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秦论 跋 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孙皓晖

    一

    历经十六年案头跋涉，《大秦帝国》笔耕的主体工程终于告结了。

    中国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错，及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无数沟壑、黑洞与变形，使每个力图遨游其中的探索者都为之浩叹。当我以十六年时光，一叶扁舟潜入又浮出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蓦然回首，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了。

    慨当以慷，潮涌心头者，我族文明恒久不灭之精义也。

    从洪水时代开始，我们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式。从列强大争的春秋战国开始，我们的民族以将近六百年的艰难探索与烈烈奋争，开创了铁器时代特立独行的伟大文明体系，轰轰然进入了气象万千的帝国时代。这个伟大的帝国时代，是我们民族文明史的“加冠”之期。从伟大的秦帝国开始，我们的中华文明“冠剑及身”，进入了历史成熟期与曾经的最高峰。不管我们的文明脚步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有过何等曲折，那闪烁着亘古文华的标志性的高高秦冠，都永远地矗立在我们飞扬的黑发之间，那蓬勃着求变图存精神的铮铮秦剑，都恒常地渗透在我们沸腾的热血之中。我们的历史很久很久，我们的未来很长很长。“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唯其根基深长，唯其累积深厚，唯其饱经沧桑，我们可再生，我们可负重，我们可远行。

    我们的生命，与人类世界共久远。

    我们的文明，与天地宇宙共始终。

    庄子说得好，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中国文明与人类文明繁衍拓展而生生不息，宁非如此哉！

    作为再现中国原生文明史的一部作品，《大秦帝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所催生的产物，绝不仅仅是我个人心血来潮、灵感涌动的结果。在我们这个时代曾经的十字路口，求变图存再次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抉择。我们曾经衣衫褴褛，我们曾经食不果腹，我们曾经内斗不休，我们曾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积淀的文明激发我们求变，贫弱的境地催生我们图存，当此之时，在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寻求启迪，召回我们曾经失落的魂灵，洗刷我们曾经品尝的耻辱，淘洗我们曾经泛滥的自卑，鼓荡我们曾经干瘪的底蕴，洗刷我们曾经有过的迷茫，遂成为连绵涌动的时代思潮。而在我们民族的漫长历程中，面临巨大深刻的历史转折而能奋然拓展出崭新文明的时代，只有我们民族的原生文明圣地——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于是，回望探索两千多年前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以“求变图存”的“大争”精神创造新文明的伟大帝国时代，自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不期然，我提起了笔，坐到了案头。

    于是，有了始料不及的十六年耕耘，有了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国》。

    二

    在日每笔耕的十六年中，得到的各方关注与助益多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已故的著名秦汉史专家、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林剑鸣先生。启耕之初，时任法律出版社社长的林先生对我的创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多次长谈，反复说及以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秦帝国时代的重大意义。林先生说，他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思索如何将繁难遥远的历史及其研究成果，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普及于社会大众，也尝试过历史小说这种形式。林先生拿出了他自己当时已经大体写成的战国历史小说《一代政商吕不韦》与我一起商讨。以林先生的学养与学术地位，能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展现历史研究的成果，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林先生烙在我心头最深的一句话是：“大秦帝国这一题材，其意义不亚于任何重大的当代题材。”1997年，林剑鸣先生于北京逝世，其时我正在大西北的黄河岸边蜗居笔耕，未能到林先生灵前一拜，诚为深重遗憾。

    历经曲折，我还是选择了继续走完这段路。

    我决意在已经完成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之后，重写历史小说。

    只有历史小说这种形式，能够承载帝国时代极其丰厚鲜活的文明内涵。

    由此，我进入了实际的自由职业状态。为了选择一个相对不受干扰的环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个春天，我来到了海南。在老朋友曹锡仁、刘安、程鹏、周沂林，以及企业家王力先生的大力帮助下，我在海南居住了下来，开始了十余年的笔耕生涯。朋友们的帮助不仅仅是具体化的多方面的，还是有写作助益与精神助益的。凡此种种，无不使我时时铭感在心。尤其是锡仁老友，在剧本创作阶段为将其推上银屏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然为《大秦帝国》电视剧的后期实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恒常念之。海南省委宣传部也给予了《大秦帝国》多方关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先生之关注与助益尤多，尤为感谢。

    十多年中，我对几乎成为我第二故乡的海南，有了种种独特的理解与感受。在包括我在内的往昔之内地人眼里，这个弥漫着浓郁商品经济气息的海岛，是文化的沙漠，其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使之成为文化的坟场。然则，在深入其中的十多年里，我却深深感受到海南的包容、广阔与渗透于人际交往中的实际精神。没有虚妄，没有伪善，不宽容懒惰，不纵容矫情。无论是铺排奢华的酒店宴会，还是粗简惬意的路边大排档，纵情唏嘘面红耳赤之后，下次又是热烈坦诚的拥抱。无论是同事操业，还是人际交往，顾忌最少，羁绊最小，心结最淡，成见最浅。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五湖四海都汇聚在这片美丽的海岛，竞争着，协同着，冲撞着，拥抱着，吵闹着，奔跑着，前进着。依稀之间，常常觉得这片海岛是某种战国精神遥远的折射，恍惚游离的种种影像之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切的追求与向往。一个北京朋友来到海南，坐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阳光下，盯着在海风中婆娑的椰子树，惶惑地说，这树，绿得有些假。

    我感喟万分，大笑不止。

    这个纷纭的时代，真在哪里？假在何处？

    真成假，假成真，我们的目光要多少历史的泪水来冲洗？

    清晨的阳光下，当我徐步走在金黄雪白的沙滩，望着苍茫大海自由地长啸，将一腔郁闷与五脏六腑的污浊在吼啸中喷发出去的时候，每每感动不能自已。传说中的灵魂净化在哪里？宁非如此哉！

    三

    2001年，历史小说开始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朋友们使我感触良多。

    在中国作协周明先生的推荐下，河南文艺出版社最先关注并追踪《大秦帝国》的写作。其时的杨贵才社长、蓝纪先责任编辑的发轫之功，我时时感念。尽管，我们曾经有过工作性质的分歧与冲突。此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邓本章总裁、王成法副总裁、王刘纯主任（出版业务部）、河南文艺出版社王幅明社长，上下共识凝聚社力，将《大秦帝国》作为河南出版界重点项目开发经营，其团体之勃勃生气令人感奋、铭刻难忘。世间万事在人，中原出版界之雄风新貌，令人刮目相看矣！

    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社长、方平副社长、刘学明社长（先后三任），都对本书出版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亦使我难以忘怀。

    尤其要说的，是责任编辑许华伟先生。

    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够与河南文艺出版社并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保持紧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赖许华伟之功。人言，责任编辑是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信哉斯言！华伟年轻坦诚，信守约定，朝气蓬勃且极具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人与之交，如饮醇酒，如踏土地，厚重坦荡火热坚实，信任感不期而生，弥久愈坚。使我多有感喟者，是华伟所身体力行的那种当下编辑已经很少具有的独特的专业理念与实干精神。

    以专业理念而言，华伟尊重作品，尊重作者，更尊重作品内容所体现的价值原则，始终本着“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的理念，从不对作品作无端删削与扭转，辄有改动，必征求作者意见。此点，对于一个极具鉴赏力与笔下功夫的责任编辑，实属难能可贵。

    以实干精神而言，华伟不事空谈，极富负重苦做之心志。《大秦帝国》出版周期长，编辑工作量超大。期间，无论是座谈会议还是应急材料，抑或紧急编辑事务，华伟都是兢兢业业不舍昼夜，甚至拉上出版社的年轻人一起加班。本次全套推出，十一卷500万字全部重新编辑重新装帧，而时间只有短短三四个月。要在2008年3月底前各道程序工序全部走完，以在4月份的第18届全国书市上全面推出，实在是一件繁重任务。面对艰难，华伟意气风发地笑称，要开始一次“编辑大战”。之后，华伟与美编刘运来等同事立即开始投入此战，周末亦极少休息。每每从电话中听到华伟在编辑室关于种种细节勘定的急迫声音，我都不期然生出一种感慨——如此自觉负重的职业精神与任事意志，何其可贵也！

    四

    还得说说全套出版与前四部修订的相关事宜。

    首先，《大秦帝国》陆续出版发行以来，遇到的读者质询与专业非专业的评论多多。对所有这些评论、褒扬、质询、批评，我都衷心地表示真诚的感谢。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面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我无疑是极其“有涯”的。

    我，感恩于那个激起我们强烈共鸣的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

    我，感恩于所有能够关注与批评《大秦帝国》的读者朋友与专家师长。

    本次全套十一卷出版，其中的第五、第六两部，是尚未出版印行的新书；前四部八卷，则是已经发行几年以上的。本次出版全套，并非已完部分与印行部分的简单合成，而是前四部修订本与最后两部新书的完整推出。就实际而言，六部十一卷是一套完整的新书。

    本次前四部修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分别具体说明。

    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错位。

    读者质询的人物错位，主要在前三部的几个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战国四大公子，第三部的廉颇。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余人物都是出现太早。这次我做了不同修订，大体是四种处置方式：

    其一，甄别史料，依据学说传承确定重大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主要是商鞅师承何人？一种史料云：商鞅老师是尸佼，又云是学生。然则，传世的《尸子》全书，除了提出一个“宇宙”词根属创新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王道主张，与商鞅的纯正法家体系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尸子为商鞅老师，或为商鞅学生，皆无依据，皆不相宜。鉴别之下，此说可能为当时或后世之坊间传闻，不足信。故此，第一部商鞅故事尸子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在第五部魏国灭亡的进展中，有尸子后裔的故事，体现了我的鉴别与推论。

    其二，错位人物置换，而思想留存。小说第一部有荀子与孟子的人性善恶论战。这次，荀子被置换了，论战保留了。毕竟，荀子之前的战国社会是酝酿产生性恶论的基础，不可能没有人涉及。

    其三，修改人物出场年龄与关系，而不做人物改变。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颇，不再一出场便是老将，但廉颇的出场时间并没有改变。二是第二部中的战国四大公子，相对理顺了其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风云人物。在这里，我选择了历史精神的真实，割舍了对散漫史实的刻板追求。

    其四，对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变动，老墨子与墨家仍然在第一部体现。墨家以“兼爱”为基础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国文明史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以墨家理念审视战国变法，既是艺术典型化的需要，也是历史哲学的需要，更是文明史价值审视的需要。仅仅以墨子“可能”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详）的可能性考据，而牺牲其在艺术作品中再现的权利，是不可取的。

    关于“有没有”的问题。

    以历史小说形式展现原生文明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各种各样的“有没有”。小麦有没有？馒头有没有？包子有没有？锅盔有没有？毛笔有没有？绵布（丝绵）有没有？麻布有没有？棉布（棉花）有没有？床铺有没有？桌子椅子有没有？长剑有没有？长兵器有没有？地图有没有？战船有没有？大蒜有没有？小蒜有没有？大葱有没有？石碑有没有？果酒有没有？白酒有没有？苜蓿有没有？马镫有没有？女子冠礼有没有？某个成语有没有？某个词根有没有？某种药材有没有？某种礼仪有没有？某种蔬菜有没有？某条河流有没有？围棋黑白先后规则有没有？民众自由欢呼万岁有没有？等等等等，问题随时随地都可能迎面扑来。举凡日常物事，几乎都牵涉“有没有”问题。写其后时代，当然也有此类问题，但一定是少了许多。

    就实说，事物之有没有，尚算相对简单。其中最繁难者，是语言中的词汇词根。先秦语言，是我们民族语言的根基。几乎十之七八的基本语汇，都在那个时代创造了出来。然则，随着漫漫历史，国人反倒陌生了诸多基本语汇的起源，对《大秦帝国》使用的诸多原生语汇，反倒生出一种质疑。譬如奴隶、人民、群众、和平、小康、国家、制度、革命、法官、法律、执一、介绍、身体、不二、大争、春秋、战国，等等等等，都是那时的语汇。

    于是，从第四部开始，我对有可能“涉嫌”的主要词根与事物出典，皆作了注解，或借人物之口说明根源。在本次修订中，我对读者们通过各种途径所砸来的“砖头”，都以是否果真有据做出了相对合理的处置。虽然如此，仍然可能有尚未发现的错误，我仍然期待着种种纠错批评。

    关于个别历史事件的有无问题。

    《大秦帝国》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全部是真实的。只有第一部中的六国会盟分秦，是依据历史逻辑推定的。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会盟多多。倡明分秦宗旨的会盟，确实没有史料记载。然则，“六国卑秦，不与会盟，丑莫大焉”是秦孝公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将秦国排除在外的六国会盟，能说一定不会有分割秦国的预谋？是以，六国会盟分秦不是全然的虚构，本次修订中也没有取缔这一引子事件。

    历史文学作品，某种意义上如同推理破案，某种意义上又如化石复原。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结局，是已经尘封且夹杂着诸多“破坏”的作案现场，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为此，就要依据被史料记录下来的种种结局，依据被风干的种种骨骼，推演出活化的历史。活化是什么？就是在逻辑推定的基础上剔出其渗透异物，修补其曾经遭受的破坏，弥补其联结断点，复活其被风干的血肉。譬如，秦始皇没有皇后，秦二世也没有皇后，这是两千余年帝制中的唯一现象。为什么？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什么？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与事件？这些，是历史家无法完成的。在发现确证的史料之前，历史学家可以不理睬这个为什么，而只相信这个结论。而历史小说不能，既然有这个重大的“现场遗存”，就必须推演出其联结断点，复活导致这一“遗存”的种种过程，否则不是历史小说。其中，推定事件是必然的。推定得如何，则既有作者的历史想象力，又必须有历史逻辑的根基。

    努力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我是自觉的，也是问心无愧的。

    面对那样一个神圣的时代，我有义务仔细甄别，我没有权利肆意虚构。

    我追求历史精神的真实，也追求历史事实的基本真实。

    肆意虚构，是对那个伟大时代的亵渎，是对我们文明圣地的亵渎。

    五

    最后，再说说两件相关事宜。

    关于1996年的前三部文学剧本出版事。

    1990年开始，我进入对《大秦帝国》的写作酝酿。当时深感电视历史正剧对民众的普遍影响，遂决意先以电视剧的艺术形式唤起社会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关注。1993年秋，我开始进入文学剧本的写作，于1997年秋完成了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的写作，大体计约三百余万字。期间，1996年初，人民日报出版社拟议将已经成型的前三部文学剧本出版，我也赞同。由于种种原因，当年出版的作品形式不尽如人意。出版社与我，皆感未达预期，一致赞同不再印行，并停止此后改编。

    2001年历史小说开始出版之后，多有读者误将1996年版的剧本改编出版物，等同于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虽然，我在网上已经作了说明，然误解依然常被提出。故此，在《大秦帝国》历史小说全六部十一卷完成之际，我对此事再度作以说明。同时，我申明：此后，我将不再以任何形式出版原先的文学剧本。

    《马背诸侯》不再附于本版《大秦帝国》之后。

    第一部序言中，我曾申明作为早秦历史展现的《马背诸侯》附于全书之后。

    然则，随着写作与研究的进展，我对整个秦文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深感原先计划的一个二十余万字的小长篇不可能肩负如此重任。这也是我开首说《大秦帝国》是主体部分告结，而不是全部告结的原因。1998年，我已经写出了《马背诸侯》的事件大纲并十余万字的初稿。后来，因全力以赴于主体工程，《马背诸侯》暂时搁置了。若等待其完成，再将《大秦帝国》完整推出，时日实在太久。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写完帝国六部之后，我深感早秦历史隐藏着包括中国早期文明史与早期民族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基本问题，其丰厚程度远非一个小长篇所能包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早秦部族是与大禹夏部族共同治水的远古功勋部族，在华夏文明的创造中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奠基作用。如何展现洪水时代具有神话史诗特质的伟大历史，如何展现大禹大费大业几位无与伦比的英雄人物，如何展现秦部族在此后夏商周三代的传奇沉浮及再度崛起，绝非“赶活”心态所能写好的。

    反复思忖，只有此后稍作喘息，再独立成篇了。

    为此，我得向列位看官真诚地致以歉意，只能以此后依旧不失底气的作品，来报答看官们对原生文明时代的关注。

    六

    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无极世界。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无极世界。

    探索中国文明的历史足迹，同样是一个无极世界。

    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对多年殷殷期待后续两部与全套推出的读者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谢。

    感恩于我们这个求变图存重塑华夏新文明的伟大时代。

    感恩于曾经帮助过我的每一个师长、朋友与家人。

    公元2008年春·南海积微坊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