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辕各辙 第四节 吕不韦终于立定了长远方略

    蒙恬惊讶地发现，渭水南岸变得热闹了许多。

    咸阳建成百余年，一直背依北阪横亘在渭水北岸的巨大河湾里，都会的风华繁盛便也全部集中在了渭水北岸。南岸平川多有山塬，水流皆从南山奔出进入渭水，道短流急，农耕艰难，由来是未曾开垦的荒莽之地。当年迁都咸阳，秦人聚居渭水北岸，孝公商鞅将几乎无可耕之田的渭水南岸划做了秦国公室的园囿。禁耕禁工百余年，渭水南岸林木成海禽兽出没，无边苍莽直接巍巍南山，竟化成了一片天下难得的陆海。除了一条通往蓝田大营的备用车道，一座南山北麓的章台，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官署建筑。然造物神奇，在这茫茫陆海的北部，也就是与咸阳遥遥相对的渭水南岸，有一条叫做灞水的河流从莽莽南山入渭，两岸生得大片大片柳林，苍茫摇曳覆盖百余里，但逢春日，柳絮飘飘如飞雪漫天，北岸咸阳遥遥望去竟是茫茫如烟，秦人蔚为奇观！便在这灞渭交汇柳絮如烟的地带，不知何年何月积起了一片方圆数十里的清澈大湖，周边花草葱茏林木茂盛，人云有芝兰幽香，秦人便呼为兰池。

    一池如镜，两水如带，柳絮如烟，松柏成海，背依南山，遥望北阪，渭水南岸直是风物天成，于是也渐渐成了国人游春踏青的胜境。然因是王室苑囿，农工百业却始终不能涉足这片亘古荒莽之地。尚商坊的六国商旅无不歆慕兰池灞柳，纷纷上书王室，请准在此开设百工作坊与商铺酒肆。蔡泽为相时，也曾经提出“渭南开禁，兴建沟洫，拓展农田，以为山东移民垦荒之地”的方略。然其时正逢秦昭王晚年守成以对六国，诸事不愿大兴，山东商旅的上书与蔡泽的拓展方略都做了泥牛入海。蒙恬离开咸阳时，渭水南岸还是清幽荒莽如故，目下却大是不同了。

    兰池与渭水之间的柳林地带，工匠纷纭人声鼎沸，两座大碑赫然矗立，东碑大刻“文信学宫”，西碑大刻“文信贤苑”。显然，都是以吕不韦封号命名！两片工地之间，一道石条大桥直通北岸咸阳，与西面的渭水老白桥遥遥并立，成为滔滔渭水的两道卧波长虹。咸阳南门原只有两座城门：正对白桥的是正阳门，南向与南山主峰遥遥相对，故为南正门；西侧两里一道侧门，因直通西去故都雍城的石港码头，故曰雍阳门。如今却又在南正门以东新开了一道城门，叫做栎阳门。栎阳门正接新桥，东侧又新建了一座石港码头。蒙恬揣摩，必是在码头登船便可东下故都栎阳，所以才叫了栎阳门，与西侧门之名实正相呼应。文信学宫与天下贤苑之南的兰池岸边，也有了几家已经开张的商铺酒肆，更有许多正在修建的喧闹工地，车队人流纷纭交错，一片繁忙热闹。

    “怪也哉！吕不韦要在秦国兴办私学么？”

    念头一闪，蒙恬无心回家了，略一思忖便打马直奔了南岸山塬的那座隐秘庄院。可进山一看，面目已然大非原来，一条丈余宽的黄土碎石大道直通山头，山下一座石碑竟赫然刻着“鸿台”两个大字。犹豫片刻，蒙恬终究还是登上了坡顶。山头庄院倒是无甚变化，只是庄院外新起了一座颇有格局讲究的小庭院，时有内侍侍女进出。蒙恬说找王绾，便有一个中年侍女出来，打量得一眼便问他是否蒙恬公子？蒙恬点点头，中年侍女将他领进了庭院正厅，问也不问便吩咐小侍女上大罐凉茶与酱肉锅盔。风尘仆仆的蒙恬正在饥渴之际，二话不说便是痛饮大咥。堪堪咥罢，王绾匆匆赶来，带着蒙恬下山，登上一辆垂帘缁车，便辚辚进了咸阳王城。

    “果真是你！”嬴政惊喜地拉住了蒙恬，“黑了瘦了！”

    “蒙恬参见秦王。”

    “嗄！”嬴政不屑地抬住了蒙恬两只胳膊，“嬴政还是嬴政。走，这里有密室。”回头又吩咐，“王绾，你在书房守着。只要不是仲父，便说我去太后处了。”说罢拉着蒙恬便推开了了东偏殿深处厚重的木门。

    一边啜茶一边急切说话，两人都是如饥似渴地倾听着对方的倏忽沧桑，直到赵高轻手轻脚进来点亮了铜灯，才不约而同地叫出一声：“呀！黑了！”喝下赵高捧来的两盆羊骨汤，两人又是精神大作。嬴政思绪奋然道：“只要李斯入咸阳，便是秦国人才！至于那个韩非，日后再行设法便是。哎，你说，这李斯会直奔王城见我么？”蒙恬思忖道：“以目下情势，李斯极可能投奔文信侯门下。试玉尚须七日，我以为这是好事。”“大是也！”嬴政慨然接道：“再说，我这秦王距亲政之期尚远，既不能任事考功，又不能护其风险，搁在身边也是徒然。”蒙恬道：“我也如是想，所以始终没有显露真身，也没有陪李斯入函谷关。”嬴政笑道：“然绝不能教‘鲁天’从此消遁形迹，要联住李斯。一旦时机在即，便要能召得此人。”蒙恬道：“没错！我已经说了大父在咸阳有商铺，我会时不时来咸阳游学，来了便去找他聚酒！”“好！”嬴政拍案道，“只要有人，万事可成！你也眼见，文信侯的新政方略已初见成效。我无实事，只每日在东偏殿守株待兔，遇得国事听一听，说不说无所谓也！当此之时，我只一个心思：熟悉国政，把定可用之才！”蒙恬恍然道：“哎，王翦大哥不在咸阳了么？”“天意也！”嬴政一叹道，“上将军大军攻韩，老将军王龁脱力死了。王翦被晋升为前军副将，正在中原鏊兵，我也近一年没见将军了。”蒙恬便是大皱眉头：“我这老大父越老越急兵，零打碎敲竟没个尽头。照我看，中原有洛阳郡为根基便好生经营，一朝富强便是秋风扫落叶！整日打小仗，老糊涂也！”嬴政释然笑了：“打便打，有甚法？文信侯一力支撑，将相同心，大约也不会再有小战大败。此等小战要止，除非天灾。人，目下不能止也。”蒙恬目光骤然一闪：“是否，有人想拓展洛阳封地？”嬴政肃然摇头：“蒙恬切记：不能非议文信侯！我不能，你也不能，谁都不能！”蒙恬立即恍然拱手：“嗨！蒙恬明白！”

    正在此时，赵高匆匆进来对嬴政低声几句。嬴政歉然笑道：“王绾有话：文信侯在正厅等我。小高子，从密道送公子出王城。”站起身便匆匆去了。

    吕不韦空前地忙碌了起来。

    自从山居劝回少年秦王，吕不韦心头始终沉甸甸不能释怀。少年秦王显然不是随遇而安的庸才，而是极有主见极有天赋的少年英杰。借着太子傅与仲父之身，吕不韦几乎是每三五日必与秦王晤面一次，说完国事便也必然要说到修学。半年下来，见事深彻的吕不韦便有了一个鲜明印象：少年嬴政惟法家至上，对其余诸子百家都是不屑一顾！尽管嬴政从来没有激烈地非议过任何一家学说，也没有醉心地推崇颂扬过法家，但吕不韦依然可以从一个少年难以掩饰的对前者的漫不经心与对后者的了如指掌中敏锐觉察到了其中要害。若是嬴政鲜明激烈地推崇法家，反倒是好事了。一则，推崇法家原本便是秦国正道。二则，坚持秦法也是历代秦王的为政准则。对于吕不韦，既可直言相向地指出法家治国之缺失，亦可用新政事实来证实：修补这些缺失是国人所期许的。然而，嬴政却分明不是如此。这个少年秦王显然在压抑自己对法家的激情，显然有意对“仲父教诲”不做任何辩驳地只管聆听。这是嬴政的秉性么？面对既行秦法又改秦法的吕不韦新政，凡事都有主见的少年嬴政却从来不置可否，这便是吕不韦的心病。吕不韦曾经推测，嬴政内心可能以为：吕不韦不断推出的新政不是法家正道，自己若公然推崇法家，则与目下秦国新政相背，所以便要匿形匿心，不能与吕不韦有任何歧见。吕不韦记得清楚，第一次想到这里，自己几乎是吓了一跳！果真如此，其心难测也！吕不韦曾有意无意地对太后赵姬说起此事，赵姬亲昵笑道：“小子自幼便强横，外公教他读书，总是折辩不断。但做甚事，不管我如何说法，小子都要闷头想一阵子。也有一样好处，有错便认，从不缠夹。你是仲父也，他一个毛孩子明得甚治国大道？”那以后，吕不韦又秘密召来王绾备细询问嬴政诸般行止秉性，终于认定这只是少年才子的偏执通病而已，只要诱导得法，必能改弦更张而成泱泱器局。

    此等心事，只与纲成君蔡泽有得一说。

    一个细雨霏霏的黄昏，吕不韦的青铜轺车进了蔡泽府邸。

    在秦国，蒙骜、吕不韦、蔡泽都是当世入秦的外邦人，老秦人谓之“外臣”。三人之中，惟蒙骜是孩提时随家族入秦，然毕竟不是生在秦国，算不得名副其实的秦人，故在“外臣”眼里依然是同样的伴当。目下，三人又恰恰是秦国三个职爵最高的权臣，一相一将一上卿，几乎便是秦国的全部实权事权。若再将太后赵姬这个赵国女子与有着一半赵国血统的秦王嬴政算在内，秦国庙堂几乎便是外邦天下了。当今之世，也只有秦国有这种罕见的外臣聚权之象了。诚然，战国时代各国任用外邦名士为权臣者，可谓举不胜举。然则都有一个共同处：一代名君所为，名君之后终是断断续续，最后必然是越孱弱越猜忌外邦名士。秦国大大不同，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百余年来历经六代七君，始终是外臣当国，英才汇萃，从无间断！大体说来，秦国的外臣有五种人：一是名士而成权相者，如商鞅、张仪、甘茂、范雎、魏冄、蔡泽、吕不韦以及后来的李斯；二是基于纵横需要而入秦任相的外邦大臣，如曾经短暂做过秦国丞相的孟尝君等；三是移民入秦而成大将者，如司马错、蒙骜与军中的胡族将领；四是被永不过时的求贤令吸引入秦，而成为郡守县令与各官署大臣者；五是嫁给秦君而成气候的外邦公主，以及随公主入秦而立功封爵的外邦贵胄，如宣太后以及华阳君、阳泉君等。如此连绵不断的外臣气候，山东六国可谓望尘莫及也！就实而论，一个久居西部边陲数百年的半农半牧部族，一旦崛起，竟有如此襟怀气魄，不能不说是天下异数。令吕不韦深为感慨的是，秦国朝野从来没有觉得有甚反常，更没有无端的戒惧猜忌。虽说老秦人有时也因不满某事某人而对外臣骂骂咧咧一阵，然终究从未酿成过疑外风潮。这便是秦国，一个令天下俊杰才子无法割舍的施展抱负之地。

    “四海胸襟，秦人王天下小矣！”英雄感喟者不知几多。

    惟有此等气候，吕不韦与蔡泽、蒙骜以及所有“外臣”之间的相互来往，从来没有忌讳。外臣聚相谋国，从来都是坦坦荡荡。百余年来，除了范雎举荐的郑安平战场降赵，不计其数的外臣尽皆耿耿襟怀忠心事秦，从来没有过“二心”之人，更没有过背叛秦国的事件发生。

    然今日吕不韦拜会蔡泽，却恰恰因为蔡泽是外臣，是燕国人。两人对秦法缺失早有同感，说起话来便少了许多顾忌。然则，这一话题若与老秦人说起，是官是民都要黑着脸先打量你一番，接着便会是无休止地争辩。即或与蒙骜论及，这位虽非老秦人的上将军却几乎与老秦人一般模样：只说甚事如何办尚可，若要总体涉及“秦法缺失”以及如何修补引导，便会沉下脸断然阻止。能论长远之道者，惟蔡泽也。此君历经坎坷，早已没有了争取重新为相的勃勃雄心，决意忠实辅佐吕不韦推行新政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实。有此两者，吕不韦至少可以放开说话。

    “果然文信侯也！”蔡泽摇着大芭蕉扇笑着迎了出来。

    “纲成君有备而待？”吕不韦也笑了。

    进得正厅，蔡泽当头便是一句：“此其时也！更待何时？”

    吕不韦悠然一笑：“此时何时，尚请纲成君教我。”

    蔡泽呷呷大笑：“天知地知也！左右你不来老夫便去。”

    一夕畅谈，淅沥雨声滤出了蔡泽的十六字方略——大兴文华，广召贤良，修书立说，化秦戾气！末了蔡泽呷呷笑道：“此策也，可做不可说，文信侯当知其妙！”吕不韦却是摇头一叹：“纲成君方略无差，归宿却是偏颇矣！”蔡泽大笑：“何时修得如此计较，方略无差而归宿竟能偏颇？老夫未尝闻也！”吕不韦正色道：“君所谓化秦戾气者，六国偏见也！不韦多行新政，所图谋者，惟补秦法之缺失也，惟壮秦法之根基也，焉得有他哉！”蔡泽不禁呷呷长笑：“好说好说！戾气也好，缺失也罢，只要做去，左右一事也！”吕不韦淡淡一笑摇摇头，却也没有再争辩下去。

    一番筹划，吕不韦开始了有条不紊地铺展。

    蔡泽的方略被吕不韦简化为两件实事：一是兴建学宫，二是兴建门客院，两件事都以私学之法兴办。也就是说，无论是学宫还是门客院，都是吕不韦私政，与国府无关。其所以如此做法，吕不韦是反复权衡而后拍案的。

    要得明白吕不韦的良苦用心，得先说说战国文明大势。

    战国之世，秦国虽不断强大势压天下，然就文明风华而言，无论是根基还是形式，尚远远不如山东六国。这既是天下公认的事实，也是秦人认可的事实。其所以如此，并非秦国没有财力人力大兴文华，而是基于商鞅法治的根基理念：国无异俗，民务厚重，耕战为本，心无旁骛！基于如此理念，商鞅的治国方略非常明确：一赏，一刑，一教；一赏使兵无敌，一刑使法令行，一教使下听上。其中涉及文明风华的“一教”，商鞅归纳为：“务之所向（教化的努力方向），存战而已矣（只能是强化人民战心）！”从而达到“富贵之门出于战（富贵门庭只能通过战功获得），精壮者务于战（精壮男子只求上战场），老弱者务于守（老弱者只求守御家园），死者不悔（战死不后悔），生者务劝（生还则激励国人求战），阖棺而后止（直到躺进棺材为止）！民闻战而相贺，起居饮食歌谣者，无非战也！”为达到如此贯彻举国上下的求战风习，对一切涉及文华风尚而有可能涣散战心的士人，诸如“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以出力保护他人为誉的任侠）、清浊”之士，秦法皆做了严厉限制：“不可以富贵（不能获富贵地位），不可以评判（不能评论国事），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不能私下议论，也不能将私议结论呈报官府）！”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华之举都被视为浮华惑民，自然要严厉禁止。孝公商君之后百余年，山东士人虽不断流入秦国，山东商旅更是大举入秦，然秦国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员为正途，不能兴办私学培育言论；商旅入秦，只能在专为外商兴建的咸阳尚商坊经营，不能进入老秦人的国人区，更不能与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说，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风华之举，而且也着意防范六国浮华风习对秦人的浸淫！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国已经拓展为五个方千里的大国，然诸般文明风华依然颇见萧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没有在秦国发生。

    相反，山东六国却是文明大兴风华昌盛，一片蓬勃生机。

    首先是国人言论自由。其时之山东六国，诽谤之风大开，议政蔚为时尚。诽谤者，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也。从远处说，尧舜为部落邦国首领之时，华夏各部族便有“谤木”与“谏鼓”制度。谤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写或画，对国事做诸般抨击建言；谏鼓者，殿堂官府门口皆立大鼓，举凡官员国人有话要对天子官员说，便可击鼓求见，天子官员闻鼓得出，不得拒绝。这便是“路有诽谤木，朝有敢谏鼓”的古老传统。夏商周三代，此等传统虽日渐式微，但仍保留着浓厚的遗风，除了奴隶阶层，国人言论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禁锢。春秋战国之世，奴隶随着变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随着变法潮流而兴起，民智渐开，国人言论之风再度大起。于是乎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天下汹汹，中原大国的庶民议政之风成为左右各国政局的强大势力，遂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庙堂训诫。此等世情直接催生了士人阶层的论战风尚，民众心声通过士人阶层的过滤与再度创造，逐渐演变为各种各样的治国主张、治学之道、治事之学，此所谓诸子百家也。于是乎天下言论更见深彻，诽谤论战蔚然成风，其势之盛一时成空前绝后之奇观！

    其次是私学大兴。诸子百家出，议政议国立学立言，煌煌大著汹汹言论不绝于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华夏文明，纷纷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治学但成一说，士子便成一家。其时除法儒墨道四大显学之外，兵家、名家、易家、阴阳家、计然家、农家、医家、水家、方术家、堪舆家、营国家（建城术）、工家、乐家等等等等数不胜数！举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门生追随，师生便自谋生计周游天下，弘扬自家学说，流播天下学问，为民生奔走呼号，为邦国针砭时弊，为自家寻觅出路，移风易俗大开民智，责己责人多方救世，堪称华夏文明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三是大规模官学横空出世。战国之世，七大战国皆有官学。秦国官学之规模，自然远远不若山东六国。而山东六国之官学，则以汇聚天下名士的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自齐威王后期兴办稷下学宫，至齐湣王学宫衰落，历经威王、宣王、襄王、湣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学宫始终是天下学问之驱动中心，是无可替代的文明渊薮。其间根本，便是齐国始终没有将稷下学宫作为官吏来源，而是真正的养士兴学培植士风，大兴论辩学风，使学宫士子在衣食无忧的闲适之中相互砥砺，积细流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后世所有王朝无法企及的文明奇迹！

    四是文华名臣大兴养士之风，生成中国历史上独有的“门客”高峰。门客者，私门之士也。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从天下各阶层游离过滤出来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为主流，此所谓布衣之士也。布衣之士多出寒门，以其能才寻觅出路，难免鱼龙混杂甚或多有各国逃犯与鸡鸣狗盗之徒，其第一要务自然便是生计衣食。于是，投靠豪门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而贵胄权臣为培植私家势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实效命于私门的士人。于是，以召贤为名的养士之风便不期然兴起，门客现象随即风靡天下，在战国之世达成高峰。除了秦国权臣，山东六国的权臣贵胄几乎是人人皆有门客。多少权贵门客盈缩，多少门客朝夕成名，此间故事实在不胜记数也！而门客数以千计者，则当数战国四大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此四人先后在本国成为一时权臣，又同时襄助苏秦发动第一次合纵抗秦，之后更成为合纵主导人物，名满天下权倾一国，所养门客缩则三两千，盈则五七千，几成一旅之众，私家势力之盛令人咋舌！

    有此四端，山东之朝野风习自然大异于秦国。

    其时，山东风习之最鲜明处是商风浓郁崇尚浮华，而秦国民风却是重农重战简约质木。诸多为当时名士所指责的糜烂世风，都源于山东六国弥漫朝野深植国人的商业营生。从根源上说，自春秋商旅大起，历经四百余年，中原各国的商人商业之盛已成空前高峰。各大都邑商市繁盛，官市民市皆成气候。临淄之齐市、大梁之魏市领风气之先，交易之盛几无任何禁忌。陈城之楚市、新郑之韩市、邯郸之赵市、蓟城之燕市，虽先后曾有盈缩，然也不乏浮华繁盛之风。若再加上曾经闪烁流风的宋市、卫市、鲁市、吴市、越市、草原胡市等，说商风弥漫天下亦不为过。是时也，人无论穷富，官无论大小，尽皆千方百计钻营商道以富家。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诚如是也！历史地说，战国商风之盛，其后两千余年直到中国进入近代之前，始终无法望其项背。

    此等浓烈商风之下，珠宝、娱乐、博彩、赛马、娼优、珍奇器物、珍禽异兽、奴隶交易、贵胄酒店诸般奢靡行业大起，浮华衣食崇尚器物积为风习，高台广池豪阔营造流行官场，侈糜之风弥漫朝野，一时大开亘古之先河。其间根本处，在于寻常庶民大肆卷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国人”尤其孜孜于商事，不惜出奇致富。《史记·货殖列传》非但历数了春秋战国的赫赫大商，且罗列了寻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胜”之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所谓奇胜之法，便是富人不屑为之的卑贱商路。《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专执贱业而致富的“奇胜”之业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借以起家；博戏为恶业，桓发操其致富；串街叫卖（行贾）乃贱行，雍乐成却做到了富饶之家；贩卖脂膏是屈辱营生，雍伯却累积了千金；卖浆为小业，张氏却富至千万；替人磨刀（洒削）本是薄技，郅氏却至鼎食之家；马医药方浅陋，寻常医家不屑为之，张里却大富起来……末了司马迁感慨万端：“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也就是说，致富无恒常之业，财货无恒常之主，能者聚集财富，平庸者崩溃产业；千金之家的富贵堪比都邑高官，万金之主的享乐可比诸侯国王，简直就是没有正式封号（素封）的王者贵胄！难道不是么？

    人皆求商，邦国风习自然无敦厚可言。

    后世史书对各地风俗虽都有详略不同之记载，然对战国风习的分国概括描述，仍当以《史记》与《汉书》最为贴近翔实。诸位看官且来看看前述文献对各国民风民俗的描述：

    纵横家苏秦描述齐国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货殖列传》的描述则是：“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彩，好贾趋利……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聚）五民……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也！”《汉书·地理志》则描述云：“齐俗多靡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楚国风俗之描述云：“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其俗剽轻，易发怒，寡于积聚（很少有人积累财货）。南楚多竹木金铁，民好辞，巧说少信，与江南大同俗……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赵国风俗之描述云：“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砧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代地人民不事农商，矜懻忮（强直刚愎），好气，任侠为奸。邯郸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国风习之描述云：“地广民稀，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宾客相过，以妇带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韩国风习之描述云：“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好争讼分异……俗杂好事，业多贾，任侠。”

    魏国风习之描述云：“有盐铁之饶，民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当时有名士吴札赞颂魏风曰：“美哉沨沨乎！”沨沨者，华贵中庸貌也。可见魏国文明之盛。

    洛阳周人之风习描述云：“周人之失，巧伪取利，贵才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秦国风俗之描述则云：“其民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不敢为奸邪）……民务本业，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才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兴，立都长安，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嫁娶尤崇侈糜，送死过度。”显然，战国秦风与后世秦风是有很大差异的。

    如此活生生风俗画，赫然可见天下民风之一斑！

    谚云：“政久成俗。”民风酿政道，政道生民风，自古皆然。秦国民风以商鞅变法为分水岭而为之大变，此乃政道生民风之典型也。山东民风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道。这个政道，便是源远流长的崇商之道。秦国重农而山东崇商，植业根基之不同，终致民风大相径庭。就实而论，非秦人天生恶商，亦非六国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别，根本原因在两种治国之道的激励督导不同，更深远处则在两种治国理念之差别。

    商鞅治国理念已经说过，再来看看山东治国理念。

    仅说商风最浓的齐国。春秋之世，齐立国的第一任国君姜尚，便开了与周道不同的治国之道：“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通工商之业，因其俗，简其礼，而人民多归齐。”《前汉书》则云：“初太公（姜尚）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不出来做实事）；其失（缺点是）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遇到急难便四散），缓之则放纵（寻常时日则放纵享受）。”两则记载，前者说齐国开首便以激励（劝）通商、简化礼制吸引人民，后者说齐国开首便放纵士风。两者相互浸润，国风始得放纵。

    后来，管仲开新政变革之先河，对民众经商之风更有明确立论，他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尚简约，所以使民贫也；美垄墓（兴建豪华的田宅坟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论，实际上一直是山东六国的立民之道与治国理念，战国之世依然被奉为圭臬。有此理念，商风大起民风奢华，遂成传统衍生的必然。到了战国之世，纵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国李悝变法，也依然将壮大商旅利用商道作为基本国策。李悝保障不伤农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调节谷价。稍后的魏国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动辄便以经商之道论述治国，以治国之道论述经商，直将商道政道融为一体。与商鞅以重农而保障激励农战的秦法相比，这显然是另一种更具深远意义的治国理念。假如六国能法商并重，对变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恒，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尽管六国民风多受指责，然却依然是文明风华之渊薮。

    吕不韦要做得，便是在秦国大开文明之风，使秦国文明与山东六国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而这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兴办私学、广召门客，依靠大量进入自己门下的治学士人酿成文明大势，进而著书立说，渐渐诱导朝野之风。吕不韦很清楚，在秦国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难免一场庙堂论争，操持不好便会引起举国震荡！目下惟一的可行之策，便是借自己权倾朝野的势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纵有朝野非议，最多也是私下指责自己歆慕虚名而已，决然不会使国人生乱；只要秦国不乱，自己便可从容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