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等待中的朱棣

    朱棣的痛苦

    朱棣其实并不像造反，他想当皇帝，但他不想造反。

    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从权利义务的关系来看，当皇帝是权利，而造反则是义务，因为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投晚了胎的人来说，要想享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

    从经济学上来说，造反的成本太高，而且很容易亏本，根据以往数据显示，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相信朱棣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古往今来，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扳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估计还不用脚趾。

    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的大一统时代，朱棣就会惊喜地发现，目前的记录还是零。而朱棣对打破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如果有人告诉朱棣，出一笔钱，就可以让他造一把反，造反失败赔钱就行，估计朱棣就算是找银行贷款也会把钱凑足的。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对于朱棣而言，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当年的朱重八，烂命一条、父母双亡、身无长物，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无正当工作，也没有银行存款，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苗子。可就是这样，他在造反前还左思右想，犹豫不定。

    朱棣就不同了，他出生皇族，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孩子，手下有十几万人，随时听从他的指挥。王府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如果想找点刺激，出门左转不远就能碰到邻居——蒙古人，顺便过过打仗的瘾。可万一造反失败，房子女人孩子部下都没了，自己的小命也必然不保。

    做这样的一笔生意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

    因为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

    此时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朱棣还在犹豫之中，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却已经准备动手了，说来也是滑稽，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书生，却是有样学样，指点诸王，说今天灭这个，明天解决那个，很快就发生了争论。偏偏两人都很自负，一个号称满腹韬略，一个自认谋略过人，谁也不服谁。

    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争论，因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而更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改变朱棣命运的那个人。

    另一个和尚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从民间选拔十名僧人，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荐福，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静的僧人而言，选择跟随那位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藩王们到来前，僧人们纷纷议论，哪个更有钱，哪个更有权，哪里地方好水土佳。

    只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岿然不动，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因为他等待这个时机，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

    不一会藩王们进来了，原先吵杂的僧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道衍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人，他终于来了！

    朱棣带着招牌似的微笑一路走来，他并没有注意道衍，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了：“燕王殿下，贫僧愿意跟随您。”

    朱棣愣住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荐的和尚，微微一笑，问出了一句似乎很有必要的话：“为何？”

    “贫僧有大礼相送。”

    这下朱棣真的感兴趣了，自己贵为藩王，要什么有什么，这个穷和尚还能送什么礼给自己？

    “喔，何礼？”

    到关键时刻了，不能再犹豫了，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

    “大王若能用我，贫僧愿意送一白帽子给大王！”

    朱棣闻听此言，勃然变色，他虽然读书有限，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他还是清楚的，他快步走到道衍面前，用低严的声音怒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要命了么？！”

    此时的道衍却是笑而不言，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闭目打起坐来。

    这个诱惑太大了，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果然，过了一会，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跟我来吧。”

    一丝笑容爬上了他的嘴角，属于我的时代到来了，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

    乱世之臣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种地的农民，做生意的商人，修修补补的手艺人，他们都是这世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却不安于从事这些职业，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读书。

    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他们无书不读，而从这些书中，他们掌握了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使得他们能够更为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个世界。同时，科举制度也使得读书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渠道。于是许多读书人沿着这条道路成为了封建皇帝的臣子，协助皇帝统治天下。

    在这些大臣中，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判断问题比别人准确，懂得如何抓住时机，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

    所谓能臣并不单指正臣、忠臣，也包括所谓的奸臣，它只用来形容人的能力，而不是立场。

    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精英，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种叫治世之臣，这种人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君子之道，其共同特点是能够较好的处理公务，理清国家大事，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代表人物有很多，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属于建设者。

    第二种叫乱世之臣，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而是乱臣，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权谋手段，精通厚黑学，与第一种人不同，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经历过许多风波，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地认识。这些人的能量极大，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断送掉，代表人物是安禄山，这种人并不多见，他们属于破坏者。

    第三种叫救世之臣，这可是稀有品种，其遗传率和现世率比熊猫还低，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既学孔孟之道，又习权谋诡计。他们能够灵活的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其代表人物是张居正，这种人很少见，他们属于维护者。

    而这位道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

    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僧人，在出家以前，他也曾饱读诗书，历经坎坷，满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他的名字叫姚广孝。

    姚广孝

    姚广孝，长洲人（今江苏吴县），出生于至元十五年，只比朱元璋小七岁，出生于乱世的他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十四岁出家为僧，取名道衍。交际广泛，当时的名士如杨基、宋濂等人和他关系都不错。

    但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但让人惊奇的是，他也不学佛经。更为人称奇的是，他虽身为和尚，却拜道士为师！宗教信仰居然也可以搞国际主义，确是奇闻。

    他的那位道士师傅是个不简单的人，他的名字叫席应真，此人也是个奇人，身为道士，不去炼丹修道，却专修阴阳术数之学。道衍跟随着他，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

    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悠久，其内容庞杂，包括算卦、占卜、天文、权谋机断等，这些玩意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旁门左道，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但实际上，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话说回来，学习这问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正经人也不学这些，因为科举也不考阴阳学，但身怀此学之人往往有吞食天地之志，改朝换代之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的，搞不成阴谋还可以去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

    一个不炼丹的道士，一个不念经的和尚，一支旁门左道之学。道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阴谋家，他读了很多书，见过大世面，了解人性的丑恶，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虽结交名士，胸怀兵甲，却无报国之门，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而且他学的这些似乎在和平时期也派不上用场。有才学，却不能用，也无处用，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衍都处于郁闷的状态。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他开始消极起来。

    既然在家里烦闷，就出去玩吧，既然是和尚旅游，地点最好还是寺庙。全国各地的寺庙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时，碰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给精于算卦的道衍算了一命，准确的预言了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

    这个人叫袁珙，与业余算命者道衍不同，他的职业就是相士。相士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一人群的神秘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曹操的那句乱世奸雄的评语。

    袁珙并不认识道衍，但当他看到道衍时却大吃一惊，便如同今日街上算命的人一样，追上道衍硬要给他算一卦（收没收钱不知道），并给了他一个评语：“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长得一双三角眼，就像生病的老虎，你这样的人天性嗜好杀戮，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

    如果今天街上算命的人给你一个这样的评语，估计你不但不会给钱，还会教训他一顿。但是道衍的反应却大不相同，他十分高兴，三角眼、嗜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衍如此愉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此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

    这里还要说到刘秉忠，这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道衍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

    刘秉忠也是个僧人，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衍来看，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经常聚集了不法分子。刘秉忠是元朝人，在忽必烈还是亲王时，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收归属下成为重要谋士，为忽必烈登上帝位立下汗马功劳。

    以这样的人为偶像，道衍想干些什么，也是不难猜的。

    道衍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下令懂得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道衍抓住了这次招考公务员的机会，也去考了一把，考得如何不清楚，但反正是没有给官他做，这让道衍非常失望，他又要继续等待了。

    终于，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1385）的这次机会，跟随燕王去了北平，在庆寿寺做了主持。

    如果他真的只做主持的话，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了。

    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他主要的活动地域并不是寺庙，而是王府，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同一个命题劝说着朱棣——造反。

    从后来的史实看，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也不喜爱钱财，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情放在嘴边，唯恐天下不乱，是很奇怪的，他到底图什么呢？

    很明显，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为何他会如此热衷？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驱动他的是两个字——抱负。

    道衍是一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年，他已经五十岁了。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却也磨炼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

    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就是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