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36节

    (35)

    生活中有些事，虽然事后看来都是阴谋诡计，但当时并不让人起疑；或许本来就只是凑巧，不是什么阴谋诡计，圈套是后来被人分析出来的，不是当初设下的，也未可知。

    杨红是王姐用自行车带到人工湖边去会周宁的。杨红本来自己有自行车，不过那天王姐坚持要带杨红去，杨红也不想给周宁留下一个“杨红飞车会周宁”的印象，就让王姐把自己带去了，显得矜持一点。

    王姐是严格按照当时的约会礼节做的，女方绝不可以比男方早到，所以等王姐把杨红带到湖边的时候，周宁已经坐在石头凳子上抽烟了。看到王姐带杨红过来，急忙扔了烟，站起来迎接。王姐说声“你们都认识的，不用我介绍了”，又聊两句，就匆匆离去了。

    周宁仿佛也懂约会条例，知道自己有维持谈话的责任，就天南地北地扯了一通闲话，不知怎么就扯到人的名字上来了，周宁就极力夸赞杨红这个名字好，好听，又好叫。

    杨红倒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名字，觉得周宁讨好得有点过分了，就说：“叫‘红’的人太多了，搞不好就同名同姓。你的名字起得不错，没落这个俗套，看来你父母很有水平。”

    周宁就呵呵一笑，说：“我父母都是大老粗，有什么水平？这名字是后来改的，我以前叫周奋钢。”

    杨红听到“周粪缸”几个字，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别开玩笑了，哪有父母给自己的儿子起这么一个名字的？”

    周宁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我父母。”然后周宁就把他改名的故事讲给杨红听。

    原来周宁生下来并不叫周宁，父母跟他起的大名叫周奋钢。“奋”字是他的派，是不知哪一辈老祖宗选好了的，到了他这一代一定要用在名字里的，而且一定要用在中间。这个“钢”呢，是父亲选的。周宁的父亲曾在矿山干过，家里几个儿子的名就都带个金属，“钢”啊，“铁”啊，什么的。也不是父母没把这“奋”和“钢”连起来琢磨过，儿子的名字嘛，父母是想破了头也要想出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的。问题是在周宁老家，粪不象别处的粪那么文雅，他们那里的粪粗野一些，只算个“屎”，而且待遇也差些，不用缸盛，只挖一个坑装着就行了，所以周宁老家只有“屎坑”，没有“粪缸”。

    在周家冲的时候，虽然老师也号称是普通话教学，但也就是把声调变了一下，发音还照当地话发，所以也没人意识到奋钢就是“屎坑”。一直到周宁搬到银马镇了，那里的老师到底是大地方的老师，水平高多了，学生也毕竟是大地方的学生，知道奋钢在普通话里就是“屎坑”，就有同学围着周宁“粪缸”“屎坑”地叫。

    周宁跟人打了几架后，才明白为什么别人管自己叫“屎坑”。又打了几架，还背了个记过处分，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在这里不合适，这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自己能力有限，打遍银马镇也封不住别人的嘴，治标不如治本，所以就闹着要改名。最后请学校语文老师帮忙选了一个名，跑到镇上派出所把名改了。周宁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为他选这个“宁”字，可能是希望新名字象个紧箍咒一样，把调皮捣蛋、扯皮拉筋的周粪缸给镇住。

    周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的是“痛说革命家史”的语调，但杨红听着，却一路忍不住格格地笑，想不银铃般都不行。心想，这个人挺好玩的，如果是别人，肯定不愿把“周粪缸”的事讲出来，谁愿意屎不臭挑起来臭？不过他这样大大方方地讲了，自己不但没有产生坏印象，反而觉得他诚实，生出几分好感。

    两个人扯了一会闲话，杨红就起身要走，不想给周宁一个恋恋不舍的印象。周宁也不挽留，只站起来，说：“我送你，我自行车都借好了。”说罢，就把自行车推过来，两腿叉在横杆上，说“上来吧”。

    杨红真是受宠若惊，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唯一用自行车带过她的男孩是她哥哥，而且也不是象坐出租车一样，司机等你上车了才起步，都是哥哥只顾骑他的，而杨红在后面跟着颠颠簸簸地跑出十几米，猛地一跳，才能跳上去。杨红见周宁已经把架势都端好了，又想到自己没骑车来，也不好拒绝，就有几分害羞，也有几分激动，战战兢兢地坐上去，也不敢碰周宁，只用手抓住车座椅下面的铁杆。

    哪知周宁刚一启动，车就往右一倒，杨红仰面掉下车来，姿势肯定是不雅观的了。杨红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同周宁见面就搞得这么狼狈，又恼又羞，几乎要哭了。那边周宁也吓了一跳，赶紧把车一丢，上前来扶杨红，一边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没带过女生”，一边帮杨红拍背上的泥土，又抓过杨红的手，看有没有摔破。结果还真的破了一点皮，虽然杨红一再说不要紧，不要紧，但周宁坚持要送杨红去医务室，杨红也怕地上不干净，会得破伤风，只好跟周宁去医务室。周宁一路小心骑车，时不时地往后伸过手来，碰碰杨红。杨红问他干什么，周宁说：看看你在不在车上，怕又把你摔下去了。说得杨红竟然有些感动起来。

    晚上躺在床上，杨红对经人介绍一节还有点耿耿于怀，心想，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呀。再说，自己对周宁差不多都没什么印象，如果喜欢他，在一起同学三年应该早就喜欢上了。但回想起刚才见面的细节，背也被他拍了，手也被他抓了，医务室的人也看到他们俩在一块了，又莫明其妙地感到好像跟周宁已经走得很近了。於是又想起刚才见了面，周宁也没提喜欢她的事，也没说要不要继续接触，知道多半是不会有下文了，心里居然有一点落寞的感觉。

    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刚过八点，杨红就被敲门声吵醒了。同寝室的姐妹都开始抱怨：“是谁呀？不是讲好星期天不准任何人的男朋友打早饭的吗？”

    杨红赶紧起床去开门，她倒没想过会是周宁，她没叫周宁为她打饭，也没把碗给周宁。只不过是她的床离门近，一般别人不愿起来开门，都是她去开。她眼镜都没带，披头散发的，就把门拉开一个小缝，赫然看见周宁站在那里，一手端碗稀饭，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花卷，见开门的正是杨红，就说：“我帮你把早饭打来了，买了个花卷，不知你爱不爱吃，你不爱吃我去换个馒头。用的是我的碗，洗了的。”

    杨红惊得目瞪口呆，心想，连接触接触都还没定呢，怎么一下就连跳几级，履行起男朋友职责来了？她急忙把稀饭和花卷接过来，说声“谢谢”，一头钻回寝室。

    同寝室的女生都醒了，见杨红端进来稀饭花卷，七嘴八舌地议论：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新人，难怪不知道本室的规矩。”

    “杨红，你男朋友追得好紧啊！”

    杨红听了，也很开心，也不声明说那不是我的男朋友，最多只是我的“接触接触”。她拿了漱洗的东西，到水房去，准备弄停当了好吃早饭。结果走到水房附近，看见周宁还没走，站在走廊的窗户旁边抽烟。杨红脱口而出：“怎么你还没走？”

    周宁摸出两张电影票：“我买了电影票了，十点的，车也借好了。你去漱洗，我在这等你。”那神态就象是杨红托他买票的一样。

    杨红看惯了追求者躲躲闪闪，仓皇逃窜的样子，突然遇到一个过分自信的，反而乱了阵脚，糊里糊涂就答应了，一边后悔让他看到自己头不梳，脸不洗的样子，一边红着脸进水房去了。

    周宁就耐心地站在那里抽烟，想必那周宁也是个知名人士，杨红听见不时地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周宁，你怎么站在这里？”

    “等杨红一起去看电影。”

    那句话放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里，其功效不亚于日今在地方小报上打一个订婚启事。

    其说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候选人，还不如说是悲叹自己的追求者这么经不起风雨。她回了个信，说自己已把他的信烧掉了，暗中却保存下来，放在一个小红木箱子里，上面用红绳子结成一个千千结。她知道撒这个谎很卑鄙，但她真的很舍不得烧掉那些信，这是她一生中收到的第一批情书，后来又发现其实是唯一的一批情书。

    结婚后，她也没把箱子里的东西给周宁看，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周宁有一天去打牌被人告知这两天风声紧，派出所正在四处抓赌，牌桌上和打牌人口袋里的钱加起来达到300元的就要进派出所，所以只好扫兴而归。那天正好杨红跟毛姐出去逛街去了，周宁就想起那个他觊觎良久的小红木箱子，有点心痒痒的，心想，婚都结了，妻子还有什么秘密丈夫看不得？就擅自用剪子剪断那个千千结，打开那个小红木箱子，战战兢兢地拿出一封信，看完了，也没搞懂是谁写给谁的，或者中心是什么。信里都是些“今天考了英语”“学校的理科大楼修好了”之类的流水帐。连看三、四封，都是一个风格，也懒得再看，心想：“我还以为是旧情人写的情书，一场虚惊”。就把信随手一丢，自顾自地看电视去了。

    晚上杨红回来，看见自己的情书箱子被周宁打开，就责问他：“你怎么可以不经我允许就开我的箱子？”

    周宁说：“夫妻只间还保个什么秘？更何况又不是什么情书，还珍藏在那里，搞得我疑神疑鬼。”

    杨红忘了周宁的错误是窥探隐私，反而为“是不是情书”生起气来：“为什么不是情书？照你说，什么样的才算情书？”

    “情书，情书，总要有个情字吧？那些流水帐，也算情书？不是看有几封信字迹不同，我还以为都是你自己写给自己的咧。”

    杨红仿佛被他点了死穴，再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在那里哀哀地哭。她想起那些电视或小说里面，做妻子的被丈夫发现了旧情人的情书，在那里把那些卿卿我我的东西当作罪状大声宣读，杨红对那妻子羡慕之极：就算她丈夫等一会就要把她大卸八块，至少她曾经被人热烈地爱过，还有几封让丈夫大发雷霆的情书。不象自己，唯一的情书还被周宁诬蔑为自己写给自己的。

    周宁开始还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我再也不会乱开你的箱子了，后来觉察出来杨红不是为这哭，就对她说：“好了好了，别哭了，我讲一个笑话你听。有一次，我们寝室被盗了，我们的衣物都被人偷走了，我们就去学校公安处报了案。过了几天，公安处通知我们去领回部分衣物，说这是那些盗贼在逃跑路上，为轻装上阵，去粗取精，丢弃在那里的，你们把自己的领回去吧。我们都在为衣物失而复得高兴得不得了，只有高大强一个人拿着他那件不知穿了几代人的旧皮夹克，委屈地大喊一声：这些强盗真是瞎了眼了，连我这件真皮的衣服都不要！”

    (36)

    有愤世嫉俗者分析忠贞不二的成因时说：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都有移情别恋的天性，一个人最终能够忠贞不二，一是因为具备忠贞不二的先决条件：女人生得丑，男人生得穷。但这一条不能保证一个人就能忠贞不二，因为各花入各眼，张三认为丑的，李四认为不丑。而男人呢？正因为穷，无钱娶一个长期的，反而要今天王五、明天赵六地花小钱、买短欢。忠贞不二的人之所以忠贞不二，靠的是社会的栽培，道德的约束，良心的谴责，舆论的赞助，浪荡子的失职，多情女的疏忽。一句话，移情别恋不光是主观上想不想的问题，还有一个客观上可不可能的问题。

    杨红当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浑说的人，不过她也察觉到，虽然她和周宁两人之间还没交换一句“我爱你”，但自从她和周宁成双成对的让人看见后，就再也没人追求她或为她撮合了。男生个个都是“尖头鳗”，不要说是已有国界的领土，就是别的男人臆想当中的领土，他们也是不会去侵犯的，尊重他国领土主权的态度之极端，连中国政府都要自愧莫如。

    校园的正统牌迷们出於对周宁的拥戴，都说周杨配是真正的“男牌女貌”，不可多得。持不同政见者虽然也恨恨地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也没有一位“尖头鳗”头尖到愿意出手相助、把这朵鲜花从牛粪上拔出来的地步。周宁身边那些激进兄弟党的家伙，还管杨红叫“嫂子”，被周宁一巴掌劈醒后才改称“未婚嫂”。

    而女生呢，头就不那么尖了，对已划分出来的国界，也不如男生那么尊重，时不时地爱打几个擦边球，而杨红就时不时地得为保护领土完整而战斗。周宁虽然已经成了她的男朋友，还有女孩愿意借饭票给他，杨红只好把自己的饭票跟周宁的合二为一，反正都是周宁去打饭的。班上组织出去旅游时，周宁因为没钱，准备不去，也有女生愿意帮他付钱，搞得杨红只好率先帮他付了。

    有很多时候，对一个人的爱是在与情敌竞争中产生出来的，一是因为竞争成功带来喜悦，二是因为有人在那里竞争，说明被竞争的对象还有其它人欣赏，价值倍增。好像被拍卖的画一样，本来不觉得那幅画有什么了不起，但因为有好多人竟相提价，你也会水涨船高地跟着叫价，最后那幅画的价值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定要买到手了。

    杨红自己从来没觉得周宁长得潇洒、有吸引力，象当时所有的纯情少女一样，杨红看男人，是把他们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来看的，用的是仰视的角度，只看到他们头上的光环—如果有的话，如果没有，她们也往往能造一个出来，戴在他头上。正因为女孩把男孩当神来看，所以她们想到自己的男朋友时，主要是想他的品质、才华，最好是无所不能，至少是不能有食人间烟火后绝对会产生的副作用。一个女孩如果听到自己的恋人有除了呼吸以外的任何一种排气声，肯定是要吓得一惊、象看怪物一样地看他的。好在周宁直觉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如果晚上与杨红有约会，白天就坚决不买食堂里的土豆烧土豆。

    杨红想到周宁的外貌的时候，只有一个评价：还好，不是太矮。她不喜欢太矮的男生，因为她老家的风俗，婚礼那天，新娘是由新郎抱着跨过门槛的。杨红担心找一个太矮的男孩，会抱不动她，要么会抱得龇牙咧嘴的，要么自己只好像妈妈班上的喜儿一样，小女婿一招手，就自己跑进新房去，兆头不好还在其次，主要是太滑稽。男人长得英俊不英俊没什么，关键是不能长得滑稽。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或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都有人爱，但一个滑稽的男人？至少杨红觉得自己会爱不起来。

    令杨红不解的是，周宁在别的女人眼里，似乎还挺有吸引力。走到外面，总有一些女人愿意跟他多说两句话，尽管杨红就在旁边，那些女人仿佛都看不出周宁已是名草有主。在餐馆去吃饭，端盘子的小姐会说些与菜单不相关的话，和颜悦色地问周宁是哪里人，学他的家乡话，又说他长得象周华健。在公园照相，摄影的妇人会利用职业之便，暧昧地捧着周宁的头，往左扳扳，往右扳扳，老半天照不完。

    周宁呢，态度之亲切自然，叫你不愿说他是“堆出一脸笑容”，只能说是“漾开一脸笑容”。周宁就在那里轻言细语地回答，孩童般地发问：“真的吗？我还不知道呢。”搞得杨红想发作又没有把柄。当然事后杨红还是会忍不住带点开玩笑的口气说说：“看你刚才那个打情骂俏的样子！”

    周宁不经意地说：“我打情骂悄了吗？不觉得啊。”

    “你不觉得就更糟，说明那是你真情流露。”

    杨红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心眼，从小到大，自己对人都是很宽宏大量的。现在对别人仍是如此，唯独对周宁，就小鸡肚肠。可能每个女孩都是有小心眼的，对外人越是大方的，对自己男朋友越是小心眼。对其它事情越不在乎的，对自己男朋友越是在乎。对自己男朋友越是在乎的，心眼就越小，不光要限制他的言论自由，连他的目光自由、思想自由也想限制起来。

    思想自由不好限制，就采取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方法，先引诱你大鸣大放，等你把思想变成语言，再罗织罪名，把你打成右派。杨红会故意问周宁对某个女同学的看法。刚开始，周宁还说说“张玲玲啊？长得还不错，舞也跳得好”之类，被杨红判了几回罪之后，周宁对杨红以外的女孩一律只用贬义词，哪个词恶毒用哪个：“胸平得象飞机场”或者“屁股大得象磨盘”。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红总是责问他：“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到别人的那些地方去了呢？”

    周宁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照说男人通常都比女人高，按照眼睛平视的道理，应该只看到女孩的头部，或者更高一点，从女孩头顶看飘了。男人看飘了的时候还是挺多的，一般就看到女孩身后的别的女孩那里去了。但他们的眼有如一副广角镜，什么角度什么方位都看得见，聚焦点却都在三围上，只怪女人把那几个地方整得太突出了。

    有人说这种引蛇出洞的战略是女人的特点，并由此推断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由幕后的女人发动的。其实引蛇出洞是人甚至动物天生就有的本事。男人也一样会引蛇出洞，先是花言巧语地勾女孩上床，上过了，上够了，再说一句：“你这样的女人，既能这样轻易地与我上床，必然也能轻易地同别人上床。”你说这是阴谋，他说这是阳谋：你心里不想出洞，我引你你也不会出洞。

    周宁当然知道不能说是无意看到了女人的三围，那样说，杨红肯定会说他习惯成自然；说是有意的，那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所以周宁象那些被反右吓破了胆的人一样，一般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醋吃多了，杨红也很难为情，但想好了不吃，到时候又吃了。有一天杨红一时兴起，胡诌了一首词漫画周宁也漫画自己：

    君为男儿岂两样？

    闲暇处，常是为花忙。

    百色佳人皆搭腔：摄影女，卖酒娘。

    每遇质询自能当，

    豪言处，无缘见衷肠。

    绝知日后恩爱图：

    满桌席，尽醋香。

    周宁看是唐诗宋词的模样，也古典起来，喝个彩：“端的好诗！谁个写的？”

    杨红逗他：“不是苏轼就是苏东坡。”

    周宁又看一遍，说：“我书读少了，这苏轼苏东坡两父子，我一直都没有分清楚谁是谁。”

    到后来，周宁是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有时走在路上，杨红故意问周宁：“你觉得刚走过去的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怎么样？”

    周宁就在当街站住了，转来转去地找寻一番，然后恳切地问：“哪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我刚才怎么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