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老人家听了我的话，收了折扇，用它指着子卿谴责地说：“可子卿整天到月的不着家，我像根本没他这么个儿子似的，叫享福啊？我不在乎住的多么好，穿的多么好，吃的多么好，在乎儿子心里究竟有没有我。子卿他变了。他心里开始没有我这个娘了……”

    我笑望子卿。

    子卿说：“娘，还让我心里怎么有您呀？我成年到月的在外边，又不是学放荡，是为了……”

    子卿没把话说完，接电话去了。

    他接完电话回到客厅，他母亲用折扇指着他继续数落他：“你想说是为了挣钱对不？钱、钱、钱，你心里整天琢磨的就是钱！儿呵，钱这东西，趁多少才是多呢？你想成资本家？……”

    子卿说：“娘，您不清楚现在的生活水准，也不清楚现在的消费水准，尽说些抬杠的话。就我苦心积累那点儿钱，只能说是刚脱贫，不抓紧再挣行吗？不用太久，一二十年后，准就显出咱们穷了！到那时光穷我自己呀？您不是也得跟我受穷吗？”

    老人家张张嘴，一时竟没说出话来。

    我朝子卿要了一支烟，吸过两口后，尽量用一种客观而公正的口吻说：“子卿，你这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如果你也算刚脱贫，那我不就得强调自己是穷人了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不是就等于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该唱《国际歌》了吗？……”

    子卿又笑了。不回答我的话，却冲他母亲说：“娘，我不骗您。在北方，在咱们这座城市，眼下确实还不太会有人笑话咱们穷。可要是在南方，要是在沿海一带的某些地方，我这样的人，那就得整天因为穷而自卑了……”

    他母亲愤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别说了。越说我越不爱听！张口就是南方南方，我不信同是中国，南方就遍地金银！南方再好，你南方还有个亲娘啊？就算南方个顶个都是大阔佬，个顶个都富得钱从裤筒往地上掉，你不去又怎么样？难道南方人还会跑到北方来笑话你穷？……”

    老人家又问我：“晓声，南方是他说的那样吗？”

    我说：“不是啊大娘。在南方，很有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哪儿像他说的那样，他尽胡说！”

    老人家接着问：“我也不信一二十年后，咱们中国，就会从地球上原先差不多最穷的一个国家，变成了地球上最富最富的一个国家，富得连我们现在过这种日子，都算过不下去的穷日子了！”

    我说：“大娘啊，我也不相信的。这样想纯粹是自欺欺人，纯粹是一种梦想。”

    老人家双手一拍，极为赞同地说：“你的话大娘爱听！听了不来气！连早年‘脏街’上那种穷日子都熬过来了，过着眼前这种福日子还口口声声说刚脱贫，不是太烧包了吗？”

    我看了子卿一眼，批评道：“子卿，大娘说你烧包，我听你那些话，也觉得你有点儿烧包，你承认不承认？”

    子卿被他母亲和我说得脸上挂不住和悦了，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起身走入另一个房间去了。

    老人家说：“他不爱听咱俩的话，是不？”

    我说：“是啊，他不爱听呢！”

    老人家压低了声音，要求地说：“那你也得替大娘训训他。平时我一个月里难得见着他几次面儿。一句话他不爱听，转身就又走了！你有责任替大娘训训他。你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当年亲兄乃弟般的关系，他不会真生你的气。”

    我苦笑道：“大娘，他就是真生我的气，该说我也得说啊！悠悠万事，孝敬老人是第一桩大事吗！”

    老人家就动了感情，又双手攥住我一只手，老泪汪汪地说：“他这不是等于把我当一尊菩萨似的供起来了吗？可大娘不愿当菩萨啊，大娘愿意当一个儿子的娘啊！不在眼前还则罢了。这明明知道就在身边的时候，想见都见不着，算怎么回事呢？大娘已经又十来天没见着他个影儿了！今天是因为你，他才稳下心在家老老实实等着。我还能当他几年的娘呵！一二十年后，大娘早没了，还扯什么穷啊富啊的呢？……”

    子卿母亲的话，说得我也不免伤感起来，竟顿时同情起她老人家来。

    子卿却在那间屋朝这间屋探过身，召我：“来来来，咱俩这屋聊。我娘是得了絮叨症，只要来个人，抓住人家的手，就絮叨起来没完，也不管别人烦不烦！……”

    我说：“我不烦，我不烦，我爱跟大娘聊聊家常嗑儿。”

    子卿走过来，不由分说，将我扯到那间屋里去了。

    那间屋也很宽绰。贴墙有一个巨大的鱼缸。里面养着些巨大的热带鱼。有种鱼我第一次见到，问子卿那是什么鱼。子卿说是银龙鱼。名贵得很。他鱼缸里那一对儿，是三年前八千多元买的。我不禁咂舌。说八千多元，差不多可以买一台“画王”电视机了。子卿说他买的还算便宜。三年前，上好的有三四万一对儿的呢。又说它们生的小鱼也很值钱。这城市里许多喜欢鱼倒卖鱼的人家，都是靠他卖给他们的鱼苗繁殖的。几乎可以说是他为这座城市引入了一个新的观赏鱼品种。有些倒卖观赏鱼的人，等于是他“扶贫”起来的。他说这些话时，表情相当自得。看他那意思，两条“银龙”，似乎早已为他“创收”不止八千元的三四倍了。它们都已长到快一尺长了。与其他几种我见过的观赏鱼相比，尤其显得鱼中老贵族似的，在鱼缸里游得别提有多自在。我不知供观赏的鱼究竟还有多大的。反正就我所见到的而言，它们真是够大的了。至于那框架镀成金色的鱼缸，除了水族馆里的，我也没见过谁家有三米长一米半高的。它的占地面积，折算起来，比得上我家的厨房了。可不吗，我家的厨房，也不过才三米多……

    和鱼缸相对的一面墙，是一排书橱。从烫金或烫银的精装书脊，看出至少全部书的四分之一是豪华本。其中又有不少是典类。从《西方思想宝库》到《唐诗鉴赏辞典》、《文学导论》、《文学辞典》、《中国著名文学史学家辞典》、《文心雕龙》、《禁书大观》等等。我有的，书橱里有。我早想有而不可得的，书橱里也有。其余古今中外书籍，皆用有光泽的白纸包皮，书脊上用隶书体毛笔字写出书名。我问子卿究竟是用什么纸包的书皮？他说是用挂历的反面儿包的。我问他还有时间看书吗？他说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看书！不过是喜欢买书藏书罢了。说小时候喜欢书，买不起。如今什么书都买得起了，不买则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尽管买了也没时间看。说不过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爱书的梦而已。在正中那排书橱的最上一格，展开陈列着他小学和中学时获得的一切荣誉证书。当年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又穷又寒酸的时代，那些证书的制作也非常粗糙。与那些精装的豪华的书典同置一橱，仿佛将两个时代拼凑在了一起。仿佛它们能加以证明的，并非它们主人的什么光荣，而是它们自身的某种“古董”价值似的。我忆起了子卿下乡前对他母亲千叮万嘱的情形。它们仿佛尤其在证明着当年一个穷孩子的母亲的责任感似的……

    我站在书橱前，满腹沧桑地说：“大娘真是有心人，你当年嘱咐大娘替你保存着，没想到大娘就居然替你保存下来了！”

    子卿说：“我下乡后，我娘就把它们缝在枕头里了。夜夜枕着睡觉，能丢吗？”

    我说：“缝在枕头里枕着睡觉，那多硬啊！”

    子卿说：“是啊。我娘的颈椎病，就是这么落下的。如今还没治好。哪哪儿的医生都说，人老了，骨质也太老了，治不好了。”

    我发现，在陈列着那些证书的下一格，在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的著作中，竟有我的十几本小说集或单行本儿。我立刻将目光移开，望向鱼缸。心里一时困惑，不知子卿怎么会将我的书也收集得那么全，而且抬举地放在他书橱最夺眼的位置。近些年来，我常常自觉地打消向别人赠自己的书的念头。商品时代，人人都忙忙碌碌于为公为私“搞活经济”，读书似乎早已不是好习惯，而是怪癖了。大概就好比当年子卿总吃臭豆腐被视为异端一样的吧？你把自己写的书签上名正儿八经地赠给别人，是不是意味着你在替自己作广告，怕别人不知道你又出了一本书呢？是不是还包含有希望别人“指正”、“批评”和“拜读拜读”的动机呢？“指正”亦即“拜读”。“批评”亦即“拜读”。不“拜读”何以能“指正”能“批评”呢？总之，你赠人家书，在人家，就等于你在暗示人家读。读书必占时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重要如生命。起码重要性仅次于生命，往往排在爱情更排在友情前头，对许多现代人是第二位重要的东西。你暗示人家挤出人家的时间读你的书，你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不是大有谋财害命之嫌吗？……

    子卿也并没有主动告诉我他的书橱内有我的十几册书。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愿被我发现这一点。他不主动告诉我，我更装没发现了。

    子卿站在鱼缸那儿正喂鱼。

    他一边观赏着他的鱼一边说：“我小时候，常听我娘讲，解放后，一些过去的有钱人，就是把元宝金条什么的缝在枕头里整天枕着的。当年，对我娘来说，我的那些证书，也许就像我家最贵重的一笔财物吧！”

    我说：“子卿，你的藏书可比我的藏书多啊！”

    他看我一眼，不无自得地笑了笑：“你想要的，抽出来，走时带走。”

    我说：“君子不夺人之爱。”

    他说：“书和书橱，对于我不过是一种室内风景。多几册少几册，没什么区别。”

    他请我过去观赏他的鱼。说鱼其实和猫啊狗啊一样，也是认得它们的主人的。谁常喂它们，谁常观赏它们，它们就会对那个人脚步的轻重，那个人衣服颜色的深浅特别敏感。那个人往鱼缸前一站，它们就会浮上水面，摇头摆尾，表示它们的亲和。而不经常喂它们，不经常观赏它们的人若往鱼缸前一站，情形就很不相同了。它们就会受惊地往水底潜……

    我说：“那它们现在怎么不浮上水面啊？”

    他叹了口气，说他哪有时间常喂它们常观赏它们呢！

    我问是不是他母亲常喂？

    他说花钱雇人做这么巨大的鱼缸，养些名贵的鱼，一开始倒也不完全是图鱼生鱼可以卖钱。而是唯恐他母亲在家里感到寂寞烦闷，为他母亲做为他母亲买的。老人家倒不稀罕什么名贵的鱼不名贵的鱼，当初说养些金鱼就行的。可金鱼吃得多便得多，几天就得换一次水。这么大的鱼缸，换一次水够麻烦的。再说，来个人，一看他家养的居然是金鱼，他脸上也觉得不光彩。金鱼，现如今看来，已经被列为中国的“土”东西一类了。可这些名贵的鱼，老人家又喂不好。所以呢，不得不为它们又雇了个人，每天早晚两次，专来喂鱼。就像北京人雇“钟点家务工”一样……

    我见他比刚才在客厅里话也多了，一时不悦的情绪也过去了，趁机劝他。

    我说：“子卿，你呀，也别对你母亲的话太认真。我最知道你是个大孝子，你母亲心里还能没数吗？”

    他说：“我不生我娘的气。我怎么能生我娘的气呢？不过，我也求你，替我开导开导我娘。她得体恤我这个儿子啊！可她不，不管谁来，她总当人家面儿责怪我。你我不见外，所以我求你。实话告诉你吧，我哪有二百多万！不过才一百多万。现在这个时代，引诱人逼迫人吹牛说假话。你说你有一百多万，人家却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明明真的有一百多万人家也是不信的。所以人家那儿先自给你打了折扣，只当你有五十万，所以人家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说你有二百多万，说得信誓旦旦，人家给一打折扣，你在人家眼里，不过是个百万元的主儿。你有一百多万，你到处说你有二百多万，现在这就等于说真话了。因为别人一给你打折扣，正是你的实际情况。你说你有三百万，别人一给你打折扣，也算接近你的实际情况。也不算吹牛撒谎骗人。五十万左右，是在打了折扣以后的真话的‘合理浮动限数’以内，是司空见惯的说与信之间的原则。好比生产销售方面有‘合理损耗’的规定限数一样。现在哪儿有真话？没有真话！只有在合理的假话‘浮动限数’以内被认为被确信的所谓‘真话’。你明明只有一百多万，你却到处说你有五百万六百万乃至一千万，这才是吹牛撒谎骗人。才算说假话。因为大大超过了说假话的合理的‘浮动限数’。我有一百多万，我说我有二百多万，你以为听的人都会信吗？只有傻瓜才会信。他们一给我的话打折扣，得出的结论是一百多万，正是符合我的情况的事实嘛！完全等于我并没骗他们。但如果我要真话真说，说自己有一百多万呢，在他们那儿结果就是五十多万了，反而意味着我是说了假话，骗了他们。我不愿骗人……”

    他说时，我一直在非常虚心地洗耳恭听。但是却听得似明白不明白，甚至可以说听得越发地糊涂了。

    子卿问：“懂不？”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懂。”

    “不懂？”——子卿抓住我手，将我扯至沙发前，样子很郑重似的问：“真不懂假不懂？”

    我说是真不懂。不是假不懂。但也不是一点儿都没懂。是似懂非懂。懂得不那么彻底。

    “坐下，”他说：“你坐下。这你不懂不行。似懂非懂也不行。必须彻底懂。不彻底懂，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你是作家。好作家起码应该是半个社会学家。你坐下，你坐下……”

    我坐下了。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仰脸望着他。我竟很羞惭起来。竟真的觉得自己很幼稚了。

    子卿不坐。他吸着了一支烟，退后几步，靠着书橱，注视着我问：“道家的太极图，你肯定是见过的吧？”

    我说那我见过的。由两条首尾相交的抽象的阳鱼和阴鱼构成一个实心的圆。白鱼代表阳，黑鱼代表阴。隐喻阳盛极而转化为阴，阴盛极而转化为阳。道家以此图阐述宇宙规律。也叫“阴阳图”。

    子卿说：“我方才讲给你听的，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道’。道家宣布，他们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咱们先别讨论他们那个‘道’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也先别问我他们那个‘一’、‘二’、‘三’指的是什么。我今天只给你讲讲，从现实生活中，我悟出的‘道’……”

    我说：“你讲吧，我洗耳恭听。”

    他说：“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打一个比方，现在你回答我——一是几？”

    我说：“一就是一嘛！”

    他说：“如果现在没有人相信一就是一了呢？你能不能换几种说法？”

    我想了想，回答他：“那就说是0.5的2倍，2个二分之一。”

    他鼓励道：“对！看来你还不太笨。一就是一，这无疑是真话。是最简明的真话。可如今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几乎一切方面，恰恰是最简明的真话，变成了没谁相信的话。那么，你再说一是一，你实际上得说几呢？”

    我说：“0.5的2倍！”

    他摇头：“这样说并不简明。简明的说法应该是说2。”

    “2？”

    “2！现在，进一步打个比方——你和我谈生意，我自然要问你有多少本钱。你有一百万，你怎么跟我说？”

    “二百万！我有二百万！”

    “正确！我呢，一听，不信。认为你在撒谎。骗人。看你的样子还老实，估计你也会撒一个弥天大谎。用‘合理的谎话限数’一分析，也就是把你的话打一个对折——二分之一真话，二分之一假话，那么用你说的二百万除以二，我得出了一个判断——其实你只有一百万本钱。这并不等于你在骗我。因为无论你对我怎么说，反正我都是不会信你的。都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来分析你的话的。你说真话也白说。非坦白说，还会使我得出错误的判断。结果是你说了真话，反而会使我们俩都陷入假话的误区。比如你若照实说你有一百万，我当然还是不信，还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分析你的话，估计你的话有一半儿水分。那么好，我就把你照实说的一百万除以2，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你不过才有五十万。结果我们俩可能做成的一笔生意，反而因为我觉得你本钱少没做成。你说这怨谁呢？”

    我说：“怨我。”

    他说：“当然怨你。《卿斋》里有一则故事是《马俊漂海》记得不？”

    我回忆了片刻，说记得的。书生马俊漂到了一个岛国。那里的人们以黑脸为美，以白净脸为丑。都觉得书生马俊丑极了，丑得像个怪物。他只好“入乡随俗”，从此也将自己的脸天天用炭涂黑……

    子卿说：“如今咱们普遍的中国人，在语言和文字表述方面所面临的窘况，和马俊的窘况是一样的。真话已经死亡。绝对的真话反而只能导至绝对的假的结果。提倡、表扬、表彰、鼓励、甚至重金奖励，都没了意义。说者早已习惯了说假话，听者早已习惯了听假话。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习惯了的现象，也就没什么不便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真的标准，人们也就很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社交方面的活动。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基本公式。是我总结出来的。我叫它‘翟氏二倍法真话提取公式’。现在我再问你——你有二百万，你为了能使我相信你有二百万，你怎么对我说！”

    我张口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四百万！”

    子卿说：“完全正确！”

    他说罢抛给了我一支烟。

    我笑了，觉得自己其实也未必那么笨。

    “有的报纸说——北京人均收入每月五百元，你应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接近真实的数据？”

    “二百五！”

    “好！很好！”

    我说：“你再试试我！”

    于是他又说：“假设今年不是1994年，而是1990年，说咱们中国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怎么理解？”

    “十年乘二，起码二十年后！”

    “某张报纸公布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国泰民康，生产蒸蒸日上，形势一派大好，你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除以二！”

    “还登载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人人心里都清楚，人人都忧患的一些事实并非杞人忧天，你又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乘以二！”

    “为什么都乘以二或除以二？”

    “因为二这个乘数或除数，可以当成是假话的‘合理限数’，可以将真话从假话中提纯出来！”

    “嗯，嗯，很好。你已经掌握了我说的‘道’，以后你这位作家，面对中国的种种现实，就不至于困惑，也不至于人云亦云，无形中做了假话的帮闲了！”

    子卿点点头，表示满意。既包含着对我的领悟力的满意，也包含着对他自己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力的满意。

    而我，竟像一位考生，终于结束了面试答辩，从导师满意的表情中猜到自己一帆风顺，如释重负。

    这时子卿母亲跟了过来，指着鱼缸又对我絮叨：“就说养的这些鱼吧，起初把我看着喜欢的呀！活到七十多岁，以前哪儿见到过这么好看的种种鱼哇！我最爱看的是‘红绿灯’了，晚上关了灯，鱼们身上发亮光，一片片的红亮光从水里游过去，一片片的绿亮光从水里游过来，像解放前看的西洋景似的。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也都爱过来陪我看……”

    “娘！……”

    子卿皱起了眉头，不悦地制止老人家说下去。

    可老人家那天却显得相当执拗，偏继续揭儿子的短：“后来那些大鱼生了许多小鱼，生的那个多呀！鱼缸里密密麻麻的，往少了估计也得有六七百。我就赶紧往外捞。捞迟了怕被别的大鱼吞吃掉。小鱼缸里，盆儿里，桶里，瓶儿里，捞也捞不尽！我心里那个喜兴呀！不正应了‘富贵有鱼’那句话吗？我把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都找来看，看得人家也替咱们心里喜兴兴的，一个个脸上眉开眼笑。趁着我自己和人家都喜兴兴的，我就分给他们。这家十条，那家二十条。多呀，分给了她们也不见少。咱们中国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有忧自家愁，有喜邻家乐’。我和你母亲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是整天这么教育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自己家里有了忧苦的事儿，你要尽量闷在自己肚子里，要愁就在自己家愁。别搅得四邻不安，好像人人都该跟你一块儿愁似的。可是你家里要有了什么喜事儿呢，那就不能瞒着邻居们，在自己家里独喜独乐的了。而要把喜气也分给邻居们一些，让邻居们都跟着你高兴高兴。我那些老姊妹当时一个个高兴劲儿的。都觉得我分给她们的少。都争着要呢！还开玩笑说：‘咱们也分了她家一点儿喜气，盼着今年沾光碰上什么幸运的事儿！’正分的热热闹闹的，子卿他回来了。你猜他怎么着？他当着我众老姊妹的面儿，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别分别分，快别分了！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该不该分啊？放下放下，都放下！谁也不许拿走！一条也不许拿走！’我那些老姊妹们，一听都一声不哼地放下了。都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咱家。晓声你说说看，倒是让我这当娘的脸往哪儿搁？如今，我那些老姊妹，再也没谁到咱家看鱼来了。我呢，也再不好意思到她们家串门儿去了！我还能厚着老脸去他们家串门儿吗？……”

    我说：“子卿，这件事上你做的确实不对！你应该向大娘认错儿，现在就认个错儿！”

    子卿红了脸嘟哝：“你别光听我娘一面之词！你不明白，那些小鱼的品种都挺名贵的。能买一条大金鱼的钱，也买不下一条那种刚生下的小鱼苗儿。别看刚生，可拿到鱼市去卖，几元钱一条呢！我娘她当时那哪儿是分鱼，是在分钱嘛！这年月，谁家向邻居们分钱啊？”

    “钱！钱！又扯到钱字上去！……”——老人家跺了下脚：“光钱是顶重要的吗？还是我那句话，钱这东西，多少才算是多呀？你把那些小鱼变成钱了吗？”——指着儿子转脸又对我说：“他可倒好，花钱雇了个人到集市上卖！”

    子卿不但红了脸，而且有些恼了，气乎乎地分辩：“不雇人怎么办？我自己到鱼市去卖呀！我要钱，可也要名声！我有那工夫吗？我的时间能用在那种挣小钱的方面吗？”

    我阻止道：“子卿，你少说两句吧！大娘平日心里积郁了些话，没处诉，今天我来了是大娘个机会，就让大娘说个痛快行不行？说的对或不对，咱们当晚辈的，笑呵呵地听着就是了吗！……”

    子卿还算给我面子，将头一扭，不言语了。

    老人家接着说：“结果呢，他定的价太高……”

    子卿吼道：“不高！你懂什么价高价低的？”

    我也冲他吼了一句：“子卿，你给我住口！”

    老人家一怔，又跺了下脚：“不高？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老糊涂了！反正是十几天内，也没卖出去多少条！……”

    “那是人们不识货！”

    老人家又一怔，朝他啐了一口：“呸！就你识货！他花钱雇那个人，卖不动，不卖了，都给送家来了！那么多那么多，放鱼缸里被大鱼吃，放盆儿里桶儿里瓶儿的，是常事吗？再说我也不会侍弄，没过几天，全死光了！我那个心疼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家愠愠地瞪着子卿，终于不再说下去……

    子卿这才把脸转向母亲，尽量平静地问：“娘，说完了？”

    老人家说：“今天想说的，说完了。”

    子卿说：“你别指望人家晓声明天还来！人家是作家了，才不会天天有空儿来听你絮叨！”

    他看看手表，站起来对我说：“走，咱俩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去……”

    我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大娘也得吃啊！大娘一个人在家多不好，咱们做点儿吃吧？”

    老人家说：“你们去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子卿他为我雇了个人，天天来给我做三顿饭，收拾收拾屋子……”

    我走时，老人家双手攥住我的一只手，不舍地说：“晓声，你就今天有空儿来看大娘一次？还有空来不了？……”

    “娘！你烦不烦人啊？……”

    子卿终于发火了。

    “咱们走！……”

    他率先往外便走。

    我只好跟着往外走。一边劝老人家：“大娘，子卿并不是个糊涂人。他做的事，您若看不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常言说的好吗，儿大不由娘啊！”

    “有空儿，可一定再来看大娘啊！大娘心里常闷的慌呢！……”老人家将我送出门，站在楼梯口，依依地望着我下楼……

    在我的建议之下，那天我们没到什么大饭店去，而是选择了一家清静的私营小饭馆，点了几样家常菜，从从容容地聊着等着。

    老板娘是个比我俩年纪小的女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很有几分姿色。待客也很热情周到。听你说话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仿佛你真是她的上帝，化了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当面向她传经布道似的。她自己说话时，未语先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可谓唇红齿白。肯定的，她知道她那么一笑的魅力。她使你觉得她对你很亲爱似的。

    怕我们等菜的时间寂寞，她笑盈盈地送来两本书给我们看。我接到手的是一本《黑衣儒侠》。梁羽生写的。翻看了两行。文字粗俗得不堪卒读。我肯定那是一种侵权行为的产物。心想我的一家子，如果亲眼读到有人冒充他的大名写出那么拙劣的东西，鼻子非气歪了不可！

    我问子卿：“你那本是什么书？”

    他朝我示了示封面——乃一本《麻衣神相》。他问：“想换着看！”

    我摇头。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只他那一笑，我仿佛觉得，往昔的子卿，我记忆里的那个子卿，和我共同在“脏街”上长大的穷孩子子卿，过去被“脏街”的所有母亲们交口称赞的拳拳孝子子卿，似乎和今天这个翟子卿，现实中这个翟子卿，坐于我面前的这个翟子卿，被叫作“华哥”或“大款”的翟子卿，使我非常想更亲近同时又使我不免感到那样陌生的翟子卿，终于是有一部分复合在一起了。

    人，尤其是人，无论变化多么大，总是会留下些和他过去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是他的笑。也可能是他的哭。还可能是他恼怒时的样子等等。我们其实正是从这些依稀的方面得出结论——某一个成年人确实是从某一个孩子长大的。否则，社会后来对某一个人的内调整加上外包装，将会使我们大大地怀疑我们小时候的一切朋友，不过都是产生于我们头脑中的梦幻罢了。

    尽管三天前我们在那家高档饭店的豪华单间里终于互相认出后，他每望我一眼也似乎总在笑，但那是“后天”的翟子卿的一种笑。准确地说更是一位被众星捧月似的口口声声叫作什么“华哥”的“大款”的笑。那笑有太多的被他们一致公认他像极了那个叫“詹姆斯·史都华”的美国佬的成份。

    尽管在他家里他也对我笑过，但那仿佛是一种主人对客人的笑。充其量表示的是欢迎，而不是亲情。笑时有“但愿你生活得比我好”的意味儿。并且，他心里显然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只怕是永远达不到他那么高的生活水准了……

    我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话：“子卿，你笑得还像你小时候那样！”

    他的笑渐渐从他脸上消失了。

    他问：“怎样，……”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一个更准确的词回答他，便岔开话，反问：“如果你现在还能挤出点儿时间看书，你希望看些什么书？”

    他说：“关于富豪人物的传记。我对虚构的书早已逆反。书摊上都在卖一本《港台十大富豪发迹秘史》，卖得挺火，再版多次，你看过没有？”

    我说我没看过。

    他说他买了一本。说很值得一读。希望我也买一本研究研究——他用手指点点那本《黑衣儒侠》：“这类书我连翻也不翻。这类书是为那些民工、农贸市场的小摊主，守电梯的女工们出的，有什么看的？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又点点那本《麻衣神相》：“这类书也纯粹是印满了铅字的废纸。这类书我曾研究过不少。不是看。是对比着研究过。宣传的全是尊贵贫富由命定的迷信。这本抄那本，那本抄这本。幸亏我不信，才有我翟子卿今天……”

    我注视着他说：“子卿，我应该感激你。我对文学的热爱，是由于当年受你的影响。”

    他也注视着我问：“你说的正话还是反话？”

    我说当然是正话了。干吗说反话啊？

    他沉默片刻，又像方才那么一笑。更准确地说，是又像当年那么一笑。那一种笑很天真。很无邪。仿佛是刚刚从人的心灵里诞生出来的某种带有本身光彩的东西，还丝毫也没有被我们这散布布满了尘埃、污秽、细菌和病毒的世界所污染，只有纯情少女才会那么笑。而且只有小说中的或影视中的。子卿那么笑时有几分女性化。那可以认为是一种“返朴归真”的笑。我时常觉得我们如今的人，连笑都现代化起来了。都带有“后工业”的意味了。仿佛是从工业流水线上或从电脑中借鉴到人脸上的。不论男女，从十七八岁起就已经不可能天真无邪地笑了似的。一直到死也不可能了似的……

    子卿说：“首先靠的是你的天份。当年，两个中学生，两个半大孩子，哪儿能谈得上谁影响谁啊！……”

    他将“影响”二字，说出几分强调的意味儿。仿佛他并不情愿承认。而当年的他的确影响过当年的我，尽管那可能并非是他的愿望。但那是一个事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要否认那样一个事实。

    先上来了一盘冷菜。他端起了啤酒。我觉得他在透过杯中泛着微小气泡的橙黄色的液体，胸有什么城府地审视着我。

    我也端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同时肯定地说：“能……”

    他向我摇了摇头：“那不过是你的主观结论罢了。”

    我们彼此对视着，各自无声而饮。

    放下杯，我又说：“你忘了？你当年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两个人，一个人一门心思挣钱，另一个人一门心思写作。后来一门心思挣钱的人，用他挣的钱盖了一座大厦，而一门心思写作的那个人，呕心沥血，写成了一部书。几个世纪过去了，大厦倒塌了，而书流传下来了……”

    他说：“我讲过的吗？”

    我说：“你讲过的。”

    他说：“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他说得那么庄重，甚至有些庄严。

    我说：“我记得。”

    他试探地问：“你后悔了吧？”

    我一怔。

    他说：“当年最想成为作家，也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是我，而如今我成了一个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人，你却成了作家……”

    我说：“你可以出来。”

    他睥睨着我，似乎很困惑地问：“从哪儿出来？”

    我说：“从钱堆里出来。如果你并不喜欢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话。”

    “想拯救我？”

    他又笑了。已不复再是当年那种笑。而是三天前在大饭店的豪华单间里那种笑了。

    他仿佛又变成了“华哥”。

    我也笑了。也反问：“子卿，你觉得如今你还需要谁来拯救吗？”

    他饮了一口酒，旋转着手中的杯，岔开话题说：“先不谈我了。先谈谈你自己吧。终年爬格子，卖文为生，你不至于认为我应该对你负什么责任吧？”

    我说：“不。”

    我回答得也很庄重。也庄重得近乎庄严。

    他又透过酒杯研究我。

    我说：“我明白了。”

    他问：“明白了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挺怜悯我的？是不是还因为我成了作家，觉得挺内疚的？怪对不起我？”

    他诚实地回答：“是的。”

    我低声然而含有抗议意味儿地说：“其实大可不必。正像你并不觉得整日在钱堆里打滚儿很不幸，我也并不觉得终年爬格子很不幸。我可没产生什么想拯救你的念头，你也犯不着产生想拯救我的念头。”

    我隐隐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这伤害很轻微。如果我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也可以认为它并没有构成。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于是我又说：“子卿，在你面前，我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你同情和怜悯的。我的心理也不至于失去平衡。我选择的乃是我适应的高兴的活法。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也许我还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写作生涯。子卿，我并不嫉妒你有二百多万，真的……”

    其实我最嫉妒他的，正是他有二百多万这一点。

    “真的？”

    “真的。”

    “二百多万实际上是多少？”

    “一百万。”

    “考考你。怕你又忘了我教你的‘真话提取公式’！”

    我们互相凝视着，忍俊不禁的，忽然都大笑起来。

    这其间老板娘一盘一盘地为我们上全了菜。

    我有些饿了，抓起筷子，不谦不让地吃起来。

    子卿默默陪我吃了片刻，放下筷子，吸着了一支烟。

    “如果让我重新讲你说我当年对你讲过的那个寓言，”他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我将这样来讲——几个世纪过去了，不，不需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来证明，几年就可以了——一幢大厦拔地而起。它的建筑材料是现代的。建筑工艺是一流的。外观十分壮丽。它不是那么容易倒塌的。它能使人联想到‘永恒’这个词。几个世纪后，它肯定依然存在着。它成了一种文化。成了古迹。而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当他的书完成后，则须四处写信推荐自己的书。四处找门路请求出版社出他的书。而他的书并不像他们自信和以为的那样经久流传。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流传。在书店的书柜上摆着，淹没在千百种的书的海洋中削价处理也无人问津。最后被书店当废纸从书库里清除了。而在书摊上摆着的，封面积落着马路上的尘土，留下了一些翻过它的肮脏的指印……”

    我听着听着，也不由得放下了筷子。

    我说：“那是写的不好的书。正如偷工减料盖起来的楼。难道这城市里的每一幢楼都很壮丽吗？”

    他递给我一支烟，并伸过按着的打火机。看着我吸了两口烟后，又说：“不好的楼，也是楼。只要没险情，就可以住人。起码可以当仓库。而不好的书，除了送回纸厂重新打成纸浆，还能干什么用？在我家里，你可能也发现了，凡是你写的书，我差不多买全了。而且都认真读过。我不敢武断地说你的书都一点儿价值也没有。但你以为它们会传世吗？……”

    我不禁面露愧色，无言以答。

    “我反过来问你，情况好又怎么样？印一百万册，够多的了吧？开座谈会，评论文章见报，改编成影视，又怎么样？那不就是一年内的热闹吗？而今天，凡是能印一百万册的，不塞入大量媚俗的，甚至色情的，下流的，肮脏的，用你们的话叫作‘自然主义的人性描写’的内容，岂非天方夜谭吗？海明威以后，世界上又评出了那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你是搞文学的，你又能扳着手指头对我说出几个。今天，此时此刻，在这个地球上，哪儿在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谁在读雨果或巴尔扎克的小说？有几个法国的年轻人知道乔治·桑是谁？又有多少儿童还在喜欢听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谁还真的需要什么文学。一个现代人手捧一本小说在看的情形，你真的不觉得那是十分滑稽可笑的情形吗？比一头猩猩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滑稽可笑！……”

    我冷笑道：“你还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比如就是我，终于无法靠出卖文字养家糊口了，于是不得不去找那个一门心思挣钱并盖起了一幢壮丽大厦的人，请求他周济自己。好比他就是你。你念及过去的友情，大发慈悲，收留了我。让我当一名看电梯的员工，或者司门人。而我呢，发誓再也不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人讲你当年曾给我讲过的那个寓言了……”

    我说完，默默望着他。

    他也望着我。

    他问：“生气了？”

    我说：“没有。”

    我打定主意，吃完，拍拍肩，握握手，就告别。我当然并没生气。我知道他今天抽出他十分宝贵的时间，绝非是为了有机会当面嘲笑和挖苦我。即使他认为当年我也是一个伤害过他的人，二十多年了，他也不会耿耿于怀，以这么一种方式报复我的。我只不过觉得他变的太古怪罢了。古怪得我感到无法和他交流情感。我暗想，由穷而富了的人，尤其是由穷而富了的中国人，比如子卿这样的“大款”，也许是差不多都要变得古里古怪的吧？难道普遍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是些活得迂腐，活得窝囊，活得不开窍，活得有几分可怜亦可笑可悲之人吗？大概还有几分可鄙吧？

    子卿塞了牙，向老板娘要牙签儿。老板娘转入柜台，大方地取了一袋放在我们桌角。

    子卿拿起看看，问：“地摊儿上买的吧？”

    老板娘倏地红了脸，大摇其头，说保证不是。

    子卿说：“老板娘，这骗不了我。塑料袋儿上连个字都没有，肯定是地摊儿上买的无疑。地摊儿上卖的牙签是不消毒的。提供给顾客用，太不卫生。”

    老板娘喏喏连声。

    子卿又说：“就算我给你提个建议，以后再不要买地摊儿上的牙签儿。谁会用过了这一端，再反过来用那一端剔？这种两端尖的牙签，除了中国，大概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见不着。这是典型的旧中国农民心理的体现。似乎什么东西都要省着用。老板娘你以后要买那种一端尖的。记住没有？”

    老板娘赶紧说记住了记住了。

    子卿又诲人不倦地说：“工艺品小店里就有卖。顾客吃到一半儿的时候，要主动送上来。每客一包。人家走时，也值得随手儿带走。我可不是在找你茬儿。我这个人，对牙签儿也没那么多讲究。有时削尖一根火柴杆儿，也剔。我是在教你怎么样挣钱啊！”

    老板娘嗫嚅地问：“那样的，多少钱一袋啊？”

    他说：“不贵，才一元多。”

    老板娘咂舌道：“那还不贵呀？如果十个人吃一桌，一人一袋儿，还兴带走，我们不就等于搭上十元钱吗？我们不过是一家私人小店，哪儿经得起那么做呀！”

    子卿拉过一把椅子，指着对老板娘说：“坐下！”

    老板娘犹豫片刻，自忖他不至于有什么越轨企图后，老老实实地坐下了。

    从厨房朝外递菜的小窗口，探出一颗戴着肮脏的白帽子的男人的脑袋，朝我们瞪着。从那种虎视眈眈的劲儿，我得出判断必是老板娘的丈夫无疑。

    我在桌下暗踢子卿的腿。他却理也不理我。

    他说：“老板娘，你也真死心眼儿，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假如十个人吃一桌，菜盘上刮下十元钱谁看得出来？而对于来吃过饭的人，也许就因为那一元多钱的牙签儿，下次还来，你的‘回头客’不就多了吗？人们并非都贪图你那一袋儿牙签儿。人们找的是一种感觉……”

    老板娘的丈夫，从厨房转出来了，双肘支在柜台上，两只油腻的大手托着下巴颏，旁听生似的听着。

    子卿又问老板娘：“就我们两个顾客，方才干吗不主动陪我们说几句话？”

    老板娘又红了脸，讷讷地说没这习惯。

    “要养成这习惯。”——子卿耐心可嘉地启发：“这叫感情竞争。没有这点儿竞争意识，生意能兴旺吗？”

    老板娘想了想，似乎茅塞顿开，连说多谢指教之类的话。并回头大声吩咐她丈夫：“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再给加一道拔丝土豆！”——又笑容可掬地对子卿说：“大哥，最后这道菜，算我们敬您的！”

    子卿摆摆手：“那倒不必。”

    说罢，捻出一根牙签。而那一袋儿，大大方方地揣入了西服上衣兜。

    吃着拔丝土豆的时候，子卿又说：“现在的中国，遍地都是钱，哪儿还用到外国去挣？你知道我走在路上有种什么样的感觉？脚下软绵绵的，钱铺得比三层地毯还厚。在这个地球上可能再也没有比赚中国人钱容易的事了。所以连外国人都忙不迭地到中国来赚钱！对全世界而言，想赚大钱不到中国来还能到哪去？这也许是上帝提供给外国人的最后一次赚大钱的机会了。这个机会肯定到本世纪末就为止了。”

    我问：“那么对于咱们中国人而言呢？”

    他反问：“电影《金光大道》，当年你一定看过的吧？”

    我说：“看过。”

    他说：“那里有一句话——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现在的中国，正是这么样的一个中国。现在的时代，正是这么样的一个时代。”他向我伸出三根指头，加重了语气：“三年。我的看法，今后三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年。三年内发的，那就算发了。发不了的，那就算错过机会了。而且，可能意味着永远的错过机会了。因为，前几年发财，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不必讲规则。无所谓犯规。什么叫犯规？没被‘裁判’发现，那就是没有犯规。被发现了，那是运气不好，算你倒霉。何况‘裁判员’的黄牌红牌，该对你举起来的时候，因为你把他‘搞活’了，也可以对你的犯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不得以而为之的时候，该对你举起红牌，也可以只对你举起黄牌。该对你举黄牌，也许仅仅罚你‘点球’。现在情况略有不同了。开始由无规则而有些规则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白听一位“大款”给你上这么一堂课的。我竟听得有些入迷了。

    “那将意味着，个人积累财富的限制严密了，严格了。机会减少了，变得更加宝贵了。做法也不得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了。没有规则的机会摆在眼前的时候，普遍的老百姓是没胆量伸手一把抓住的。怕是陷阱。怕触犯了规则。明明毫无规则，还怕触犯了规则，这多有意思。最后老百姓也动了野心了，也都想参与着‘搞活’了。每每就在这时，那规则好像冷不丁地就出现了。在刚出现的那一瞬间，当然照例要抓几只替罪羊，或者坐牢，或者杀头。以正视听。替罪羊绝不会是他们。他们转而又去玩儿别的了，又到别的没有规则的方面去进行‘搞活’了。所以，在这三年内，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晓声，这些话，我平时，对别人是不说的。你我不是一般关系。我觉得，我翟子卿有义务点拨你个明白！别他妈爬格子了。别他妈卖文为生了。我知道你勤奋，稿费收入也还凑和。但靠一支笔养家糊口，太迂腐了吧？别他妈当什么作家了！那都是扯淡！活到四十多岁，我算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你有钱，你不漂亮也漂亮了。你没有风度也有风度了。你没有气质也有气质了。你唱歌不好听也有人替你喝彩了！你的小说是臭狗屎，也能花钱辟专栏大评特评了！也能组织研讨会了！甩出几万元就是了吗！你在电影厂，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一定看过。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为了获影后提名，准备将《好莱坞导报》的有关版面全垄断下来。聘请职业影评家和电影海报画家为她在新片《似是故人来》中的表演进行吹捧。这叫什么？这叫‘抬高自己’。有钱你才有资格抬高自己！花钱你才雇得到人抬高你！无独有偶，《纯真年代》的女主演，也不惜一切代价来确保自已被提名，花费了一千多万美元大搞宣传竞争。雇了十九个有才干的评论家，巧妙地，恶意地贬低别的竞争对手。这叫什么？这叫‘打击别人’！有钱你就有资格打击别人！有钱你就能雇到别人替你去干你自己不能直接干的事儿！包括杀人！……”

    “你……你该不会……”

    我吃惊不小了。

    他一笑，接着说：“放心。我是绝不会花钱雇杀手的。我也没仇深似海的仇人。我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使你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连鬼都可以用鞭子抽着你推磨！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金钱的魔力更大？没有。根本没有了！……”

    他不容我插话。滔滔不绝。他已经不再动筷子。一只手握着酒杯，一只手握着酒瓶。一边大口大口地喝，一边自己为自己一杯一杯地斟满着。仿佛的，他的那些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金钱的思想，不是从他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酒瓶里随着泡沫产生出来的。只有不停地喝酒，才能不停地论说似的。他的脸已经泛红。我看出了他已醉到五六分的程度。在兵团时，逢年过节，我们免不子了也凑一起喝一回。当年是我喋喋不休，尽叙尽说，而他一个人闷着头独斟独饮。等我没什么话题可说了，他才不其然地说一句。常常出语惊人，见解刁钻，使我目瞪口呆。我没想到他如今变得口若悬河了。也许，他和他老母亲一样，平时也是太缺少向人诉说的机会了吧？

    而我自己也有些醉意醺醺了。

    我反驳他：“有的！”

    “有什么？”——他眯起眼睛凝视着我。当一位哲学家面对一个大傻瓜而傻瓜竟反驳他的时候，哲学家可能就是像子卿当时那么一种样子。

    但是我想我不是一个大傻瓜。他那一种凝视的目光使我恼火。使我的自尊心大受刺激。而一个自尊心敏感之人，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自尊心是更不可侵犯的。

    我说：“你也听着，听我给你朗诵一首诗！”

    “诗？哈，哈，朗诵诗！……”

    若不是在饭馆里，而是在他自己家里，我想他当时一定会大笑起来的。

    “你必须听！”——我轻轻拍了下桌子，饮了半杯啤酒润润嗓子，便低声对他“朗诵”：

    比金子更有魔力的

    那一定是珠宝

    比珠宝更有魔力的

    那一定是钻石

    比钻石更有魔力的

    那就只有女人了

    与美妙的女人相比

    连魔王的魔杖

    都不值一提了……

    我“朗诵”时也凝视着他。在我的想象之中，子卿似乎便是一个魔王了。仿佛他正企图用他巨大的魔法迷乱我的心胜，而我“朗诵”那一首诗是解除他的魔法的咒语……

    老板娘斜靠柜台，交抱双臂，笑盈盈地望着我们，如同望着两个争强好胜的大孩子。

    子卿缓缓拍手。

    我说：“难道不是那样吗？”

    他说：“诗倒不赖。但结论是弱智者的谬论。因为美妙的女人本身就是这世界上最为昂贵的一种东西。是金子、珠宝和钻石混合成的物质。美妙的女人在一切物质之上，所以你必须用比她们本身造价更高的金钱才能收买她们的芳心。加上这一层意思，才不失为一首起码自圆其说的诗。请问在如今的世界上，你还能找到一个又美妙又对自己之美妙的价值浑然不知的傻女人吗？你有多少私有财产？哪怕你仅有一千万，你在本市登一则征婚广告试试看，全市美妙的女人非整天包围着你吵吵嚷嚷发誓非嫁给你不可！结了婚的也随时准备为你离婚甚至谋杀亲夫！待价而沽并非她们的可悲之处，在这一点上像你这样的男人们一直在犯着一个严重的错误！一直不明白没有人出得起比她们本身的价值高十倍百倍的价格买断她们，才是她们最大的可悲之处，才是她们觉得最失望、最沮丧和最不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