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九章

    笔墨良心

    一

    常有编辑来约稿，说我们办了个什么刊物，我们开了个什么专栏，我们搞了个什么征文，我们想请你写篇小说，写篇散文，写个剧本，写个短评要不就写点随感……我说写不了。编辑说您真谦虚。我说我心里没有，真是写不出。编辑说哪能呢？这一下刺激了我的虚荣心或曰价值感，今生唯作文一技所长，充着作家的名说着“写不出”，往后的面目和生计都难撑持。我于是改口说，至少我现在没想好，我不敢就答应您。编辑已不理会，认定我是谦虚不再跟我费口舌，埋头宣布要求了：最好多少字，最好在几日之内交稿，最好……那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掌柜，开着一爿货源不足的杂货铺或者项目太少的综合加工点，心中无比的歉疚和惶恐，结果常常我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人家的订货，然后自作自受发愁着到底给人家写一篇什么？

    发愁着走出家门。小掌柜发愁着走出家门，寻思说不定运气好弄来一点俏货。

    走在街上，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叫卖声。摊煎饼的、烤羊肉串的卖衣服的、修皮鞋的，兢兢业业地工作心安理得地挣钱。心里羡慕——当然这必定是虚伪。

    我认识一个开饭馆的小伙子，读书无能但是赚钱有方，他敢把二两炸酱面卖到一块六，然而此饭馆地处游人如潮地带，吃的人却也不少，吃的人都骂老板没了良心。小伙子见了我常问：“大哥，这两天又写什么呢”？我支唔过去，小伙子掏烟，我也掏烟，小伙子看也不看就把我的烟推回去把他的烟递过来，他自信他的烟必定比我的好，他的自信从未遭受挫折。我自然要客气几句，恭喜他发财并自嘲着寒酸。不料小伙子也说我谦虚：“您真谦虚，谁不知道作家有钱呀？”我说：“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行比不得你们这一行了。”小伙子问：“写一篇文章多少钱？”“一万字三百块吧。”“哎哟喂，可真不多。”“你呢？”小伙子沉默一会，眨巴着眼睛可能是在心里计算，一支烟罢坦然笑道：“可您别忘了您卖的是笔墨，咱卖的是良心。”我听得发愣。小伙子拍拍我的肩膀：“怎么着大哥，凭您这脑袋瓜儿您不应该不明白呀？人家管你叫作家。管咱叫什么？倒儿爷，奸商。您舍了钱买名声，我是舍了名声买钱。”

    没有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并且忘记了是在哪儿，在我开始梦想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说过：“作家应该经常到生活中去。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那时我年少幼稚不大听得懂这句话，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吗？“没有生活”是不是说没有出生或者已经谢世？那样的话当然是没法儿写作，可这还用说么？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话我还是不大听得懂，到底什么叫“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底是指什么？

    也许是，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有生活”，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没有生活”？如果是这样，如果生活已经划分成两类，那么当不当得成作家和写不写得出好作品，不是就跟出身一样全凭运气了么？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属于“没有生活”的一类，那你就死了写作这条心吧。不是么？总归得有人生活在“没有生活”之中呀？否则怎样证实那条金科玉律的前提呢？

    为了挽救那条金科玉律不至与宿命论等同，必得为生活在“没有生活”中而又想从事写作的人找个出路。（生活在“没有生活”中的人想写作，这已经滑稽，本身已构成对那金科玉律的不恭。先顾不得了。）唯一的办法是指引他们到“有生活”的生活中去。然后只要到了那地方，当作家就比较地容易了，就像运输总归比勘探容易一样，到了那儿把煤把矿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车地运回来就行了。但关键是，“有生活”的生活在哪儿？就是说在作家和作品产生之前，必要先判断出“有生活”所在之方位。正如在采掘队或运输队进军之前，必要有勘探队的指引。真正的麻烦来了：由谁来判断它的方位？由作家吗？显然不合逻辑——在“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尚未确认之前，哪儿来的作家？那么，由非作家？却又缺乏说服力——在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前，根据什么来判断“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呢？而且这时候胡说白道极易盛行，公说在东，婆说在西，小叔子说在南，大姑子说在北，可叫儿媳妇听谁的？要是没有一条经过验证的根据，那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所谓“有生活”么？岂不就等于说，任何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么？但这是那条金科玉律万难忍受的屈辱。光景看来挺绝望。万般无奈也许好吧就先退一步：就让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经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生活中自行产生吧，暂时忍受一下生活等于生活的屈辱，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后就好办了就有理由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区域。可这岂止是危险这是覆巢之祸啊！这一步退让必使以后的作家找到不甘就范的理由，跟着非导致那条金科玉律的全线崩溃而不可——此中逻辑毫不艰涩。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那条金科玉律不过是想说：麻木地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虽然活过了但不能说其生活过了，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是“有生活”。倘若这样我以为就不如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无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谓“没有生活”。真若是这个意思我就终于听懂。真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写作而挑剔生活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当作家就不是一种侥幸、不是一份特权、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烦别人了。

    我希望，“有生活”也并不是专指猎奇。

    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能出现好作家。但愿我这理解是对的否则我就仍然不能听懂那条金科玉律，不能听懂这为什么不是一句废话。

    一九九三年

    也说散文热

    正在出现着或者已经出现了，散文热。原因势必很多。我想到了两个。

    一是因为散文的形式利于内省。正如歌中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因而人们要看一看“里面的世界”即内心世界了。无论精彩，还是无奈，原来都依赖着这个里面的世界。这里面的世界存在着什么，发生着什么，终于成为一件值得更为关注的事，散文便时来运转被发现是游历于内心世界的一驾好车马。

    二是因为，一个散字，不仅宣布了它的自由，还保障着它的平易近人。它不像诗歌凭靠奇诡的天赋，又不像小说需要繁杂的技巧，它所倚重的是真切的情思。散文，其实是怎么写都行，写什么都行，谁都能写的，越是稚拙朴素越是见其真情和灼见。在散文中，是最难于卖弄主义的；好比理论家见亲娘，总也不至于还要论证其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大家说些久已想说的真话就完了。主义越少的地方，绝不是越寂寞的地方，肯定是越自由的地方。

    还有，散文正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地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这杂种势必要胜过它的父母。

    一九九三年

    随笔三则

    一、女人

    我在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时，曾写下过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以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终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比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泯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二、强人

    常常听人说起“女强人”，而且语气中透露着贬斥。“女人”原是个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会这样认为），何以中间加一个强字竟变得不受欢迎呢？难道纤柔的女人更强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坚强些不好么？慈爱的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的慈爱）更强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们的痴情更强烈些难道有什么不好么？

    说真话，我也不喜欢“女强人”，甚至这三个字的形象和发音也让我感到冰冷与失望。

    因而我想，那个“强”字绝不是指示着强健、坚强。强大或者强烈。而是暗示着“强”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强迫、强暴、强行、强制、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强人”，强人者，强盗也，“只听一声唿哨，林中跳出一伙强人挡住去路”。不过，强盗的行径并非只限于夺人财物和性命，夺人自由、夺人意志、夺权夺利夺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这类的“夺”大多不加一声唿哨，进行得隐蔽，理所当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为这类的“夺”常扮一副“给”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办代替，比如以一个大脑的辛劳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实则夺人自由和意志。识别“给”与“夺”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一个“强”字在里头，强给和强夺其实毫无二致。但是被强夺者可以去官府鸣冤，被强给者却有苦难言。但有苦难言之后，便有“女强人”一词被创造出来，稍泄被夺之愤。

    那么，为何只有“女强人”一词，却没有“男强人”之说呢？男人们万万不可窃喜，这决不意味着表彰，这实在是绝大的耻辱。言外之意大约是说：男人嘛还用说么——都是强人！或者更甚：男人竟与强人同意，这“强”唯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别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这实在说明了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它是以强治物以强治世以强治人说到底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强权文化。

    所以贾宝玉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所以贾宝玉的悲哀（如果女人也要成为“强人”）就更可理解。

    三、水绿色和平

    女人的形神，让人想到水，想到绿色，想到和平。

    水、绿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独一无二的美丽与辉煌之根本。

    但今天，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眼前和四周，水、绿色、和平正日益变得珍稀。而仇恨、战争却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借助科学的成功正越发地狂妄着。

    科学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舒适、方便、富足、长寿……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至少两件坏东西：不可遏制的享乐欲，和为此不可阻挡地掠夺自然。我不是圣徒，我很可能倒是个享乐主义者，人何必苦着自己呢？但是我在享乐中常常也想：人类的享乐可该有个止境么？如果没有，这地球是难免有一天被人类掠夺个干净的，剩一片沙漠埋无数白骨。

    有人把人口增长的失控比喻为地球的癌症，这比喻形神具似非常恰当。癌症，就是一个本来和谐的生理结构中，忽然有一种细胞不可控制地猛增，以致杀死了别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我常以为，癌症，是上帝给全人类（并不是仅仅给比如吸烟者）的一种警告。

    癌症未了，又来了爱滋病。如果癌症是上帝对人口增长失控的一种警告，爱滋病就很像是对享乐主义的一种警告了。（顺便说一句，我以为“爱滋”二字肯定用错了，那病绝非因爱滋生，而恰是因无爱的享乐所致，滥交和吸毒难道是爱么？）把无止境的享乐比喻为地球的爱滋病，也是形神具似十分地恰当。爱滋病是在贪婪的享乐中破坏了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使人失去了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而致死。同样，因为人类无节制的享乐，地球上的水正在被污染，森林和草原正在急剧减少，生态平衡（自然界的和平）正在人类疯狂的开发（旷日持久的一场对自然的战争）中无可挽回地毁坏着，致使地球生了病而且因其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的丧失而越病越重了。我这样想：水、绿色、生态平衡，也许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吧。

    我们应该听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个在战场上胜利的或失败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都干了什么。就像一个从市场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带回来钱财就够了？我们听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人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光需要物质财富，我们还需要爱情，需要美的梦想和家园，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壮的绿色，需要和平需要人与人的和平需要人与万物的和平……因而我们不光需要科学我们还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来路和眺望归途。这是女人传达给我们的上帝的启示。因为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