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县中念书时，他比我高一级，自然也早一年毕业、回乡。我那时已经影影绰绰听到过他在恋爱的传闻，传闻中的那个女生，是一位细高挑个儿的圆脸姑娘，有一双不大却柔情脉脉的眼睛。当我毕业回乡之后，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新媳妇秀花，已经坐在小厦屋的土炕上给他缝衣做鞋了。据我所知，他的那位细高挑个儿的女朋友，毕业后考上医学院了。他是个农民，这之间的差别有多远，我是完全可以体味得到的，所以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也许我听到的传闻不过是捕风捉影。既然这个细高挑个儿的医学院学生已经使农家女子感到了威胁，而且使我的朋友惠畅陷入苦恼，我就有责任尤其有兴趣问问究竟。我直言不讳：“是医学院杨琴茹来信了吗？”

    “是她来了一封信，惹起了内乱。”惠畅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杨琴茹现在是大学生，我一个老农民怎能般配！这个蠢婆娘尽瞎猜！”

    “也许你和杨琴茹有不检点的行为，给秀花察觉了？”

    “没有啊……唔！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她来了，气色不好。秀花看出一点意思……”

    “也许你心里还忘不了杨，对秀花热情不足，她敏感了！”我继续胡诌我从外国小说中看到的关于女人的议论，运用到惠畅的爱情矛盾中来，“人家说，女人对男人的敏感，并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你可甭把秀花当傻瓜……”

    “这话很有道理！”惠畅说，“秀花虽然文化低，心眼可不少……”

    乡村上路贴着南源坡根向西伸展，河川里是即将成熟的包谷和谷子，叶子开始衰败了，好些田块里的包谷，棒子刚泛黄，饥馑的社员已经等不及熟透而提早掰掉了，留下空空的青秆还栽在地里。棉花的叶子紫红乌青，斑斑驳驳，田野里呈现出晚秋时节一片纷杂斑瓓的色彩。乡村土路上不通汽车，来往着推车挑担的农民或小贩，我和惠畅走着，长途步行的寂寞，完全被他动人的爱情的自白排除了——

    “我跟杨琴茹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点也不过分。”

    “我俩在高一时是同桌，她是化学科代表，我是语文科代表。高二时排座位分开坐了，开始有书信传递。传递书信的形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她给我发化学作业本时，必定夹着一封信；我给她把回信又夹在她的作文本里送过去，如此这般，杨琴茹写给我的情书，有30万字；我回给她的，有5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抒情诗，她的诗写得比我更细腻，属婉约派。如果有可能，譬如我将来成了世界著名作家，我就准备把俺俩的信按时间编排下来，稍做整理，就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我敢打赌，那将会是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

    “你甭打岔，亲吻的问题我后头再说。老师不准学生谈恋爱，怕影响学习，好多人偷偷地谈着哩！我们俩可真是没有因为恋爱影响学习，反倒是促进了学习的劲头。要是稍长时间不给她唱一段赞美诗，我就心慌意乱，心里捉不住学习；看了她的信，我就心地踏实，劲头倍增了。所以说，老师虽然动机很好，方法却不妥，我们都是20或超过20岁的人了，够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了，我可不像梁山伯那么傻，同窗几年还认不出祝英台属雌属雄，我可是一下子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她喜欢我，而且十分喜欢我，我就大胆地写给她一封长信，专门描写她的眼睛，头一句就叫她心灵震颤：你的细眯的眼睛（恕我客观）令我难忘，似乎是一个地下湖的缝隙，蕴藏着无限深情……她被我打动了，给我很快送来回信。每一次通信的末尾，都缀着俩字：吻您。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纸上接吻，没有……唔！毕业离校的那一晚……”

    “开完毕业联欢晚会，我们俩就走出校门了，沿着学校后边的河岸朝下游走着。月亮很亮，空气清爽。她没有洗去上台唱歌时涂在脸上的胭脂，我也没有擦掉饰演秦腔《游龟山》里田玉川时涂在眉毛上的墨汁。我们俩走着，瞅着对方化了妆的脸相，她笑我，我也笑她，笑着笑着就……接吻了，胭脂和墨汁抹得两人的眉眼一塌糊涂！我们立即跑到河边洗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也是最后一次……”

    “她接到录取到医学院的通知书，立马跑到我家来看我，我名落孙山了。她鼓励我明年再考，我假装同意，怕她失望呀！她走后，我睡了三天，就同意了家里给我订婚的主张，跟媒人引来的秀花见面了，模样挺俊，不比杨琴茹差多少，看来也腼腆，就订下了！仨月没过，她就过门了，枕着我的胳膊睡觉了！杨琴茹得知消息，跑到俺家，怎么也掩饰不住，让秀花从她的痴痴呆呆的神色上看出破绽来了。我送她到村西的大路上，她哭着跳上车子走了……”

    “你不理解我的行动？其实很简单。我现在是个农民，和她一个大学生要生活在一起，你想想这样实际吗？你说我结婚太早，这对。我也想过，等我在文学上取得成绩，功成名遂，再去花好月圆；可是，我如果永远也奋斗不出一点名堂呢？我这人，你可能觉得浪漫，切身问题我却很实际。我和秀花结婚，就是把自己定在一个终身农民的基点上，如果能有所成就，当然十分好了；如果一事无成，秀花也不会嫌弃我是个农民。这样，我心里无所牵挂，我死心塌地自学文学，连再次参加高考也放弃了……”

    “我努力将她忘记。把一个丈夫应该给予妻子的一切都给予秀花，为此，我和琴茹不通信了。我也给秀花如实坦白交待过这一切，企图使她理解我，帮助我。她听时倒能同情我，可是，前日一见琴茹的来信，心里又起疑雾了，我才觉得给她坦白得太彻底，是失策……”

    听完惠畅的叙述，不仅他自己动情了，我也动情了。我也出身于低微的贫穷的农村，在同类问题上完全能体味他的苦衷，纯真的浪漫的爱情，和极度贫穷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矛盾，无法统一，也无法回避。我深为钦佩他的抉择的干脆利落，更为钦佩他在文学事业的追求上所作的如此长远的打算，以及下了这样重大的注头。可以说，他的婚姻问题的处理，完全是出于对事业的服从，这需要怎样的理智和残酷的感情割舍？

    夏日的夜色缓缓来迟，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水沟村了。我们已商定好，在这儿过夜，明天一早赶往城郊汽车站。听说水沟村有两家农民偷偷开的黑店，每晚每人只收三角钱，正好适宜我们的经济基础。晚上本可以赶进城里，旅馆的住宿费是无法支付的。我们已经忘掉了那位痴情的医学院的女生，开始向一位村民打问，谁家开着店子……

    水沟村真是名副其实，由两条沟组成，从东南边那条沟里流下来混浊的泉水，沟底落积着污黑的树叶，容纳了半个村子里居民的排泄物，水已变成黑糊糊的臭流了。从西边伸展过来的是一条干沟，晴天里没有流水，已经变成一条自然的通道。两条沟在源坡下交叉在一起，有一座小小的土桥，跨上这上桥便是进入水沟村的第一步。

    我俩站在土桥边，同时在猜度，黑店在哪条沟里开着？往干沟里瞅瞅，再往流水的南沟里瞧瞧，沟里全是倚着崖壁而凿成的一孔孔窑洞，窑院前的平场上，零零散散地竖起一座座后墙特高而檐墙甚矮的厦屋，经一位老者指点，我们就沿着干沟走进去。

    沿着干沟走上去，他巡查左边，我睃巡右路，走到沟腰里，我终于在一座厦屋的土坯山墙上，看到一块小得有点贼头贼脑的招牌，大约只有一只锨板那么大一块木牌，挂在一根木撅子上，走近一看，木牌上写着两个畏畏缩缩的黑字：客店。我猜想，既然是黑店，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张罗出一张醒目而体面的牌匾；这只小牌，大约只是在日暮天黑时挂出，给急于投宿的行人指一指所在，白天就要摘掉了。

    惠畅已经叩响了土垒门楼下的黑色门板。

    小院里有轻快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

    “请问。这儿歇客吗？”

    “歇。”

    “住一宿多少钱？”

    “五毛。”

    “有便宜点儿的铺位吗？”

    “一律五毛。”

    我和惠畅对看一眼，大约都在心里盘算，能不能支付这一笔住宿的开销。我身上只装着一张红色票面的一元币，住宿花去五毛，坐公共汽车进城票价要二毛，来回四毛，那么剩下一毛票儿，只够喝开水了。我正在为难，惠畅已经转身走了，转过头来招呼我说：“走吧！我已经瞅好一个地方了，火车站候车室挺宽敞！”

    我和惠畅刚走下沟底，那位彪形大汉却站在沟楞上叫：“喂！四毛住不住？”

    “三毛。”惠畅很嘎气地说，“我不会罗啰嗦嗦地讨价还价。”做出不耐烦的高傲神气，立马要走的架势。

    “三毛就三毛吧！”彪形大汉口气软下来。

    两间厦屋，一铺用土坯盘垒的土炕，铺着一页蔑条很粗的苇席，叠垒着几条补疤联着补疤的被子。我立即看出，这厦屋其实并不是职业性的店房，而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住屋，不过在光席上多搁了几条破被子罢了。脚地上放着一条长板凳，凳面横竖着沟沟道道，使人会产生一种百年古物的直感。

    彪形大汉用黑釉瓷盆端来半盆已经凉透的开水，放在靠墙根的白色板柜上，就冷着面孔说：“现在交了房钱，明早迟走早走请便。”

    我和惠畅又对视一眼。他大约怕我们天不明起来溜掉，每人就立即交出了三毛票，我们明早起得早，倒是省去了麻烦。

    彪形大汉收了钱。装在短袖蓝布衫的口袋里，没有走出门去，却在长板凳上坐下来，点着旱烟袋后，随口问：“二位从哪儿来？没有行李？”

    他大概把我们看成肩挑山货进城的脚夫了，却不见行李。惠畅很爽快地说：“我俩到城里去开会。”

    “唔！你们是队干部？”他扬起头，重新打量我们一眼，“既是干部，你们该是懂政策的，敢问这‘瓜菜代’年谨，还得多久？”

    “快了！相信党和人民，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今年比去年不就强一大截吗？”惠畅给他宣传，鼓励，“今年的秋田比去年好，生产队分的粮食肯定多些……”

    “嗬呀！人真是饿得撑不住了哇！”彪形大汉叹着气，“盼得明年雨水好……”

    煤油灯盏昏暗的光亮里，我打量着这个彪形大汉，敞开着短袖衫儿的前襟，露出肌肉棱蹭的紫红的胸脯，卧蚕眉，条形大眼，直通通的鼻梁，阔大的嘴巴，真乃一条关中大汉的体魄。从这样强悍的体魄里发出的哀婉的叹息，使人感到如此别扭，真亏他长着这一架派势！照我推想，这样强悍的躯体该当有英雄的豪言如雷轰击，才显得与他的体魄相协调。我不由地问：“你做啥营生？”

    “种地嘛！叼空到长乐坡‘拽偏套’。”他淡淡地说，“队里去年没决分，今年也玄乎。干一年白干了，没个指望。我到长乐坡去给人力车挂偏套，从坡下拽到坡顶，二毛钱，一天能弄两三块，买点高价包谷，就这……”

    我忽然意识到，我和惠畅虽然也免不了挨饿，却不觉得绝望和悲哀，是因为有那么一个虽然遥远而总是存在着的理想的目标，在诱惑我们，鼓舞我们，苦也不觉得太苦了。而眼前的这位彪形大汉呢？他自然没有想入非非的念头，也不会有将受大任于天的自我安慰吧？他的悲苦可能就双倍地沉重了。

    “你该是在队里好好干，发展集体生产，困难就克服了。”惠畅不忘记自己是党的宣传员的责任，宣传群众，“光靠拽偏套顾眼前不是办法……”

    “需得队里换了队长，换上好人，我就有指望了。”他摇摇头，“你们不知，现在的队长哇，一把能扣出六道渠儿……他不会长了，社员联名到公社告状了，党委杨书记说今冬整队，俺水沟五队是重点，我等着……”

    他又叹息一声，捏着烟袋出门去了，沉重的脚步声，响到后院的窑洞口去了。

    彪形大汉回窑睡觉去了，却把沉闷的气氛留在我们住的厦屋里。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惠畅摹仿瓦西里安慰妻子的声调和神态，顿时把厦屋的气氛烘托得轻松了，“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我们脱光衣服，只穿条短裤头，把棉被拉开一角，就透出一股酸臭的汗腥，没有办法，盖住肚子睡吧。炕头横竖扔着几个木头做成的条形六面体，这是枕头，上面渗着黑紫色的油渍，也许有无数的脑袋享过它的清福了。

    我们躺下来，依然兴致勃勃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我刚迷糊入睡，就被惠畅的惊叫吵醒。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我睁开眼，惠畅穿着短裤站在脚地，早已点燃油灯。我莫名其妙，他又在恶作剧吧？

    “飞机，坦克，装甲车，全面进攻！”

    他说着，哈哈哈笑着，掌起油灯，在炕边上寻着，搜着，忽然大叫一声，脸色都黄了，尖声悲哀地喊：“我的妈吔——”

    我跳下炕来，接过他手中的煤油灯，在他看过的地方查看。老天爷！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排成一条军用地图上的箭头似的长线，一直连到炕席上。整个三面墙壁上，有这样七八条由臭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长驱直入，向炕上睡熟的活物偷袭，一见灯光和人的声息，那些大的小的臭虫大军，立即溃散，纷纷逃匿隐蔽到墙缝里去了。我吓得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直想呕吐，坐在长条凳上，又蹦起来，似乎那百年古物的缝隙里，也埋藏着这样的甲兵。

    “话说托尔斯泰和曹雪芹，一路走来，已觉腹饥腿沉，就在水沟一家客店投宿。盖的鸭绒薄缎被，枕的落风软枕，正睡到好处，忽闻飞机轰鸣，震耳欲聋，睁眼一瞧，万千饿蚊翻腾俯冲，扑面而来。两人正在惊慌，忽见四面山野里，摆出六六条长龙阵，装甲车和坦克铺天盖地，如同潮水般围卷过来……托尔斯泰丢了安娜，曹雪芹甩掉红楼里的小姐丫头，夺门而逃……”惠畅站在脚地，即兴演讲出顺口胡诌的评书，已经笑得前俯后仰，我也捂着肚子，只觉笑得疼痛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