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2)

    卞平甲不肯和他联名，他没有生气，甚至觉得这事儿本来就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要别人勉为其难。卞平甲的规劝，他自然也听不进去，既然不屈服这个环境，不屈服这些个混蛋们，不使自己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就不能仅仅像卞平甲那样洁身自好。他横了一条心非告不可，发下的一元五角零用钱全买了信纸和手电。夜里，犯人们呼噜呼噜地睡着了，他蜷在闷热的被子里，在手电筒的微照之下，写起来，汗，把被子都湿了……

    他坚信，四两正理能压千斤邪！

    施万云家的小屋里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听见笑声了，日子垂头丧气地过着，嚼不出一点儿快乐来。一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一类广播时，一家人便相顾无言。最近几天，在沉沉不起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些不安。

    最让宋凡不放心的是大女儿季虹。９４１厂作为全市的重点单位已开始了大清查，像季虹这类老走资派的子女即便什么事也没有，也是当然的涉嫌对象，何况她在广场事件中又是那么活跃呢。前些日子，安成被停职办了学习班，谁能保险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牵连别人呢？这几天，季虹每晚下班回到家，宋凡便先是紧张地观察着女儿的神态，继而又忐忑地询问着她在厂里一天的吉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丈夫都被揪斗隔离的那阵子，似乎也不像现在这般惶惶不可终日，那会儿是群众运动，大轰大嗡，反正一切都是乱的，而现在却截然不同了，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性，十一广场上的闹事当然也得以此类推。季虹若是真给查住，那就是“正式”的反革命了，不但她一辈子翻不过身来，做父母的也难躲一顶“背后操纵教唆”的帽子，真要那样，全家怕要永无宁日了。

    昨天，季虹下班回来，总算带回一个叫人宽一口气的消息，安成从“走读”学习班“毕业”了，虽然尚未正式宣布恢复工作，但显然已经渡过了审查关。下班的时候，季虹在工厂门口碰见了他，他用难以察觉的动作颔首同她打了个招呼，似乎是暗示一切平安，她则把自己的心领神会连同潜意的感激全都安置在一个隐约的微笑里了。

    “安成这人很成熟，他当然不会乱说的。”宋凡捧着一只热水袋议论着，看了女儿一眼，又问：“卢援朝一直没出什么事吧？”

    “他？哼，书呆子，一贯不关心政治，谁会怀疑他，再说，他只是去广场看了看，又没抄诗又没贴诗，他有什么事。”季虹说。

    “唉——”宋凡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好多天没来了，大概也是害怕了。不过，这一段彼此还是少来往的好。看江一明，就比较懂事，这些日子一直大门不出，避嫌嘛，省得人家背后说三道四，疑神疑鬼。倒不是我们有什么事不可示人，就是犯不着让某些人捕风捉影地乱说。”

    “哼！”施季虹愤愤地哼出一口气，“又跟前几年文化大革命似的，搞得人人自危。批邓，转弯子，说人家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谁服呀！反正现在人们也皮了，叫批就批，哄事儿呗！”

    宋凡一听到女儿这种大大咧咧的腔调就有点儿发急，“小虹，你这张嘴呀，没深没浅的，以后非出事不可，人家准会以为这些都是你爸爸的观点。”

    施季虹瞥一眼低头默坐的父亲，不吱声了。

    这些日子，施万云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心境十分抑郁，脾气也格外不好，整天不是垂着头便是板着脸。当着孩子们的面，他对十一广场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被镇压，没有表示出半点不满情绪，甚至还言不由衷地批评过季虹的牢骚怒骂。

    “你太偏激了。”他对女儿说，“要是都像咱们那样真心悼念总理，当然是好事，可在天安门广场上又烧又打，性质就变了嘛，咱们十一广场上不是也有人乱来，要冲这儿冲那儿的吗？坏人还是有的……”

    干吗要这么说呢？是为了怕季虹在外面胡说出什么出格的话，给她的激愤泼一点儿冷水呢，还是为了宽慰自己那颗被惶惑和疑虑弄得快要破碎的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常常陷入很深的孤独感中，觉得自己像个远离母亲、孤立无援的孩子，迷途的恐惧使他战栗得痛苦万分。

    “党啊，毛主席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老了，跟不上了吗……”

    宋凡这些天也常失眠，使她辗转反侧的倒并不是如同丈夫那样痛苦焦虑的思考。她只是觉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政治生活的大波大折，自己的神经已经越来越脆弱，再不想折腾，也再担不起惊吓了。她已经想好了，反正她所在的那个出版社是个撤销单位，人员还都闲着等分配，大概再等几年也不会有人来管，那时候她也就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地享天伦、度晚年，这对任何人都算不得是一种奢想。可眼下似乎又是一个不祥的关口，真是多灾多难。现在就只能巴望着虹虹不出意外了，她常常自我宽解地往好处想，“这股清查风也许就快平息了吧。”

    但是，萌萌，她一向没有去操心的小女儿，却突然提出一件事情来，把她，也把全家都震惊了。

    这一天吃罢晚饭，萌萌把桌子收拾干净，洗罢了碗筷，站在她面前，扭捏了一下才说：“妈，给我点儿钱行吗？”

    她觉得诧异：“你身上不是还有钱吗？”

    “我，想多要点儿。”小女儿吞吞吐吐的口气使她警惕起来。

    “你想买什么？”

    萌萌的话自然也引起了父亲和姐姐的疑惑，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她。

    “我要去看志明。”萌萌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果决起来。

    “看谁？”宋凡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疯话！你到哪儿去看他。”

    “我打听了，他现在在自新河农场呢，我要去看他。”萌萌的坚决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你胡来！”宋凡叫起来，她觉得萌萌的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

    施万云这一刻也觉得女儿的决定完全是荒唐的，禁不住插嘴说：“自新河，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是劳改农场，是监狱。再说离南州几百里远，偏僻极了，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嘛。”

    施肖萌自从那次参加了全市公审大会以后，这个强烈的愿望就占满了她的心。她悄悄四处打听周志明的下落，去西夹道问过邻居，去派出所问过民警，连公安局的接待室她也去过了，结果一无所获。直到昨天她不得不又使用了那个严君不让她打的电话，才算知道了他的确切行止。家里的反对是早在意料之中的，所以她的脸上毫无退缩的意思。

    “我主意定了，非去。爸爸，妈妈，你们给我一点儿钱就行，只要二十块。”

    “不行！”宋凡咬死了口，“你凭什么去看他，你算他什么人？我身体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还要气死我吗！”

    施肖萌的眼泪夺眶而出：“妈，他和我什么关系，你问我？那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他的，你，你，现在人家一倒霉，你就这么绝情！”

    施季虹觉得妹妹实在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脑子里还存着这么多浪漫得近乎荒诞的梦想，本来想讥讽几句，现在见她真的动了感情，便改用一种委婉的口气劝导说：“萌萌，这不是绝情不绝情的事，周志明究竟犯了什么罪，你完全了解吗？我知道，我知道，包庇广场事件的反革命，那不过是明面上的罪名，其实详细内幕你也不了解，你忘了上次在咱们家他对广场事件的态度了吗？我估计一定是他干了别的坏事了，要不干吗一判判了十五年？且不说你们原来就没确定关系，就是定了，为这么个全不托底的坏人，值得去殉情吗？”

    “好，好，别说了！”施肖萌抹了把泪水，“我不求你们！”

    施万云皱着眉头，勉强劝说：“萌萌！你冷静一点儿，这不是几个钱的事，是政治问题嘛。你爸爸，你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允许你和一个反革命保持关系。你想为了那点儿卿卿我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施肖萌痛哭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撕开了，父亲、母亲、姐姐……在这一瞬间，亲人们的脸都变得那么疏远陌生、那么冰冷可怖，她抬起泪痕道道的面孔，盯住了父亲。

    “爸爸，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了解他吗？你不是说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吗？他现在是反革命，可你，你难道没当过反革命吗？他怎么没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嫌弃……我们？”

    女儿的目光像是哀求，却又那么固执；满含着可怜的泪花，却又包蕴着一丝怨恨；声音抽噎断续，却如重锤砰砰地叩击着施万云的心，那常在不眠之夜袭来的惶惑又笼罩在他心头。他垂下眼皮，避开女儿针刺一般的直视，好半天，才用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

    “好，你大了，你的终身，自己做主吧。”

    但是宋凡依然毫不让步，一连三天，天天盯着小女儿，连上街买菜都陪她一道去。肖萌虽然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但也再没重提去探监的念头，宋凡也稍稍松了口气，她想那天晚上孩子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心气平静下来也就完了。到了第四天，她的腰疼病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发作，焐着热水袋蜷在床上，只好让肖萌一个人出来买菜。

    肖萌随便买了点儿黄瓜、西红柿，便从神农街把口的菜市场出来，她并没有马上拐进自家的胡同。站在路边踌躇少顷，过了街，乘上了一辆从南往北开的公共汽车，坐了三站路，在校场口下来，往东走了几十步，进了那家全市最大的信托商店。

    在收购部的柜台前，她摘下腕子上的手表朝里递过去。

    “委托呀？”一个年逾半百的老营业员看了看那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说：“这表可卖不了多少钱。”

    “您看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吧，我急等用钱。”

    “这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发票吗？”老营业员从花边眼镜后面透过怀疑的目光。

    这块半旧的“上海”表原来是姐姐的，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更新了块“梅花”，这只“上海”便传到她的手上。至于表是何时所买，发票是否还在，她都说不出。

    老营业员想了想，招招手对她说：“来，你跟我到里边来，商量商量值多少价。”

    她跟着他走进柜台后面的一间屋子，老营业员并没有跟她谈什么价钱，而是向一个中年人耳语几句，便扭身出去了。

    中年人走过来，手里掂着那块表，表情严肃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没工作。”她说。

    “你住什么地方？”

    “你们收不收？不收就拿来，又不是查户口，问住哪儿干什么？”

    “这表是你的吗？”中年人不再绕圈子，直言不讳地问了一句，见她瞪大了委屈的眼睛，解释说：“我们这儿有规定，委托表呀什么的，得凭买表的发票，没有发票就得开具单位证明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可你什么都没有……”

    这是她头一次典当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明规矩，愣愣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几个人从屋外大声争辩着走进来，其中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女同志突然跟她打起招呼来。

    “咦，施肖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肖萌也认出她来，大喜过望地叫道，“严君！”

    严君的一身警察制服爽挺可体，显出一副英武俊丽的体态。她略带惊奇地问肖萌道：

    “你是来卖东西的？”

    中年人把表递给严君，说：“她想卖这块表，可什么证明也没有。”

    严君拿过表看了看，随口问：“怎么了，卖它干吗？”

    肖萌垂下头，对于严君，她从内心里是信赖的、感激的，甚至觉得严君是她现在唯一可以与之倾吐的人，只是眼下人杂，无法启口。

    严君审视的目光在肖萌脸上转了转，挽起她的胳膊，轻声说：“走，咱们出去说。”

    严君对这里像是很熟，领着肖萌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穿过一个不大的院井，在通向信托店后门的一条阒静的夹道里站住了。

    “出了什么事吗？”严君的脸上并无多少表情。

    “我要去看他，家里不同意。”

    不用解释，严君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了，她断然地摇了一下头：“不，你别去，别干傻事。”

    严君的果断看上去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肖萌想笑一笑冲淡一下这种严肃的气氛，嘴角咧了咧，眼泪却先涌上来，她连忙把脸别向一边。

    “我打定主意了，我要去。现在他是弱者，需要温暖，需要同情。”

    “可你不想想，你又不是他的家属，你去了人家会让你见吗？就是家属去，也得先和劳改部门联系好了再去呀。再说，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烦恼，带来痛苦的。”

    肖萌摇着头，不让她说下去，“不不，他需要我，我知道他现在需要我去看他，需要同情、需要安慰，他太倒霉了，太惨了！”

    前面房子里，有人在高喊严君的名字，严君把手表塞在肖萌手里，说：“你别想得那么容易了，自新河农场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在建国公园门口见面，正门。我详细跟你讲，表，千万别卖了。好，晚上七点半。”说完，她匆匆扭身朝前屋的喊声跑去。

    施肖萌站在夹道里怔怔地发了阵呆，茫茫的心绪沉甸甸地堵在喉咙上。她从后门走出去，坐车寻原路回到神农街。这一天，做饭、收拾屋子、看书，她机械地、发痴地干着照例要干的事儿，而真正的思绪却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严君的意见同家里是一致的，但比起家里来，她的话似乎又格外有分量。“难道我真的是在干傻事吗？”她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这到底是不是一时虚妄的冲动？我的决心真的那么牢固吗？在一个有十五年刑期的囚犯身上去寻觅无法实现的爱，去寄予菲薄的同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又何以为了结呢？这些，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和权衡呀！也许，严君是对的，家里是对的，而我，我就是去了，就准能名正言顺地见到他吗？要是不去……不不！”公审大会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周志明那被人揪住头发而仰起来示众的脸是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悲惨不忍一睹。这张脸在她心里刺下了抹不掉的印迹，一想到这张脸，一股义无反顾的责任感便填满她的胸怀，“他需要同情，需要怜悯，需要我，我得去！”

    整整一下午，两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此起彼落地翻覆着、摩擦着、斗争着，一会儿，她觉得应当实际些，一会儿，又觉得种种顾虑实在是一种市侩的计算。一直到去建国公园赴约的时候，她依然是矛盾的、徘徊的，她无法预料如果严君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劝阻话来，她此行的决心会不会彻底崩溃掉。

    她是找了个去同学家串门的借口才出来的，母亲用戒备的目光在她脸上审视了好久，总算没有拦她。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离约好的时间还早十分钟，她便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

    节气已经过了立夏，天气一天热似一天，晚上进公园消夏纳凉的人群纷至沓来，公园门前的空场上熙熙攘攘。天色慢慢幽暗下来，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七点半的一记示响，钟楼的顶尖也被天边余下的一片黄昏薄暮的深紫，衬出一个近灰的轮廓，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青晃晃的光线水一般地泼在反光的马路上，有种阴森森的视感。她就着路灯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钟了，仍然不见严君的人影，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她离开公园大门，正要沿迤西的马路走到公园汽车站去，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扭过身，只见严君穿一身便服，拎着一只颜色素淡的尼龙布兜，朝她跑来。

    “忙到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车又不顺。”她微微喘着，并没有说什么抱歉的话。

    她们顺着街往西走，都没有急于说话，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扩展着。拐过街角，在路灯光照不及的暗影里，严君停下脚步，说话了：

    “我，呆会儿还得去市西分局，你拿着这个。”她从尼龙兜里掏出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塞到肖萌手上来。

    是钱！肖萌手指触在那硬挺光滑的纸面上，她看到手上握的，是三张十元面值的簇新的人民币，不由慌乱起来。

    “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我自己有办法，我不要……”她一迭声地把钱推回去。

    严君根本不去理会她那伸过来的捏钱的手，用一种极为果断的口气说：“我打听了，得坐慢车，每天早上七点二十从南州郊区站发车，中午就能到自新河了，然后还要换坐公共汽车。来回路费十二三块钱足够了，剩下的，你给他买些东西吧，他不抽烟，买点儿糖吧，别买太高级的，犯人有规定的食品标准，太高级了就不让他收了。”她顿了顿，声调有点发颤，“你，多费心吧，……谢谢你！”说完，扭过身，头也不回地跑过了马路，一辆刚巧进站的无轨电车把她带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肖萌手里攥着那几张已经被捏得发烫的票子，木然站在马路边上。从严君最后两句话的声音中，她察觉到了她内心的激动，而自己感情的波澜也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牵动起来，决心和勇气终于重新凝结在一起，她毅然向车站走去。

    但是，严君的某些细微的表情又使她困惑不解，“她干吗反要谢谢我呢？”在公共汽车上，她这样想着。

    小火车“咣当”响动了一下，开走了。施肖萌茫然站在清清冷冷的站台上，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同刚才那辆小火车一样老旧的小小车站。在一排简陋的砖房旁边，有些木栏杆向左右延伸，栏杆上早已胶满了狼藉不堪的灰垢，唯一新艳的，是贴在上面的用粉红纸写的一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

    她提着一只不大的提包随着零落的乘客走出站台。按严君的告诫，她没敢买什么高级食品，提包里只装了两包普通糖块，一包点心和几斤苹果，显得空晃晃的。刨掉回去的车费，身上还剩下十几块钱，她不知道这些钱能不能被允许留给他。

    出了车站，不知该怎么走，手搭凉棚，四处望去。这里，除了几段被芜草蔽没的年深残毁的断墙之外，便全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了。收割后的麦田在暑气蒸烤下散发出异常干燥的气息。远处的大道上，一辆大约是慈禧太后年代的大鼻子汽车停在那儿，她盲目地随了人们向汽车站走去。

    汽车的拉门前，站着一位身材矮胖的姑娘，脖子上挎着皮制的售票夹。高声叫着：“快点儿，跑两步，开车啦！”

    准备上车的人跑起来，她也随着加快了脚步，到了车跟前，她对售票员问道：“同志，去自新河农场，坐这车……”

    “上车吧。”胖姑娘不等她说完就挥挥手，“这就是农场的环行班车。”

    这可真是辆老古董车了，柴油机引擎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开动起来，整个铁皮车身都在左摇右晃。肖萌紧张地抓住一只座位的扶手，显得有点儿狼狈。售票姑娘靠在油漆斑驳的拉门上，身体随了车子的晃动，倒融合进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之中。她老练地招呼着乘客买票，不住地同熟人谈笑风生地闲扯，肖萌好容易凑了个她低头数钱的机会，问道：

    “同志，我是来看人的，请问该在哪儿下？”

    “那个人是哪个分场的？”胖姑娘反问。

    “自新河农场……”

    “我知道，一下火车就算踩上自新河农场的地圈了，我问的是哪个分场，这儿有八个分场，还有几个工厂……”

    “我也不知道哪个分场，可能……”

    “那个人是干吗的？”

    “……”

    “噢，是犯人吧，”胖姑娘恍然地说，“你是不是来探视的？”

    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

    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

    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

    “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

    “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

    “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

    “什么？”

    “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

    “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

    “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

    “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

    “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

    “我没工作。”

    “户口本带了吗？”

    她愣在那里。

    女干部有些不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

    “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

    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

    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

    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

    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

    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

    “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

    “我是他未婚妻。”

    “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

    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

    “地址也不留了吗？”

    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憎。

    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埋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

    “同志，请问去砖厂怎么走？”

    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

    “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

    “找人。”

    “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

    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

    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戛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

    “喂，小鬼，要不要我们给你捎个脚啊？我们也是去砖厂的。”

    她犹豫起来。那人又笑着说：“凭你这两条腿呀，怕要走到后晌去了，上车吧。”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车。不知道这老头儿还得问她什么，她低着头，不说话，车子又开动起来。

    “姓什么呀，小鬼？”

    看，来了！“姓史。”她灵机一动，话到口边把施音念成了史音，这样就算以后给查出来，也还可以圆。

    “砖厂有亲戚？”

    “有，是犯人。”她索性自己先说了。

    “噢，叫什么？”那人的目光漫不经心地飘向车窗外边。

    “叫周志明。”

    “周志明？”那人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思索着说：“是原来在市公安局工作的那个吗？”

    她点了一下头。老头儿显然有了点儿兴趣：

    “你是她什么人呀？”

    老头儿的表情没有半点儿恶意，但她仍然不愿多说话，“未婚妻。”

    “啊——”老头儿点点头，又把视线移向车外。

    一路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到了砖厂，老头儿领她找到了一个姓常的干部后才办他自己的事去了。

    这个干部有三十多岁，一副阔边眼镜给他不怎么好看的脸上添了些文质彬彬的风度，他把她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问道：

    “不是叫你回去等通知吗，场部没跟你说？”

    施肖萌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哀求过别人，“同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求求你让我见一面吧，哪怕一分钟半分钟也成，求求你。”她望着那人的脸，心里有点儿急了。

    那人扶扶眼镜，郑重其事地思考了一下，说：“你先坐一会儿吧，我们研究研究。”

    那人走出了屋子，她满心焦急而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屋子里的摆设不多，办公桌、文具柜，都是那么简陋、陈旧，墙皮上暴起一块块白花花的硝渍，叫人看了挺恶心；房顶大概是被冬天里取暖的炉子熏的，乌黑一片，早已埋没了原来的本色。

    四周围很静，静得让人害怕，空气中重压着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有人从房前跑过，咚咚的脚步声沉重地砸在地上，在寂静中格外震耳。屋子的门吱地响动了一下，把她吓了一跳，看时，却不见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两个人在门外说起话来。

    一个细得像女人一样的声音：“马树峰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连犯人家属探视也得插一杠子，真他妈的……”下面骂的脏话她没听懂。

    另一个声音断断续续：“……跟他一起坐车来的，可能认识……”这是那个戴眼镜的干部。

    细嗓门儿又说：“……认罪态度那么坏，就不该让他见，况且……”越说越细，怎么也听不清。

    戴眼镜的干部附和着说，“马树峰既认识那女的，可能也认识周志明，要是让那女的见他，说不定她会把那份诬告材料直接捅到马场长那儿去。而且昨天小丁也问我周志明是不是写了份材料，我问他干吗，他又不说，哼，他对周志明倒是挺关心的……”

    “让他们捅去，我怕个什么，别说马树峰这么个挂名副场长，就是捅到陈政委那儿去，我也不怵。他那份材料我昨天又看了一遍，通篇都是攻击性言论，过两天我还想在犯人中公布出来呢。这家伙一来我就看出来了，那副公安干部的架子还端着哪，典型的‘乱说乱动’，非好好杀杀他的气焰不可。”

    这一段话，细嗓门儿也把声量放大了，施肖萌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虽不很了解其中的原委，但却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周志明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她心里害怕！

    戴眼镜的声音又低下去，“……那你看……”

    细嗓门儿赌气般地抬高声音，“叫他见，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嘛。你跟那女的交待一下，叫她也配合做做工作。”

    以后又静下来，施肖萌抬起手腕，那块没有卖掉的手表嘀嘀哒哒响着，时针斜指在十一点的位置上，一阵烦躁袭来，背上像爬上了毛毛虫，她魂不守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往窗外张望。

    “哎，”身后突然有人出了声，回头一看，戴眼镜的干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了屋，他拉开桌子的抽屉，一边找着东西一边对她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特殊照顾你一下，让你见，现在我先把情况和你介绍介绍。哎，你坐吧，坐吧。呃，周志明到这儿来……来了一个月了，认罪态度一直没有端正，表现是不好的，这样下去有什么前途呢？一点儿没有。你见了他，也可以从你的角度配合政府做做工作嘛，可以说说外面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也可以好好劝劝他脱胎换骨，认罪服判，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嘛。啊——”他拿出一个拴着小木牌的钥匙，“走吧，跟我来。”

    她跟他出了屋子，绕过这排平房，又穿过一条斜坡路，一个用电网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打开了离大门不远的一扇低而窄的小门。这是一间十几米见方的屋子，里面除了几张条凳和一张没涂漆的长形桌子外，一无所有。

    “在这儿等一会儿吧。你先看看墙上贴的探视须知，——接见时间只有十分钟，你先把想说的话考虑好了，谈的时候不准涉及案情；不准说不利于犯人改造的话；不准使用外语、暗语；不准打手语，不准……你自己看吧。”

    戴眼镜干部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走了，在这扇门一开一闭的刹那间，她看见了门外面的大院子，看见了那一排间隔整齐的黑铁门，一股心酸泛起，“这就是他住的牢房吧？”

    那人一去不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屋子的窗户都严严地关锁着，空间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闷热得几乎像个大蒸笼。已经十二点了，她耐着性子等下去。

    那扇门终于又开了，戴眼镜的干部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人。她紧张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张皇地从凳子上站起了身子。

    这就是他吗？

    他那种象牙般光滑明亮的肤色从脸庞上褪去了，双颊变得粗糙黧黑，满头泼墨般的软发也只剩下一层被晒干了油色的刺毛儿，还遮不住黄虚虚的头皮，那对深不见底的眼眸现在竟是这样憔悴、疲惫和呆滞，从满是灰垢和汗渍的黑色囚衣领口伸出来的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几根粗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触目惊心地蜿蜒在皮下……这就是他吗？她满眶泪水憋不住了。

    “小周，我，我看你来了……”只说了一句，喉咙便哽咽住。

    周志明并没有表现出她原来想象的那样激动和热烈，他只是在一见到她的瞬间发了傻，嘴唇微微张开，不知所措地喃喃着：“你来啦，你来啦……”

    她哭了。从他的声音中，一切期待和牺牲都得到了满足和报偿。她不顾危险来奔他，是因为要把自己弱小微薄的同情和怜悯给予他吗？不，她现在才明白，她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给予，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为了得到。因为内心的感情已经无可否认，她自己是多么需要他，需要他的爱和抚慰，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她扑到他的胸膛上，双肩抽动，有百感而无一言。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泥土和汗酸的混杂气味，她的手触在他单薄的脊背上，那肩胛瘦得几乎快要从汗渍板结的黑布服里支棱出来了。

    她盼着他能紧紧地拥抱她，但是他没有，却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砰砰砰！”一阵恼怒的响声压过她的欷歔，戴眼镜干部用门锁在桌上用力敲着，以十分看不惯的神情干涉了。

    “哎哎哎，周志明可是个在押犯，这儿是监狱，不能那么随便啊，又搂又抱的成什么样子！坐下谈行不行，这不是预备凳子了吗，要说话抓紧时间，！”

    她感到周志明的身子缓缓地往后退了退，她也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生怕由于自己的失当而致看守人员移怒于他，使他今后在狱中的处境更难。

    他们隔着长桌坐下来，她说：“志明，我很想你。”

    “你……”他很拘谨，直挺挺地坐着，“你好吗？你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他的声音轻得近于耳语。

    “他们都好，你怎么变成这样儿了，你是不是很苦，很累……”她恨不得把所有想要问的话都问了。

    “还有你姐姐呢，她怎么样？她和援朝他们都好吗？”他仍然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声音问着。

    “志明，你快说说你自己吧，你在这儿怎么样，你身体怎么样？”

    “我挺好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最近又去过知青办吗？我看如果……”

    “别说我了，快别说我了，”她几乎是哀求地说着，“我这么远跑来，我多想知道你的情况啊，你怎么这样瘦啊？全变了样儿了，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你以后可怎么办呀……”她说不下去了。

    “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吧。”他喃喃地、发呆地说。那个常干事站在桌子旁，看看她，又看看周志明，突然插进来说：“行了，到时间了，周志明，你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