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

    海岩：后来你就搬到丰台这边来了？

    吕月月：对，这儿条件好，也没人知道。

    海岩：你儿子呢？

    吕月月：我把他托给这儿附近的一个老太太了，我每天上午到老太太家去，和儿子在一起玩玩儿。

    海岩：我原来还以为你每天上午都忙着出去在别处另打一份工呢。怪不得好几天都见不着你。

    吕月月：前些天孩子闹病。

    海岩：和你过去的同事，像伍队长、薛宇什么的，还有来往吗？

    吕月月：没来往。前一阵在街上碰见了刘保华，他见到我挺惊讶，问我在哪儿发财呢，我说在皇族夜总会当服务员，他直犯愣，觉得我居然干这活儿真有点不可思议。

    海岩：吕月月，我也觉得你在夜总会那种地方陪人家喝酒，总不是个事情。

    吕月月：现在不让陪酒了，公安局总来查。客人少了，小费也少了，再下去恐怕我连“面的”也打不起了。钱对我来讲比别人更重要。海岩，你知道我在原来那家酒楼当领位时，领到第一份工资以后去了哪里吗？

    海岩：去哪儿了？

    吕月月：我去亚洲大酒店了。我在酒店一楼的那间“香港酒廊”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是坐在靠窗子那儿，坐在我和潘小伟第一次相对而坐的地方，也是要了一杯咖啡。

    海岩：你是想追寻什么，还是仅仅出于怀念？

    吕月月：怀念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一种忏悔，欲哭无泪，只能。

    海岩：对谁忏悔，潘小伟吗？

    吕月月：潘小伟，伍队长，薛宇，我的组织，我妈，我对不起一切人，因为我的幼稚，还有盲动。

    坐在这个酒廊的窗前，看着面前一杯浓浓的咖啡。这咖啡和茶几上的所有东西就像一幅静物画一样，使人清醒。这时候我才隐约看清自己灵魂和性格上的怯懦和浅薄，那么容易被诱惑，又那么容易失望。也许我从十六岁时被卷进那个丑闻开始，就造就了保护自己的本能，果断地，冷酷地，不假思索不假犹豫地保护自己，而不考虑是否伤害了别人。

    于是潘小伟和我就成了一对冤家对头，他同样耽于幻想易于失望，是一个喜怒哀乐着于心形于色的人。当幻想滋润他时，他就青春勃勃充满动力；当幻想破灭时，就心灵枯萎、灰心绝望。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幻想。我们不幸地忽视了这样一个认识：人如同树木一样也要枝枝杈杈地成长，而我们都把对方当作固定的雕像了，因此既不能容纳对方的缺点，又使自己变得神经过敏，总是全身心地期待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的生命。于是，当对方给我们一点点爱意或者无情，温暖或者冰冷时，都能逼使我们求生或者求死，陷入疯狂！

    于是，就有了这个孩子式的游戏和它的荒唐的结局。

    海岩：月月，现在你能够这样检讨反思，就等于有了重新开始的基础，这就是人的成熟的过程。关于整个故事的结局，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吗？

    吕月月：没有了。说不定我又办了一件傻事，没准你会失信发表这个故事，甚至把它直接卖给公安局，让他们知道当年我和潘小伟私奔的真相，让他们把我当叛徒抓起来。别看我辞职已经两年了，不知为什么我总预感到这事没完！

    海岩：现在再去告发你，对国家和社会好像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我只希望你能振作，你的失败的经历能使你比同龄人获得更多的人生养分。一个人经历了挫折和痛苦，常常就产生了同等的觉悟，说不定你今后会因此成为一个很有质量的人。

    吕月月：我现在从不幻想今后会是怎样，我今后最大的任务，最大的乐趣，就是带大我的儿子。按我母亲的意愿，儿子姓了吕。但我以后一定要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谁。他是潘小伟曾经希望得到的儿子。我决心用我的一生全力以赴地去爱，去换取他对他父母这段爱情的谅解。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我的儿子，千万别沾上我们吕家这一代一代断绝不了的厄运。我记得我说过我老是做一个相同的噩梦：我在一个车子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是潘小伟给我的，他把孩子给了我就不辞而别，任凭一个恶面凶手置我于死地……我现在总想那孩子不会就是我的儿子吧？

    海岩：对做梦科学家是早有解释的，你别那么迷信。

    吕月月：但愿如人所说，梦都是反的。

    尾声

    我对吕月月的采访，历时两月，凡二十六次，小提琴一案的来龙去脉，大体了然。

    采访多半在吕月月租住的那间寒窑斗室中进行，偶尔也找个僻静的茶楼酒肆，边喝边谈。我对吕月月的叙述做了详细的记录，在誊写这些记录时，顺手对文字做了适当的修饰和整理。我把整理过的厚厚的采访手记用一只粗牛皮纸的档案袋装好，如约锁进抽屉。

    整个春天我忙忙碌碌，没有再和吕月月联系，甚至连这个曾使我感叹一时的故事，也渐渐遗忘了。五一节前夕的一个周末，我去科学院采访一位学部委员，回家时母亲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个“吕”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母亲问我这位来电话的吕小姐是谁，认识多久了，干什么工作的。因我大龄未婚，女友不少，所以母亲带着既关心又习以为常的神态不紧不慢地盘问。我只好当着母亲的面给吕月月打电话，很正常地同她寒暄，而且特别问到她的孩子身体可好，作为对母亲的解释。

    吕月月在电话里约我见面。我问她是否有事，她说有事。我问急吗？她说急。我问是好事坏事，她说最好见面再谈。

    于是约了第二天见。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十点，我们约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快餐店见面。因为不到吃饭的时间，快餐店里人不算多，我们在二楼找了个角落对面而坐，一人喝着一杯冰镇的奶昔。吕月月请客。

    我问她：“你还在皇族夜总会干吗？”

    她说：“还在，不过最近我想辞了。”

    我问：“为什么，想换个工作吗？”

    她出语踌躇：“我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的，我有可能，怎么说呢，有可能要去香港了。”

    对于别人，去香港也许不算是件非常事，但对于吕月月来说，确实有点令人吃惊而且耐人寻味。我问：

    “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一位香港人？”

    “怎么说呢，前两天从香港来了个人，不知怎么找到皇族夜总会，说要约我出去谈谈，我开始还以为是个拈花惹草的色鬼呢。没想他拿出一张照片来，我一看，原来竟是潘小伟的照片，我吓坏了，简直不知所措。那个人自称是个律师，是受潘小伟母亲的委托来找我的，并且他很清楚地知道我有一个儿子。”

    说到此处，我似乎明白了吕月月突然约我见面的事由，这真使我意想不到并且感到兴奋，因为这个不速而来的香港客人，无疑是这个小提琴的故事的一个意外的进展和精彩的续集，我带着极大的兴趣问道：

    “那人想带你去香港吗？”

    “是的，他说他会很快替我和我的儿子办好单程去香港的一切手续。”

    “那么你打算去吗？”

    吕月月迟疑地看我，试探着说：“我是想……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你告诉你母亲了吗？”

    “没有，她肯定反对。”

    “那个香港律师怎么说的，是潘小伟的母亲要你去？”

    “是的，潘家想要我的儿子，潘氏兄弟全死了，可以说，我儿子是唯一可以继承潘家姓氏的血缘后代。”

    “那他们对你呢，他们对你怎么看。”

    “他们让我和我儿子一同去香港定居，他们承认我是这孩子的母亲。”

    吕月月的脸上不知不觉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得意。这个发自香港的突如其来的召唤，显然已使她非常心动。我想我无论如何应该泼一瓢冷水了。

    “月月，如果你当初跟着潘小伟去了香港或其他什么陌生的地方，我还觉得你多少有个亲人有个保障，可现在你要一个人去，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你就不怕上当受骗吗？”

    “现在我的儿子就是我的保障。”吕月月蛮有把握地说。“潘小伟的母亲就是他的亲奶奶，我想那老太太肯定会容纳我们母子的，不然她干吗这么千方百计地找我？”

    我冷笑着：“她也许还不知道，你对她两个儿子的死，负有责任。”

    “她不会知道。我问那个律师来着，他说老夫人只知道她的小儿子在北京曾经认识一个姑娘，曾经想把那姑娘带回家去‘拉埋天窗’，后来他死了，给那姑娘留下身孕。”

    “也许我不该劝你月月，虽然你现在在北京的这份工作，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可这事太突然了，而且我总觉得你去投奔潘家实在不可思议……”

    吕月月低下头去：“海岩，你知道我多希望我儿子和我妈妈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我这样一个人在北京，得挣扎多少年才能有自己的房子，有正式的户口，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我不想嫁人了，不想嫁个大款把我养着，可光凭我自己，哪一天才是我的出头之日？”

    我无言以对，确实，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都有不同的处境和对未来的期望。我只好点点头，说：

    “我理解，如果你已经决定了，我祝你好运。”

    她笑了一笑，笑得很苦：“谢谢你，海岩，这事除了你，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

    我报之以谢意：“难得你这么信任我。”

    她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信任你，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讲给你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有资格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能发誓在我和我儿子的在生之日，绝不对任何人公开我给你讲的那段故事吗？”

    “当然，我们不是早有约定吗？”

    “你能再发个誓吗？你知道如果潘家的人知道了这些事，我就完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可以说，你捏着我的命呢。”

    我这才彻底搞清了她今天约我出来的真正目的，我连忙表态：

    “我发誓，只要你还在，你儿子还在，我绝不发表这个故事。”

    “以你的人格发誓。”

    吕月月紧盯不放，我隐隐有些反感了，但我依然承诺：“我以人格发誓。”

    吕月月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谢谢你了，海岩。

    那天在“麦当劳”分手后，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说不清是该为她感到庆幸还是不幸，或者，仅仅是一种担忧。她难道不知道潘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吗？

    也许真是钱能通神，潘家的银弹似乎与他们的子弹同等有效。在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到一个月，大约是五月底的一天，我又接到了吕月月的电话，她告诉我他们母子去香港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甚至也已订好了启程的机票。她问我到时候能不能去机场送送她，我答应了。

    在机场我见到了她的儿子，一岁多还抱在母亲怀里的吕念伟，很可爱很腼腆的脸蛋，像个女孩，很乖。可以肯定他的奶奶准会一见就爱。

    吕月月手里只带了一件很简单的行李，她告诉我已把一切东西或扔或送处理掉了，辞色之间毫不掩饰破釜沉舟一去不返的决心。

    她笑着对我说，自从她跟着潘小伟悠过石景山游乐园的那条“贼船”之后就注定下不来了。她说她过去那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曾经有她的梦想和寄托，但现在她已厌倦了这里的一切。

    我还见到了那位貌不惊人的香港律师，西装革履，正待与吕月月同机而往。吕月月向他介绍我说，我是她的表哥，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在大陆认识很多政要。我明白她如此借以标榜可能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卫。

    那律师风度平平，但递过来的名片上却头衔累累。简单告别之后他们便一同进去交验行李领取登机证，我被隔离在候机楼的大厅外面。

    望着吕月月头也不回的背影，我百感交集，想她毕竟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傻的女人啊，她早先只不过是被一个少年的清纯所惑，演了一场离家出走的荒唐游戏。可今天，她跟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律师坐着飞机合法地背井离乡，去为潘家守寡，为潘姓传宗接代，这回倒是真真正正地嫁入黑帮了！

    我只能祝愿她一切如意。

    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吕月月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还算快活。她告诉我他们母子平安。老夫人很喜欢她的儿子，对她的态度也说得过去。她说她现在总算是安定下来了，目前并不急于出去工作，每天主要是带孩子和补习英语。她说在香港不会英语就无法在富人堆里生存，就没人看得起你。她还告诉我她打算过些时候回一趟大陆，把她母亲接出去。

    看来她是站稳了，不然绝不会开始策划与母亲的团聚。我问：“那潘家老夫人愿意和你母亲一起住吗？”

    她胸有成竹地答道：“我另给我妈找地方住，我现在供她吃住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笑道：“你现在也算是个有钱人了吧？”

    她也笑：“我？饿不死罢了。告诉你，那老太太，就是念伟他奶奶，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富婆呢。不过真正的富人倒是从不铺张，丈夫死了多年，她也没动过再嫁的念头，更没找过什么小伙子给自己当经纪人，咯咯咯！”

    挂了电话，四周出奇的静，吕月月的笑声还留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我想，人各有命，有人注定富贵，有人注定贫穷，吕月月注定母以子贵。但是，如果刻薄地说，她现在的衣食荣华，不过是一种守活寡的代价，而且说不定这种活寡，也还算不上明媒正娶的话，那么这对一个文化层次并不低的青年女子来说，究竟是幸福呢，还是不幸？

    也许，钱、时装、虚荣和孩子，对女人来说，就是幸福。对女人来说，除此还有什么呢？

    在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吕月月果然回来了，她从凯宾斯基饭店打来电话，约我去饭店吃晚饭，说要请我吃德国菜。

    凯宾斯基饭店的德国餐厅不大，却有欧式宫殿般的华贵，整个晚餐时间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位客人。吕月月如今也大大地涂脂抹粉了，不过并不过分，那张经过专门修饰保养的脸上，更显出慑魂夺魄的美丽，只是那一身白纱一样的连衣裙，看上去蓬蓬松松有点累赘，她说这是香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这衣服上的标志，也是现在世界上女装最硬的牌子。

    “我现在只用这个牌子。”她漫不经心地向我展示着她的皮制手包和金光灿灿的耳环，都是两个C字一正一反扣在一起的标志，有点像X。我问她这个牌子是不是和当年潘小伟在赛特购物中心给你买的那个手包差不多，她说不一样，那个牌子是CD两个字母，也算是顶尖级的名牌了。她又用英文和法文说了几个我从未听说过的牌子，问我现在大陆有没有得卖，我满脸惭愧说没有留意这方面的情况，实在孤陋寡闻。

    吕月月笑着告诉我，刚才她在饭店大堂里等我的时候，有一个北京的大款把她当做出来做世界的妓女了，大模大样地跟她搭话，“他也不看看我这一身‘行头’，是那种下贱女人穿得起的吗？真没文化。在香港，人家只要一看你这一身的牌子，就知道你的身份了，不会上来讨没趣的。”

    此时的吕月月，虽未财富缠身但已有点珠光宝气，连吃西餐的动作，也透着娴熟老到，不但绝对内行，而且大家风范。她问我喝不喝酒，我说不用了谢谢。她给自己点了一杯红酒，慢慢啜饮，上来的菜只是用刀叉略动一二，并不多用。

    “我本想住在亚洲大酒店的，想就住在潘小伟住过的那间904号套房。”她说：“可那儿代管婴儿的设施不好，不像这家饭店专门有一个幼儿园，有专门的玩具，还有英文很好的老师。我孩子从小就得让他说英文。”

    “你带孩子来了？”我问。

    “对。不过他太小，带他出来很不方便的，所以我还是住到这儿来了，有人看孩子，我就省事多了。”

    “你不是专门来接你妈吗，干吗非要带着孩子来？”

    “孩子我必须随身带，在香港也是，我从来不让他离开我。”

    看她能住这种级别的饭店，看她这一身足可夸富的“行头”，我不禁感叹了一句：

    “你妈一生的愿望，她对你的愿望，总算让她看到了。”

    吕月月望着酒杯，半晌才苦笑一下，“可我妈不肯跟我去。”

    “你已经见过她了？”

    “我刚从东北回来，劝了我妈三天，她就是不肯跟我走。我们老家那地方条件又太差，我不能多呆，我怕伟伟会生病。”

    “你妈为什么不肯去？”

    “你知道，年纪大的人是不愿再找一个陌生的地方住的。而且，说实在的我也不瞒你，他们潘家确实是挺复杂的，老太太现在对我还可以，可小伟他姐姐姐夫特腻歪我，他们不敢惹老太太，但老太太也不管事，潘家两兄弟都不在了，现在公司的事是他姐夫说了算。”

    “你又没惹他们，他们干吗特腻歪你？”

    “你不知道香港那地方，翻来覆去就是一个钱字，公司里的业务现在虽然是他姐夫主持，可说到底，潘家这份产业，我儿子是有继承权的，好像他的继承权还排在潘小伟姐姐的前面呢。你想想，我儿子能不让他们头疼吗？”

    “啊，我知道咱们国家的法律也规定在继承人死后，他的儿子是享有代父继承权的，照理你儿子应该现在就拥有潘家的一份产权了，只不过他还未成年，所以他继承的财产要由其他成年人代管，但在他十八岁以后是要如数还给他的。”

    我的提醒使吕月月呆呆地沉思了好一会儿，这问题看来对她十分重要。半晌，她猛省到自己失态，笑笑说：

    “小伟他姐夫就怕这个。他这个‘驸马’现在倒反客为主成了潘氏家族的老大了，他就怕我儿子长大以后大权旁落，所以他现在也不敢明着得罪我。其实他不惹我，我也不会惹他的。”吕月月强做出几分得意，但掩饰不住心事重重，“我回去马上找个律师问问，不能让他们把我给蒙了。”

    也许我毕竟无法理解她现在身处的环境，于是我劝了一句：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月月，你说过不想再和别人争了，面上不争，心里也不争。我一直以为你在经历了人生波折之后，突然大彻大悟，有了包容心和平常心了，我一直以为你今后会生活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心灵净土上了。”

    吕月月摆了一下手，说：“得了，你别书生气了，在潘家，善良就等于糊涂。”

    她居然嘲笑我书生气，我想替自己辩解一下，可她已没兴趣再谈这个话题，打断我说：

    “海岩，有件事，我想求你帮忙。”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以为你请我吃饭只为叙旧呢，没想到又是有求于我，还是关于那个采访记录的事吗？”

    “不，我把我妈接到北京来了，我想在北京租间房子给她住，北京的生活条件毕竟比东北好多了。我想，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照顾她一下。”

    “哦，”我庄重起来，“怎么照顾呢？”

    “我给她请个保姆，你帮我管管那保姆就行，别让她骗了我妈，另外我妈万一有个什么重要事，总得有个明白人能照应。”

    “日常照顾一下可以，可你妈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负不起责任。”

    “日常照顾一下就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肯定会付你一定的报酬。”

    她居然谈到钱，这使我感到意外，但从她泰然的神态上，又觉得也在情理之中。香港就是那样一个社会环境，请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付钱的。

    我只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香港人了。

    她通过她母亲的同学在西直门那儿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单元楼，付了房东一年的租金，把母亲和一位江苏乡下来的小保姆安顿下来。

    她母亲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老态龙钟，其实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虽然百病缠身，但除非强迫绝不求医。她的简朴、谨慎、寡欢和持重，使人完全想象不出她是吕月月这样一位贵妇的母亲。

    吕月月每月给我两千块钱，包括小保姆的工资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费用，以及她母亲看病吃药的开销，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台新买的彩色电视）。凭天地良心，我并未从中留出半点剩余作为我的所谓报酬，我想我还不至于贪这孤儿寡母的活命钱来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骑车子到她们那里坐坐，和她母亲聊聊家常。她母亲虽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钱，但依然把享受和铺张视为罪恶。她自己干活，教那小保姆干活，两人不像主仆倒似师生。她从不看报，闲时就看些知识性的杂志，是从旧书摊上买的过期杂志。杂志是过期的但知识并没有过期。她也让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给她讲解，但小保姆不爱看，她爱看电视——《戏说乾隆》和《包青天》之类。

    有时我问她：“您想女儿吗？”

    她总是说：“哪能不想呢。”

    “您爱小外孙吗？”

    “哪能不爱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和他们同住？”

    回答总是沉默。

    后来我发现她的桌子上不知从什么时候摆了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禅理散文《风·花·雪·月》，这使我感到惊奇，她女儿出国发财，她自己吃穿不愁，怎么还会对这种出世之作产生共鸣呢？不久我又在她的枕边看到一本台湾林清玄所著的《身心安顿》，更其不解，于是我问她：

    “您要皈依佛门了吗？”

    她答：“入了苦海，再进空门，恐怕太晚了，只是看看这些书心里明净点儿。咱们凡人的心都太脆弱了，只有读读这些道理，才活得下去。”

    我问：“什么是‘身心安顿’？”

    她翻开书，指着其中一页，一字一句地给我读：“身心的安顿始于智慧的开启，中间经过烦恼、恐怖、颠倒梦想的断除，然后越过生死的大河流，达到一个清静不动的境界。”

    她读书的神情虔诚而投入，读得很慢，但我依然没有全懂，风马牛不相及地问：

    “您一个人带个保姆住在这独门独户的单元里，难道还嫌不够清静吗？”

    她面带大度而睿智的微笑，答非所问，就像面对一个冥顽不灵的少年讲经布道：

    “愤怒和悲哀都是虚妄的，人生是一个大舞台，可是人千万不要太入戏，不要计较得失。得也安，不得也安。一切欢乐和苦难，都是有因缘的。人要随缘而安。”

    这个通常沉默寡言的女人每逢这些话题就变得侃侃而谈了，这不由使人疑惑她究竟是在和我交谈还是与自己的人生对话，因为她的话听上去确实有点玄机密布，自言自语。

    有一天她说：“我给我女儿写信了，我告诉她我想回老家去住，我不想在这儿叫人这么伺候着，我想回去工作。我都想过了，不管月月怎么样，不管她是穷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这么多年陪着她爸爸，拉扯着她，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窝心的事都受过。我太爱他们了，所以每逢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受不了，我头发都急白了。可现在我想开了，我想开了，无论我的女儿怎么样，哪怕她再也不回来了，她再也不管我了，我都会活下去，我会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

    几乎难以置信这样冷静坚强的声音是出自我面前这位弱不禁风的瘦小的妇人之口。

    后来我和吕月月通电话时，传达了她母亲的这番话。吕月月哭了，她说她也明显地感到母亲对她原来那种感情上的依赖越来越淡了，母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那种生死相依的挂念和焦灼不安的关切，渐渐被一种平静而简短的自述代替。母亲常常给她写信，但信写得越来越短，内容大多转为对自己日常起居的流水账式的记录和几句学佛的心得。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封信，吕月月字里行间也察觉出母亲对大都市的这种有闲生活的厌倦。

    但母亲依然挂念着外孙子，不断地询问他的情况，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儿发出要接外孙回东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恳求。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此时的吕月月，却恰恰万分思念她的母亲，香港虽然繁华，对她却是一个感情的孤岛。我曾经在电话中问她为什么不索性带了孩子回来和母亲同享天伦，她说这不可能，“人家是不会让我把孩子带走的。”而且，她承认：“现在再让我回大陆回老家去住那种没有空调的小房子，自己买菜做饭，上街打‘面的’，我也不习惯了，也受不了。”

    从和她的交谈中我知道，她的儿子——潘小伟的这个遗腹子，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个几人喜欢几人忧的重要人物。作为潘家今后的一脉单传，潘老夫人视其为掌上明珠，呵护备至。作为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又被家里某些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吕月月对香港看来也渐渐熟能生巧了，她已开始悄悄和律师接触，并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务上渗透。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人的社会存在，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我想没准吕月月将来会成为香港的一位什么人物呢，说不定会成为电影里描写的那种黑社会的大姐大呢。

    但后来情况并未如我所想地发展，进入冬季之后吕月月再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有很长时间未去看望她的母亲。下第一场雪的那天下午，吕月月的母亲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到她的住处去一趟，说有事要告诉我。我没有犹豫便冒雪赶去了，因为她从未主动给我打过电话，从未主动麻烦过我任何事情，现在突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请我过去，我预感事关重大。

    大雪封街，完全找不到出租车，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去了。赶到西直门时天已傍晚。是吕月月的母亲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进屋，一边掸身上的雪一边问：“小阿姨呢，买菜去了？”

    她没有回答，让我进屋坐下，她也坐下。屋里已暗得看不清脸色。

    她打开台灯，说：

    “我让她买火车票去了。”

    “怎么，您打算出门吗？”

    这面目苍老的妇人突然声音哽咽，说：“我要回东北，回我的老家去。”

    我茫然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月月，月月，她不在了。”

    啊？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您说什么，您说月月吗？”

    她的脸上看不见眼泪，但声音却分明是压抑着的哭泣，“是，是，是她，她死了！”

    我猛地看见桌上有一只显然是寄自香港的大信封，上面压着一张半叠着的香港报纸，报纸上赫然登着吕月月的相片。

    吕月月面孔严肃毫无表情，那显然是证件上用的相片。

    我拿过报纸来看，迎头扑面两行醒目的标题：

    孤儿寡母横遭乱枪狙击送院救治无奈返魂无术

    这行黑体字让我如坠深渊，心脏几乎停跳。

    （本报消息）昨晨沙田正街希尔顿中心外，一辆平治房车突遭两名骑电单车的枪匪袭击，车内一名两岁幼童身中七弹，当场毙命，另一少妇亦中数弹，于十时三十分急送沙田医院，中午十二时证实不治。

    据警方透露：死亡少妇名叫吕月月，原籍北京，大前年与负芨美国的本港潘氏实业公司东主之胞弟潘小伟邂逅相遇，生有一子。潘氏实业公司涉嫌黑道多年，在大前年与天龙帮的一场火并中，潘氏掌门人潘大伟与天龙帮首领冯世民同归于尽，震惊黑白两道。其弟潘小伟在火并中吞枪自尽。今年潘家将吕月月母子接来香港定居。与吕月月同车惨死之幼童即是其子潘念伟。

    据目击人士披露，案发时吕月月母子乘坐的平治房车停在道旁，司机不在车内，突然有两名杀手骑电单车从侧道冲出，一左一右在平治车两侧刹停，乱枪齐发，然后迅速向违华中心方向逃逸。潘念伟头部、胸部、臂部均被射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吕氏也被枪弹贯穿头部，送往医院后死亡。

    自一九九二年电影公司东主蔡子明和‘湾仔之虎’陈耀兴相继被杀后，近年本港黑帮仇杀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传媒对因此而引起的社会的动荡不安，深感忧虑。由于此案受害者又系无辜妇孺，且死状极为悲惨，相信将进一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现沙田警署重案组和反黑组已联合着手调查工作，目前尚无有力线索。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分析，由于潘大伟系本港黑社会后来居上的年轻辈大哥，与其他帮会人物多有纠纷，积怨甚多，虽然死去已有两年，但不排除被人寻仇报复，殃及后人的可能性，而且潘冯两家当年的恩恩怨怨，至今藕断丝连，并未了结。因此怀疑死者收到的阎王帖，依然是天龙帮人员所发。

    但是从现场情况判断，潘念伟身中七弹，当场毙命，似为此次狙杀的主要目标。潘念伟虽来港不久，尚且年幼，但在法律上或可成为潘氏实业的继承人，使得潘氏家族内部，面临利益重整，因此也不排除家族内部倾轧谋杀的可能。

    警方分析，此案凶徒手法熟练，计划周详，行事冷静，显系职业杀手……

    这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发生的最悲惨最不幸的事件。

    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最后结局。

    出乎意料的是，吕月月母亲的悲恸异乎寻常地短促。几天后她镇定果断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到东北去了。我给了那位小保姆足够的报酬和盘缠，嘱咐她一路护送这位已变得极为沉默的母亲，直到旅途的终点。

    大概很多老年人都觉得自己和某一块土地有缘。我想象着多年以前这个女知青离开父母双亡举目无亲的北京，来到东北落户，并且毅然嫁给吕月月的父亲时，就把那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老家了。她一声不响地为了那个没落家族的血脉延续和脱胎换骨，做了二十多年的挣扎努力，惨淡经营。当一切梦想最终破碎的时候，她又是那么镇定地一声不响地退回到那块让老吕家兴盛与衰败、罪恶与赎罪的黑土地上，去独自度过自己生命的尾声，这真是一个女人非常动人也非常悲壮的生平啊。

    她本不曾想到她会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罪恶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车，她买的是硬座车票，她带走了全部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女儿给她留下的最后九百多块钱。

    火车开动时，我站在站台上同她们告别，小保姆透过车窗露出一张傻傻的笑脸，无忧无虑地挥手再见。吕月月的母亲仅仅向我短短颔首便全神专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她的孤苦伶仃，她对悲痛的麻木，和对北京的毫无留恋的冷淡，让我心颤！

    我从车站回到家里，从抽屉里取出锁了整整一年的采访手记。我带上这部手记再次来到公安局的侦查处，把它交给了传达室，并且留下一张字条。

    伍立昌同志：

    送上我对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访手记，请您审阅。并请告知，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有无不妥。

    此致

    敬礼！

    海岩

    看传达室的已经不是那个老头儿了，换了一个懒懒洋洋的年轻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后，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电话，约我前去见面。

    见面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为公安侦查单位的一位处长，他的办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简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与吕月月的描述，无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页不少地交还给我，表示无意干预文学创作的自由。我试探地问：

    “您是否觉得这个记述不够真实呢？”

    这位老资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说：“这个记录，我看仅仅是吕月月个人的眼光吧。她当时作为一个下级侦查人员，对案子的很多内幕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不过她对她自己看到的情况以及对她个人生活感情的叙述，我看还算是基本真实吧。”

    我想他们这种公安侦查人员对真实性的要求，可能是相当苛刻的。

    我问：“您知道吕月月去香港了吗？”

    他点头：“知道。”

    “您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伍立昌依然不动声色地点头：“知道。”

    “您对她怎么看呢，您对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聪明，很漂亮，很开朗，是个很有发展的女同志。有人说她太风流我不同意，对年轻人不能求全责备。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真能培养锻炼成一个合格的刑警的话，那将是很圆满的一个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太善变了。就像过去毛主席打游击时批评的那种机会主义一样。毛主席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无一定原则，无一定方向。毛主席批评的是当时的一种缺乏远见的军事政治倾向，其实对一个人的为人处事来说，也一样适用。今天这件东西吸引你就投向这个，明天那件东西吸引你你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抛弃原来的追求，转过去投向那个，那就很讨厌了。太不安分的人，过于忠于自己的人，是很难相交共事的，因为这种人是不肯为了团体的事业或者他的伙伴而使自己委屈牺牲忍让一点的。如果一个人总以自己一时的喜怒和利益为进退的取舍，那我看实际上就丧失了起码的操守。”

    我很赞同。

    从伍立昌同志那里告别出来，我直接去了位于长安街的邮政大楼。大楼前的街道上，积雪未化，人来人往，嘈杂纷乱。互不相识的人擦肩而过，面无表情目中无人地匆匆赶路。这种热闹与冷漠并存的都市生态，又使人感叹：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因物质化、官能化、功利化而变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一场真实的感情激动，都是可歌可泣的。那种真实无邪的感情从发生到破灭虽然总是短暂，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却能给人的世界加入一种美丽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边一排个体摊档还亮着刺眼的灯光。天很冷，风很大，没有生意，只有一个卖录音带的小摊前，偶见一两位骑车的过客驻足流连。那摊子上架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高声放送着一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

    寂寞的影子风里呼喊的名字，

    忧伤的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

    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

    …………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

    …………

    我向那位冲我大声吆喝的摊主笑笑，没有买磁带，站在风里听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子，然后走进邮政大楼。大楼里很温暖，我来到邮寄挂号信的柜台，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给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