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左联”

    茅盾和秦德君坐春风雨飘摇的船，1930年4月5日秘密地回到上海。好友叶圣陶赶到码头去迎接，并对这对漂泊归来的情人，作了安排。

    回到上海的当天晚上，茅盾面带愧色独自悄悄地回到家里，还是母亲来开门。

    在昏暗的灯光里，见母亲咳得厉害，知道母亲为这家、为孩子劳累了，加上这几天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容易犯气管炎。母亲到厨房里一会儿，就给茅盾端来热腾腾的饭菜，她看着儿子那疲惫的脸，絮絮地告诉说：亚男和阿霜已在尚公小学读书，亚男是三年级，阿霜是一年级。德沚是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同时在工人夜校工作。末了，还劝茅盾，“与那个女人早点分手，这个家少不了你的。况且，现在你也正要做事业的时候，纠缠在这种纠葛里面，恐怕你今后的路更难走”。茅盾是孝子。母亲那番语重心长的话，茅盾听得心里七上八下，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便说：“妈妈说得对，我回来，就是和妈妈商量这件事的，既然妈妈有这个意思，我想办法尽快回来。”茅盾母亲一听，叹口气说：“德沚一个人在这里，也够艰难的。我老了，也离不开她了。当初你们结婚时，我就讲过，我没有女儿，我是把德沚当女儿看的，也当作女儿一样调教她的。”说到这里，停一下，又告诉茅盾：

    “冯雪峰住在这里。”

    这时，孔德沚推门进来，她刚刚从夜校里回来，见茅盾回来，满脸惊讶，“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茅盾讷讷地说：“刚刚到。”这时，茅盾母亲接上儿子的话，对德沚说：“德鸿回来，还要避人耳目，这几天家里准备准备，准备好后，德鸿就回来。”这时，气氛轻松了许多，话也多起来了。

    “目前我要找公开职业不容易，妈妈刚才说得对，我还只好蛰居租界，继续卖文为生，好在文章写出来书店老板还肯要。但景云里这个地方大家已经都知道，因而这个家要搬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样倒安全些。”过了一会儿，茅盾带着歉意的目光，对夫人说。

    “这样也好，换好地方后，我也回乌镇去了，两个孩子，德沚自己可以带了。”

    茅盾母亲进房间替两个孩子盖好被子后，出来听茅盾这么说，果断地同意儿子这个想法。

    德沚吁了一口气，“让妈妈作主吧。”也同意茅盾母亲的主意。这时，茅盾母亲见德沚也转过弯来了，十分高兴，说：“现在时间还早，你们两个去隔壁看看叶绍钧先生，德鸿走后，他对我们非常照顾的。”于是，茅盾和孔德沚一起去隔壁拜访叶圣陶。感谢他两年来对茅盾家里的悉心照顾。叶圣陶是个厚道人，待人真诚。

    叶圣陶说：“应该应该”。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茅盾夫妇说：“雁冰兄回来，鲁迅还不知道，现在已是深夜，和你们一起去看望他一下。”茅盾和孔德沚都表示同意。于是，茅盾夫妇和叶圣陶一起去拜访鲁迅。

    鲁迅家就在后面，转个弯就到，鲁迅正在灯下写文章，见茅盾从日本回来了，非常高兴，问了不少关于日本的情形，因为鲁迅离开日本后，还没有回去过，他回忆了在仙台读书的情形，描绘东京上野樱花烂漫的情景，回忆藤野先生的为人和教学方法。茅盾问鲁迅先生，近来在写些什么？鲁迅告诉茅盾，近来在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

    刚刚从日本回来，对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些隔膜，因此，茅盾一回到上海，没有立即埋头创作，而是秘密拜访了一些熟人、朋友和亲戚，从他们那里打听一些1930年中国上海的情况。当时，茅盾的表叔卢学傅（鉴泉）去慕尔鸣路用12万银元向同乡富翁徐冠南购得一座花园，这座花园占地方不广，却有楼台亭阁，水树回廊，还有荷花池、九曲桥、假山瀑布之类造景，内有一座五开间的中式厅楼，后进筑有一个小戏台。所以，茅盾首先去拜访他，走进这个气魄很大的花园，一种大户人家的特有氛围扑面而来。已在这里作寓公的卢学溥满脸红光，把茅盾让进客厅，一坐下，卢学溥朗声说道：“我听说你要回来，果然！”茅盾一怔，心想刚回来几天，怎么卢表叔就“听说”了呢？因而茅盾一笑，转而问道：“表叔何时听说我回来？”

    卢学溥捧起茶，吹了吹，微微一笑道：“不是汪精卫叫你回来的么？”茅盾一听，更为惊讶，连连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此时汪正联合冯玉祥、阎锡山以北平为大本营，号召“讨”蒋，两方军队，正沿津浦路作战。卢学溥也觉得奇怪，没等开口，茅盾又解释道：“如果是汪精卫叫我回来，那么，我该从日本直赴天津再进北平，何必绕道上海？”卢表叔点点头，说：“如今捕风捉影的谣言很多，不理它算了！”

    后来，茅盾成为卢公馆的常客，茅盾从卢公馆来往的客人中，了解到南京政府的动向，也从南京政府的动向中，了解到中共土地革命战争的一些零星情况。但不久，茅盾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和中共秘密组织来往。

    成为“左联”的成员之一。

    有一天，老友杨贤江悄悄地问茅盾，“有人想同你谈谈，你愿意否？”

    “是谁这么认真，见面还要先征求我意见？”茅盾一听，疑惑地问。

    杨贤江一笑，认真道：“是冯乃超。他说两年前曾与你打过文字仗，怕伤了你的感情，不敢贸然来访，只好先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冯乃超？”茅盾想起来了，虽未见过面，但知道他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文章写得很尖锐，很有火药味。茅盾沉吟有顷，道：“好，什么地方见面，由你给安排吧！”“在我家如何？”杨贤江说。“可以呀”。茅盾也一脸正经地说。

    第二天，冯乃超准时来到杨家，二人一见面，茅盾才知道冯乃超是日本留学生，因此两人便谈起了在日本见闻和感受。在闲谈中，茅盾又知道冯乃超的女友李声韶是李汉俊的侄女、李书城的女儿时，十分感慨，他告诉冯乃超，他和李汉俊是老朋友了，“汉俊绝顶聪明，我编《小说月报》时，唱独脚戏，汉俊帮了我不少忙。我们又经常在一起开党员会。知道他留学日本，除日文外，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在上海时，他自奉甚俭，除香烟瘾特大外，别无嗜好，衣服朴素，像个乡下人，乍见时，谁也想不到他是通晓几国文字的留学生。他那时的理论水平很高，他给《小说月报》写稿，介绍欧洲文学运动，很受读者欢迎。可惜他个性很强，因不满陈独秀的作风而脱离组织回武汉去了，后来我去那里，又见面了。汪精卫叛变之后，汉俊在湖北省当教育厅长，他力持正论，为共产党辩护，揭露汪派反动实质，同时又与财政厅长詹大悲二人天真地认为，国民党右派只是杀共产党人，没有躲避，结果他们还是被杀了。可惜呀可惜。”

    冯乃超听了茅盾那番话，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茅盾的话说：“他是上了南京政府通缉令的，所以被杀害了。他还不到40岁呢。”

    茅盾点点头。

    冯乃超掉转话头，问茅盾：“沈先生知道不知道上海成立了‘左联’？”

    “左联？”茅盾说：“听朋友谈起过，但具体情况不知道。”

    “今天我就是代表‘左联’专程来邀请沈先生参加‘左联’的。”冯乃超又说。

    接着，冯乃超又向茅盾介绍了“左联”的筹备和成立经过，已参加的人员情况，并拿出一份油印的“左联”“纲领”递给茅盾：“沈先生看一下，看有什么意见。”

    茅盾仔细看过材料，便说：“不错，很好。”

    “那你是否愿意参加？”冯乃超接着问道。茅盾莞尔一笑，沉吟一会儿，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依据‘纲领’的规定，我还不够资格呢。”

    冯乃超不知道茅盾心里在想些什么，便笑道：“沈先生过谦了。”说完，拍拍手里这份材料：“这份纲领是大家奋斗目标，只要同意就可以了，你不必客气。”

    茅盾不好再说什么了，便点点头说：“那好吧。”冯乃超自己任务完成，十分高兴。接着又向茅盾介绍了“左联”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茅盾听来，“左联”

    似乎很活跃。

    对“左联”，茅盾后来有很高评价。

    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伟大的功绩。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奠基者和播种者。这个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而“左联”

    则是它的核心。“左联”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创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养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等方面，都作出了辉煌的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抗日战争中，以“左联”为核心的这支队伍撒向全国，成为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坚。全国解放后，这支队伍又成为全国各条文艺战线的骨干和核心。可以说，无视“左联”的作用，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史。

    然而，当时茅盾对“左联”的一些作法，由于经历过大革命那样风风雨雨之后，在政治上更成熟了，因而保留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对左联那种类似政党活动的一些活动，茅盾并不热心参加。因为这些文人的热心，在茅盾看来，幼稚和可笑。而他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当面反对，会挫伤这些文艺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有违组织原则，所以茅盾采取不热心参加这样一个办法。

    比如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本不该左联成员做的事情，茅盾从未参加，当时一些年轻的左联成员，对茅盾这样的态度不以为然，甚至很有意见。

    而冯雪峰却对那些年青朋友解释说：“茅盾年纪大，身体不大好，不必要求他也和大家一样去上街游行。”实际上，茅盾当时亦只有三十多岁。

    茅盾听到冯雪峰有这样一个解释时，哑然失笑。

    参加“左联”一些会议之类的活动，还是必不可少的。因而离群索居两年多的茅盾，仿佛又忙碌起来了。刚答应冯乃超参加“左联”不久，“左联”

    就通知茅盾，让茅盾去福州路参加一个“左联”大会，冯乃超在会上作政治形势报告，说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要求大家毫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会上，茅盾发现“左联”成员都以青年作家为主，而且郑振铎、叶圣陶都没有参加，感到很纳闷。事后问冯雪峰：“西谛兄和绍钧兄怎么都不参加‘左联’？郁达夫倒是其中成员，是何缘故？”

    冯雪峰说：“振铎和圣陶他们，主要是多数人不赞成，所以没有进来；郁达夫是鲁迅介绍的，所以大家才同意。”说到这里，冯雪峰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圣陶那里，我已经去做过解释工作，免得他多心。”

    “这样做，总不好。把这样优秀的作家关在门外，不利于工作的。”茅盾表示反对这种关门的做法。“鲁迅也反对这样做。”冯雪峰接着茅盾话茬说。

    五月下旬，“左联”又召开大会，主要是组织号召参加“五卅”纪念示威的事，会上，通过了盟员一致参加五卅纪念示威的决议，并把盟员分成小组。鲁迅也来参加会议，他用浓重绍兴口音说：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要“左联”每个成员思想要坚定。他还针对“左联”成员的思想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茅盾发觉鲁迅讲话和他的文章一样，非常尖锐深刻。

    “左联”的激进的活动，使茅盾认识了胡也频等青年作家，但它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唯恐这些年轻的作家们再闹出一个五卅、五四来。9月30日，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便签发了“取缔”左翼作家联盟、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等组织的密令，12月又颁发了《国民政府的出版法》四十条，对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施加种种限制。

    自然，国民党的这些伎俩，对茅盾来说，并无惧怕，对“左联”那些类似政党的做法，也不以为然。茅盾和鲁迅谈到“左联”时，也交换过这些看法，鲁迅听后，有同感，淡淡一笑，说：“所以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这时，茅盾秘密搬家到了静安寺附近，刚刚安顿好，同乡老友徐志摩却带了一个外国女人找到茅盾这个秘密新居。听得叩门声，茅盾见是徐志摩，吓了一跳，这次秘密搬家，志摩怎么就知道了？忙问：“志摩，你怎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徐志摩依然那么潇洒，活泼，看到茅盾那一脸惊讶，没有正面回答，却说：“我给你带来个客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北平的记者，叫史沫特莱。”吏沫特莱是个非常爽朗的人，立刻伸出手，用英语对茅盾说：

    “对不起，打扰了。”茅盾也用英语回答：“欢迎欢迎。”忙请大家进屋去谈。

    进屋后，茅盾为徐志摩、史沫特莱沏上茶，徐志摩忙说：“这几年老兄转到文学上，成就很大，早几年我见到《幻灭》发表，就猜出是出自老兄之手，后来，果然！让我猜中了，连云少爷也不得不承认。”茅盾笑着点点头。

    讲起《幻灭》，史沫特莱知道茅盾的三部曲，合成一集，以《蚀》命名出版。

    便说：“沈先生的《蚀》出版，能不能送我一本呢？”话语里，十分直率。

    茅盾点点头，“可以可以”。忙起来，去房内取来两本书，签过名后，分别送给史沫特莱和徐志摩。史沫特莱拿起《蚀》，翻了一下，看见扉页前的作者的照片，端详一会儿，抬头看看眼前这个小个子作家的模样，笑道：

    “Likeayounglady.”意思是说像个年轻的太太。说完，茅盾和徐志摩都笑了起来。

    大家又谈了些北平、上海文艺界的形势，徐志摩和史沫特莱便告辞了，但茅盾和史沫特莱的友谊，却从此开始了。

    1930年8月，茅盾的老友瞿秋白夫妇从莫斯科归来。并用暗号给茅盾写了一封信，约茅盾夫妇去聚谈。茅盾夫妇和秋白夫妇已是多年不见，便按约去秋白秘密住所拜访，旧友相聚，自然十分欣喜，茅盾向秋白诉苦道：“自从日本回来，发现国民党仍耿耿于怀，称我的文章‘不无宣传共党嫌疑’，所以只好当专业作家了。”

    茅盾显得十分无奈。二人谈起往昔峥嵘岁月，都唏嘘不已。茅盾向秋白打听胞弟沈泽民在苏联的情况，秋白告诉茅盾：“泽民、琴秋不久就要回国了，琴秋生了一个女孩。”茅盾、孔德沚听了，都十分高兴。停了一会儿，秋白问茅盾：“打算写哪些小说。”茅盾说：“想写些历史小说。”秋白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写历史小说，也可以反映现实斗争。”秋白还为茅盾讲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从秋白那里回来没有几天，茅盾得知胞弟沈泽民化名李明扬，秘密回到上海了，但中共的交通员没有接到沈泽民，十分焦急，便到茅盾家里探听，茅盾夫妇才知道沈泽民已回上海。

    没有找到沈泽民，中共中央十分焦急，因为知道泽民带有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示，即后来史称“十月来信”。于是，茅盾和中共组织商议，拟个只有泽民才知道的启事，启事如下“阿二，家庭小事口角，何必出走，慈母以只生我兄弟二人而不和睦，甚为焦急。兄现已来沪，暂寓某某处，以十日为限，见报速来相见。”这条启示登遍上海各报，但仍不见泽民踪影。

    于是，茅盾又和中共交通员商议，再发一个启事：“罗美老弟，有事相商，请来某某处，博古。”这里的“罗美”是泽民的笔名。但这则启示登出后，也没有回音。所以中共组织急得团团转，生怕出意外，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和杀害。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茫茫人海中，杨之华在一个工厂门口，碰到沈泽民。才算又和中共接上头。原来泽民回上海后，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不敢去找熟人，因错过接头时间，他只好去租一个住房，伺机与组织联系。

    时间一长，他想进工厂做工，以便找到组织。所以，他在一个工厂门口徘徊时，被杨之华碰见，遂接上组织关系。胞弟沈泽民回来不久，弟媳张琴秋也转道东北回到上海，泽民进中共宣传部工作。琴秋做女工工作。

    此时，“左联”内部决定办一个刊物，并定名为《前哨》，由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负责编辑，在筹备过程中，“左联”发生五作家被害事件，消息传来，“左联”

    成员都义愤填膺，把披露五烈士的工作，作为《前哨》的第一期内容。茅盾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秘密印刷，左联烈士的照片，都是印好后，用手工贴上刊物内页的。茅盾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全国革命文化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发表在《前哨》上，通过秘密渠道，向全世界控诉。

    由于《前哨》直露的政治态度，秘密发行，也立即遭到查禁。于是第二期改为《文学导报》，继续顽强地出版。

    1931年春暖花开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奉命去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从此，茅盾和胞弟成为永决。沈泽民后来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两年后，1933年11月20日牺牲在苏区。5月下旬，冯雪峰到茅盾家里，要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茅盾表示推辞，雪峰告诉他，这是经过研究后的决定，并宽慰茅盾：“试试吧，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茅盾默认了。不久，瞿秋白因在党内遭到王明的排挤，表示想搞文学，所以，他有更多时间来领导“左联”工作，而茅盾则有更方便的机会去和秋白、鲁迅等商量“左联”工作。

    1932年底，《申报》的老板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副刊“自由谈”，茅盾、鲁迅、瞿秋白三人支持黎烈文，茅盾接连写《“自杀”与被“自杀”》、《紧抓住现在》、《血战后一周年》等文章，在“自由谈”

    上发表。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在《编辑室读者书》中说：

    “编者为使本刊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

    这里的“何家干”是鲁迅先生，当时秋白因政治原因，许多文章和鲁迅商量后，也用“何家干”的笔名发表，而“玄”先生，则是茅盾。因而这段时期，茅盾和鲁迅、秋白三人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以后，茅盾的活动就多了，会议也多了，并且经常出没在左翼人士的活动场所，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茅盾和冯雪峰等到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出来，立刻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梢了，幸亏茅盾发觉，后来转换了几辆车，又走进一家银行兜了个弯，才甩掉那个尾巴，终于脱险。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左联”五烈士的被害，使上海革命作家们处在极度危险之中，1932年3月3日的《社会新闻》刊出《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一文，点名揭发茅盾、鲁迅：

    “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1933年4月，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回到上海，此时因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小说月报》被毁，就合计办一个《文学》刊物，郑振铎活动能力强，由郑振铎出面，请傅东华任主编，由生活书店出版，并成立一个由名人组成的十人编委，即茅盾、郑振铎、鲁迅、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洪深、徐调乎、傅东华。到7月，出版第一期《文学》，立即引起轰动，在上海沸沸扬扬起来，各种带恐吓性的谣言公开在一些刊物上。上海泮公展主办的周刊《微言》首先推出“茅盾被捕说，确否待证”

    的消息。过了几天，这个消息传到北平，北平的左翼刊物《文艺日报》在7月11日也登了这个消息：

    “中国著名小说家茅盾氏于6月27日在上海被捕，是否被害尚不明。近日上海作家相继被杀，已成恐怖世界。此种无理陷害已引起一般人之非难。”

    当时，茅盾被捕之说是误传，但茅盾在“左联”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文学创作上的强烈的社会意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倒是事实。因为7月14日伊罗生的《中国论坛》第二卷第八期上登出的当局要暗杀的黑名单上，就有茅盾的名字。不久，国民党对文学实行高压政策和暴力手段。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查禁普罗文学的密令，责成内务部审查刊物，“须更严密，毋使漏网”。而后又下令禁止出版“反动”书刊等，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神州国光社、良友图书公司，光华书局相继被捣毁。所以，茅盾在“左联”的活动天地里，面临的还是一片白色恐怖。但此时的茅盾，政治上更成熟，而方向也更明确，斗争也更策略，尤其与鲁迅、瞿秋白等思想家在一起，对形势的分析和观察，似乎更准确还在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之前，茅盾觉得自己的位置还在文学这个领域，用小说创作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小说又必须从生活中提炼，选取素材的，因此只好从自己熟识的生活写起。1930年11月至次年2月8日，茅盾写了中篇小说《路》，写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在写作过程中，他多次和秋白交谈，秋白对形势的分析，启发了他的思路。在这之前，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各地红军的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胜利，以及七月红军攻入长沙等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上海，消息向来灵敏的作家，自己也风闻了，而且秋白也证实了。这些，极大地鼓舞了茅盾，激起茅盾的创作欲望。

    因此，《路》的写作意图，就是想指出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青年的出路。《路》中的主人翁叫火薪传，名字本身暗示革命火种正在蔓延，必将成燎原之势，火薪传也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写完《路》，茅盾编了一本集子《宿莽》，书名暗示蒋政权压迫左翼文艺，虽甚残酷，然而左翼文艺必将发皇张大，有如宿莽是冬生不死或遇冬不枯的意思。

    写完《路》，茅盾又接着写《三人行》，但《三人行》是个不成功的作品，它没有达到作家预定的目标，所以当时瞿秋白读了这个《三人行》之后，对茅盾开玩笑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这话茅盾也认了。

    在这期间，茅盾搜集材料，更理性地研究了一些理论和现象，尤其在秋白的建议下，写了探讨“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的文章，即《“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这两篇文章，有力地促进了“左联”

    的理论建设。与此同时，茅盾和瞿秋白、鲁迅等一起，在“左联”内刊《文学导报》上写了不少富有战斗意义的文章，批判民族主义文学。

    到了1931年10月初，茅盾向冯雪峰提出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专事创作，结果，左联没有批准，却同意茅盾请长假，从事创作。至以后来，茅盾依然一如既往地在“左联”中工作，茅盾还和鲁迅一起，为“左联”提供活动经费，鲁迅每月20元，茅盾每月10元。写《子夜》、编《文学》时还支持《北斗》，为“左联”

    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一直到1936年2月“左联”解散，茅盾始终是一个“左联”带头人。而且，“左联”时期，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多产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