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林家铺子》和《春蚕》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大上海，茅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黑乌鸦似的纸片灰撤遍半个上海城。茅盾原先拟在杂志发表的《子夜》部分章节，也在这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面对日寇的暴行，上海军民奋起抗击；茅盾与鲁迅等上海文化界人士连续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等，义正词严，谴责日寇的暴行。不久，茅盾在一篇评论《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中，大声疾呼，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为反帝斗争服务，作家一方面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阴谋，另一方面要唤起民众，投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

    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天气也暖和了，桑树暴出指头大小的嫩叶，油菜花也金灿灿地散布在上海郊区及杭嘉湖平原。和茅盾住在一起的母亲，此时执意要回乌镇去住一段时间，那里还有老屋在，还有一些亲戚，虽不大走动，但也十分热络，这也是茅盾母亲的惯例——天气暖和时，总要回乡住一段时间。

    5月初，杲杲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大地上，软软的春风随意吹拂细柳。

    茅盾带着上海的战争硝烟味，陪伴母亲回乌镇。从上海坐火车到嘉兴，一路上，被践踏的油菜田里，一群一群士兵，百无聊赖有气无力地在挖战壕。火车上，一些人都在看从上海地摊上买来的“推背图”、“烧饼歌”等预言书，茅盾也带了一本金圣叹手批的《中国预言七种》，车厢里议论的，不是斗志昂扬的抗战，而是预言书里那些“天意”。

    一个坐在茅盾边上的人说：“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一个老者环顾左右后，一本正经地说：“你看，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不过，国人先笑而后号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说到这里，他咳了一下，往地下吐了一口痰，接着又说：“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

    ‘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有人顺着老者的话，附和着。不料那老者，很不以为然，哼了一声，说：“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车厢里热闹起来，旅客们都争先叙述自己听到的“真命天子”的故事，活灵活现。而车厢外，依然是零乱的油菜花香，依然是一队队看上去懒散似的恹恹的士兵，打堆在昔日整片的菜花田里。

    车到嘉兴，茅盾陪着母亲换乘去乌镇的小火轮。在小火轮船里，茅盾听到的，依然平民百姓对刚刚过去的战事的议论，各有所见，十分热烈。一个坐在茅盾边上剃着平头的旅客，操着浓重的乌镇话，说：“定规还要打！不打，太呒交代。东洋小鬼子就是几只飞机兵船厉害，东洋兵是怕死的！东洋兵笨手笨脚，不及中国兵灵活，引他们到里厢，东洋的兵船开勿进来，飞机不认识路，东洋兵一定要吃败仗！”

    “蛮对蛮对，松江造好一个飞机场了。火车来时，你看见铁路旁边掘战壕么？

    松江落来，一连有四道战壕已经掘好了。“另一个30多岁的瘦子旅客衬上去赞同道。

    这时，另一个旅客却叹口气道：“打，定规要打，不过，一路过来总不见兵，奇怪，……。”没等他说完，那个30多岁的瘦子便截断他的话，插进来说：“啊，老先生，你弄错了，中国兵不是沿铁路驻扎的，都藏在乡下。

    ——为啥？避避国联调查员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兴城里也不扎兵。

    不过，落去到陶家泾，就驻扎了两万多兵，全是驻扎在茧厂里！“

    大家一阵默然。茅盾问身边一位老乡绸缎店经理：“照你看来，是再打好呢，还是不要打？”

    “论理呢，一定要打。不过我们做生意人日子难过：上海开了火，钱庄就不通，帐头又收不起，生意上的活路断得干干净净了；近年来捐税忒重，生意本来难做，乡下人穷，乡庄生意老早走光；现在省里又要抽国难捐，照旧捐加二成，听说就是充作打仗的军饷，你想，不曾开火，先来从生意人头上抽捐了！”

    没等茅盾说，另一个旅客立刻接上去诉苦说：“抽捐去真和东洋人开仗，倒还呒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桩打东洋人，调啥格兵！”那个瘦子旅客抢着表示自己的看法。

    茅盾一听，笑了笑，给这几位同乡分析形势，最后坦率地说：“老百姓尽管一腔热血主张打，那结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当局所勿要。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着。”

    掌灯时分，茅盾陪母亲回到故乡乌镇，黑乎乎的小镇，似乎更衰败了，一些大的商店已经倒闭，几家几十年历史的当铺，也已歇业，只剩下市中心的汇源当了。

    在乌镇的那些日子里，茅盾目睹了1932年故乡的衰败，也目睹了乌镇四乡农村的丰收成灾的惨痛事实，目睹了一些店铺的努力和失败。

    清晨，还是春寒料峭，街上也相当冷清。但离茅盾家不远的汇源当大门前，却已人头攒攒，等候开门。茅盾特地起个早，赶到那里观察了解，发现在这青黄不接的五月里，许多人天不亮，就守候在那里。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偶尔也有去年留下来，嫌亏本而不卖的几斤丝，也拿出来送进当铺了。

    一直等到9点钟，当铺才开门，这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的挤轧，一片混乱。因为当铺每天只用120元的钱来营业，当完就停。因此，那些衣衫褴褛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就不能不拼命挤上前去。但就是这样，当铺连农民自己觉得最宝贵的蚕丝都不要！

    这一幅景象，引起茅盾不胜感慨和忧思：

    “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其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茅盾回到家里，过去常常来替沈家帮忙的老熟人——一个住在乌镇东栅的农民，茅盾称他为“丫姑老爷”，知道茅盾母亲从上海回来了，便进镇来看她。恰巧茅盾从外面进来，这个“丫姑老爷”向茅盾这个“沈家少爷”诉说农村的艰辛，他说：“少爷你看，我这个人向来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都不上，而且种的是自家的田。这二年来，也拖了债了，在村里也不算多，百把块钱。”茅盾一听，兴趣来了，忙问：“那你怎么还债呢？”

    “打算在‘头蚕’里还呀，今年‘头蚕，养得好，还清这点债是不成问题的。”

    丫姑老爷胸有成竹地回答。

    茅盾笑了笑，说：“养蚕？卖给谁？你的这点桑叶，不如卖叶，不要再去养蚕。”

    茅盾又把养蚕的危险说了一遍。

    丫姑老爷听着觉得有道理，但沉默了半晌，摇摇头说：“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呀，廿担叶有四十块卖得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廿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的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茅盾说到这里，望了一眼这个丫姑老爷，又说：“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

    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撑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

    今年蚕再不好，那就——“丫姑老爷苦着脸，向茅盾诉苦到这里，便嘎然而止。

    茅盾点点头，又安慰他几句，丫姑老爷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向茅盾告辞。

    茅盾在乌镇这几天，忽然对小镇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在研究上海金融经济过程中，本来缠绕心头的农村、乡镇的经济状况，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比较，也有了许多令人心酸的例子。镇上几个熟悉的小商人告诉茅盾：“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廿多家铺子。”诉说时，个个都哭丧着脸。茅盾在故乡的半个月时间中，所见所闻所感是一幅30年代悲剧画面，从这幅画面中，茅盾深深感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了，人情世态发生了变化，农村状况、小镇经济状况也同样发生变化，而且这变化是惊人的。茅盾安顿好母亲，只身回到上海。隔了两天，《申报月刊》的主编俞颂华来向茅盾约稿，并告诉茅盾，这稿子要在创刊号上发表。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此时，回乡半个月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幼时在乌镇生活时的商店情景，像放电影一般，在脑海里出现，忽然发现在这些见到的故乡商人形象中，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又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形象。

    于是，茅盾构思好后，于6月18日写完这个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小说写了一个姓林的小店老板，小本生意，因为不堪新军阀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逼迫破产出走，这又给小债户一击，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小说写好后，茅盾题上《倒闭》二字，作为小说题目，交给俞颂华。

    俞颂华连夜拿回去审读，发现这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但一看题目叫《倒闭》，便皱起眉头，觉得在创刊号上，恐怕老板会不开心，于是，便跑去茅盾家里，和茅盾商量，是否题目改一下，并建议用小说故事里主人翁的店铺，并虚化一下，叫“林家铺子”。茅盾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同意了。

    《林家铺子》刚刚在《申报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乌镇拍来电报，谓茅盾祖母高氏去世了。于是，茅盾冒着8月的酷暑，举家返乡奔丧。

    因祖母已80高龄，子、孙都长大了，手头也不拮据，所以丧事办得十分有排场。在3天的丧礼日子里，亲朋故旧，来吊丧者络绎不绝，茅盾又碰到春天见到过的丫姑老爷。那个丫姑老爷也是来吊唁的，沈太夫人生前待他们不薄，所以他即使家里再穷，也要来吊唁。

    茅盾问起他养蚕的情况、问起他还债的情况，这位丫姑老爷连连摇头，说“没有听少爷的话，养蚕丰收了，但却亏了本，不仅老债没有在春蚕里还掉，还添了新债。”言下之意，不堪回首。丫姑老爷还向茅盾讲述了养蚕丰收后，如何更加辛苦地去无锡等地卖茧，最后有的人得了病，雪上加霜等。

    茅盾听完丫姑老爷的叙说，唏嘘不已。他又忽然发现，农村也因一二八战争的影响，经济崩溃，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困惑。

    回到上海后，茅盾写完短篇小说《右第二章》以后，十月开始短篇小说《春蚕》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茅盾调动积储在脑海里的儿时信息，小时他随祖母养蚕，知道了不少养蚕的艰辛，今年的几次回乡所见所闻，又如烂断电影，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因此，《春蚕》写得非常顺利，到11月1日，已经杀青。

    这篇小说叙述了发生在江浙蚕乡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叫老通宝的蚕农，辛辛苦苦地养春蚕，并取得了丰收。虽蚕茧丰收了，茧厂却关门，原因是茧子受日本白厂丝的倾销，不值钱了。因此，老通宝一家劳顿一场不算，还因买叶借了债，蚕茧丰收了，生活却更艰苦了。老通宝气得一病不起。小说的结构灵巧又绵密，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

    《春蚕》脱稿以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冥屋》、《秋的公园》、《光明到来的时候》等散文。

    《春蚕》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后，立刻引起广泛的赞扬，朱自清肯定茅盾的创作路子：“我们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

    也有读者认为：“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惨酷景象，尽量暴露无余。”由于《春蚕》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夏衍化名蔡权声把《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成同名影片。这是茅盾的作品第一次上银幕。

    由于《春蚕》这个短篇小说的出现和启发，继《春蚕》后，这类丰收成灾的题材，也在新文学阵地上发展起来；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一时间十分热闹。

    见《春蚕》叫好，《申报月刊》俞颂华又来找茅盾，要茅盾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答应了，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一些报纸上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故事情节，在1933年4月写了《秋收》，写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后来又写了《残冬》，描写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们自发斗争已经爆发，显然，《秋收》、《残冬》的创作，有受《水浒》的影响，农民斗争有逼上梁山的感觉，但这在杭嘉湖蚕乡来说，倒是十分真实可信了。

    茅盾为营造这乡镇风景线，短篇、散文、速写诸文体方面，一齐努力，使这道真实的乡镇风景线，更加绚丽、更加可爱。1933年，他的小说《当铺前》，以乌镇所见的真实情景为背景，记叙了这人间惨剧的一幕；他的《老乡绅》、《速写》、《香市》、《乡村杂景》、《陌生人》、《谈迷信之类》，都是1933年茅盾的乡镇风景线上多彩的一笔！次年，即1934年，江浙遭受百年未遇的旱灾。乌镇四乡出现河流干涸的灾情，民谣有“民国廿三年，河港朝天”的说法，茅盾回乡，也目睹这些旱象和灾情，于是，茅盾又写了纪实性小说和散文《赛会》、《大旱》、《戽水》、《桑树》、《人造丝》、《疯子》等，这些作品，反映了30年代初，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的状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也揭示了政府的腐败及农民那种固执愚昧落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