔说，“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死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死了还有你的孩子。”

    一句话如醍醐灌顶，方蕴初怔怔地看着皮诺尔，号啕大哭。皮诺尔说，“不要紧，我给你出个主意，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了。”

    皮诺尔给方蕴初出的主意是让他加入方家航运公司的股份。但是皮诺尔的建议是强盗建议，他不仅不出股金，反而让方蕴初先付他一千块银元作为“姓名使用酬劳”，每年还要分利一千块银元。他的条件是，方氏公司从此可以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船上挂法国国旗。皮诺尔说，“你只要挂上法国国旗，洪军不敢找你麻烦，章军也不敢找你麻烦，政府不会找你麻烦，连土匪都不敢找你麻烦。一句话说到底，是个中国人他就不敢找你麻烦。从此，在淠水河里，你的小货轮可以畅通无阻。想一想，一年你可以挣多少银元？”

    这个账方蕴初一算就明白了。回到家里他和夫人合计了一夜，最后决定，听皮诺尔的。但是第二天早上在跟皮诺尔谈的时候，方蕴初又有些踌躇，不管怎么说，他是中国人，船上挂着法国国旗，背后会有人戳脊梁骨的。

    皮诺尔听了哈哈大笑说，啊，“你是中国人，但你是商人，商人的利益必须有人保护才行，没有人保护的商人就是这个——”皮诺尔说着，伸出穿着皮鞋的脚，踩死一只蚂蚁。皮诺尔说，“可是谁能保护你呢？你们的政府吗？对你来说，你们的政府和土匪是一样的。”

    方蕴初不得不承认皮诺尔说的是实话。但他还是不甘心，还想讨价还价。方蕴初说，“可是皮诺尔先生，你一分钱没出，一分力气没出，就这样一年拿一千块现大洋，是不是太狠了一点，能不能少要一点？”

    皮诺尔说，“不行，一块也不能少了。我是没有出力出钱，可是你知道我出卖的是什么吗？是法兰西赋予我的公民安全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公民的安全权。这个权利你有吗？你没有，对你来说就是无价之宝。”

    就这样，方氏航运公司终于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果然从此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不仅洪军和章军不来了，那条被强行征用的小货轮也由法国领事馆出面要了回来。连陆安州城内各个衙门都消停了，只有隔岸骂娘的份儿，骂方蕴初目无政府，卖国求荣。

    方蕴初有点心虚，赚钱比过去少了许多坎坷是不假，但这钱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所以他就安了一颗与民同享的心，但凡官府征收，匪患强拿，总是方家出面斡旋，充大头拿钱消灾。如此，方蕴初倒是落了个“方大善人”的美称。

    方氏航运公司挂法国国旗挂了三年，尽管被皮诺尔敲走了四五千块银元，但方家也落下万贯家财。后来皮诺尔不幸在天茱山失足落水毙命，皮诺尔航运公司不复存在。陆安州又换了两茬官员，两茬横征暴敛，方蕴初的航运公司就关门大吉了，只剩下五六条小驳轮在河面上游弋。除去苛捐杂税，每年进项不过千把块洋钱，供着两儿一女在城里念书，渐渐就有些入不敷出了。

    在桃花坞第一次出现外国国旗是民国三年的事情，无论是方蕴初还是桃花坞的百姓都没有想到，到了民国二十七年，桃花坞又挂上了外国国旗。这回是太阳旗。

    五

    松冈大佐人还没到陆安州，陆安州驻屯军司令的任命就下文了。

    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中将明确地告诉他，现在武汉外围攻坚战正在艰苦地进行，需要大量的军粮。“皇军”计划在八月底拿下陆安州，八月份就免了，从九月份开始，他的驻屯军就开始为南下西进部队提供粮食，每个月至少二百万斤。每月下旬，派遣军将派出一个辎重营二百辆汽车到陆安州取粮食。

    石原次郎给松冈算了一笔账，陆安州系江淮富饶之乡，是个人口密集的地方，所辖各县，共有二百多万人口，以每人每月缴纳一斤计算，即可得二百万斤。二百万斤粮食最多只够两个师团吃一个月，所以，数额不能再少了。

    松冈说，“哈依！”

    但松冈的心里也算了一笔账，陆安州有二百万人口，这是派遣军支那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就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但是，这二百万人分布在五个县的广大地区，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有。松冈联队兵力仅一千五百人，按石原次郎的算法，每个士兵至少要向一千个支那百姓征收粮食。假设是分散行动，陆安州东部平原的边缘是大小蜀山，西部是天茱山，南部是淠水河，西北部是人迹罕至的原始密林。这一千五百个士兵进入到陆安州的村寨集镇，那就是细水流沙，恐怕再也收不拢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是，陆安州二百万人口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要是逼急眼了，有人登高一呼，二百万老百姓别说动刀动枪了，他扛着锄头铁锹来跟你拼命，一千五百“皇军”哪怕人人手里都是机关枪，也是挡不住的。

    石原次郎又给松冈算了一笔账，“你的兵力少是不错，派遣军长官部又给你从淮北鲁南调配了‘皇协军’一个师，三千多人，武器至少不比中国抗日军队差。加上从‘满洲国’来的‘亲善团’，又有五百多精锐兵力。那些老百姓大多是男耕女织的农民，本分老实，对‘皇军’早已闻风丧胆，倘若交点粮食能保住平安，那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敢拿鸡蛋碰石头？所以，每月二百万斤粮食，小小的，轻而易举的，不能再少了。”

    松冈算来算去还是心里不踏实，他在中国呆的时间很长，深知中国人的性格，恐怕还不是像石原长官说的那么简单。“皇军”进行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无论作为“皇军”军官还是“皇国”国民，他都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但是，每月二百万斤粮食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他不能脑子一热就承受下来。表态容易，倘若完不成任务，让异国作战的“皇军”在前线挨饿，导致战斗失利战争失败，那就是对天皇的犯罪。再说，怎么能依靠“皇协军”呢？他们连自己的国家都卖，这些人在中国是最没有信誉和道德的人，指望他们搞粮食，他们会为虎作伥，他们能把老百姓的骨头榨出油，但未必能把粮食交给“皇军”多少。如此，“皇军”白白背了黑锅，还得不到实惠。再有，根据过去在“满洲国”和华北作战的经验，一旦战火烧到家门口，那些青壮劳力大多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留在家里的，往往是跑不动或者根本就不愿意跑的老弱病残，仅有的粮食也会被他们上天入地地埋藏起来。想从他们那里搞到粮食，比搞到他们的老命还要困难。

    因此，松冈破天荒地向石原次郎讨价还价了。松冈说，“粮食是圣战的根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但是，粮食需要从中国人那里搞到，需要中国人生产，需要中国人缴纳。既然把陆安州作为‘皇军’军粮供应的一个基地，那么是否可以在战斗中，尽量减少对于城市的破坏和对百姓生命财产的损毁？”

    石原次郎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陆安州的战斗将是外围剥皮战，尽量不损坏城市建筑和设施。长官不会让你在废墟里弄粮食。”

    松冈说，“为了稳妥起见，保证派遣军的计划周密落实，请石原长官允许我在九月份先按五十万斤粮食的数额缴纳。”

    石原次郎的脸色很难看，盯着松冈，仁丹胡子微微颤抖。石原说，“太过分了，作为‘皇军’军官，如此不敢承担重任，实在令人失望。难道就因为你在中国读过书，就要高抬贵手吗？”

    松冈说，“对不起，我必须把困难想得充分一点，以避免影响圣战。如果局面打开之后，我会主动增加数额的。”

    石原次郎停顿了一会儿，喘着粗气说，“一百万，再也不能少了。”

    松冈说，“一百万里应该包括我的部队和‘皇协军’一师的粮食。以每人每天二斤粮食，以五千人算，每个月是三十万斤。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向派遣军长官部缴纳七十万斤粮食即可。请长官确认。”

    石原次郎气咻咻地说，“松冈君，你何时变得像个商人了？这样太有失‘皇军’体面了。”

    松冈不屈不挠地说，“对不起长官，跟中国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他们的手里弄粮食，我不得不精打细算。”

    石原次郎盯了松冈一会儿，终于表态，“先这样吧。还有什么要求？”

    松冈说，“‘皇军’异国作战，精神紧张，已婚军官和老兵长期没有性生活，容易导致精神错乱，甚至狂躁，丧失理智。本联队将长期驻屯陆安州，倘若没有缓解办法，必然扰民，难以约束，于官兵安全和军心稳定极其不利。”

    石原次郎皱皱眉头，舌头在嘴唇上滚了几下说，“这件事情你可以向服务课提出来，但是请你不要过分。‘皇军’远离本土作战，战线又拉得过宽过长，方方面面的资源都很匮乏，大家要互相谦让，能够就地解决、自行解决的，尽量不要给上级增加负担。”

    松冈不吭气了，脸上涌现一丝不易觉察的愧意，隐忍了一阵才立正回答，“哈依！”

    离开派遣军长官部之后，松冈大佐乘坐敞篷汽车返回固镇驻地，一路上心情很不好，甚至感到痛苦。平心而论，他何尝愿意像个商人一样跟长官讨价还价？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讨价还价了，心里就非常惭愧。他十二分不情愿到陆安州去当什么驻屯军司令，更不想天天为粮食发愁。他是军官，他的联队战斗力非常强，当年从中国东北长春一直打到哈尔滨，然后又从哈尔滨打到了天津，几乎所向披靡。他从中队长一直擢升到联队长，全是靠枪炮打出来的。他宁肯率领部队去战斗，攻城掠地，赴汤蹈火，那种征服和占有的快感真是妙不可言。尤其是去年在南京，攻破城池后，松井石根将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也是“皇军”士兵最愿意接受的方式犒劳了浴血奋战的部下。“皇军”的士兵们精神太压抑了，他们太需要释放了。松冈率领他的联队就像迅猛的战车，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纵横驰骋。他们整整当了四十天的“上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在哪里杀就在哪里杀，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强奸谁就强奸谁，想怎么强奸就怎么强奸。看着一片废墟和废墟上狼奔豕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他们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助，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哀求和绝望。他们像刀俎上的鱼肉一样任凭“皇军”宰割，那种快感和自豪感简直难以遏制。

    要知道，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岁月里是怎样的让人景仰啊！这个国家千百年来都是日本民族的老师，都是日本政府和百姓必须进贡的天朝帝国。然而，现在情况终于改变了，这个庞然大物原来是泥塑的，是不堪一击的，转眼之间就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皇军”的皮靴踏在泱泱大国的土地上，“皇军”的刺刀挑在礼仪之邦国民的肚皮上，“皇军”的枪炮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精液一般汹涌澎湃地喷射。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军人，尤其是“皇军”，太需要证实自己的力量和威严了。而在所有的征服中，征服中国人是最可以激励“皇军”官兵的。因为从地理上看，中国太庞大了，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太悠久了。征服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就是征服了世界，至少也是征服了东亚。

    可是，现在石原次郎将军竟然让他充当所谓的驻屯军司令，竟然让他和他的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像农夫一样地去搞什么粮食，这实在让松冈大佐有点不太适应。

    松冈心里清楚，这个驻屯军司令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差事，一旦陆安州打下来之后，主力南下，他就要坐在火山口上了。光靠枪炮刺刀恐怕还不行，士兵们的生殖系统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跃了。一百万斤粮食听起来不是个大数目，但是，真的搞起来，让老百姓钻洞挖墙上房揭瓦，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比打仗，用中国话说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抢就是了。可是你按部就班地坐下来跟中国的老百姓要粮食，这意味着什么？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与生俱来就是为了粮食而生存的，粮食不仅是他们果腹生存的东西，而且是他们的理想和梦想。同农民争夺粮食，甚至比争夺城市还要艰巨。因为争夺城市你面对的仅仅是军队，而争夺粮食，你的对面横眉冷对的将是陆安州二百万老百姓。想想后背都是凉的。况且，即便把陆安州打下来了，你能保证已经把陆安州境内的抗日武装全都赶尽杀绝了？他们能让你随心所欲地把粮食搞到手，能让你痛痛快快地运走？假如就像石原次郎乐观分析的那样，老百姓不反抗，但是，战争之后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呢，一百万还是五十万？就算他们全有粮食，可是，他们要承担中央军的食粮，新四军的食粮，国民政府的食粮，临时政府的食粮，地下组织的食粮，当地军阀的食粮，过路军阀的食粮，破落军阀的食粮，乡村官僚的食粮，土匪的食粮，等等。你简直没有办法搞清楚，他们一年要向各路神仙各路诸侯缴纳多少粮食！

    这样一算，松冈对每个月能否按时征收到一百万斤粮食就难免心存忧虑了。尽管他知道他不应该对石原次郎布置的任务讨价还价，但是，这个讨价还价是必须的。松冈是个稳妥的人，是个讲究实效的人，他宁可把姿态放低一点，姿态低点，路好走了可以把腰杆硬起来。如果一开始就站得很高，遇上障碍再把腰猫起来，那就有失体面了。

    六

    宫临济的手下满世界寻找常相知的时候，常相知和三大队大队长杨家岭正坐在庐州城西稻香村酒楼，同手下一帮子弟兄在喝酒。

    弟兄都是好弟兄，当年跟吴大帅打孙大帅的时候就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孙大帅没打完，接着打南蛮子老蒋，然后再打东北老张，再然后反水投奔老蒋打老共。十多个年头下来，大家都是一身功夫一身胆，砍头无非碗大的疤，杀人只当掐根草，自认为天下没有什么样的军队能跟自己比了。哪知道日本鬼子一来，只打了两仗，就全给打蒙了。头一仗是枣儿庄保卫战，两个团硬是没有顶住鬼子的一个大队。矮胖子原信少佐指挥三挺轻机枪开路，专打他常相知的队伍，一仗下来，全团死伤二百多号人，跑掉二百多人，剩下不到二百人，他只好下去当营长，几个弟兄依次降为营副和连长。第二次更窝囊，打固镇的时候，同宫临济部交锋的，其实就是松冈联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河田大尉还戴着眼镜，就是这么个高度近视的金鱼眼，设计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个小队佯攻黄垭口，牵制宫临济的注意力。鬼子主力三个小队迂回到守军左侧，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炮火覆盖，接着又是一阵短兵突袭。那鬼子硬是铁皮脑袋不怕打，死打死冲，凶猛如兽。守军一公里正面很快土崩瓦解，部队伤亡过半，跑了一半，营连长几乎都成了光杆司令。

    也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了，所以当宫临济扯起白旗投降的时候，大家也就半推半就地跟着走了。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是走投无路了，龟孙才愿意当汉奸呢！日本鬼子实在太厉害了，攻占上海之后所向披靡，南京城里几十万国军都溃不成军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先把命保住再说。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奶便是娘，这也算是当兵的生存之道吧。

    投降鬼子之后果然不一样，首先招兵买马收罗旧部，队伍扩大了，宫临济又重新当了师长，水涨船高，弟兄们都回到了团长、营长的位置上，也就心安理得了。

    往常，弟兄们在一起喝酒总是有很多话说，聊军饷，谈女人，缅怀南征北战，酒至酣处，气冲牛斗。但这次喝酒情形有点不大对头，大家都是喝闷酒，似乎找不到话讲。

    自从在鲁南被收编为“皇协军”之后，松冈大佐除了给“皇协军”派了军事教官以外，每个团还派了十名日军下士官作为“亲善员”，这些下士官都是干部候补生，多数已担任曹长职务，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术，都是一流的，行动上归松冈联队参谋长原信少佐直接指挥，松冈定期亲自听取这些人员的情况汇报。

    “亲善员”在“皇协军”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皇协军”官兵认识天皇的伟大、日本国的富强、日本军队的勇武和中国朝廷的腐朽、政府的腐败和百姓的困苦。一言以蔽之，中国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只有靠日本来帮助建立新的秩序，才会有开明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和富裕的生活。那个叫荒木冈原的下士官——常相知一想到这个家伙就恨得牙痒——一个小小的下士官，也忒狂妄了，就是跟他这个一团之长在一起，也是趾高气扬。他看中国人的那眼神，那是看人的眼神吗？简直就是像看一群动物。

    荒木冈原看中国人的眼神不对，常相知看荒木冈原的眼神也不对，这两双眼睛都不是吃素的，摩擦也就不可避免了。常相知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肚子里多少还装着一点气节故事，血性也就比一般的汉奸旺一点。有一天荒木冈原居然闯到团部，冲着常相知呜里哇啦乱吼乱叫。常相知当时正在吸水烟，头也不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叫唤，反正是听不懂。没想到这小子来劲了，见常相知态度傲慢，竟然冲进房间，手点着常相知的鼻子哇啦。后来翻译来了才知道，这小子是吆喝团里的长官也去上什么“亲善课”，并且指责常相知没有理由缺席。

    常相知当时就火了，心想老子好歹也是个团长，妈的你无非就是个曹长，没大没小的来教训老子，我要是被你制服了，弟兄们会怎么看我？以后我讲话还有人听吗？什么鸡巴亲善课，不就是要老子给你们当奴才吗？

    常相知二话没说，喝了一声，“来人哪！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子拖出去打二十军棍！”完了还对翻译补充一句，“告诉他，这就是老子的亲善课！”

    哗啦一下，上来了十多个士兵。在团部担任值勤的三大队排长李伯勇拎着驳壳枪，疑惑地看着常相知，拿不定主意。荒木冈原一看常相知要动武，又是一阵呜里哇啦。这边常相知的手下还在犹豫，围着鬼子转圈，那边鬼子倒是先动手了，照准李伯勇就是一顿耳光子，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咆哮八格牙鲁八格牙鲁。李伯勇捂着半边脸，一边躲闪一边看着常相知，不知道该怎么办。

    常相知大怒，吼道：“你捂在脸上的那是狗鸡巴啊！就是狗鸡巴也得硬起来，给我甩他一鞭子！”

    李伯勇可怜巴巴地躲闪，还是不敢动手。

    常相知火了，命令士兵们，“给我上，把他眼睛蒙住，每人踹他二十脚。”

    士兵们这才你推我搡地收缩了圈子，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荒木冈原就呀呀呀一阵喊叫，拿出柔道功夫，左冲右突，转眼就踢翻了五六个。

    常相知一看，这鬼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货色，不亲自下手看来还收不了场呢！常相知站在圈外，嘿嘿一笑，袖子一捋，喝了声，“鬼子看招！”纵身跃进圈子，先是照荒木冈原的腿上踹了一脚，然后扑哧倒地，翻身一滚，给他来了个扫堂腿。荒木冈原没防备常相知会亲自偷袭，一个趔趄倒下了，还没等他爬起来，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把他死死地摁住了。

    常相知爬起来，先拍屁股，然后搓着手，阴阳怪气地笑着，“嘿嘿，小鬼子，你耍个鸟，你以为老子当了‘皇协军’就是孙子了，是不是？不是看在松冈大佐的面子上，我敢把你的二鬼子剁下来喂狗你信不信？妈的，不捋捋你的骨头，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

    荒木冈原被十几个士兵死死摁住，动弹不得，嘴里却没闲着，唾沫和血沫一起飞溅。他哇啦什么，常相知听不懂，但不用听他也知道，这狗日的在骂他，恐怕祖宗八代都骂出来了。翻译被眼前的场景吓得面无人色，在一边跺着脚嘀咕，“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常相知说，“好办。把他押送给原信少佐，就说这狗日的妨碍我的军务，我按规矩揍了他一顿。”

    翻译瞪着一双迷蒙的眼睛看着常相知说，“这样能交差吗？这可是日本兵啊，这是‘皇军’啊！”

    常相知说，“岂有此理！日本兵也是兵！我一个堂堂的团长，还不能揍一个兵？走，我亲自找原信说理去！”

    常相知想错了。他是团长不错，但是在松冈和原信的心里，他连日本兵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松冈和原信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骂，这个支那猪，居然殴打“皇军”的干部候补生，简直死有余辜！倘若不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是考虑宫临济队伍的稳定，毙他一百次也不算多。当然，这些想法松冈和原信不会说出来，能说出来的话就很好听。

    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果是，原信少佐向常相知道了歉，并把荒木冈原调出常相知二团的“亲善队”。但是过后不久，常相知就发现，二团的“亲善队”又增加了十五个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是从“满洲国”日军学校毕业的士官。这些“亲善员”在各个层面活动，半明半暗地建立了“亲善学会”。常相知对此非常恼火，数次找到宫临济发牢骚，说鬼子不相信咱，咱还热脸贴冷屁股，早晚没个好下场。宫临济却自有主张。宫临济说，“虎落平川被犬欺，凤凰落毛不如鸡，你还能怎么着？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步路窄步步窄。现在再回去投奔李长官白长官？嘿嘿，别说白长官剥你的皮，以后要是老共得势了，还得再剥你一层皮。”

    常相知说，“可是这鬼子就可靠吗？现在都是层层控制，要是他把江山站稳了，那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

    宫临济说，“兄弟，看事不能光看眼前，也不能光看自己。鬼子要是站稳了，他才几个人？他还得靠中国人办中国人的事，那时候还是你我说了算。只要你不老惹他生气，好枪好炮大洋都少不了你的。不管怎么说也比回到老李那里强！咱当‘皇协军’，除了在鬼子面前弯腰矮他一截，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上人，至少在中国人里咱是人上人。回头当七十七军也好，掉头当老四也好，就算他不杀你，可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呢？”

    常相知左思右想，宫临济的话不一定全是理，也不一定全不是理。退一步说，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只得忍气吞声了。

    现在，在宫临济的“皇协军”里，看“亲善书”，吃“亲善糖”，花“亲善钱”已经蔚然成风。因为都是中国人，二鬼子说话要比真鬼子说话可信程度高。二鬼子说日本好，能够举出大量的例子，说在日本人人有学上，人人有钱挣；日本的城市如何如何的阔气，日本的老百姓都吃香的喝辣的，穿的都是绫罗绸缎。“皇协军”的士兵一个个听得迷迷糊糊，瞪着眼睛向往那樱花盛开肥得流油的东瀛岛国。二鬼子还向部队散发了铅印的宣传品，多数都是“满洲国”的照片，“满洲国”里的中国孩子坐在光线充足的教室里，幸福地看着黑板；“满洲国”里的中国人，同穿着军装的日本人载歌载舞；日本军官给“满洲国”的孩子发课本，“满洲国”的孩子向日本军官行举手礼；“满洲国”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走着穿着高跟鞋的中国摩登女郎；“满洲国”的商店里，堆积着琳琅满目的货物……

    到了后来，不光士兵们迷迷瞪瞪，连常相知这样的军官也疑惑了，这“大东亚共荣圈”难道是真的？如果不是，那些照片又明明白白。即便不是，日本人的日子比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这是确凿无疑的了。

    不久常相知们又有新的发现，他们麾下的部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当初投降日军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留得青山在”，而现在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改变，青山依旧是不错，可是不一定有柴烧了，部队的魂已经丢了，已经有些搞不清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

    常相知们的苦恼还不仅于此。因为日军在“皇协军”里建立了秘密的基层组织，常相知们现在连同营长、连长在一起喝酒的机会都少了。即便抽空一聚，也不像过去那样拍着胸脯无话不说了。因为你搞不清楚谁接受了“亲善员”的“亲善费”，你更搞不清楚谁就是“亲善学会”的会员。自己的部队自己控制不了，能不窝心吗？

    常相知一伙人坐在庐州城稻香村酒楼喝酒的时候，松冈联队的绝密命令已经送到“皇协军”江淮第一师师长宫临济的手上：日军进攻陆安州的计划提前了。

    七

    霍英山这天心情很好，因为上级通知，派到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上午就要到杜家老楼了。霍英山已经向参谋长许成哲交代清楚了，要部队这几天都把虱子捉一捉，把裤裆洗一洗，把刀枪擦一擦，锅里多搞点粮食，少搞点麸糠，让腰杆硬朗一点，让脸色光鲜一点。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也不是乌合之众，他这个司令还当过红军的团长呢。

    天亮了从铺上爬起来，霍英山还特意披上了黄呢子大衣。这件大衣是三年前从侯先觉的队伍里缴获来的，可以理解是霍英山的全部私人财产，因此金贵得要命，白天穿在身上八面威风，夜晚盖在身上踏踏实实，一年四季的礼服都是它。春天支队参谋长许成哲护送粮食到江淮军区，想给老首长高毓廷司令员带一件礼物，看中了霍英山的黄呢子大衣。跟霍英山一说，霍英山当时就把脸拉长了，阴阳怪气地把许成哲臭了一顿——“怎么啦？老高是司令，老霍就不是司令啦？你作人情我不反对，拿我的东西作人情那就不义气了。你是想拿本司令的大衣换个司令当是不是？”

    许成哲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提大衣的事了。搜罗了十斤咸鱼干带上，算是多少给首长表示个意思。

    早晨霍英山喝了两碗稀饭，就布置支队部的官兵练刺杀。支队部就一个特务队，四十多号人，武器却是全支队最好的，基本上人手一枝步枪。多数是汉阳造，没有汉阳造的也有火铳。每人还配一把大刀，大刀的柄上系着红缨子，舞起来十分壮观。官兵们一招一式地练，霍英山一遍一遍地看，一边看还一边骂骂咧咧，纠正动作，讲解要领。

    霍英山披着黄呢子军大衣出现在操练场上，的确很有大将风度。他的两条腿长短不一，走快了蹦蹦跳跳；若是慢走，一步一耸，一步一顿，威风就出来了。大衣是从侯先觉的队伍上缴获的，但是他的腿也是跟侯先觉的队伍交手时被打断的。

    那是更早一些时候了。早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一次收尾战斗打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那时候他是连长，他的连队只有四十来个人，十一条枪，而侯先觉部队的那个连一百多号人，全是汉阳造步枪。打到弹尽粮绝的时候，侯先觉的那个连队把他们兜屁股追了五六里路。

    逃了两道山梁，霍英山火了，选了一块地形，喝令队伍停下，不跑了，两边埋伏，没子弹了就上刺刀抡大刀，就在这里跟狗日的白匪拼了。白匪那个姓唐的连长——以后才知道他就是唐春秋，实在是狡猾，一看前面的逃敌突然去向不明，也下令队伍停止追击，然后疏散队形，从两面搜索前进，包抄过来。结果这一仗霍英山又吃亏了，牺牲了十多个同志不说，自己的右腿还被打折了。

    霍英山的故事很多。

    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已经是补充团团长了，指挥两个营六个连队。长征的路上遇上一个不太大的战斗，霍英山说先从东边打，团政委说先从西边打，两个人争了起来。后来团政委行使最后决定权，拍板从西往东打，结果这一仗打得半生不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霍英山就编了一个顺口溜：“有个政委点子低，你说东来他说西，倚仗最后决定权，煮了一锅半干稀。”

    部队到了陕北，在延安清算张国焘流毒，这个政委揭发霍英山攻击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保卫局就把霍英山关起来反省。后来搞清楚了，霍英山只是反对他那个团的政委利用最后决定权瞎指挥，并不是反对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制度。

    霍英山被放出来之后，组织上看他瘸着一条腿，再当团长不方便，就安排他在留守兵团当马场管理员。霍英山却不干了，火冒三丈地说，“就凭一句话就把人关了，又是审查，又是饿饭，又是喂马，这个革命我没法干了。”

    组织上倒是宽宏大量，对于这样的落后分子，发点路费让他回家种田算了。

    霍英山离开延安之后，并没有回家种田，而是沿途寻找打散的战友，并且从山洞里起出了十条汉阳造步枪，这是当年撤退时埋藏下来的。霍英山带着这一伙离队的战友，重新扯起了红军的旗号。最初是天茱山红军独立大队，后来是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下辖独立营、特务队。常年在天茱山杜家老楼驻扎的有三百多人，加上一个地方县大队，共有六百人左右。各种枪支三百多件。

    仅仅三两年的工夫，霍英山就把队伍扯得这么大，自然有他的绝招。霍英山招兵买马的绝招在于他有粮食。陆安州东部属江淮丘陵，盛产稻米；西部一半丘陵一半山，盛产玉米。他的队伍专门打粮食仗，地方军阀的粮草他抢，地主的粮食他抢，侯先觉部队的粮食他也抢，连土匪殷绍发的粮食他都不放过。所以唐春秋说他是个饿死鬼。各路神仙也都知道霍英山的特点，要粮食不要人命，甚至连金银财宝也不要。押运粮草的官兵，只要听说是霍英山的队伍来袭击，把枪往脑袋上一举，随他抢去，反正他是谋粮不害命。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霍英山没有文化，斗大的字认不出一箩筐，自从多年前听红军一位师政委讲课时引用了管子的这段话后，他就牢记脑袋里，并经常挂在嘴边，这也是他不遗余力弄粮食的理论依据。

    民国二十六年，宿阳一带大旱，饥民遍野。霍英山瞅准时机，悬帜招兵，就一句话，当兵吃粮，每日八两。八两就是半斤，那季节每日有半斤粮食，人就不至于饿死。于是乎蜂拥而至，十天之内就征得兵丁二百多人。霍英山赶紧打住，不招了。这些难民加入霍英山的队伍之后才知道，其实每天的粮食不是八两，而是一斤。霍英山多了个心眼，他怕把每天一斤的底露了出去，难民都爬过来，三天就把存粮吃光了。

    那时候的天茱独立大队，用江淮地区负责人高毓廷的话说，基本上是个半土匪性质。直到成立江淮军区，恢复了霍英山的红军身份，正式宣布了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番号，这种情况才算结束。

    霍英山对高毓廷的那句话耿耿于怀，合编的时候，给高毓廷出了不少难题。后来虽说没有闹出大的别扭，但霍英山拒绝江淮军区委任政治委员。军区出于团结考虑，掌握轻重缓急，只好先派了作战科长龙文珲到天茱山给霍英山当副司令员。龙文珲读过三年私塾，粗通文墨，来的时候带来一部电台。这样，江淮军区对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指挥关系才开始理顺。

    彭伊枫等人在大蜀山唐春秋的防区里住了一夜。这一夜彭伊枫基本上没睡着，想想即将开始的工作，想想阔别数年的父兄般的老排长，还真有点激动。再想想政治部那位首长的话，现在已经启动了绝密的单线交通体系，直接由“老头子”指挥，可见陆安州的形势已经到了最严峻的关头。

    第二天天蒙蒙亮，游击支队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带领一个排赶来接应。一路翻山越岭，目之所及，净是苍松翠柏，竹海浩渺；沿途桂花飘香，栀子盛开。曲里拐弯走了约摸三四十里山路，老远便看见山坳里掩映着一片灰墙黑顶的房屋。李广正说，“那就是支队部杜家老楼了。”

    临近杜家老楼的时候，刚翻过一道山梁，便见羊肠小道的附近有人影晃动。李广正说，这都是霍司令派来暗中保护首长的。彭伊枫听了，只是笑笑。过了笋岗店，再走大道，道两旁就有全副武装的战士，穿着短裤，打着绑腿，背着汉阳造，像树桩一样立在路旁。见到了彭伊枫等人，就打举手礼，有的像样，有的不像样。彭伊枫偶尔摆摆手，微笑致意。

    到了杜家老楼宅院的大门口，气氛就热烈了，有人练刺杀，有人练大刀，喊声雷动，一片龙腾虎跃的景象。李广正先行一步，跑过去报告了，不久就看见从大门口出现了一团黄色，远远看去，像一面黄帆，一摇一晃，临近了，就看见是一件黄呢子军大衣迎风招展。军大衣上托着一颗硕大的脑袋，目光炯炯，威风凛凛地向彭伊枫等人蹦跶过来。

    彭伊枫停住了脚步，含笑等待。到了二三十步远的时候，黄呢子军大衣停止了摆动。霍英山站住了，伸长脖子，像一只觅食的鹅，看着彭伊枫，擦了擦眼睛再看说，“伊枫？怎么是你？真是你吗？”

    彭伊枫心里一热，眼眶就湿了，说，“是我啊老排长，我是伊枫啊！”

    霍英山哗地一下掀掉军大衣，一拐一瘸地蹦到彭伊枫的面前，抓住彭伊枫的手，喊了起来——“天啦，他们说要给我派一个政治委员来，我哪里知道是你啊！”

    彭伊枫说，“都怪我这些年没有跟老排长通气。”

    霍英山说，“我要知道是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抵制了。这下好，硬是把你降职当了政治部主任。你看这事闹的！”

    彭伊枫擦擦眼角，笑笑说，“你过去不是一直教导我们说，干革命不分职务高低嘛。政治部主任也好，政治委员也好，不都一样干革命吗，一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