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68节

    (66)

    杨红看见的不是别人，正是她在飞机上的邻座，那位坐在18B的中年妇女。杨红跟她从H市坐到汉城，差不多没讲什么话，因为飞机上实在是很安静，没有人讲话。转机后，杨红没有看见她。现在一个人呆在机场，看见了她就象一个与组织失散多年的地下党员看到了党派来的接头人一样，份外亲切，立即就走上前去打招呼。

    那位妇女的激动也不亚于杨红，两个人互问了姓名，一下就成了好朋友。那位妇女叫周刚，是Z大的，去D大做访问学者。说起来，两个人的研究方向居然很相近，不过Z大比H大名气大，周教授比杨副教授高一级，D大也比杨红要去的A大多颗星。若是在平时，杨红对这样的人就有点敬而远之，因为别人样样比自己高一等，自己有压力。不过今天不同了，到了美国，只要是中国人，看见了就很亲切，学术方面谁坐第一把交椅的事以后再计较。

    两个女人碰上，很少有侃伊拉克战争或者世界杯的，都是聊彼此的家庭。有人说，如果你要讨好一个女人，那就夸她的丈夫，比夸丈夫还管用的，就是夸她的孩子。千万不要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即使她自己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你也不要接碴，因为她那样说，一是图个嘴巴快活，二是想听到相反的意见。

    不知道杨红知不知道这个真理，反正她就是这么做的，从来不说别人丈夫孩子的坏话，能恭维时恭维，实在觉得没什么可恭维了，就不啃声。今天把这政策照搬，一下子就跟周刚成了好朋友。

    杨红开心地说：“我们还是家门呢，我丈夫也姓周。你比我丈夫大几岁，我们周怡应该叫你大姑妈。正好他家没女儿，周怡没姑妈，就认你这个大姑妈了。”两个女人就把座次排排好，把关系摆摆正，一个姑妈，一个舅妈，如果不是周刚的女儿比杨红的儿子大得离了谱，差不多就要违反婚姻法，定个娃娃亲了。

    大姑妈因为口语不太好，磨磨蹭蹭地掉在后面，才刚刚过了那几关，还没吃东西，杨红就自告奋勇地带她去吃麦当劳。大姑妈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去买，杨红就勇敢地做起翻译来，问了她想吃什么，就上去为她点了，跟什么SAUSE，配什么DRINK，都是一顺溜地听懂了，答对了，很为自己的英语自豪，顺便也有点感谢朱PETER训练有方，上了口语班跟没上口语班就是不一样。

    大姑妈吃的时候，杨红就陪在旁边跟她聊天。大姑妈跟她的名字倒还有点相配，性子挺刚的，说话直爽，当即就许诺说如果她那边有好的机会，就想办法为杨红在那边找个位置，毕竟学校好一些，今后前途也大一些。再说，姑妈舅妈地住在一起，等两个人都把孩子办来了，还可以有个伴。

    “我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有点喜欢这里了。”大姑妈坦率地说。“这里胖人多，而且个个活得很坦然。你看那个卖麦当劳的胖大嫂，比我胖三倍，人家那叫活得！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在美国，像我这样的，只能算中等偏瘦，比在中国时感觉好多了。”

    杨红打量一下大姑妈，其实她也不算胖，不过比较壮，脖子和四肢都显得结实粗壮，属于那种即使是不吃不喝而且猛跑步也减不了多少磅的人。杨红想不到一个堂堂Z大的教授，还会为自己的胖烦恼。“你在中国也不算胖吧？”杨红安慰说。

    “你不知道，教书呢，倒是没谁管这个，你胖也好，瘦也好，没有人会为这个不评你职称。但我先生在公司工作，经常有应酬，常常有带家属出席的晚会什么的。刚开始我还去去，后来就觉得那种场合瘦女如云，一瘦遮千丑，我在那种地方感到压力太大了，去了丢脸，所以也懒得去了。”大姑妈用餐巾纸擦擦手，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照片，递给杨红：“你看，我年轻时也满不错的呢，一百来斤。生了小孩后，就象吹汽球一样，一下子就吹了这么大，收都收不回去了。听别人说，生前越瘦的人，生后越胖。”

    那是一张质量不怎么好的彩照，照片上的大姑妈的确很漂亮，瘦瘦的，五官生得很端正。大姑父倒显得一般，有点偏老，两个人看上去象父女。

    大姑妈又递过一张照片，是她全家三口刚照的，大姑妈就是现在这模样，大姑父反倒显得比以前有了些风度，两人看上去有点“女大三，抱金砖”的包办婚姻味道。女儿呢，活脱脱是年轻大姑妈的翻版，就越发衬得大姑妈老了。

    杨红又端详了一会，就还给了大姑妈，心里有一点优越感，因为自己虽然也生了小孩，但还没有吹汽球。

    “谈恋爱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丈夫配不上我，我父亲是Z大教授，我自己也是第一名考进来的，人又生得漂亮，他那时只是班上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才貌都不出众。不过他追得很紧，女人怕追，一追就追上了。”大姑妈似乎对自己的恋爱婚姻都有点事过境迁、好景不再的感叹，“现在你看看，他反而显得比我年轻、比我出众了。哎，女人不经老啊。”

    杨红也有同样感叹：“不然怎么说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三十一朵花呢？”

    “男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有了成熟男人的风度、地位和金钱，而女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人也老了，体也胖了，浪漫也被磨损了，就是不磨损，配着一个气球一样的身材，也不可爱了，这个时候，婚姻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活得最难。”大姑妈坦率地说，“以前是我丈夫紧张我，现在是我紧张他。他在外面做生意，经常要接触各种人，有时候跟公司的头出去，别人到什么地方，他也得到什么地方，难免会碰点荤腥。”

    杨红不敢相信大姑妈这样的人，对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会持这样开明的态度，就安慰说：“也许他在外面挺规矩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他自己都承认的，他说这是为工作所迫，没办法的。你的客户、你的顶头上司都开了房间，叫了三陪，你不开？你不叫？那他们就会以为你要去揭发他，你还想在那个公司干？现在这个年代，洁身自好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你出污泥而不染？那污泥就要怀恨在心，往你头上泼污水，让你比污泥还污。”

    这是杨红第一次听到如此悲壮、如此高尚的嫖妓宣言，感觉大姑父为了工作，忍辱负重，牺牲色相，肉体肯定被摧残得不成体统，内心肯定是泪流成河。“你相信他？”杨红忍不住问。

    “相信什么？相信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的？”大姑妈撇撇嘴，“一半一半啦，形势所迫也有一点，自己想换个口味也有一点。不过他还算有良心，他说为了保护我，他都是用套子的，我们也有很久都坚持用套子了，不想染上病。”

    杨红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姑妈，心想，Z大的教授，都要忍受这样的婚姻，中国女人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67)

    杨红昧着良心，才找出一句恭维的话：“你心胸真宽广，如果是别的人，怕是早离婚了。”

    “你当我没想过离婚？怎么会没想过呢？谁愿意过这种生活？连旧社会都不如。但是有很多实际问题不好解决，小孩的事啦，房子的事啦，还有这些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放下就放得下的。关键是跟他离了婚，我又能找谁呢？像我现在这把年纪，再找也是离过婚、丧过偶的了，两个人带着这么深重的过去，要过得好也很不容易。再说，除非不找在公司干的，否则很可能比我现在的丈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姑妈看看杨红，说，“你丈夫跟你在一所大学，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杨红不知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女人感谢对方信任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隐秘也透露出来。杨红虽然被大姑妈感动加带动，有一吐为快的冲动，但毕竟是多年的习惯，觉得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于是只含混地说：“差不多吧。”

    大姑妈把食物打扫完毕，喘口气，说：“所以我对这次出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准备一到学校就开始为我丈夫和小孩办探亲，如果快的话，他们一两个月内就可以到美国来。我几个朋友帮我打听过，像我这种专业的，在这边还比较好找工作，找到工作就可以在美国安定下来了。”

    杨红没有听懂留在美国跟刚才讲的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只觉得大姑妈也是跳跃性思维的人，一跳就从中国男人的不轨跳到中国女人在美国找工作的问题上去了。

    大姑妈继续构想着她的宏伟蓝图：“呆在这边呢，我的丈夫就不用跟着他的老板到处应酬了，他可以老老实实地呆在大学里做研究。听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讲，他们夫妻之间都过得挺好的，最起码是安安稳稳，绝对没有我在国内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你知道的，我们这个专业，出国的多，我那个班，至少有90%的人在国外。其实我年轻时要出国也很容易，但是我丈夫不肯出来，所以就没动那个心，不然早就在美国扎根了。”

    杨红有点心不甘：“但是人并没有改变啊。他出过轨，就是出过轨，到了美国他不出轨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出轨了，但他骨子里不还是个出轨的人吗？”

    大姑妈笑起来：“你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这么严格，早就离婚了。你想想，他在中国那种环境当中，他也是没法。说实话，他当初从Z大跳出去从商，还是我的主意，因为两个人都守在大学里，经济上也不那么宽裕。那时候，凡是家里有一个人在公司的，都买了三室一厅了，只有我们，还住在学校分的两室一厅里，想给小孩买个钢琴也买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怪他，一个人，最好不要遇到这种考验，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背叛。出污泥而不染，是很难的。”

    杨红突然想起朱PETER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谈阔论，那话当时听了，只觉得是朱PETER又一个哗众取宠的包袱，但现在想来，却有几分道理。

    朱PETER说，那些夸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要么是吓了眼，要么是睁着眼说瞎话。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其实是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茎在那里托着，离污泥还远着呢，如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污泥里去，踩两脚，再拉出来，你看它染不染。更准确的说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变黑，就别到墨身边去。

    那时有人笑他，说我们现在近了你这个朱，为什么反而变黑了？朱PETER笑着解释说，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们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们要变得黑里透红了。

    看来大姑妈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连根从中国拔起，再把他种到美国来，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挽救她的婚姻。不让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会变黑了。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朱是墨还是朱墨并存，不过她有点象大姑妈批评她的那样认死理。她觉得真正清白的人，就应该在什么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个人一旦不清白过了，那他就永远是不清白的了。

    杨红问：“那你丈夫他现在愿意到美国来？”

    “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拉倒。”大姑妈坚定地说，“这个我想好了，如果他不肯来，我们就离，但我的女儿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听说美国这边对离婚的女人比中国那边宽容，有些美国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还觉得赚了一个。吃起饭来一大桌，问起姓来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见怪不怪，这样小孩就没压力。在中国不敢离婚，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说闲话，孩子在外受欺负。如果没这几个担心了，离婚有什么可怕？女人又不是养不活自己。”

    “这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没有男人，女人也养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还是没法填补的。”

    “我丈夫他还是不愿意离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对外面那些应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对女儿也照顾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几个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为了几个钱，逢场作戏吗？男人虽说四十还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风，还得靠女人来照顾。风月场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过来能做什么呢？”

    “我丈夫他也是学我这个专业的，有硕士学位，在这边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杨红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妈，突然想到人们出不出国，留不留在美国，完全不能用爱国不爱国来丈量。这两个女人，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末，一个出生于六十年代中，一个到美国来寻找好男人，另一个到美国来培养一个好男人，动机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妈的飞机在三小时内就起飞了，杨红恋恋不舍地把她送走，一个人找了个僻静的位置坐下，回想她们两个人的话。TRACY跑社会新闻的，她看见的都是社会的阴暗面，但杨红也知道，那些阴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变成阳的明的，人们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股风正在强劲地吹向大学，杨红自己就参与处理过院里一个在外叫鸡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师。

    不论是TRACY采访过的那些女囚的反抗办法，还是TRACY自己的反抗办法，都是杨红不赞成的。杀人也好，杀己也好，都不能把一个变了心的男人杀回来，都不能解决问题。杨红也不赞成女人以花对花，在她看来，女人胡乱地跟男人上床，只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暂，以花对花的阶段也是短暂的；况且，等到夫妻两在那里COUNTNUMBER决定谁花得更多的时候，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

    现在的社会的确象个大染缸，男人越来越放纵自己，女人也越来越放纵自己。男人越放纵，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女人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就越放纵自己。杨红想，像我这样“奔四”的女人，既没有本钱放纵，也不愿放纵，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纵，哪能活得不累？TRACY和大姑妈对付这些阴暗面的办法就是跑到美国来，企图找到在中国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个被污染的好男人。

    难道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68)

    杨红无精打彩地看着机场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样，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百无聊赖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发候机的时光，就把过往那些痛苦的记忆搜罗出来，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大意是：

    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

    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

    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吧，

    因为那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

    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象朱PETER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体验吗？

    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

    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

    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

    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

    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陈大龄自下乡后，就象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

    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

    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

    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象应声虫一般，恭恭敬敬地写上“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

    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博士。

    这两张明信片就象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的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杨红刚开始还怕周宁会抓住陈大龄这事，跟她没完没了，但后来发现周宁比她想象的要“汉子”得多。周宁没怎么提陈大龄的事，提到也只是一笑了之，说：“你那还不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人家陈大龄会看上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说你爱他，我信；说他爱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个女人玩玩。虽然俗话说的是‘会玩的玩媳妇，不会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说结了婚的男人。象陈大龄那样没结过婚的男人，不会玩媳妇的，他嫌脏，怕坏了他的名声。他要找个人玩，也会找个没结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结婚；玩得不好，两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下乡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到整个女人：女人嘛，不切实际地动动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对身边的陈大龄们动心，也会对书上电视上的某个小白脸动心。女人的春心，总是对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动的嘛，丈夫算个X。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说，现在我就跟你离了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他能不嫌脏？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并没有刻意地去想这个人，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刻意地忘记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切，都象烙在你记忆里一样，随时随地都会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突然跳到你的心中。杨红听到一个“陈”字，都会立即想到陈大龄。听说谁要去上海，都要羡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陈大龄了。《梁祝》的音乐那更不用说，什么时候听到，杨红的眼就止不住被泪水溢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