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创作经验谈 我怎样写《春蚕》

    《青年知识》的主持人写信给我，希望我写一点所谓创作经验，并出了一个题目：“我怎样写《春蚕》”。老实说，在什么创作经验一类的题目上，如果我还有什么值得记下来的，那就早已写过了，除此而外，委实别无新的经验。可是《青年知识》既然叫到了我，看来是不能够交白卷的了。一时之间自己也想不出别的题目，那就来谈谈“我怎样写《春蚕》”罢。

    我不敢冒充是农家子。从我能所会说的时候起，见闻范围确也相当复杂，但从没在农村生活过。我幼时的大家庭是在一个十万人口的大镇（据一九三五年庐氏新修镇志），我家（自曾祖以来）并不务农，也不是地主，我幼年所见的乡下人不出下列二类：家中的佣人（女的居多）以及“丫姑爷”。我家有几代的“丫姑爷”常来走动，直到我们的大家庭告终。童年时代，一年有一度，我可以到乡下去一趟：这就是清明上坟。老实说，我那时并不喜欢乡下：我觉得乡下所有的，镇上都有，——镇上市街之外就有稻田和桑地，有河有塘；而镇上所有的，例如各种新奇的洋货，其中包括留声机和西洋镜，乃至走江湖的各样杂耍，乡下却都没有，乡下确比镇上单调得多了。

    我的母亲也是镇上长大的，她对于农村生活的情形也不会比幼小的我知道得多些，她也不大讲农村的情形。常和我家来往的亲戚世交也没有来自农村的，当然也不会讲到农村了。我幼年的环境就是这样与农村无缘的。十五岁以后，我离开故乡，进中学，二十以后，为了职业之故，长住上海，那自然和农村更加离开得远了。

    这些生活环境上的限制，使我不敢写农村，而只敢试试写《春蚕》，——这只是太湖流域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农村中一个季节。而为什么竟敢写《春蚕》呢？亦自有故。

    童年时代我的大家庭中的角色（我的长辈），只有一位是和农村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我的祖母。她是地主的女儿。祖母常常讲起她出阁以前的一个笑话：那时她家有个什么人故世了，我家送了礼去，礼单上有一项是“楮一千担”，照我们镇上的风俗，“楮”是冥纸一类的东西，普通以十担为单位，约如一包火柴的大小，“一千担”者亦不过一百包火柴那么大小一堆而已。但祖母的家乡（离我家乡约五十里）没有这风俗，所以当时她家的管家一看礼单上有一千担楮，就叫道：“那倒要多喊几个长工去搬呢！”祖母是喜欢讲这笑话的。当她向我讲这笑话时，她娘家的侄儿们（我的表叔们）虽然有不少位早已到日本学法政去了，其“洋气之足”实远过于我家，可是留在祖母记忆中的，依然是太平军以前的农村风光。

    而对于养蚕，她尤其有兴趣。当我童年之时，接连有两三年，祖母自家养蚕，只不过十来斤“出火”而已，当然是玩玩的性质；但因家里人都不在行，到底也临时找专门女工来帮忙。

    我对于养蚕的知识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家对于蚕特别有好感。我的母亲也喜欢养蚕玩儿，大概因为母亲的外祖父家是丝商，女人们也常以养蚕为一消遣，母亲是从小看惯了的缘故。直到后来我们住在上海了，母亲还象作实验似的每年养百把条蚕，而我的孩子们则在香烟盒内养十几条蚕，居然每条都作了茧子。

    养蚕离不了桑叶，我对于桑的知识却由来已久。上面说过，我的故乡虽然是十万人口的大镇，可是市街之外就有桑地。我幼年在故乡进高等小学，那高等小学的围墙外就有一片桑林；我到外祖父家去，就必须走过一段两旁全是桑林的街道。每年蚕季，在我们镇上就有“叶市”；这是一种投机市场，多头空头，跟做公债相差无几。而我家的亲戚世交有不少人是“叶市”的要角。一年一度的紧张悲乐，我是耳闻目睹的。

    这种操纵桑叶价格，剥削农民的“叶市”，到我写《春蚕》的时候，依然存在；可是另一种新的东西却早又发生而且业已过了全盛时期，正跟着“厂经”（机器缫的细丝）外销之衰落而走上了下坡路——这就是茧行。以我所知，在浙江嘉湖一带的茧行是有组织的：它们成为若干集团，每集团有其势力范围（呈准官厅，二十里内不得有新茧行开设），而这些集团又订有互相协定，操纵茧价，一致行动。茧行是剥削农民的第二关，因为这它资本雄厚，组织严密，比“叶市”更可怕些。我认识不少干“茧行”的，其中也有若干是亲戚故旧。这一方面的知识的获得，就引起了我写《春蚕》的意思。

    至于故事本身，平淡无奇：当时浙江一带以养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村，差不多十家里有九家是同一命运的。

    太湖区域（或者扬子江三角洲）的农村文化水准相当高。

    文盲的数目，当然还是很多的。但即使是一个文盲，他的眼界却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的事物。通常的看法总以为这一带的农民比较懒，爱舒服，而人秉性柔弱。但我的看法却不然。蚕忙、农忙的时期，水旱年成，这一带农民的战斗精神和组织力，谁看了能不佩服？（我写过一篇“速写”，讲到他们如何有组织地和旱魃斗争的，这完全是事实）。抗战初年，上海报上登过一段小新闻，讲到北方某地农民看到了一个日本俘虏就大为惊奇，说：“原来鬼子的面目和我们的一模一样！”可是在我们家乡一带的农民们便不会发生这样的惊异。

    他们早就熟知“东洋人”（不叫鬼子了）是何等样的面目，何等样的人。一九三○年顷，这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高潮。农民的觉悟性已起可惊人。诚然，在军阀部队“吃粮”的，很少这一带的农民，向来以为他们“秉性柔弱”的偏见，大概由此造成。可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一带的工业能吸收他们。事实早已证明，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能够斗争，而且斗争得颇为顽强的。

    这是我对于我们家乡一带农民的看法。根据这一理解，我写出了《春蚕》中那些角色的性格。

    自然，在描写那些角色的个性时期作用的，也还有我比较熟悉的若干个别农民。上面说过，我未曾在农村生活过，我所按近的农民只是常来我家的一些“乡亲”，包括了几代的“丫姑爷”；但因为“丫姑爷”，他们倒不把我当作外人，我能倾听他们坦白直率地诉说自身的痛苦，甚至还能听到他们对于我所抱的理想的质疑和反应，一句话，我能看到他们的内心，并从他们口里知道了农村中一般农民的所思所感与所痛。

    总结起来说，《春蚕》构思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国“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受苛杂捐税之困）丝厂主和茧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了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它和茧行也常常是一体）操纵叶价，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

    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我写小说，大都是这样一个构思的过程。我知道这样的办法有利亦有弊，不过习惯已成自然，到现在还是如此。

    《青年知识》既然出了这个题目，我就拉拉杂杂写完交了卷。这或者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但不敢说这就是正当的唯一的法门。生活经验的限制，使我不能不这样在构思过程中老是先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