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2

    商业时代的初期，人们的种种欲望皆被空前刺激起来。这一个时期的人类欲望，具有着极其贪婪的色彩。如何使剧烈膨胀着的个人欲望，凝聚为民族和国家的共同理想，是时代的艰难使命。时代完不成这一使命，时代将走向反面。

    如果“精神家园”只不过就是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只不过就是读经，读史，读哲，读诸子，读圣贤，吟诗自说，行文自赏，自我尊崇，那么其实没谁进入文人的“精神家园”，作奋勇抵抗之状是可笑的。

    文人尽可以惜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若太过分的自我赞美了，则就不但矫情，而且有些讨嫌了。归根结底，文人的“家园”，也首先是物质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质量的。这精神质量建筑在文人的“家园”的物质基础之上。

    我从不就文人的“精神家园”四个宇写什么，实在是不愿置自己于被讨嫌的境地。

    中国的农民们先天其实都是并不狡猾的。如果说他们现在有点儿狡猾了，那也是后天学的。

    一个这样的时代正逼近我们中国人的面前——它的轮子只管隆隆向前、绝不为任何一个行动迟缓的人减慢速度或停下来稍等片刻。你要么坐在它的车厢里。它的车厢的等级是分得越来越细越多了。你要么跟着它的轮子飞跑疲于奔命，待它到哪一站“加水”时跃身上车。你要么具有根本不理睬它开到哪儿去的经济基础和心理素质，有资格并且自甘做一个时代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而最不幸的是你对它的多变性冷酷性预见不到估计不足，被碾在了它的轮下……

    只要人留意关注时代，那么它将要甩掉某些人之前，总是会显出些迹象的。忽略了这些迹象的发生，不再是时代的过错，而只能承认自己对自己没尽到责任了。对于有所准备的人，从好的活法跌人糟的话法，其实并不意昧着处境绝望，也并不真的那么可怕。需要耐心和承受力，经得起摔掷的自尊和从头来过的自信罢了。

    有所准备的人，必能从糟的活法重新过渡向另一种好的活法，避免被时代碾在它的轮下。

    如果你要踏上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有一个兵为伴，你就会暗自庆幸的。因为你深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不会甩下你不管。如果有两个兵为伴，你就会无忧无虑。如果有三个兵为伴，你简直可以唱着歌儿上路。尽管他们才十八九二十来岁，尽管在年龄上你可作他们的长兄乃至父亲……

    中国的兵，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子弟兵。

    广告是什么？——一种广而告之的方式罢了。从国家政令到商业产品，无不需要借助广告的方式予以传播。

    不要和李白比。李白醉了诗兴勃发，留给后人许多诗中瑰宝。而我们大多数后人，其实醉了只会吐，只会耍酒疯。只能使我们的儿女、父母和妻子伤心垂泪而又对我们绝望。

    中国现在产生了不少“私营企业家”。国策给某些人提供了机遇。但在他们中，有些是名不副实的。有些是骗子。有些已被证明是骗子。有些将被证明是骗子。中国的中产者阶层和资产者阶层，加在一起数量也是极小的。

    但是却具有人类历史上一切经济地位方面自感优越的新阶层的显著特征——比如强烈的消费虚荣心，比如拜金观念，比如毫无自律意识的姿情放纵的享乐比如与权贵阶层的相互攀附，比如对阑适文化的热衷，等等。

    他们的质量是不高的。不可避免地时时显出暴发的得意和嫌贫爱富甚至为富不仁的心态。他们的社会形象往往是很糟的。甚至是很丑陋的。他们的优越感往往被最广大的中国民众所厌恶。

    中国的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太洋洋自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的享受和享乐方式，也未免显得太奢靡。中国的新兴的中产者阶层太嗲，太挠首弄姿，太酸，太假摸假式。而且，太虚荣。

    建国以来，北京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院落权力影响圈。这是中国特色之一。

    在我眼里，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惯力是极其简单的。甚至可以说简单得没意思。我认为是世相时事中顶授意思的一种。所以我更多的时候，最喜欢的是放眼于芸芸众生。跻身于芸芸众生之间，这会给我许许多多的创作灵感，激起我许许多多的创作冲动。

    政治越来越成熟，社会越来越稳定的状态之下，小说家的自由才会越来越大。人类的许多伟大之处，高贵之处，以及迄今为止的辉煌文明，也可以说是人类互比的结果。比不断地激发人类的赶超心理。比是极高级的思维活动。

    人总是要比的。比的意识几乎伴随人的一生。人老了还是要比。人是括到老比到老的。比是人生的功课。能学好这门功课不容易。

    我们的某些官员，每每不乏按照“原则”解决矛盾、难题和僵局的能力。在这方面，我党有很优良的传统理应发扬光大。但，他们往往太缺乏智慧地解决矛盾、难题和僵局的方法。

    在方法问题上多一点经验，少一点儿教条，无论如何也总是好的……

    现代社会，“求爱”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门，古典意味儿却几乎丁点儿全无了。这是现代社会的遗憾，也是现代人的悲哀。

    爱情中缺少了古典的因素。好比乐音中缺少柔情浪漫的音部一样……

    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其实是丧失了作为少女最美最美的年龄本色。

    “爱心”是高尚又伟大的心境。“爱心”在人类的心灵里常驻不衰，人类才不至于退化回动物世界。

    善良是“爱心”的基础。

    “爱心”这个词，乃是“爱”这个字处在主语位置时，所能组成的最应该引起我们由衷敬意的词。这个词，被我们文人和知识者说道得最多，书写得最多，应用得最多，却不见得在我们心灵里也同样地多。

    “爱心”之于百姓阶层，原来是用不着官僚阶层煞有介事地号召，文人虚头巴脑假模假式引经据典的论说，知识者高高在上的所谓启蒙的。究竟应该谁启蒙谁，是很值得商榷的。

    但从一开始就排斥“婚姻”目的之“爱情”成分是可疑的。起码是暖昧的。甚至，可能从一开始本质上便是虚假的。

    没有任何责任感前提的男女性关系，不是“爱情”。充其量是“爱”。甚至可能仅仅是“性”。

    当今世界，“爱”在泛滥着。使“爱情”更需谨慎，更面临危机，也更值得以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责任感加以维护了。

    每一份获奖证书，每一次获奖，对我都是一种鞭策，一种勉励，还是一种欣慰。真的，我承认我是一个需要勉励和鞭策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希望体会到欣慰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人。

    健康其实是人人都在失去着的。一年年的岁数增加着，反而一年比一年活得硬朗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人也是一台车床，运转便磨损。不运转着生产什么，便似废物。宁磨损着而生产什么，不似废物般的还天天进行保养，这乃是绝大多数人的活法。

    也许调根乃是中年人的一种特权吧？这一特权常使中年人目光忧郁。既没了青年的朝气蓬勃，也达不到老者们活得泰然自若那一种睿智的境界。于是中年人体会到了中年的尴尬。

    两个中年男人开杯大笑一阵之后，或两个中年女人正亲亲热热地交谈着的时候，忽然的目光彼此凝视住，忽然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那一种企图隐藏到自己的眸子后面而又没有办法做到的忧郁和惆怅，我觉得那一刻是生活中很感伤的情境之一种。

    中年人的忧郁和惆怅，衬托着少女们更加显得纯洁烂漫，补托着少年们更加显得努力向上，补托着青年男女们更加生动多情，衬托着老人们更加显得清心寡欲，悠然谈泊。少女们和少年们，青年们和老者们的自得其乐，归根结底是中年人们用忧郁和惆怅换来的呀！

    当爸的感觉在现代是越来越变得粗糙而暖昧了啊！

    这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各种不同的生活水平线上，过着小百姓的生活。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我以为乃是温馨二宇。没了温馨的生活，那还叫是生活吗？温馨是某种舒适，但又不仅仅是舒适。许多种生活很舒适，但是并不温馨。温馨是一种远离大与奢的生活情境。一幢豪宅往往只能与富贵有关。

    富贵不是温馨。

    中国改革的痉挛，或者直接说是阵痛，正由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阶级俯腰承受着。这是改革所不希望的，又是改革所必须经历的一步。

    作为国家，是一定要尽最大的能力关怀和体恤到它的普通子民的。国家不这样，掌握国家大命运的人们，便严重地失职了。

    一个处在大转折关头的时代，无论是进步式地转折，还是后退式地转折，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有时所以惨重，乃因付出的往往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哪一代人哪几代人的命运被作为代价付出了，也就只有俯腰承受，别无它法。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固然是令人羡慕的。固然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们的同情，面不是歧视他们，对于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的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种种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可以认为，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时赏赐于某人的补偿吧。倘人不用心灵去吸取这些，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便什么对人生多少有点儿促进的作用都没有了……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哪些人的心理负荷最大？”

    我不假思考地回答：“首先当然应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中国这个斯蒂芬斯给他们出的难题太多。”

    她又问：“其次呢？”

    我说：“那就要数我们这一代人的儿女们了。”

    她顿时“友邦惊诧”起来，困惑不解：“你们不是总发议论，认为你们的下一代简直就如同‘小皇帝’，一个个幸福得都快溺死在蜜罐子里了吧？”

    我说：“那样的孩子是有的，但属极少数。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孩子穷困得根本上不起学，所以我们才有‘希望工程’。相比之下，大都市里的孩子们的命运要强得多。但他们都像野兔，已经很快被分数这条极其凶猛的猎犬撵咬得疲于奔命，倒毙升学途中了！”

    初中升高中也罢，高中升大学也罢，题是一年比一年出得怪，出得刁，出得诈了！出题者们，分明的，是将某些已与考试宗旨相背离的题当成“杀死”考生正常智力的“凶器”，以考生的“伤亡惨重”为能事，为荣事，为快事。

    因为，在中国，在目前，似乎只能以考生的“伤亡惨重”，来暂缓大学的“人满为患”。

    这是很无奈的事。吾国人口也多，下一代也众。尽管都已是独生子女。

    中国的这一教育窘况，据我看来，很快就会继“失业”问题之后，成为困扰中国的第二大问题。它直接就将体现为失业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将是潜在态势更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因为，下一代的谋职无路，是比他们的父母辈“下岗”，更令他们沮丧的。这一种沮丧，也许会在他们太年轻的心中，氤氲成一片对时代对社会的悲观、不信任，乃至敌意。

    在目前的中国，对初考高考落榜的儿亥言语嗽嗽斥责辱骂的父母，是最没体恤心的父母，是最不人道的父母，是可憎的父母。

    严密控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意或无意的流失，流向国外，流向个人腰包，是对中国下几代人无赦的犯罪。

    分配似乎越来越意昧着是“最后的一块蛋糕”，是相当棘手的。

    社会情绪的大浮躁和社会心理的大动荡，相当主要的程度上盖源于此。于是政治家们所面临的一个当代的政治命题乃是——分配的政治。

    我的头脑中，由于时代的教化，“共产主义”的思想信仰，原是较很深蒂固的。据我想来，“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似乎是最简单可行的，最容易体现公正的。我为国家尽职尽责，国家对我的个人利益进行一揽子的“包干”。似乎也不失为一种社会模式。当了一次分房委员，我感慨多多。终于彻底悟到——一个村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一个乡也可以。一个县，如果经济空前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同样可以的。但一个省还可以的吗？一个有近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那就根本休想了。

    人类精神的可贵之点，体现在身残丽志坚，而心美，而追求不息者身上，可贵的便尤其可贵，坚毅的便尤其坚毅，美好的便尤其美好，感人的便尤其感人了！

    一个毫无残疾的人，其实是很难体验残疾对于生命活力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的。不错，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人都曾像我一样，设想过自己假如也是一个残疾人。但也不过就是偶作设想罢了。在作那样的设想时，我们会感到自己好幸运。甚至会暂时地从头脑中排除许多健全人的烦恼，觉得自己生为一个健全的人，实在是一种幸福，仅此而已。是的，因为我们事实上并不残疾，我们是很难真正体会到残疾人的内心世界的。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自尊、自强、自信、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有时候是更加体现得令我们健全人自傀弗如肃然起敬的。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十分艰难的事情。是健全人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做成功的事情。这些事情由残疾人做成功了，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因为残疾人选择这些艰难的事情去做，往往与功利二字无关。往往更是出于对残疾的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人类战胜艰难的能力，以及必胜的恒心，恰是被残疾人，而不是被我们这些体魄健全的人弘扬到了至高境界。

    在这个似乎金钱万能的时代，在这个到处充满了拜金主义思潮的时代，时时有健全的人，为了少花自己的钱，为了多嫌别人的钱，而视同胞的生命如儿戏。他们的贪婪的代价，往往是别的许多人的眼、耳、手、足、臂、腿，乃至生命。

    在一个贪婪的时代，残疾人不但将是不幸的，而且将是孤独无援的。

    面对所谓命运，我从少年时起，就是一个极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我对人生的撞撮，目标从来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狠现实很现实。想象有时也是爱想象的，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精神上的“创作活动”，一扭头就会面对现实，做好自己在现实中首先最该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别人看来最乏味儿最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

    鲁迅先生当年曾经说过家道中落之人更能体会世态炎凉的话。我以为，于所谓的“逆境”而言，也似乎只有某些曾万般顺遂、仿佛前程锦绣之人，一朝突然跌落在厄运中，于懵懵后所深深体会的感受，以及所调整的人生态度，才更是经验吧？好比公子一旦落难，便有了戏有了书。而一个诞生于穷乡僻壤的人，于贫困之中吸吸坠地，直至于贫困之中死去，在他临死之前问他关于“逆境”的体会及思想，他倒极可能困惑不知所答呢！

    我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的一件事——他们在南方某小饭店吃饭时忽听一阵令人心悸的叫声。寻声查问到后厨，原来屉上正活蒸着大娃娃鱼。而点这一道莱的食客们，一个个在那令人心悸的声音中吞云吐雾，谈笑风生。

    我的朋友却不能照常吃下去，他不忍再听，离开了那家小饭店。

    我怀疑地问：“据我所知，娃娃鱼是不叫的吧？”

    他说：“我不知道它究竟叫不叫。也许一般情况下是不叫的，但被活蒸时，就不是一般情况了。还能听到它在屉中蹦、挣扎、撞屉，发出很大的响声，所以屉上压着磅秤的重碗……”

    我们北影的一位老摄影师对我讲——也是在南方，一位“大款”请他们吃饭。宴间有一只可爱又活泼的猴子，作出种种滑稽样子逗他们开心。但是一会儿它就被固定在桌子下面了，只将上脑壳露出桌洞。于是侍者执刃熟练地剥下它的头皮，还往它雪白的头骨上浇开水消毒，接着使小锤敲碎了它的头骨……

    那就是享用活猴脑的方式。

    老摄影师捂着嘴跑出了饭店。一出门就呕吐了。

    他说他至今忘不了那猴子的眼睛。他说人要活吃它的脑子前，还要先拿它开一阵子心，“太罪过了！太罪过了！……”

    他连说“罪过”不止。

    中国人在吃的方面欲望太强烈了。一旦有了钱，这欲望则便无止境。所以我们中国所说的“龙肝风胆”，是古时有钱的男女最想吃到的。果而有龙有风，现如今的“大款”及他们的女人们，若不动辄就大吃一顿才怪呢！也许早被吃得所剩无几了。

    吃得多么残忍。

    人对钱的贪心和对吃的欲望，过分了是一样丑恶的。

    旅游中的人性情趣是很有意思的——男人恋山，女人眷水。没有谁向我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却理所当然的觉得，山是阳刚的象征，水是阴柔的意化。山至秀则饶，水至湍则狂。男人抵至秀之山亦见阴柔，女人达至湍之水亦见阳刚。男人和女人，从山与水，不但见自身，且见自身之反面。人类是最欣赏自己形象的动物。大自然是人类的镜子。男人恋山实乃自恋，女人眷水实乃自誊。男人女人，都是从欣赏自己而开始爱异性的。山里的女人坚忍，水乡的男人多情。没有水的地方留不住女人，没有山的地方留不住男人。故旅游胜地必有山有水，山水相依，水绕山环。在这样的地方，男人才更像亚当，女人才更像夏娃。旅游业非是为旅游家而开发的，是为世俗男女而开发的。旅游家则是一些远避旅游业的人。

    男人总是率先朝险峰登攀。倘有女伴瞻望其后，尤其精神抖擞。

    女人总是率先扑向水边，弄湿自己的手帕。这时，她分明知道男人是在看着她的。

    在旅游中，人的本来面目是极难伪装的。

    在旅游中，男人觉得亥人显得更可爱了，女人觉得男人显得更多情了。

    这，也许便是旅游的重要的内容吧——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它们的赫刺克勒斯式的义无反顾的人物。他们不见得便是英雄。更不可能是天神或半神人物。但他们和她们，起码都是一些想要为国家解决或部分地解决某一方面难题的人物，都是一些怀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彻底打开“奥格阿斯牛棚”圈门的人物。其执著的热忱和冲决重重阻碍的气概，当时可能不被公众理解，以后甚至很久以后才获得理解。或当时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公众普遍的理解，但“牛棚”里所有的“中”夺门而出，万蹄踏地横冲直撞的混乱情形，又必然会使他们和她们的初衷遭到扭曲，使他们和她们的作为大受怀疑。

    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接连不断涌现的赫刺克勒斯式的人物，是人类当代社会发展中按阶段计数最多的。

    金钱大抵只能使人变成两类——因摆脱了贫穷，终于占有了大量的金钱而文明起来，并且积极热枕地参与对社会文明的高尚的建设；或者恰恰相反，比贫穷的时候更加丑陋。

    据我看来，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们，所患乃“心理强奸综合症”。按民间的说法，可以解释为“意淫症”。放在中国这个大临床上加以分析，也可以定名为“中国综合症”。病理是由我分析出来的，定名为“梁氏中国综合症”，我觉得也不算贪天之功为已有……

    某些“大款”们的豪奢俗贵，从心理本质上分析，意昧着是一种对金钱的强奸和蹂躏。众所不知，蹂躏金钱，强奸金钱，是可以获得与蹂躏女人强奸女人同样刺激的快感的。而区别在于，仅仅在于，强奸女人是罪行。而强好已然被自己所占有的金钱，金钱不但不会成为原台(抢来的偷来的骗来的受贿来的贪污来的例外)，而且连呻吟也不会发出一点点。

    进一步分析，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们蹂躏金钱、强奸金钱的同时，不但足以获得常人所无法体验的强烈的具有刺激性的快感，而且，足以获得“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对总体上仍处于贫穷状态的社会的报复性快感。

    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一些对别的男人具有践踏心理倾向，对一切女人具有强奸心理倾向，对全社会具有报复心理倾向的病人……

    商业时代迅速地大面积地从世界上消弭着许多属于从前的事物。包括从人类的精神中消洱一些最可宝贵的质量。

    但商业时代又是我们人类目前最理智的选择。一个和平的、安定的、经济繁荣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比一个战乱不断的、极端政治结构的、国与国间到处进行着政治冷战的时代何止好一百倍！尽管，“奥运”精神仍是最纯粹的体育精神，但我相信，我的儿子像我这种年纪了再看“奥运”实况转播时，他一定会承认，那乃是人类为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而代代保留的最具古典意味的“大剧”。它只是为了通过人类体能的竞技证明人类精神的豪迈。除此再不意昧着别的。除此再不意昧着任何其他。

    我认为的好小说是平易近人的。能写得平易近人并非低标准，而是较高的标准。大师们是不同的，乔易斯也是大师，他的《尤里西斯》绝非大多数人都能读得懂的。乔易斯可能是别人膜拜的大师，但他和他的《尤里西斯》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他这一类的大师，永远不会对我的创作发生影响。

    我的写字桌的玻璃板下，压着朋友用正楷为我抄写的李白的《将进酒》，那是我十分喜欢的。句句平实得几近于白话。最伟大最有才情的诗人，写出了最平易近人最豪情恣肆的待，个中三昧，够我领悟一生。

    作家是很容易在心态上和精神上被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所吸纳的。一旦被吸纳了，作品便往往会很中产阶层气味儿起来。

    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萎苹的“抄龙”。

    感受生活的方式很多，直接地掺和到别人们的烦愁、困境、无奈与命运中去，并非什么好方式。

    经常的情况之下，我凭作家的“良知”写作。

    有人会反问——“良知”是什么？

    我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定义。

    但我坚信它的的确确是有的。对于作家，有一点儿，比一点儿都没有好……

    商业时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学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

    小说家没法儿和一个已然商业化了的时代“老死不相往来”。

    归根结底时代是强大的，小说家本人的意志是脆弱的。比如我不喜欢诸如签名售书、包装、自我推销、“炒作”等等创作以外之事，但我时常妥协，违心地去顺从。以前很为此恼火，现在依然不习惯。一旦被要求这样那样配合自己某一本书的发行，内心里的别扭简直没法儿说。但我已开始尽量满足出版社的要求。不过分，我就照办。

    这没什么可感到羞耻的。

    如果有什么所谓“文学殿堂”的话，或者竟有两个——一个是为所谓“精神贵族”而建，一个是为精神上几乎永远也“贵族”不起来的世俗大众而建，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走人后者。

    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其种种变化，绝不比女人到了四十多岁时少吧？我认为“笔调”同时也是作者本人内心情调的自然流露。违背自己内心的真实情调，掩藏起内心的“真实”，或者扭曲了内心的“真实”，甚至内心里本无所谓“情”，却要强迫自己的笔端流溢情愫千种，那行文必定矫揉造作。内心没有的，文字帮不了忙。更谈不到能在作品中形成一种“笔调”。

    终生不失为作家的人，也许就是终生对生活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

    忧虑是不必要的。就目前来看，足以预断，中国的旋转亡不了国。中国文坛的旋转也亡不了中国的文坛。非但亡不了，兴盛即在其中。

    友善和厚爱抵消了他们自身的深刻性。

    一个人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他或她生活所熟悉的那一座城市，并且以为就是在谈论他或她的国家了。自然由衷得可爱，但是未免浅薄。

    所谓“翻译文体”，当然是指有水平而又严肃认真的翻译家们之精神劳动，乃是一种人类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

    它既有别于原著的母语文字，也不同于译者所运用的客体文字。它必是二者的结合。

    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甚至终生求之若渴而又终生与自己喜欢的职业无缘。

    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上，我仍以世俗的思想方法为准则。能以世俗的方式报答应该报答的人们，对我就够欣慰的了。

    外国人曾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仅仅四个人，而你们中国十亿之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何以竟会被专制了十年之久？

    其中固有中国政治的特定原因，但也看出了我们国民素质的某种可悲可叹可憎可恶的方面。所以十亿之众的大多数其实都如美国“圣殿教”的教徒。所以张志新，我们复旦大学当时物理系的那位河南籍女学生很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秋瑾。

    三十五岁以下的中国人，也许不太知道，中国当年曾进行过全民性的哲学普及教育，我记得有一本刊物就叫《大众哲学》。干部张口“哲学”，学生张口“哲学”，工也“哲学”，农也“哲学”，兵也“哲学”……营造过一个哲学的年代。归根结底，那是从前的时髦。和以后的，和现在的许多时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一旦人人都颇似哲学家，哲学本身就尴尬了。

    多少掌握点儿哲学，一切世事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技巧也罢，才情也罢，在我看来，永远不是第一位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是真。没这个“真”字，作家笔下的一切文学便没了魂。没魂的文学，也便谈不上朝什么境界提高。“为赋新词偏说愁”，该是作家一大忌，也是毛病。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际遇，而是我们对过去际遇的看法。

    看一个人的品格如何，更要看这个人对于他无利的人取什么态度。

    只要我们自己不俗，则人与人的交往便不至于被俗所染。

    一门心思发财的那些“二道贩子”，连想要消遣时也是不看小说的，甚至不怎么看文字——掷保龄、玩电子、跳霹雷、得艾滋病、洗桑那浴，他们没工夫。他们有他们的话法——“骑着摩托背着秤，跟着老共干革命”——于是他们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我不会去走“背对生活，面向内心”的创作道路。我深知自己的内心并不那么丰富，那里面空旷得很。我想，知识丰富，生活积累丰富的作家，其内心世界也必然丰富。丰富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包容着丰富的生活“元素”的，作家借此才可以产生丰富的艺术想象。内心世界宏大而丰富的作家，是决不可能“背对生活”的。我觉得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在十二世纪以后，它几乎沉寂了五百年之久。至十九世纪，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高尔基之后或与高尔基同时代的作家，如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马雅柯夫斯基等，同样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更不要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就是当年我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教科书啊！

    存在心里的，是不会丢掉的。

    写作之于我有时不完全是为了写给别人看。有时亦更是为了通过写作，唤起记忆，重温我所经历的事，审悉我所熟识的人，从心灵中摈除某些事和某些人，或者在心灵中重新确定珍藏它们和他们的位置。这样，会因为自己能够从心灵中摈除什么而愉悦，而对自己感到满意，而信任自己。甚至，喜欢自己。

    我所向往的美好爱情生活的背景，时至今日，几乎总在农村。

    我并非一个城市文明的彻底的否定主义者。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连自己也解释不清自己。

    回到家里遂想到——爱情是多么需要空间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拥挤了，爱情没了躲人视野的去处。近年城市兴起了咖啡屋，光顾的大抵是钟情男女。咖啡屋替这些男女尽量营造有情调的气氛。

    大天白日要低垂着窗慢，晚上不开灯而燃蜡烛。又有些电影院设了双人座，虽然不公开叫“情侣座”，实际上是——但我很怀疑是为真的情侣们提供的……

    爱情，或反过来说情爱，如流浪汉，寻找到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白天只有一处传统的地方是公园，或电影院；晚上是咖啡屋，或歌舞厅。再不然干脆臂挽着臂满大街闲逛。北方人又叫“压马路”，香港叫“轧马路”。都是谈情说爱的意思。

    于是情侣们最无顾忌的选择还是家。但既曰情侣，非是夫妻，那家也就不单单是自己们的。要趁其他家庭成员都不在的时间占用，于是不兔的有些偷偷摸摸苟苟且且……

    当然，如今有钱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方式是在大饭店里包房间。这方式高级了许多，但据我看来，仍有些类似偷情。姑且先不论那是婚前恋还是不怎么敢光明正大的婚外恋……

    情爱放在农村的大背景里，似乎才多少恢复了点儿美感。似乎才有了诗意和画意。生活在农村里的青年男女当然永远也不会这么感觉。而认为如果男的穿得像绅士，女的穿得很新潮，往公园的长椅上双双一坐，耳鬓厮磨；或在咖啡屋里，在幽幽的勉光下眼睛凝视着眼睛，手握着手，那才有谈情说爱的滋味儿啊！

    但一个事实却是——摄影、绘画、诗、文学、影视，其美化情爱的艺术功能，历来在农村，在有山有水有桥有林间小路有田野的自然的背景中和环境里，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魅力。

    无论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几乎其他的一切西方经典小说，当它们的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远离了城市去到乡间，或暂时隐居在他们的私人庄园里，差不多都会一改压抑着的情绪，情爱也只有在那些时候才显出了一些天然的美感。

    麦秸垛后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初吻，在我看来，的确要比楼梯拐角暗处搂抱着的一对儿“美观”些……

    村子外，月光下，小河旁相依相惧的身影，在我看来，比大饭店包房里的幽会也要令人向往得多……

    爱情或曰情爱乃是人类最古老的表现。我觉得它是那种一旦框在现代的框子里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东西”。城市越来越是使它变得中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框子”。它在越接近着大自然的地方才越与人性天然吻合。酒盛在金樽里起码仍是酒。衣服印上商标起码仍是衣服。而情爱一旦经过包装和标价，它天然古朴的美感就被污染了。城市杂乱的背景上终日流动着种种强烈的欲望，情爱有时需要能突出它为惟一意义的时空。需要十分单纯又恬静的背景。需要两个人橡树，像鸟，像河流，像云霞一样完全回归自然又享受自然之美的机会。对情爱城市不提供这样的时空、背景和机会。城市为情爱提供的惟一不滋扰的地方叫作“室内”。而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门刚一关上，情爱往往迫不及待地进展为什么。

    在城市里，对于许多相爱的青年男女而言，“室内”的价格，无论租或买，都是极其昂贵的。求“室内”而不可得，求“室外”而必远足，于是情爱颇似城市里的“盲流”。

    人类的情爱不再动人了，还是由于情爱被“后工业”的现代性彻底地与劳动“离间”了。

    几乎只有在农业的劳动中，男人女人之间还传达出某种动人的爱意。那爱意的确是美的。又寻常又美。

    我在城市里一直企图发现男人女人之间那种又寻常又美的爱意的流露，却至今没发现过。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且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昧儿可言的事情。有时浅薄得连“轻佻”的评价都够不上了。“轻佻”纵使不足取，毕竟还多少有点儿意味儿啊！

    本质上相类同的“缘”，在中国比比皆是地涌现着。比随地乱扔的糖纸冰棒签子和四处乱弹的烟头多得多。可谓之曰“缘”的“泡沫”现象。

    而我所言情爱之“缘”乃是那么一种男人和女人的命数的“规定”——一旦圆合了，不但从此了却男女于情于爱两个宇的种种调根和怨叹，而且意识到似乎有天意在成全着，于是满足得肃然，幸福得感激；即或末成眷属，也终生终世回忆着，永难忘怀，于是其情其爱刻骨铭心，上升为直至地老天荒的情愫的拥有，几十年如一日深深感动着你自己。美得哀婉。

    这一种“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当代，是差不多绝灭了。

    情爱之于现代人，越来越变得接近于生意。而生意是这世界上每天每时每刻每处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货，像债券，像地摊儿交易，像拍卖行的拍卖，投机性，买卖性，速成性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司空见惯。而且，似乎也越来越等于情爱本身了。于是情爱中那一种动人的、感人的、美的、仿佛天意般的“缘”，也越来越被不少男人的心女人的心理解为和捡钱搭子、小头彩、一锨挖到了金脉同一种造化的事情了。

    现代人的爱情或曰情爱中，早已缺了这分量，故早已端的是“爱情不能承受之轻”了。或反过来说“爱情不能承受之重”。其爱其情掺人了太多太多的即兑功利，当然也沉甸甸起来了。

    依顺了现代的现实性，爱情或曰情爱的“缘”的美和“义”的美，也就只有在古典中安慰现代人叶公好龙的憧憬了。

    故自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从全世界的范围看，除了为爱而弃王冠的温莎公爵一例，无论戏剧中影视文学中，关于爱情的真正感人至深的作品风毛麟角。

    爱这个字，在语言中，有时处于谓语的位置。有时处于主语的位置。前面加“做”、加“求”、加“示”、加“乞”，“爱”就处在谓语的位置。“做爱”、“求爱”、“示爱”、“乞爱”，皆行为动词也。

    “做爱”乃天伦之乐。乃上帝赐与一切男女的最普遍的权力。是男人和女人最赤裸裸的行为。那一时刻，尊卑贵贱，无有区分。行为本质，无有差别。很难说权大无限的国王，与他倾国倾城的王后，或总统与总统夫人的那一时刻，一定比一个年轻的强壮的农民，与他的年轻的健康的爱妻在他们的破屋土炕上发生的那一时刻更快活些。也许是一样的。也许恰恰反过来。

    “求爱”乃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为了婚姻，有时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的许可。传统上是为了婚姻。在反传统的男女们那儿，往往是为了做爱的许可。当然，那许可证，一般是由男人所求，是由女人“签发”的。无论为了婚姻之目的，还是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之目的，这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省略了，婚姻就是另外性质的事了。

    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抢婚。“做爱”也可能是另外性质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强好。

    对于成年男女，“示爱”已带有经验性，已无多少美感可言，只不过是相互的试探罢了。以含蓄为得体，以不失分寸为原则。含蓄也体现着一种自重，只有极少数的男人会对不自重的女人抱有好感。不失分寸才不使对方讨厌。反过来，男人对女人也一样。不管不顾，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味儿的大献殷勤，其实等于是一种纠缠，一种滋扰，一种侵犯。不要误以为对方的冷淡反应是不明白，或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这两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但为数实在极少。与其推测对方不明白，莫如分析自己为什么装糊涂？与其怀疑对方故作姿态，莫如问问自己是否太一厢情愿强求缘分？

    在所有一切“爱”这个宇处于谓语位置的行为中，依我看来——“乞爱”是最劣等的行为。于男人是下贱，于女人是卑贱。

    在爱这个宇的后面，加上“情”、加上“心”、加上“意”，爱就处在主语的位置了。“爱意”是所有世间情意中最温馨的一种。使人感觉到，那乃是对方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所能给予自己的临界极限的情意。再多给予一点点，就超越了极限。超越了极限，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因为在极限上，所以具有着相当特殊的令我们深为感动的意昧儿和意义。

    充满“爱意”的目光，乃是从女人的极其善良的爱心中自然流露的。它具有母性的成分。误将此当作和“爱”或和“爱情”有关的表达去理解，不是女人们的错，是男人们的错。据此进一步产生非分之想的男人，则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

    我最尊祟的人，正是一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会羞惭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了。我遇到过这样的人。非是在文人和知识者中，而是在普通百姓中。我常不禁地想象，这样的人，乃是“隐于市”的大隐者，或幻化了形貌的菩萨。

    “爱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响力的。除非人拒绝它的影响，排斥它的影响，抵触它的影响。

    我们只要愿意发现，就不难发现，并且不得不承认，往往是从最普通的某些人们身上，亦既寻常百姓中的某些人们身上，一再地闪耀出“爱心”的动人的光晕。在寻常百姓的阶层里，充满“爱心”的故事，产生得比其它一切阶层多得多。

    “爱情”也如“爱心”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寻常百姓阶层之中。某些文人和知识者最不能容忍我这一种观点。他们必认为我指的根本不是“爱情”，只不过是“婚姻”。

    而我固执地认为，对于百姓而言，“爱情”若不走向“婚姻”，必不是完美的“爱情”。百姓是现实的。

    当安娜坠人爱河以后，她毅然提出与自己的丈夫卡若林离婚。

    不顾上流社会的谴责，毅然决定与渥伦斯基结婚。这时，“爱”在安娜心里，上升为“爱情”了。她期待着他为他们的“爱情”负起“婚姻”的责任。她自己能做的，她已做到了。但是渥伦斯基并不打算真的负起什么责任。他要的只不过就是“爱”，而且得到了。责任使他厌烦透顶，因而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因而绝望的安娜只有卧轨自杀……

    渥伦斯基“爱”安娜是真的。

    安娜对他的“爱情”也是真的。

    悲剧是由二人所要求的东西在本质上不同造成的——安娜要有责任感的“爱情”，它必然与“婚姻”连在一起，成为完整的要求。渥伦斯基仅要不附加任何责任前提的“爱”。他认为有爱已足够了。连安娜为他们的“爱”而毅然离婚，在他看来都是愚矗的，不明智的。

    一个现象是——某些大谈“爱情”至上的男士们，其实本意要的仅仅是“爱”。

    但另一个现象是——渐多起来的女人们，也开始为男人们预设圈套了。她们以自己为饵，钓男人们的钱财。

    牛郎织女式的夫妻，在寻常百姓中一对儿一对儿的依然很多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离不开生儿育女，离不开萝卜白菜，离不开吵架拌嘴，但也离不开责任感。责任感是他们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圣的相互承诺。谁主内，谁主外，大的开销究竟谁说了算，小的花费谁有自主权，诸如此类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内容，在他们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是据我看来，这些俗内容，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一对儿一对儿的夫妻恩爱着。

    在没有婚姻为载体的“爱情”中，到头来，遍体鳞伤的几乎注定了是女人。她们获得过的某些欢乐、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终的悲伤抵消得一干二净。

    在没有婚礼为载体的“爱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妇”的角色。

    而古今中外，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间自然关系的角色。即或那些专以猎名流、傍权贵、傍“大款”为能事的女人，一旦觉得巩固了“情妇”的地位，也还是要产生颠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对方妻子的野心的。这时的男人用他们“爱至上”那一套哄她们是根本没用的。所谓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辈子。结果男人大抵只有三个选择——要么离婚，承认自己“爱至上”那一套论调的破产，面对既又“爱”了，就还是免不了结婚“至上”的现实。要么给她们以多多的钱财，多到她们终于满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为止。要么，被逼得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杀了她们，或反过来被她们所杀。

    所以，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暖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真的处在正常的热恋关系的男女，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他们的“情人节”。他们在那一天的拥抱和亲吻，不见得比在别的日子更温存更热烈。而既是“情妇”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讳那一天的。

    即使瞒天过海凑在一起了，各自心里的感受和感想也会很苦涩。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

    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居然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那么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阿谁？差不多够个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对面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招得起“卓越”二宇一样。

    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之道”。

    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

    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

    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内心里那种感觉。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

    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

    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

    女人而毫无虚荣是为女神。

    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

    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

    在中国，在现实中，有林黛玉那一种“自我中心”的缺点中女人比比皆是；有林黛玉那一种“淡泊功利”的女人风毛麟角，我没遇见过。

    在都市里，我认为也不太可能有了。

    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替士大夫心。嘴上赞着宝玉，骨子里还是想当官的。若当不了官，最好宝玉似的，身边有一大群尊尊卑卑的红颜相陪着打发寂寞。宝玉的生活，是封建旧文人们“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后的美梦。

    中国封建文人们的骨气，大抵是当不成官以后的表现。之前便有的极少。宝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么骨气，只不过是自小在女人堆儿里被宠坏了的“女气”。宝玉非是“叛逆”的典型，是颓废的典型。

    男人们的心理上，不但有“恋母情绪”，还有“恋妹情结”。无妹可恋的男人心理上也有此情结纠缠。男人疲惫了，就想变成孩子，于是从“恋母情结”那儿找安慰；男人自我感觉稍好，就想充当“护花使者”，于是“恋妹情结”满足男人的关怀心。曹氏之伟大，在于塑造了林黛玉这一男人们的尤其男文人们的“世纪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儿、寄人篱下、有才华、多愁善感、任性、爱耍小脾气，但是本质不坏，高兴或不高兴时，谈锋永远的机智尖酸却又不失俏皮……这一切都极符合男人们措香伶玉的条件。曹氏伟大还伟大在，虽没读过弗洛伊德，却也堪称男人们的心理分析大师。

    一部《红楼梦》，栩栩如生，细致人微的人物，自然首推宝玉、黛玉、宝钗。在我看来，宝镀是正常的；黛五是病态的，体质上那样，心理上其实也那样。生理上的病根糠令人怜悯，心理上的阴幽幽令人反感。作为少女当予体恤，作为女人需要批评。这人儿身上体现出“病态美”，中国传统文人们一向也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人们对女性的赏悦心理，其实一向同样是有几分病态的。

    至于宝玉，太让人腻歪了。他“脚踩两只船”的“爱情游戏”，丝毫也无打动我处。我的儿子将来若有半点儿像他，我一定用巴掌加皮鞭调教过来。

    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