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十二、谁是组织

    刘主任病了，去省人民医院住院。人事处贾处长来到我们办公室说：“刘主任病得不轻，出了院也要休养好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吧，办公室还是要有个人牵一牵头，厅里的意思就没有必要从外面调人了，你们俩对业务都很熟，谁牵这个头也差不多。池大为吧，工作是很认真的，也从不说苦叫累。丁小槐呢，在办公室的时间更长一点，是不是就给他压一点担子？”贾处长口里说着丁小槐，眼睛却望着我。我说：“听组织的安排。”贾处长说：“丁小槐有没有勇气承担？”

    丁小槐脸都红了，压抑着兴奋说：“组织上定了，我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贾处长说：“池大为你就好好配合工作。”我说：“好的。”贾处长说：

    “那就这样了。”就去了。

    丁小槐有模有样地当起代理主任来，身体整天像充了电一样，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他总是用动作和语调向每一个到办公室来的人显示着自己改变了的身份。

    因为熟悉，我把其中的表演性看得清清楚楚。他煞有介事地请示汇报，又交待一些事让我去做，口里说着请怎样怎样，可语调却透出无可商榷的权威性。我根本看不起这种表演，可又不得不接受他的指示。他那种神态，简直叫我无法承受，却又无法反抗。我能说他交待工作错了吗？那么说他的声调错了？这个小人，这个摇尾龇牙的家伙，像那么回事地对我发号施令了。这真不能不使人感到强烈的难堪和失落，感到权力的珍贵，哪怕是这么小的一点点权力，而且还是代理的。

    我为了自尊和骄傲而不愿顺势而为，可越是想坚守那点自尊就越没有自尊。

    我被一种说不明白的东西给套住了。

    丁小槐布置我去道宁县出差，那是省里最偏远的山区。我去了，回来时汽车在半路堵了车，闷在车里晒了一整天，中了暑，同车的人把我扶到车下，把矿泉水倒在我的脖子上，背上，替我扯了痧，才缓过来。黑着脸回来一天，他又要我到华源县去。我说：“我去了这七八天还没喘过气来呢！”我想把脖子上扯痧的痕迹给他看，可向他诉苦就是把自己降得太低太低，我忍住了。他陪笑着说：

    “只有这么两个人，我有工作走不开，华源的事又不能不去，只好辛苦你了，回来给你补一天假！”要是没贾处长那一番话呢，我就要说那点工作我来做，可现在我怎么说？我没有身份，这使我气短，我那么沉痛地感到了身份是多么重要。

    没有身份而想拥有自尊，那不可能，这是痛到心尖尖上的感受。

    我有苦说不出口，还是去了华源。我不能不去，这是布置给我的工作。如果是刘主任布置给我，我不会有羞辱的感觉，可那个人是丁小槐！再苦再累我都不要紧，但要我面对这么一位领导，我自尊心的承受能力还没有这么强。到了华源，县卫生局领导还是把我当省里来的人看，这使我心中稍稍平静了一点。身份就是这么重要，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什么人人平等，那是安慰小人物的神话，一个温柔的骗局。我并不傻，我看清了现实，一个人必须依据实力与他人对话，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丁小槐明白这一点，他就往这个方向竭尽全力。我也明白，我不愿那样行动，也许我错了，但我无法纠正这个错误，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神奇力量决定了这一点。毕竟，一个人不能够背叛自己。

    从华源回来，丁小槐说：“你总算回来了！”原来他要去随园宾馆参加一个文件的起草，还愁着办公室没人守候。我一听一股火气就往头上冒，到下面一次两次都是我去，你没时间，好事来了就有时间了！一个代理主任，并没正式下文，就这样给自己找机会，大小机会一网打尽，又像白蚁似的一路吃过去，留下的只是一条粪便，赤裸裸地无耻！他做得出，他就是做得出。可我吃着哑巴亏又去向谁说？怎么说？别人还会说我斤斤计较呢。他怎么做都可以，我说一句却是不行的，这真不知是谁设计的一个局，真是奇妙无比，我入了这个局了，妙啊，惨啊！

    这个局不是为小人物设计的，小人物要跳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出无数的办法变成大人物。我说：“你有工作离不开，怎么能调你去？”他说：“手里的事这几天把它忙完了。”

    又似乎不经意说：“这是厅里决定的，我也只好去。”我真的想冲他几句，可就是没有底气。没有身份的人，就有这么可怜。我没做声，他以决定了的口气说：“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我明天会打电话过来告诉你那边的电话号码。”我嘲讽地笑着说：“有什么事会向你请示的。”谁知他说：“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

    这个无耻的家伙，我真想拍桌子骂娘了。可我骂出来，闹了上去，我又有什么道理？我逃不出这个局，活活憋死了也逃不出去，惨啊！

    丁小槐去了，我感到了轻松，至少我有几天可以不看那副嘴脸。我又去医院看了刘主任，希望他能够快点回来。刘主任说：“小池啊，我出了院再干那么一段恐怕就要提前退休了。我看了你这二年，心里想向组织上推荐你接手的，现在看来，我说话也不行了。在机关里，有些话想说也得忍着，不忍不行，祸从口出。”

    我说：“是应该忍，我不知怎么就是忍不住。”心想，大家都装傻瓜忍着，忍着，忍着，忍得心痛也咬紧牙关忍着，一辈子就这么忍过去了，世世代代也这么忍下来了，中国人忍性真是举世无双啊！

    知道刘主任不久就会回来，我心中松驰了一点了。这天碰了贾处长，我忍不住把对丁小槐的意见说了。贾处长说：“小池你心放宽一点，才多大的事呢？”

    他这么说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我就更狭隘了，小事也搁不下，我得忍着不说。处长去了，我想着自己以前总认为天下总有讲道理的地方，看起来是太天真了。道理有无数种讲法，像一些人手中的面团，怎么捏他都有道理，你怎么样？

    有些人永远正确，话语权在他手中。想到这一点我感到灰心，气馁，沮丧，甚至恐怖。我咬着牙对自己说：“我也该把心放宽一点，真的才多大的事呢？一粒蟑螂屎！”我把这话像压压缩饼干似的压到自己的心里去。

    刘主任回来了，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的健康状况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也是丁小槐的一块心病。我想看看丁小槐再怎么摆谱，又怎么转弯。刘主任上班的那天，丁小槐就把脸色变了，透着亲热叫我“大为兄”。我不得不佩服他如此善变，一眨眼动夫，脸不变色心不跳就变了，连过渡的过程都不需要。我还替他设想着难堪，他自己却一点不难堪，真的不能不佩服他修养有素，是一块材料。说起来我这种设想本身就是可笑的，把人往好的方面想。我故意找了一两件事用请示的口气去问他，他马上说：“大为你去问刘主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别拿火来烤我。”说着嘿嘿地笑。这天刘主任对我说：“小池，你来也两年了，感觉怎么样？”我说：“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不怎么样。”他说：“我不在你跟丁小槐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疙瘩？”我说：“疙瘩有时候也难免。他那个人，你知道的。”他叹口气说：“难免也是难免，但这么点事，你犯不着跟贾处长去说。”

    他欲吞欲吐地，最后说：“人事处下午可能会找你谈话。”我说：“莫不还要批评我？”他说：“批评倒也不会。”又笑笑说：“说不定对你还是一件好事。”

    下午人事处果然打了电话来，我就去了，在劳资科见了贾处长，他说：“你去人事科找印科长。”印科长给我倒茶说：“小池你坐，坐。”我说：“打电话叫我，总有点事吧。”他说：“坐下来慢慢说。事情嘛，当然还是有点。”

    他吞吞吐吐的，我知道没好事，有好事早就有人给我通气了。他说：“你到办公室这一年多，感觉怎么样？”我说：“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不怎么样。刘主任那个人吧，挺好的。”他说：“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没有？”看样子要把我放到哪个角落去，还要说是我自己的意见，这些人真的会做工作啊！我有想法想当厅长当主任行吗？我说：“我有没有想法都等于零，主要是看组织上有没有想法。”

    他说：“那么动一动怎么样？中医学会的秘书小廖他刚调到广东去了，厅里要加强那里的力量，工作很重要啊！现在就是尹玉娥一个人顶在那里，也顶不住了。你是学中医的，专业就对上口了。研究生嘛，技术型人才，可以在业务岗位上大展拳脚。厅里干部业务很强的不多，我们要充分利用，哈哈！”在一个机关说你是技术型人才，就等于说你是一个工具，不配当领导。说你是人才，你还能有意见？

    软刀子不见血，杀伤力却不弱。我是个小人物，我不能说自己，要等着别人来说，说的权力在别人手里。说你是技术型人才你就是了，怎么着？我说：“厅里定下来了？”他说：“也可以这么说吧，组织上。”又说：“你这两年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的确不错，的确的确。”我说：“我可能犯什么错误了，希望组织上指出来。”他掩饰地笑一笑说：“谁这么说？我们不这么看，组织上不这么看。谁这么说了我们批评谁。”他开口闭口组织上组织上，谁是组织，组织又是谁？

    说来说去也只怪我多嘴了，惹人不高兴了。他不高兴，就是组织上不高兴，但他永远不会说这是他的决定。组织上的决定，我到哪里诉委屈去？我说：“定下来了我也没什么说的了。”他马上抓住我的话说：“那就这样？下个星期，你去中医学会上班。”说着站了起来，往门口走了一两步。他根本不在乎我有什么想法，他送客了。我机械地站起来，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