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也想不到

    1(郑小芳)

    人一生中，总会有一些重大而有意义的时刻。我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时刻。也许这件事并不重大，但至少是有意义的。我是说，再有一个月，我就要从省林业学院毕业了。你们也许并不知道，四年前，我还是黄土高原山沟里的一个乡下姑娘。而现在，我已经成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变化难道还不重大吗？

    我已经拒绝了让我留校的要求，而坚持让学校把我分配到我们家乡那里的地区去工作。同学们中间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他们嘲笑我是个十足的“乡下佬”。因为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而跑到一个荒凉的山区去吃苦，似乎太愚蠢了。

    我承认我是个乡下佬。我热爱我们的乡下，正如城里的人热爱他们生活的城市。一个人总有一条根深深扎在某一个地方。我的故乡的确荒凉而贫瘠。那里，严寒从头年十一月一直要蔓延到第二年清明节以前。那里的春天也极其短暂，而且塞外吹来的大风常常把毛乌素大漠的沙尘扬得铺天盖地，把刚开放的桃杏花打落在了地上。

    但是，那里也有许多好日子。我们的美妙的时光是从夏至以后开始的。这些阳光明媚、清风习习的好日子一直要延续到另一个冬天开始。在这些日子里，大部分都会是好天气，尤其是三伏天，天蓝得耀眼，充足的阳光照得大地一片金黄，但并不像大城市这样闷热，白天和晚间都有凉爽的风吹拂着大地，给人和万物以亲切的抚摸。

    四年以前，我一直就生活在那里，除过读中学在县城，从来也没有远行。自从考入省林业学院，来到这繁华的省城，四年间，我无时不在思念着我的故乡。有时候，在学校三层楼的宿舍里，我常常梦见小时候的那些夏夜，我跟父亲睡在打麦场上，点着艾绳火熏蚊子；让凉风吹拂着裸露的胳膊；数天上的星星，听小河水的喧哗……有时候，城市某个地方偶尔传来一声鸡啼，我就忍不住哭了。这可是乡下的声音啊！

    我之所以坚持要回到故乡那里去工作，不仅仅是我眷恋和热爱它，更主要的是，我学的水土保持专业也只有在那里才能大有作为。我当初报考这个专业就是为了最后还能回到那里去。我爱家乡的山山水水，我就想用我自己学到的知识去把它变得美好。这个想法在我小时候就有了。

    说实话，我从内心里看不起我的有些同学。他们虽然来自乡下，却鄙视乡下。我平时很反感他们鄙薄自己的家乡，这正如一个人谈论自己父母的缺陷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现在，这些人正千方百计想留在城市工作，哪怕让他们蹬三轮车也愿意留下。我并不是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有多高。但我总觉得，抛开旁的不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总应该有一种勇于献身的精神。尽管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享乐是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我认为生活中崇高与低级的界线从来都没有模糊过。当然，我并不愿意过多地指责我年轻的朋友们，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对生活和幸福的理解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很难统一。我是准备走自己的路，但我也愿意为另外路上的朋友们祝福。好了，离别的时刻就要到来。我们都要像离巢的鸟儿般飞向四面八方，不管在哪一个天地里飞，我们都得将开始用自己的翅膀飞。这就是说，我们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激动。它使人兴奋，它让人愉快得有点颤栗，京让人烦躁不安，它叫人彻夜不眠……

    当然，我的激动还有另外一些原因，现在我也可以不害臊地谈一谈，不过，说出来也许你要笑话。

    除过毕业的激动外，我同时想到，我和一个男人共同生活的日子将会临近了。这恼人而甜蜜的想法，时不时来纠缠我，弄得人心神不安。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是要和他马上结婚。不，这一两年不会的。虽然我和他都来自农村，但我们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不会像我们在乡下的同学那样早婚。我是说，我和他将要以未婚夫妻的关系分配到同一个地方工作。他是省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是我的同乡。他们村离我们村只有五里路，我和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同学，拿句俗话说，我们是青梅竹马。不过，我们早商量好了，毕业后不回我们县，而要到更往北的一个地区去工作。那里一半山区，和我们的家乡一样属黄土高原，另一半已经是毛乌素大沙漠了。我们中学时曾一块去沙漠中的一个县城参加过体育运动会，被那里荒漠而壮丽的风光深深吸引。我们曾站在古城雄伟的烽火台上，热血沸腾地约定：将来我们一定要到这里来工作。当时这多半有些孩子气。但这多年里我们可一直认真地对待这个孩子气的想法。请不要见笑我们，人在少年时候的某种想法，说不定会在一个人一生中起作用。至少，我们现在仍然忠于这个当初的誓言。我的朋友为此写守不少诗。他喜欢写诗，往往比我更富于浪漫的激情。我喜欢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至于我，从小就比较喜欢一种激荡的生活，并且对此抱有一种执拗的态度。不要因此就认为我是个“假小子”。从一切方面，尤其从感情方面来说，我是一个地道的女孩子。

    现在我常常想象我们已经到了那里。那地方开始我们会没有熟人，因此我们将格外贴近。我会和他在异乡陌生人的目光下，一块散步，一块看电影。说不定我还会忘掉本地习俗，像后来我们在这个城市一样，挽着他的胳膊走路。这肯定会招惹许多嫌恶的目光。我有趣！

    我肯定会时不时去他的单位，他也会时不时到我的单位来。说不定我们还得买个煤油炉子和一些炊具，以便在星期天一块开小灶。这些东西当然会放在我那里，因为我是女人。天啊，真可怕！我还想到我们以后会有一个孩子。我喜欢胖小子，但他说他喜欢女孩……

    现在我该来说说，我口口声声提到的那个“他”是谁了。

    他叫薛峰。如果你读过省文学刊物《北方》去年的第五期，你就会看见他在上面发表的一组诗《青春乐章》。不过，署名是雪峰，取他名字的谐音。不满你说，这个笔名是我给他起的。关心我们的人大概主要想知道我们现在和以后的事，因此关于我们的过去我只在这里简单地说一说。

    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和他从小就是同学。初中和高中也是一块在县城上的。除过初中我们分在两个班外，小学和高中我们不仅是同班，而且是同桌。

    在我们那穷乡僻壤，能进入县办初中和高中是极不容易的。那些有限的桌椅板凳几乎全被县城的学生争夺去了，乡下的学生大部分只能上社办中学——这意味着他们大部分初中毕业后就得回农村当庄稼汉。师资水平低和教学条件和简陋造成了他们大部分再不能深造。有的社办中学连外语课都不开，学生们怎么能考上大学呢？

    我和薛峰用我们良好的成绩在县中争得了自己的位置。在我们整个一道川十来个村子里，我们两个是唯一进入这座神圣殿堂的。在初中升高的考试中，薛峰竟然考了全县第一名。我们从小到大，基本上经常在一块。城里上学时，星期六下午回家和星期天下竿返校，我们都是一块相跟着走。当然，这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糟糕的事。班上的同学们曾挤眉弄眼地议论过我们。回村时，公路两边我们熟悉的庄稼人也曾粗鲁地喊叫我们是“两口子”。这一切是多么叫人生气。但是后来长大了，我自己在内心深处也承认我这一生不能再离开他了。当我朦胧地懂得爱情时，我就知道我喜欢的是他。我知道他喜欢的也是我。十九岁那年，我们离开家乡，一同考进了省城的大学。我以第一志愿被录取，进了林业学院水土保持专来；他是第二志愿，考到了省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大学之前，由于我们小，关于我们之间相互喜欢的话当然谁也没有说过。上大学的第一年也没说。但这种关系实际双方在内心里早已明白了。到大城市后，由于人生地疏，我们相互间完全成了亲人。我们经常在一块会面，但倒不是在谈情说爱。谈的无非是学习和我们未来将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有着广阔无边的大沙漠，有着蜿蜒的古长城残迹的福奇的土地。我说我要在那里栽许多树，种许多许多草。他说他要在那里写出一些惊人的诗篇来。这些火热的生活多么叫人神往啊！一直到大学二年级的后半年，有一天，我们一块相跟着在街上走。他突然站住了，结巴着说：“小芳，你，挽着，我的，胳膊走……”我一下子脸烧得像炭火一样，赶忙朝四下里看了看。我看见街上有许多姑娘都挽着小伙子的胳膊走路。我犹豫了一下，就挽住了他的胳膊。两个人几乎都不会走路了……

    那天，他在商店里给我买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我给他买了一件深蓝色的毛料上衣。

    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真正的恋爱。一切和大城市里的任何青年男女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当然经历了无数甜蜜而新奇的体验，但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此也就简略了。

    现在我再顺便补充几句我心爱人的长相：薛峰一米七五，个头不算低；身板茁壮而挺拔，神态潇洒，五官都恰到好处。这两年，他是比乡下时变化多了，身上的农民血统几乎已经看不出来，像个典型的城市青年了。

    我敢毫不害臊地夸口说，我爱的这个人是一个漂亮的男子汉。

    2

    (郑小芳)

    随着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和系上都乱作一团。尽管分配方案还没公布，有些人通过关系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于是，有笑的，有哭的，有闹的，有四处奔波找关系的，一切都乱纷纷的。我是平静的，因为我的命运我自己已经安排好了。系上的领导曾多次找我谈过话，想让我留校，但我拒绝了，请求把我分配在我要去的地方。领导当然再不会做我的工作，反而表扬了我。由于我和其他任何人没有利害冲突，因此全班同学还像往常一样尊重我。其他人之间就不行了，为了争夺一个好位置，或者怀疑某个人拆了自己的台，或者猜测某个人把自己已得到的位置挤掉了，明争暗斗，乱得像春秋战国一样。猜疑和怨恨弥漫在共同生活了四年的人们之间，这情景真叫人难受。我同宿舍的李虹，前几天脸上还阴云密布，这几天突然又阳光灿烂了，据她说是由于我不留校，这个位置分给了她。她说她要感谢我。我向她祝贺，并且指出她不应该感谢我。她学习不错，加上从小失去父亲，母亲又长年有病，完全应该留在家门口工作。

    吃过晚饭，李虹从校门口给我带来一封信。这是薛峰写给我的。信的内容很简单，让我在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到老地方去，他有些重要的事要对我说。他并且在“重要的事”几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我敢说他没什么太重要的事。要不，他不会写信，而会骑车来找我的。第二天吃过早点，我借了李虹的自行车，就向我们的“老地方”那里赶去。我们会面的老地方是南郊公园的大门口。但通常我们并不到公园去，而是在这里相会，然后一块骑着车子去省第三医院后面一块麦田的水渠边。那里已经到了郊外，非常僻静。应该说，这儿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地方”。这地方我们去过不知多少次。我们在这里看着麦苗泛青，发旺，发黄；然后又看着麦子被收割，套种的玉米又长起来，吐出红缨，怀上棒子。我们在这里说过甜蜜的悄悄话，并且也偷偷地亲吻过……

    我骑着自行车穿过繁华的大街。

    整个城市都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喘息着。即使有风从迎面吹来，也是烫热的。行人有气无力，边走边擦汗。大街上弥漫着一种懒散的气息。人们的精力和智慧也好像被太阳的热力蒸发了。到公园门口的时候，我看见薛峰已经站在了那里，自行车撑在旁边，车后座上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书包，里面大概装着汽水、啤酒一类的饮料的点心。每次都是这样，吃喝的东西大部分由他买，但事后我给他钱。他花钱大手大脚，我得常给他支援。他看我来了，也不说话，就跨上他的车子。我们于是并肩骑着车子，到我们亲爱的“老地方”去。

    路上，我问他：“有什么紧要事？”

    他笑笑，说：“没什么，我想你了……”

    我不好意思再看他，说：“才一个月没见面……你们实习完了？”“完了。已经开始进入分配阶段，整天驴踢狗咬的。你们那里怎样？”“情况差不多。反正咱们俩是世外桃源，没有人地来抢咱们的位置。”薛峰没说话，冲我淡淡一笑。

    我们很快来到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水渠边的小白杨丛中，薛峰把汽水、啤酒和一些点心放在随身带来的一块小塑料布上，我们就像过去那样紧挨着坐在一起。树和茂密的芦苇把他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这里已经远离喧闹的城市，四周围静悄悄的。首先照例是无言的亲热。这一刻几乎世界上的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我们温柔的感情在心灵中静静地流淌。我记起了他给我念过的Ｍ·杜金的几句诗：一双目光深邃的大眼睛，闪烁得真是意味深长。沉默吧，你现在的沉默，比你吐尽言辞还会令我心明眼亮……过了一会，我问薛峰：“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重要事？”

    他又笑笑，没说话，回过头从身边的黄书包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我。这是昨天的省报。我很快在副刊上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他和另外一个叫“轻松”的人合写的一首诗。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重要事是什么了。

    我当然为他高兴。他的任何成绩都能引起我无法言语的骄傲。我不知为什么开始转弯抹角地盘问起他来了。

    “这个‘劲松’是哪儿的？”

    “我一个班的同学。”他说。

    “男的还是女的？”他大笑了，笑得把脸转到了一边。

    “笑什么！你回答我！”

    “女的。”他仍然在笑。

    我不言语了。你们知道我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他又从书包里掏出个笔记本，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没有接。他一下把照片堵在我眼前，说：“看这个女的漂亮不漂亮？”我看见他和一个男人的合影。我忍不住为自己刚才的醋意而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这就是劲松。”

    “是笔名吧？”“是的。”“真俗气！现在还取这么个笔名，一股文革味！”

    薛峰把照片收起来，说：“他叫岳志明，父亲是咱们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我说：“这首是他写的还是你写的？我真理解不了，两个人居然能合写诗！”“诗当然是我一个人写的。”

    “那为什么署他的名字？”

    薛峰沉默了一下，避开我的问话，说：“我最近准备写小说。我觉得诗容量太小了……”

    “写好后再把‘劲松’的名字也署上。”我挖苦他说。

    他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准备这样做的。”

    我真有点难理解他了。我毫不客气地说：“你讨好这个人，是因为他父亲是大官吧？你怎么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人？他和他的父亲与你有什么关系，何必这样呢！”

    薛峰不看我，拿一根树枝低头在地上划着，说：“他父亲没有什么，可他母亲……”

    “他母亲怎了？”“他母亲是省教育局分配办公室的主任。”

    我一下子瞪住了眼睛，我惊异在看着在地上划道道的我的亲爱的薛峰。我敏感地意识到，是不是有某种变化将会出现在我和他之间？我同时也明白了，他今天的确有某种‘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但这并不是他所发表的那首诗。

    我问：“这又怎样呢？”

    他停止了在地上划道道，抬起头，用胳膊搂住我的肩头，说：“小芳，让我直说吧，我们不能再回到我们当初说要去的那个地方！”“为什么！”我急着对他嚷道。

    “我们要设法留在这个城市。只有留在这里，我们才能更她地发展自己。”“我们当初说过什么？”

    “是说过……”“你以前可从没改变过主意。”

    “正因为这样，一旦觉醒了，心里就更着急。”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一时无法反应过来，我只是急着问他：“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已经决定了。当然，以前没认真考虑，也没事先做工作，现在就是想些办法。我和岳志明合写东西，就是为这个的。我答应满足他的虚荣心，他答应帮我和你办事。我想到《北方》杂志社去工作，你就留在林业学院……”“不！”泪水不知不觉已经涌满了我的眼睛。“我已经给学校说过，我不留校。现在留校的人已经确定了。”

    “这可以改变。”“不！不！不！”我当时只是这么嚷着，心里难受极了。我第一次朦胧地感觉到，尽管薛峰现在仍然用胳膊亲切地搂着我的肩头，但有一种东西已经横在了他和我之间，我感觉到了这个，不知为什么，却更紧地靠在了他的身上。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和伤痛漫上了我的心头，就像看见一种可怕的疾病缠在了自己亲人的身上。是的，我不会嫌恶和躲避他，我要想办法让他恢复健康。我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已经慌乱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好像觉得他真的是病了，于是忍不住用手在他宽阔的额头上摸了摸。并不发烧，体温是正常的。我在急忙中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说服他，保好央求他说：“我们还是回家乡那里去吧！我求求你，一辈子在城市生活我们习惯不了……”“慢慢就会习惯的。我已经习惯了。回去反而会不习惯！”他插嘴说。“那就从我们的事业来考虑。我学的是水土保持专业，回到山区和沙漠就能更好地发挥专业知识。你搞文学，也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写出好作品来……”

    “这不是理由。你的专业在大学能培养更多建设四化的人才。我留在文学刊物也就可以使自己的才华不致湮没。从五四以来的许多大作家都是编刊物的。至于生活，只要有活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因此，这不能是我们不留大城市的理由。”他雄辩地说。“是的，这也许不是理由……”他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出来，对他说：“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样世俗了？我们所看重的理想，我们所看笪的献身精神，我们一直像孩子那样所珍爱的一切，你都一点也不要了？”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我们现在不是孩子了……”他说。

    是的，我们不是孩子了。我亲爱的人！我们长大了，但我们却开始吵嘴，开始分裂。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宁愿我们两个人永远都是孩子啊！

    我感到头晕目眩，口干舌燥。我怎么也想不到在我们之间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我望着他那张漂亮的脸，意忍不住冲口说：“那咱们分手吧，各走各的路！”他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吃惊地望着我。

    我也站起来，又忍不住扑在他怀里，伤心地痛哭起来。我多么难受：为他，为我，为我们。

    “小芳，回去想想吧，今天我们再不说这事了。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决定的。”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发，轻轻地说。

    我没有再说话。这并不是说，我已经顺从了他。

    3

    (薛峰)

    真热。我知道不仅天气热，我的心也在发烧。

    一切都权衡过了，结论已经相当明确。剩下的只是用行动来使目标成为现实。过去那些想法——具体地说，就是到一个艰苦的地方去创造不平凡的业绩——不管那是崇高的还是狂热的，反正一切都已经退远了。从内心深处来说，这的确叫人有些伤感。向过去这样一些视为神圣的东西告别，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这也如同我们希望成为大人，但却又眷恋着自己的童年。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不管怎样说，我和亲爱的小芳曾经共同制作了一叶理想的风帆。是的，风帆。这风帆一直行驶在我们心灵蔚蓝色的海洋里……但这叶风帆现在应该转向。是的，转向。转到现实生活逻辑所铺成的航道上来，而不应该再在理想的王国里任意飘游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故乡的山水和那里的乡亲永远抱有深情。我一直无法割断我和这一切的感情联系，总想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回到他们中国去。

    但后来心情慢慢矛盾起来了。

    说心里话，我虽然上的师范大学，按理就应该去做一名教师，但我当然更愿成为一个诗人。如果我像原来想的那样去山区，就只能到一个中学去任教。教师，那意味着无穷无尽地讲课，改作业，开会。如果再代个班主任，那就是成天跟在几十名二混小子的后头瞎折腾。这能写诗吗？诗人应该听交响乐，看芭蕾舞，进行广泛的交游，才能获得灵感。可是，沙漠里只能听蒙古风粗野的吼叫，看一望无际、没有任何生命的黄沙丘。几十里路上甚至连人影都找不见，写什么呢？也许只能去反复赞颂那些可怜的沙柳了……

    我也许说得太过分了。是的，那里毕竟有雄伟古长城的遗迹横卧在荒漠之中；驼铃，海子，烽火台，以及壮丽的落日和直升的炊烟，也都是诗。我想我就是留在大城市，今后一定也要去那里的。但这应该是一个诗人去漫游，而不是去充当那里的一个永久的居民。这正是我现在和过去想法和不同所在。当然，这一切变化是慢慢发展的。

    我进大学后，渐渐发现，像我和小芳抱有的那种浪漫生活观点的人，几乎很难找到。所有的人都是实际的。他们一边拼命学习知识，一边拼命追逐据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说实话，我一开始瞧不起这些人，自视自己的境界要比他们高。我曾经直率地对同学们说出我毕业后的打算，结是招致了一部分人的无情嘲笑。他们说我还停留在“四人帮”的时候，坚持要“上山下乡”呀，以后大家甚至渐渐不理我了，似乎我是一个怪物似的。我经历了痛苦的孤独。

    当时，我反复从内心审视了自己灵魂的殿堂，再一次看到那里所供奉的东西仍然是崇高的。

    同时，我也开始不抱偏见地观察和琢磨嘲笑我的那些人的生活观点。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既然这么多人所信仰的东西，我有没有权利轻易地去否定它？

    一开始，我发现这些东西和我心灵中的东西还是对立的。我无法效法。尽管我在我的环境中孤独，但我有我的小芳。我只要和她在一起，精神便感到无比郐畅和激昂。这不仅仅是我深切地爱她，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相通的心灵。她的美丽、善良和正直，她的火一样的热情永远使我迷恋和陶醉。我们经常在一块谈沙漠，谈诗，谈树，谈未来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有勇气在我的环境里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只要我和小芳在一起，别说是去毛乌素沙漠，就是到冰天雪地的北极去也是幸福的。

    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听到的仍然是一些老话题：如何走后门留在城市；如何逃避当中学教书匠的命运；用什么方法，在几年内取得什么样的学位；一个现代化的家庭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要从事一项事业，必须找一个没事业心的贤妻良母或者一定既要是贤妻良母又要有事业心等等。

    不久，突然有一个人主动和我交朋友。这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岳志明。岳志明从一切方面来说一看就是个高干子弟。他能把浮华掩饰在质朴之中；能把俗气深藏在脱俗的表面下。本质是傲气的，但又可以居高临下地关怀别人。就拿穿衣服来说吧，外衣是不讲究的，但衬衣又特别讲究。大家都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班上有几个女同学都争着接近他，大概是想当省委常委的儿媳妇——尽管她们知道他已经和省军区一位副政委的女儿在恋爱。岳志明和我交朋友是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诗以后。我愿意和他交往倒不是因为他是某某人的儿子，而是他愿意和我交朋友本身。大家知道，班上是没人和我交朋友的。

    岳志明一下子便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把我带进了大门上有军人站岗的省委大院他们的家——顺便说一下，平时我路过这大门，甚至不敢用眼睛往里瞧一瞧。现在进这里竟然如入无人之地，并且连那些站岗的严肃的军人还含笑点头——这当然不是对我，而是向岳志明致敬。我跟着他坐着他父亲的小车，看过国外交响乐园那些令人陶醉的辉煌的演奏，欣赏过北京和上海来的芭蕾舞团激动人心的表演。这些高级的演出通常很难买到票，而我们连票也不要买，还能坐在最好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我的朋友还引荐我结识了他那个圈子里的许多非凡人物。这样的圈子通常都是一些确有才华的青年和一些虽没多少才华但出身高干的子弟组成。要么出身显贵，要么才华惊人，否则入不了这种圈子。我敢肯定，那些在大街上行走的普通人，决不会知道在这城市里有这么一些世界存在。我被岳志明介绍为“著名青年诗人”，因此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他们中的一页。我在这里听到过哲学方面的极其艰深的辩论；听到过艺术方面最新流派的介绍。萨特，毕加索，弗洛伊德，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是经常的话题。当然还有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未来的各式各样的话题。另外还可以去看一些内部电影；听什么硬壳虫音乐等等。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在这样的场全我只是用耳朵听，一言不发。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曾试图退出这个舞台，但这就像喝酒上了瘾一样，又一回也不愿缺。公正地说，我在这里还是获取了一些极有教益的东西。我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看到了一些全新的天地。但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发现自己的意识、感情、心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是些微的，皮毛的，后来就渐渐开始进入血液，开始燃烧起一种新的火焰，激荡起一些新的思潮。我发现我很少再能用一种诗人的美妙的心情来倾听远方我那故乡小河朗朗的流水声；而耳朵里是交响乐排山倒海的喧叫和小夜曲轻柔的有点伤感的旋律。我也再很少追念起故乡的山水和野花点缀的土地，以及那微风吹拂着的绿色的山岗和打麦场上金黄色的麦堆；我眼前时不时旋转着的是那些造型健美的芭蕾舞姿和大城市里五光十色的场面……

    唉，我呀！我有时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无比羞愧，尤其是我每次见到小芳的时候。每次她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样叫我的心不由得猛烈地颤动起来。她身上似乎永远带着一股清新的风，一下子就吹醒了我乱哄哄的头脑。我每次和她在一起，就更能清楚地看见她对我有多么珍贵。我一旦和她在一起，也就可以恢复一些我原来的东西。当然我也不愿过多地给她讲述我后来的许多遭遇。我爱她，我怕她产生误解。这我离开小芳的时候，我就身不由己地又卷进了我已描述过的那个世界。这一切是多少令人矛盾和痛苦！

    到后来，我慢慢对我的两上世界都适应了。我甚至想在这两个世界中间取长补短，把自己塑造成另外一种人。我不愿变成纯粹像岳志明圈子里的那种人，但我也再不想和过去一样把自己束缚在那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中了。我自信在新的生活追求中，我也能掌握自己命运。

    我感谢岳志明把我介绍给《北方》杂志社的总编辑——

    这是他父亲的老朋友。由于这个关系，我受到了这家杂志社的重视。在第三学年的暑假其期间，我被临时请到这个编辑部帮助搞工作。从编辑部的角度考虑，是用这种方法培养有才能的新作者，从我的角度考虑，我可以在这里学到学校所不能学到的东西。

    我在这里勤奋地工作，并且把我看稿的诗歌组办公室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还为其它部门殷勤地打开水。在这期间，我曾几次聆听了本省几位著名老作家的当面教海；听过几位在全国得过奖的青年作家的文学讲座课。最重要的是，一个多月里，我已经和编辑部的许多编辑以至总编辑本人都像朋友那样好了。我在这里写了许多诗，其中那组《青春乐章》被发表在了《北方》当年的第五期上，——据说后来这首诗编辑部还收到许多青年读者的来信。

    暑假结束后，我是怀着依恋的的心情离开这编辑部的。说老实话，我当时曾想过，我如果能在这里工作一辈子该多好啊！当然这无疑是一个梦想。但不管怎样，我相信我给这里所有尊敬的人们都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一切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你会想象，这以后，我再想起沙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沙漠啊，我和小芳所热烈着恋过的那个地方——那片神奇的土地，现在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荒凉了；我看见那里只有一弯孤寂的残月照耀着的无边的沙丘和被道轻的蒙古风所吹乱的零星的沙蒿丛……

    认识和思想一旦改变，我一下子就火烧火燎地着急起来。

    现在我想：我尽管不愿完全像岳志明那样去生活——这也不可能，但我想我至少应该追求一种在我看来更理想的生活——这生活将肯定再不会是去沙漠了。是的，我为什么不应该留在这座城市工作呢？当然，最好是能去《北方》编辑部。

    我认为我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深沉的梦中醒过来了。

    但同时我又想到，我的小芳现在仍然还沉浸在那个梦中。

    这不要紧。凭我们深沉的爱，我相信我会把我心爱的人从那梦中摇醒的。如果摇不醒呢？这也不要紧。只要她同意生活在我身边——带着她原来的梦生活在我的身边，这难道不也好吗？这本身也许就是诗。但是，我怎样才能实现我新的目标呢？我的专业是师范专业，按规定毕业后应该教书。当然也可以改变这个命运——

    不是有许多人就改变了吗？但这需要要强有力的社会关系。我没有这种关系，在我们家和亲戚中，我也许就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了。我马上想到了岳志明，是的，现在只能依靠这个朋友了。毕业分配眼看要临近，必须要抓紧时间做工作。

    当我对岳志明说出我的愿望时，他轻松地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就去《北方》编辑部好了。这事包在我上。我自己是不敢去那里的，那里工作确实要能来两下子，我吃不了那碗饭，弄不好给我父亲的老朋友丢脸，划不来。”

    “那你自己准备去哪儿呢？”我问他。

    “我准备去省剧协。那里好混。当然我并不是要去搞那些咿咿呀呀的戏曲。我想搞电视剧。现在省电视台还没设专职编剧，听说不久就设的，到时候再调过去，现在先过渡一下。”

    他犹豫了一下，又对他说：“我有个女朋友在省林业学院……”他马上说：“这也好办。咱们到时去找找我妈，她在教育局管分配……唉，提起女朋友，我很苦恼，我的女朋友……”“怎啦？”我问他，“你的女朋友不是在省军区吗？”

    “那个早吹了。我现在对高干的女儿反感透了，浅薄，自以为了不起，除过花钱和撒娇，屁都不懂……哼！我现在又看上一个姑娘，是平民出身。她虽然是个工人，但很有才能，长得也不错，而且爱好文学，已经在咱们省和外省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了……唉，我自己连一篇东西都没有发过呢，这方面好像配不上人家……”

    “那你也可以写一写嘛。”我对他说。

    岳志明立刻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说：“我写了一首诗，你能不能改一改？算咱们合作！”

    “可以。”我说。当我在宿舍里看岳志明的作品里，不禁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诗，简直是些胡说八道！

    但没有办法，我只得给他改写。说是改写，实际上等于重写。一开始，我还想保留他的某几个句了，但不行。后来又看能不能起码保留他的几个字，可是最后竟然连一个字也用不上。诗“改”完后，我发愁了：我这样对待他的“作品”，他的自尊心怎能受得了呢？正在我发愁的时候。岳志明迫不及待地跑来催问我改写得怎样。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我重新写的诗给他看。

    他看了看，竟然说：“行！你改好了！”

    我的脸红了，志明却若无其事地在标题下面署上了我们两个人的笔名——不过，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的后边。他兴致勃勃地拿着诗去了省报——他说他认识省报管方艺的副总编。就这样，我们俩“合作”的诗在省报发表了。

    志明一下子对我更亲热了，他说他还准备和我合写小说，叫我过两天到他家去商量提纲，完了顺便再一块去省教育局找找他妈，谈一谈我的奶朋友毕业分配的事……

    到这时，我才想起，我要赶紧和小芳把这个问题谈明白……

    4

    (薛峰)

    我和小芳在我们相会的老地方分手后，没回学校，径直向岳志明家赶去。我现在要马不停蹄地为我和小芳留在这座城市而奔波。忙碌，紧张，快速，在混乱中盯住目标大踏步前进，这就是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以前我极不适应这种生活，现在可以说基本上适应了。记得刚开始上大街，我从来不敢骑自行车。就是步行，不是撞了别人，就是让别人把自己的鞋后跟踩掉了。过十字路口的斑马线，紧张得就像贼娃子一样。

    现在我骑自行车奔驰在大街右行道的人流里，轻松而自在，就像组成这条生活长河里的一个自然的波浪那样运行。在通过诸如东门滩这样的自由市场的人海时，我的自行车也能像鱼在水里那般穿行。来到通向省委的那条宽阔的大道上后，行人稀少了，只有中心道上穿梭着一些拉起窗帘的小汽车，像箭一般地飞驰而过。两边的法国梧桐辐射出浓密的枝叶，给街面铺下了很宽的阴凉；头顶上赤日炎炎的蓝天只留了带了般的一条。

    我在车上凑合着点着一支烟，一只手扶把，一只手抽烟，并把车速放慢了一些，以便在脑子里思索一些事。

    我当然首先想起了刚才我和小芳的会面。

    是的，可爱的小鸟！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她仍然在做着她的那些沙漠的梦。

    当然，她是无可指责的。在不远的以前，我不是也和她一样坚持要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吗？我承认，从精神上业说，这种追求永远具有崇高的性质。凡是崇高的东西，都会引起人一种敬畏的情感，以致在背叛它的时候，使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一种灵魂的颤栗。我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使我心里极不愉快。

    但我也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我留在这城市，并不是干坏事。我在这里也许要比在沙漠里更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同时不也就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吗？再说，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敏才智，也是现代我们国家所提倡的政策。这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卑下呢？我在内心已经不知这样为自己辩解了多少次。当然，我也承认，城市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但人们活着，不是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吗？世界上有谁反对这一点呢？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我怎么能一下子就改变得这样快呢？我又感到惊讶的是，小芳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一点也没有改变呢？我相信她也会改变的。只要留下来，城市生活的巨浪会慢慢冲刷掉她思想中那些沉积已久的沙丘——这句话简直是一行绝妙的诗！已经到省委家属院的大门口了。我把自行车在对面马路上的存车处存好，就向那个已经进去过几回的非凡的大门口走去。站岗的军人立刻用警惕的目光盯住了我。我虽然跟岳志明来过几回，但军人不会记住我。我的脚步有些慌乱，心怦怦直跳，几乎像一个作案的歹徒一样。

    “干什么？”军人威严地喝问了一声，就向我走来。

    我站住了。哨兵走到我面前，再一次问：“干什么？”

    我回答：“我找一下岳志明同志。”

    “有证件吗？”我赶忙在口袋里摸学生证。糟糕！学生证丢在宿舍里了。我只好说：“忘记带了。我是省师范大学的，岳志明的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薛峰。”“你先等一下。”军人说完便向哨楼走去。

    我听见哨楼里传来拨自动电话的声音，接着便听见军人说：“喂，岳部长吗？……噢，志明，有个你的同学说他叫薛峰，现在在大门口。让进来吧？噢。”

    军人出来，给我打了个让进去的手势，然后又笔挺地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我赶忙往里面走去。进大门不远，我就看见岳志明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走出来迎接我。我们一同走进了他们家的会客厅。

    保姆给我们端过来两杯饮料。我一看，杯子里黑糊糊的，不知是何物。志明说：“你喝咖啡。这很不错，巴西的，速溶，不用煮。”

    噢，这是咖啡。我以前只在外国小说里不断看过喝咖啡。我今天也喝了这种高贵的饮料。不过，我喝不惯，觉得有一种奇怪的苦味。不一会，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这大概是志明他父亲回来了。是的，果真是岳部长。当他走进客厅里，志明马上给他介绍了我。志明父亲是个和蔼的老头，一听说是儿子的同学，便热情地和我握手，问我是哪里人，父母亲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非常抱歉地回答他的问话。我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大的官交谈过，因此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组织部长索性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说我们家乡是老区，他解放战争就在那些地方打过仗，并且说出了我们那一带许多地方的名字。这一切使我心里深受感动。志明又告诉父亲，我就是和他合写作品的那个人。老头更高兴了，并且从刚才放在旁边的公文包里拿出那了张省报，说：“你们的诗写得很不错嘛！志明基础差，你要好好帮助他。文革中我和他妈关了牛棚，他没人管，耽搁了。他哥哥就好一些，去年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老头看来很爱他的这个小儿子，甚至像对待同志一样称他“志明”，而不呼小名。他看来对儿子能发表作品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个好老头面前，我刹那间涌上了一种羞愧感。我同时也为志明感到羞愧。我知道老头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儿子。是的，他爱他，但并不了解他。而更令我难受的是，志明竟然能毫不害臊地瞒哄他父亲，以致使这位组织部长竟然相信自己的儿子真能写出什么作品来。他可能是一个明察秋毫的组织部长，但也许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父亲。

    他父亲要休息，志明便把我带到他的宿舍。

    他的宿舍并不和他家的房子套在一起，而是在另外的一排的一个单间。这个房子的布置也是另外一套。新式的沙发床，小酒柜，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和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墙上贴着电影演员刘晓庆和陈冲的大幅彩色照片。

    我们开始商量小说提纲。

    原来我们准备写一篇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小说。但志明说，他听了一个故事很不错，可以说是现成的小说。“什么故事？”我问他。

    他说：“我听的是社会上传说的一个笑话。噢，是这样的：某年某月，在某一列客车上，两个彼此都陌生的男人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坐在同一节车厢的同一张椅子上。那个女人正好坐在两个男人中间。结果，这两个男人都看上了这个女人。临下火车前，这两个男人都把自己地址写好——当然都还写了一些热烈的求爱话，把这个女人从头到脚赞美了一番。他们把纸条偷偷地往那个女人的口袋里塞去。结果两个人由于慌乱，把纸条分别塞在了对方的口袋里。以后，这两个男人就在两地互相通信，热烈地谈起了恋爱。谈到一定的时候，两个人都想很快和对方相会。他们于是就有信中约定，某月某日某时在某车站某个地方见面。结果一见才发现对方是男的。这两个男人就互相臭骂了一通，然后又各自在心里臭骂了自己一通，就各回各家去了……你看这妙不妙？纯粹是一个契诃夫式的短篇！”他叫道。

    我听后忍不住皱皱眉，说：“我好像看见一个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一篇小说，就是这个故事。”

    “是吗？太遗憾了！这么好个题材叫别人抢走了！”他丧气地说。我说：“咱还是按咱原来说的构思。”

    志明说：“我今天脑子有点乱，咱改天再说吧……哎，你不是说你有个女朋友在林业学院想留校吗？咱干脆现在找我妈去。这事宜早不宜迟！你到《北方》去的事我已经给我妈说了。本来你两口子的事当时可以一块说，但我妈对这些事已经烦透顶了，只好先把你的说了……咱现在去呢！”

    我很高兴志明的提议。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正是为了我和小芳的前途，我才耐着心和我的这个浅薄的朋友胡扯了这么许多。我们于是一同骑着自行车去省教育局。

    到了教育局大门口，我要下车，志明说别麻烦了，下来还要登记，闯进去就行了。

    我们刚进了大门口，就被门房老头在后面喝住了。他有点恼怒地喊：“年轻人连个规矩都不懂！怎么一闯就进去了？你们找谁？”我们尴尬地下了车，志明说：“我找我妈！”

    老头气呼呼问：“你妈是谁？”

    “高建芳！”“不管找谁都要登记！”老头不客气地说。

    我们只好又退回去在门房登记完，才被允许进了院内的办公大楼。志明母亲是个大个子女人，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穿着一身普通的干部服，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领导。

    当志明把我介绍给她时，她从椅子上欠起身和我握了握手。那手是生硬的，带着一种勉强，就像握住的是一个扫帚把。大概找她的人太多了，正如志明所说的：“烦透顶了。”

    志明给他母亲说明了来意。我在志明说话的过程中，又及时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

    分配办主任眼睛厌烦地瞪着志明，听他说完。

    她然后转向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态度平静地说：“类似的要求很多。大学生分配中谁去哪里，除个别特殊情况以外，权限都在各院校。我们没有权力直接干涉各院校的分配，因此我很难帮助你……”

    我脑子“嗡”地响了一声：这下全完了！

    我看了看志明，他若无其事坐在那里翻一本《中国妇女》杂志。我低下头，坐在那里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像专门被传来受审的犯人一样。我在心里抱怨志明：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见这位铁面无私的法官呢?

    那位法官又继续宣判道：“我这里不能搞这些不正之风。全省几十万大学生，如果这样一搞，岂不乱了套？再说，就是可以照顾个别人，但这传出去也会影响许多人的分配，到时不是给报纸写信揭发，就是到省纪委去告状，甚至结伙来我们这里闹……”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门子上已经冒出了汗水。我真想一拧身就走。这时候，我听见志明说：“妈，算了别说这些话了，都快下班了，我们还要回学校去……”

    我听见这话，赶快站起来准备走。

    志明母亲却拿起笔，从桌子上翻开一个笔记本，问我：“你的女朋友是哪个大学的？学什么专业？叫什么名字？”

    希望之光一瞬间便像闪电一般照亮了我的眼睛。我赶忙一一回答了她的提问。我看见她把这些都写在了那个笔记本上。我她不容易才逃出了这个折磨人的地方。

    路上，我对志明说：“根据你母亲的态度，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志明却大笑了，说：“我妈那些话已在她心中录成了磁带，对来的任何人都要放一遍的。可怜的人！你竟然被这位牧师神圣的布道词快吓昏了！你放心，她该办的事会办，否则她为什么要记在笔记本上？”

    我脑子里又“嗡”地一声，几乎把自行车都骑到了人行道上……生活啊，你又给我上了一堂课！

    5

    (郑小芳)

    我怎么也想不到，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这么些变化——或者说，我的薛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变化无疑直接影响到了我。我怎么办？如果在我们小时候，要是薛峰坚持要干什么事，我就是心里不情愿，也会毫不犹豫跟着他去干的。可是现在不行。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二十三岁，并且即奖大学毕业。更何况，这是一些多么重大的事，能随随便便附和他吗？我想，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年龄还缺乏主见，还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说不定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可怜虫。

    我不能同意薛峰的意见留在这个城市，并不是我对这城市抱有成见。不，在学习、生活以至其它许多方面，这里的条件无疑要好得多。我坚持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无法和这里比较的。我之所以坚持要去北方的沙漠，不仅仅是那里更需要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观点所决定的。我内心强烈要求我这样做。说句笑话，如果我已经是个老太婆，说不定我会愿意留在这里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我现在正年轻，我愿意自己的青春在一种激荡的生活中度过；我愿意过一种充满创造乐趣、更为纯洁的生活。我知道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要牺牲许多世俗的享乐。这一切对于在这个城市生活惯了的某些青年也许是可怕的。

    可是，我的薛峰为什么也惧怕了，退缩了？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现在会这样。

    记得小时候上学时，我们在大热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上山去砍柴，又饿又渴不算，连个歇凉的地方都没有，一架山上不长一棵树。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们望着那些光秃秃的山梁，说过我们长大后要在这里栽许多树，而且是果树；不光人能歇荫凉，还要叫树上结满果子。

    到高中时，这个愿望仍然纠缠着我们。我们商量好考大学时都报林业学院。薛峰后来改变志愿报考师大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那年，我们在小学时的一个同学由于没能进入县立中学，在社办中学读完初中后就回去当农民了——没有考上高中。

    他十八岁就结婚了。结婚那天，他请我们在小学同过学的人去“过事情”。

    十几个小时候一块玩大的青年聚在一起，其间除过我和薛峰上高中，他们现在全都当了农民。严格说来，我们当时还都是孩子，却为我们其中的一个举行婚礼了。大家聚在一起，百感交集。有一个同学说，如果农村教育条件好一些，大家说不定现在还都在读书，可是……他说着便哭了，结果惹得所有的人都哭了，使得这场喜事办得像丧事一样。办喜事的那个同学的父亲把我们臭骂了一通。

    回校以后，我和薛峰谈起这件事，都很伤心。薛峰当时说：“小芳，你将来还是上林业学院，让我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咱们回来，你给咱栽树，我要为改变咱们山区落后的教育出一把力。我要当中学教师，将来最好能当个中学校长。我要鼓励我的所有学生都报考师范大学，让他们回来发展咱山区的教育事业……你将来当个林业站长什么的……”

    我当时心里在充满了多么巨大的激情！虽然我们是两个孩子，但我们能为自己认识到自己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巨大的责任而感到幸福和自豪。说实话，这一切使我们从那时起，心里就充满了为某种事业献身的庄严感。它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性情，使我人不再像过去那样任性的孩子气了。我们拼命学习，眼睛盯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考上了大学。可是现在，薛峰却猛然要皈依另外一种生活信仰了。

    是猛然吗？细细想起来，他身上这种弯化的迹象早已开始显露，只不过是爱情那绚丽的面纱遮住了我的睛情，使我没有认真地看待这些。这些迹象是什么呢？具体的例子我现在几乎举不出来。但我肯定早已察觉到了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变化。我的过错在于未能及时向他指出并且帮助他认识和克服这些不良倾向。结果导致了现在这样一种局面。

    我知道，现在对他来说，重要的还不是留不留城市的问题，而是像通常人们说的：应该怎样做人。

    无疑，在我看来，一种有害的东西已经渗入了他的意识。那天在水渠边，我发现他的眼睛都有点混混浊浊的样子。这多么叫人害怕，叫人难过。我知道，这样下去，他说不定将来会变成一个设机钻营、玩世不恭的市侩！

    我决定明天找他再好好谈谈。是的，本来今天就应该去，但系里要开干部会，我是班长，必须参加。

    下午开完会，我从会议室出来，看见李虹正急匆匆推着她的自行车从对面过来。我和她打招呼，她却把头扭到一边不理我。我看见她一脸怒气从我身边过去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李虹为哈这样对待我？我心想，是不是她家里出了啥事，以致无心和我说话？

    我很快打问明白了：她那反常的情绪原来还是因为我。

    有人告诉我：现在大家都纷纷传说我又突然改变主意，要留校了，因此又把已经确定留校的李虹分配到了离省城不远的一个山区林场；而原来想去那个林场的一个男同学，却被分配到了我原来要求去的那个沙漠地区。

    受到伤害的这两位同学，原来都和我关系很好。可是，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我的仇人。他俩降过在班上的同学中间散布我的各种谣言外，同时骑着车子到处告我的状，并且要求组织重新恢复他们曾经得到过的东西，否则，决不罢休！

    刹那间，一贯在同学们中间受到尊敬的我，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伪君子、假先进。我受到了普遍的讥讽、挖若和攻击。

    天啊，这是怎一回事？我糊涂了：是谁又把我留在了学校呢？而这个变化事先根本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后来，我才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的，这肯定是薛峰利用岳志明母亲的关系而干出的事！

    气愤和委屈顿进填满了我的胸膛。这种可耻的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的人格——而这一点我一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面对这情况，我一下子急得手足无措。下午饭我连一口也没吃。我一个人来到体育场后边的小树林里，焦躁地转悠着，走着走着，头竟然碰在了一棵树干上。我抱住这树忍不住哭了：薛峰！薛峰！你现在把我置入了怎样一种境地啊！

    我难道听任事情就这样成为现实？

    不，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决定行系里的领导把情况问清楚再说。

    我在系办公室找到了系主任刘文林副教授。

    副教授一见我，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先说开了：“小郑，我们原来就想让你留校，你自己硬说不留。可你又跑到教育局找人，让把你留在学校。这是怎么回事嘛？你是党员，又是班长，这样折腾，我们的分配工作怎进行呀？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唉，现在的青年怎能叫人尊重和信任……”头发斑白的副教授扶了扶了眼镜框，长叹了一口气。

    我眼里旋转着泪水，一直等抢把话说完，才对他说：“刘主任，我也正是为这事来向您说明情况的。我并没有去教育局，也并没有改变我原来的主意……”

    副教授瞪大眼睛问：“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教育局分配办公室的高主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我当时就对她说，这个学生我们原来就想留校，是她自己不愿留……”

    “那是我的男朋友去做的工作。”我说。

    “男朋友，你的男朋友在哪儿？”副教授惊讶地望着我。

    “在省师大中文系，今年也毕业。他想要留在省城，因此要让我也留下。”刘主任眼睛瞪得更大了，一下子不知自己该说什么。

    我对他说：“您还是按原来的方案把我分到我要去的地方。让李虹留校吧，她学得也很好。再说，她家庭有困难，这您也知道，应该照顾她……”

    刘主任沉吟了半天，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对不起，小郑，请原谅我误解了你。请相信，我仍像过去一样尊重你。你虽然是我的学生，但这四年中，我在你们班上最看重你的品质和学业……不过，你不知道，教育局主任她丈夫，就是省委组织部长老岳，曾经是我过去中学时代的校长……那是旧社会的事了。他爱人向我打过这个招呼，当时我也答应过，现在你既然还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我们当然会尊重的，但我应该给高建芳同志解释一下……”

    我从刘主任的办公室出来后，太阳已经沉入城市西边的一片高楼大夏之间。几片红云抹在湛蓝的天上，预示明天又将是一个炎热的日子。

    现在我无心再回到宿舍去，我要立即去找薛峰。李虹的自行车我是再借不到了。现在只好去挤公共汽车了。

    经过一番转车的周折，我终于踏进了薛峰的房间。

    我进来时，他和一个人正在商量什么小说提纲。我猜这个人大概就是岳志明。我原来准备一进门就向他发火的。但我克制住了，因为有生人。薛峰立刻向那个人介绍说：“志明，这就是我的女朋友，叫郑小芳。”“噢！”岳志明叫了一声，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站起来转身对薛峰一笑：“那你们谈吧，罢了咱再研究。”他然后很有礼貌地对我点点头，说；“你在。”就转身出去了。

    岳志明出去后，薛峰从桌角上挂的书包里掏出一颗苹果，连同刀子一块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一边。我无心吃。

    我马上问他：“你是否找过岳志明他妈？”我明知道他找了，但我还是这样问他。他有点惊讶地问：“找过了……怎啦？”

    我说：“她打电话给我们系里的领导，让我留校。”

    薛峰一下子兴奋地站起来，说：“啊呀，志明的话说对了！他妈可真他妈的！你不知道，她当时曾一本正经地说她不能办这种事，想不到这么快就办了。这真是个口是心非的老太婆！”他的兴奋加上满嘴的油腔滑调，一下子更让我生气了。我忍不住大声说：“你把我在学校都弄臭了！犬家都叫我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我决不留校！我决不改变原来的主意！”

    薛峰脸上的高兴劲顿时一扫而光。他不理解地望着我，似乎惊讶我怎么能说出这么些话来。

    老半天，他好像才反应过来，说，“小芳，我好不容易才做通了工作……再说，我去《北方》编辑部的事已经基本决定了……”我气恼地说：“那你留你的吧！反正我要回去！”

    他惶惑地望着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了。看得出来，他准备用某种雄辩的高论来来服我，但一时又找不到这种高论。

    我自己也是准备了一套来说服他的，结果也只能用这么简短而明确的语言来说出我的想法。

    此刻，也许实际上双方都知道对方要说些什么。之所以不说出来，是因为知道说出来大概也等于白说……谁也说服不了谁。沉默。我们都可怕地意识到，一道鸿沟已经明显地横在了我们中间。我们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心碰心地交流思想和感情了。在过去那悠长的甜蜜的年月里，我们怎能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一种场面呢？不知不觉中，天已经黑了。

    薛峰默默地拉亮了电灯。灯光照出了他忧郁的脸和一双恍惚的眼睛。我咬住嘴唇，强忍着没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我对他说：“你再去给岳志明他母亲说一说，我不留校了……”

    我悲哀地望着我，说：“怎能那样哩……小芳，你再好好想一想，你别折磨我了……”

    我看见，原来一个刚直的男子汉，现在已经像抽掉了骨头似的，软绵绵地站在那里，我的心几乎都要碎了。不管怎样，我是多么爱他。此刻，我多么想用我全部温柔的情感去抚慰他。但不知为什么，我嘴里还是生硬地说：“我想了不知多少次了，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我看见他的眼睛潮湿了。

    我心疼他，站起来想过去在他的头发上摸一摸。

    但他却误认为我站起来是准备走呀，突然暴躁地挥着手说：“你走吧！我的脑袋都快炸了！”

    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只好强忍着泪水，出了他的房门。

    我把几滴泪水洒在师大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然后跳上车，径直向省教育局赶去。我要亲自向岳志明的母亲谈谈，让她重新恢复我的分配单位。

    我转了好几路车，带着奔波的疲倦和心灵的痛苦来到省教育局。我走进门房准备登记。看门的老头问：“你干啥？”

    我说：“我找学生分配办公室的高主任。”

    他不高兴地用手指了指墙壁上的挂钟。

    我抬头看见，已经八点钟了。唉，我已经忘记了时间。

    “早下班了！”老头嘟囔了一句。

    我退出了这个大门，又来到了街上。

    我想：只好明天一早上班后再来这里吧。

    6

    (薛峰)

    昨天，我被分配到《北方》编辑部的消息得到了证实。从系领导那里和编辑部领导那里，我都亲自打问过了，一切都是没有疑问的。这就是说，我留在了这座城市？

    就是说，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一下子就变成了事实？

    真让人不敢相信！可这一切都是真的。高兴吗？当然……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能在这样一个蜚声全国的文学刊物坐一把椅子，多荣幸！多不容易！

    我将和一些谢了顶的或者白了头发的老编辑坐在一起，进行一种让别人羡慕的工作。我将借组稿之机，跑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写出许多四处传扬的诗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位置，我的诗歌就更容易发表。真的，只要我努力，说不定在几年内，我的名字就会被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所熟悉……我一整天兴奋得手足无措。

    体验自己的喜悦需要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于是我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学校西南角的一片小树林里。

    我陶醉在一种难以言语的愉快之中。我想到了命运与机遇；想到了许多得不到答案的神秘的问题……

    当然，我要感谢岳志明。他虽然并不令我十分钦佩，但他毕竟使我从一种固执而教条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他给了我宝贵的启蒙，使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生活观念，重新认识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对，起码应该在西华饭店请他吃一顿！”我想。

    不知怎稿的，我分配到《北方》编辑部的消息这么快就传开了！而且大家还都知道是岳志明为我活动的。

    为此，我当然招惹了许多妒嫉和非议。大家都记起了我入学时说过的那些豪言壮语——这是攻击我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武器是我自己制造的，现在可以反过来对付我了。

    我并不为此过分地脸红。我在心里说：人都有过幼稚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大家和我一样，小时候都是光屁股，而且认为那样好。可后来懂得害臊了，于是我们都穿起了裤子。你们情愿怎攻击就怎攻击吧！反正用不了几天，大家就都各自东西了。说不定你们之中爱写点诗的人，将来还会毕恭毕敬投到老同学的门上来呢！

    我虽然为我的分配极其兴奋，但也有不愉快的阴影时不时掠过心头。这是因为小芳。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变得如此冷谈，这是令人难受的。看来她思想是一时难以转弯的。这个亲爱的、固执的人！我想：就是勉强让她留下来，一段时间也很难和我协调一致。

    但我坚信，只要她留下来，她就会改变的。城市将会重新塑造她。我想，现在既然我的分配已经确定了，我就要把全副精力投入去做她的工作。最起码应该让她接受已经留下来这个事实。我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想她上次回去后，说不定这两天已经想通了——我多么希望是这样啊！

    第二天上午，我想请岳志明去西华饭店吃饭。这是市内最著名的一家饭店，我只是和小芳在第一层的小吃部吃过饭，上面几层供应高级酒菜的地方从未光顾过。我最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小诗，有一点稿费，想稍微排场一些请我的这个老朋友吃一顿——我不能把这样一个花花公子领到普通饭馆去。志明没有在学校。我就去他家里找——结果家里也没有他的踪影，我只好又返身回学校。

    返回学校的时候，正好路过《北方》编辑部的大门。

    我忍不住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停住脚步，向那大门里面投去热烈的一瞥。我看见了我曾经来过、并且以后将要长久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前院此刻静悄悄的，各种鲜花正在热烘烘的阳光下开放，一片五彩缤纷。新修的喷水池将一缕烟雾似的水流射向蓝空，水珠子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珍珠般的光彩。

    如果通过那两行修剪齐整的冬青丛，穿过用碧绿的葡萄蔓搭成的甬道，走进大观园式的古旧的砖砌圆门洞，就会径直来到后院，来到一个安静中透露出紧张工作的所在——那就是编辑部的办公室。不久，我就将会坐在窗口朝东的那间宽敞的诗歌组的房子里。现在，房子里那架“华生”牌立式电风扇，大概正旋转着，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本来我现在想去和熟人卿一会，但又打消子这个想法。我怕我熟悉的那些人会认为我迫不及待地想来坐在那神圣的位置上。我于是就又跨上车了，带着一丝说不出的甜蜜向学校跑去。我回到宿舍里，现岳志明这家伙正坐在我的床铺上翻杂志。我对他说：“到处找你找不见！”

    “找我干啥？是不是分配有什么变化？”他问。

    我说：“分配没有什么变化，我是想请你去西华饭店吃饭。”他说：“我向来不反感这类邀请，只是今天不行了。一会我得去飞机场送个朋友，他是我父亲老战友的儿子，现在在国务院给一位副总理当秘书……噢，我倒忘了！薛峰，你那个郑小芳是怎么搞的？”他突然喊叫说。

    “怎么啦？”我问。“你怎么找这么个对象？”

    “究竟怎么啦？你说呀！”我感到有点紧张——是不是小芳出了啥事？“唉！”岳志明叹了一口气，“我妈昨天回来把我美美数说了一通！她说你那个女朋友昨天早上去找她，说她坚决不留校，让我妈再给林业学院打电话更正……真扯蛋！把我妈都快气昏了！”

    我脑子一下子嗡嗡直响：小芳啊小芳！我想不到你竟然这样犟牛顶墙！说真的，我此刻一下子对她怨恨起来了。

    我隐入无法排解的苦恼之中。我也不愿意向岳南明解释什么，脑瓜子里乱哄哄的，便躺在了床上。

    “你怎么能和这么一个女战士一块生活呢？”岳志明向我投过来讽刺的一瞥。“你准备怎么办呀？”他问我。

    我没言语。我不知道该怎办。

    “干脆！各走各的路！我看你现在也只能这样。”岳志明来到我床铺前说：“像她这种人，全世界也没几个。别人都是扑着命想留大城市。她能留下，可硬要上山下乡去！你留恋她的什么？她漂亮吗？噢，还算漂亮。不过，你到了《北方》编辑部，屁股后面不知有多少漂亮姑娘会跟着来的……要不我现在就给你介绍一个！我有个表妹叫贺敏，在省艺术馆工作，刚从省歌舞团调去的，舞蹈演员，比你那个女战士要俏多了，就在前几天……”

    他已经扯远了。我只好说：“你别说了，我现在心里乱得像一团麻！”岳志明只好停住嘴，用梳子整理了一下头发，说：“我得去飞机场了。”在他要出门时，我才记起请他吃饭的事，便对他说：“明天中午去西华饭店……”他应承了一声，就走了。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烦意乱。我真想不到，到情竟然发展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

    难道我真的就要和小芳分手吗？

    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已经涌出了眼睛。

    不，我不能没有她！如果我失去她，即使我留在这城市，我的幸福也是不完全的……是的，我无论如何还要去说服她，挽回这个局面来。不过，现在即使她回心转意，事情也棘手了。——志明他她是再不会帮忙了。可是，我马上又想起，林业学院不是原来就想让她留校吗？是她自己拒绝的。如果她现在改变主意，说不定还是可以和那里的领导周旋的……

    想到这里，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决定很快乘公共汽车去小芳那里。我跳上跳下地转车，火速向林业学院赶去。

    这多天，兴奋、焦虑、愁苦，加上失眠，再加上到处奔波，使我感到极度疲劳和虚弱。我在心里不由地感叹：也许人为了幸福就得遭受不幸；为了活得尊贵就要忍辱负重；为了得到一些收获，就得失去一些果实……

    我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走进了林业学院。

    这座院校虽然没有我们学校大，但环境极其优美。因为是林业学院，树木当然特别多。许多树都挂着牌子——如果不看牌子上的介绍，你根本认不出这是什么树。校园到处都是浓荫匝地。地上只有些班驳的阳光点，像撒下的一些小金币。鸟儿在林木间欢悦地鸣叫着；一块块碧绿的草坪修剪得非常整齐，其间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进走这里，你就会忘掉这是在大城市之中，而像是漫步在一个幽静的林区。

    我一边走，一边不由地想，如果小芳留在这里，这里就将是我们的家。吃过晚饭，我们会手拉着手，在这林木花草间悠闲地散步；她唱歌，我吟诗……

    我心事重重地敲开小芳的门。

    正好，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看来对我的突然出现，感到又高兴又惊讶。

    给我沏好茶后，她就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我已经把你颠倒过去的又颠倒过来了……”她望了我一眼，带着一种深切的希望说：“薛峰，咱们还是一块回吧！……你现在来，是不是要告诉我，你已经改变了主意，要和我一块回咱们那里去？”她用眼光急切地搜索着我脸上的表情，神态就像孩子一样。我痛苦地把脸扭向一边。

    停了一下，我只好直截了当对她说：“和你希望的正好相反。小芳，我已经确定分在《北方》编辑部了，我不能再改变这个主意。我来是再一次请求你，留下来吧！和我一块生活吧！我爱你！我离不开你！没有你，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生活下去。……”我忍不住鼻根发酸，两只眼睛热辣辣地充满了泪水。她一下子沉默了。沉默了一会以后，她再一次说：“如果你真的还像过去那样爱我，那么，我就央求你和我一块到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个地方去吧……你知道，我也爱你，离不开你……”她的声音也有点哽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讨厌大城市？难道这是一个烂泥坑？不是人住的地方？”我激动地对她说。

    “不，”她说，“就条件而言，全省不会有什么地方比这里好。我是说——不，你也曾说过，我们应该去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用我们的劳动和知识把那里也变得像这里一样好……”“可是……靠我们两个人去改变吗？沙漠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不，可能几万或几十万年了，现在仍然是沙漠。我们，或者说我们这代人就能把它建成花园？我们两个是救世主吗？”她惊讶地看着我，就像看一个生人一样。我看见她丰满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嘴唇颤动了好半天才说：“薛峰，我真不相信这些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她难受地扭过头，说不下去了。我自己也感到这些话好像不是我说的——但这确实是我说的。我看见她背转身用手绢揩眼泪。

    我也真想放开声哭一场。我看见我亲爱的人那苗条而挺拔的身姿，此刻每一根线条都被痛苦扭曲了。一刹那间，我起想走过去，用我的手抚摸地秀丽的黑头发，并且对她说：我亲爱的人！原谅我，我们一块去沙漠吧！

    我真的走了过去，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但那些话我却说不出来。我仍然这样问她：“你究竟留不留？”

    她转过身，朦胧的眼睛望着我，说：“不，薛峰……我们看来得分手了……”

    分手？分手。她说的是事实。是的，分手。如果我们没有人向对方投降，那我们就只得分手。分手？分手……这难道是真的吗？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这样一个字眼？可是，分手！现在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分手了！

    我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沉默。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腕上的表在走动；只有我们的心在跳动。是的，时间在走着，永远是一个节奏；而我们的心在跳着，有时是那样平静，有时又这样激烈！

    亲爱的人，让我们再说点什么吧！

    可我们再说什么呢？是的，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世界上难道还有这样悲惨的时刻吗？……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无言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几乎都要哭出声来。我最后对她说：“我相信你会在最后一刹那改变主意的。”她对我说了同样一句话……

    当我来到大街上时，城市已经是一片灯火灿烂了。夜幕了的城市景象无比辉煌。我上了一辆公共车，闭住眼，也不顾别人怎样看我，只管让泪水尽情地在脸上流……

    7

    (郑小芳)

    看来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但我每天仍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薛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且能对我说：他已经改变主意，将和我一块同行……有时候，我躺在宿舍里，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传来，心就由不得怦怦直跳，心想是不是他来找我？不管谁敲我的门，我都带着一种狂喜的侥幸心理去开门，希望我打开门看见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我曾在黄昏中的校门口无数次的溜达过，等待他的到来。或者在校门外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一次又一次在下车的旅客中搜寻过他的身影。有一次，我好像看见他终于夹在一群人中中间从公共车上下来了，当我狂喜地准备喊出他名字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并不是他，而是和他长得很相似的一个青年。

    我成夜地失眠、伤心、叹息；但我时时又抱有一线希望。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希望已经一天天接近破灭。再过两天，我就要远离这里，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生活了。

    四年前我来这座城市时，是和另外一个人相跟着走来的。四年后的今天，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难道是我一个人吗？

    从早远的年月起，我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全部考虑，都是和另外那个人紧紧连在一起的。就是在不久以前，我还怀着那么甜蜜的心情，想象过我们将怎样共同生活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啊！难道多年来，这一切都是梦？

    梦。这个梦做的多么长……

    也许他以同样的心情在等待着我吧？是的，他大概也一天天抱着希望，等待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告诉他说，我将留下和他一块生活——他肯定也在失眠、伤心和叹息。我似乎看见她经济煎熬得瘦骨伶仃，由于长期失眠而眼睛深隐（或者浮肿），头发像一堆乱草，走路都摇摇晃晃……

    我承认我在一刹那间曾动摇过，想用牺牲自己的志向去抚慰他。有一次，我曾经疯狂一般跳上了去他们学校的公共汽车。

    但就在汽车即将开动的一刹那间，我又跳下来了。不，我不能这样做。这代价太大了。这意味着要改变我一辈子的生活道路，我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冲动而铸成终生大错……

    明天，我就要走了！铺盖和行李都已经打捆好，准备托运了。只是写着收件人地址姓名的那两块白布，还没有缝在上面。

    同学们都在收拾自己的行李，相互间依依不舍在作最后的告别。集体合影已经进行过了，要好的朋友们正在校园内或大门口的校牌下，分别合影留念。我忍受着痛苦，被李虹等一群女同学拉着一块在校门口照了几张合影。拿照像机的同学在按动快门之前，说着笑话，让大家笑。大家都笑了。我的嗓子眼里却不时涌上一阵硬咽……

    使我难以忍受的痛苦是，薛峰竟然连最后也不来向我送行。人啊，竟然能这样薄情！

    也许有人现在该不理解我，甚至怪罪我到了这般田地，怎么还能爱这个薛峰呢？不。我的爱和当初一样深。如果不是这样，我此刻也许就不会再感到过分的痛苦了。而实际上我现在的痛苦愈加深重。人对人的爱，并不因为对方有了错误就一个子能割断的——如果是这样，也许这并不是真正的爱。人的爱情有时候要经任何其它感情更为复杂，不能用一般的是非观点来评价这种深奥的现象，而你们已经知道，就我们两个人来说，这种比血肉还要紧密的感情，已经那么深远了……

    下午系里举行毕业会餐，我硬着头皮去应付了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场所。一切都沉浸在依依的惜别之中。有的地方在笑，有的地方在哭。那些已经确定关系的男女同学们，现在已经大方地紧挨着坐在了一起。一个喝醉酒的男同学正用一种狂野的嗓音朗诵郭小川的《祝酒歌》。接着，男女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各自朗诵了自己所喜欢的一首诗。我当然没有朗诵，但在心里默念了拜伦的几句：无论我漂泊何方，你在我的心头上，永远是一团珍爱的情愫，一团痛惜……晚餐在热烈地进行着，我对这最后一顿丰盛的饭菜连筷子也没动一下。中间，我以不舒服为借口，退席了。

    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无目的地随意溜达。

    夕阳正在西沉，柔和的光芒从树木的缝隙中斜射过来，像一缕缕金黄色的丝线。树上叫蚂蚱的合唱依然彼伏此起。远处传来柔美的小提琴声——不是拉出来的，像是放录音，这是协奏曲《梁祝》。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转出了学校大门，又来到了公共汽车站在站牌下——这好像不是我的思想指示让我到这儿来的，而是两和腿自己决定走到这里的。

    我来这里干什么？我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但我又说不出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是要去找他？我是在这里等他？我说不清楚。

    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多么想见他一面啊——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想：既然我不会去告诉他我要留下，那么我就没有理由再去找他……但是，我亲爱的人！你在这最后的时刻，再来看看我吧！给我以祝福，给我以最后的一吻。要知道，过去我总是拉着你强有力的手一同上路的，现在却是我一个人要去远行了……太阳微笑着从远处的一片楼房后面消失了，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西边的天上仍然是明亮的，东边天上已经开始暗谈——一天又将结束。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了一会，然后便转身急速地向我的宿舍走去，我觉得血液然间就在全身剧烈地涌动起来！

    是的，既然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的目光就应该投向前面。这一时刻，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强烈地意识到我自己所具有的力量。我意识到，新的生活开始了！不管前面会有多么艰难，我将不会屈服和软弱。是哪个人说过：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不，男人并不全是强者，女人也不全是弱者。让我们走着瞧吧！这样想的时候，我甚至感到了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不必牵肠挂肚，不必情意缠绵。尽管失去了一些甜蜜蜜的成分，但也增强了某种坚挺的力量。

    我回到宿舍后，几位原来约好的男同学正等着要去火车站托运我的行李。我把先前写好地址姓名的那两块布很快逢在了我的行李上，同学们就扛走了。现在，宿舍已经空了。同宿舍的人都已经把她们的东西收拾干净，带走了。她们自己大概也分别出去做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最后一些事去了。我一个人在光床板上坐下来，准备在这里度过最后的一夜。火车票是明天早晨八点钟的。我将坐三个钟头的火车，然后转乘汽车，三天以后才能到达目的地。明天早晨，我大概六点多种就要离开这里。半夜，我躺在光床板上。我断言我今晚不会睡着。

    一晚上我似乎听见了无数的声音，看见了无数和画面和人，也在心里说了无数话—…当然大部分话都是对薛峰说的。我竟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了。睡着的时候，又做了无数和梦。醒来时，已是音五点钟。

    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洗了把脸，很快收拾好了提包。我要走了。本来，隔避几个没走的女同学，说好要送我到火车站。我现在也不准备叫醒她们了。

    我出了自己的宿舍，给这几个女同学住的房门上别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句情长意深的话，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我生活过四个年头的地方。

    当我跨出林业学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