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号考查组》序
《１号考查组》序
作者：雷达
读者需要充满活力的作家和作品。
本书的作者陈玉福是西部人，也是我的同乡，他是一位酷爱文学、正处在上升势头并渴望有新的更大突进的青年作家。
在这部长篇《１号考查组》之前，他曾有长篇小说《１号会议室》问世。那是一部很见锐气的作品。作者勇于揭示现实矛盾，对于某些贫富分化、治安混乱以及腐败现象并不回避，但重心则放在歌颂一些脚踏实地的领导干部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公安战线的英雄身上。整部作品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我曾在一篇评论文章里这样评价《１号会议室》及其作者：“充满活力的作品需要充满活力的作家”，作为“１号系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很有激情且充满活力的长篇小说。不过，在艺术上，他的不够成熟也是明显的，精妙的细节不多，对于长篇创作至关重要的艺术结构问题，处理得略嫌粗疏，人物也存在某些脸谱化的倾向。
然而，好像专门反驳我的看法似的，《１号会议室》在发行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前后印刷了六次之多，且始终伴有盗版本的流行。这使我惊讶，也使我困惑，我一向自信的判断力似乎失灵了，我当然不会因为他发行上的成功就轻易放弃看法，我深知图书市场存在某种盲目性，但我仍然需要调整自己的观念，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像《１号会议室》这样的作品，究竟靠什么构成对读者的吸引力？
必须看到，像我这样的专业读者或者叫做评论家的人的眼光，与广大社会读者需求和眼光有时会产生一定的误差。我尽管也注意作品的人文内涵，但必会顽固地专注于作品的语言和技术层面，而对广大读者最期望的东西有时反而轻轻放过了。现在看来，《１号会议室》和作为“１号系列”这几部新的作品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发行业绩，关键仍在于，它遇合了当代读者的某种潜在的阅读期待。这是一种意外的接纳和撞击，也是较为合理的。因为小说需要各种风格和不同的写法。我们的读者并不是什么时候都知道时代需要什么。无疑，就整体趋势而言，今天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消闲娱乐的兴趣在增长，教育认识的功能有所下降。然而仅仅是“整体趋势”而已。其实，人们对英雄和英雄主义的仰慕和追求，一刻也没有减弱，在某种意义上还更加强烈了。我们在观察文学问题时，不要发现了“世俗化”就忘记了神圣化，发现了“个人化”就放弃了公共化，发现了“日常化”就否定了传奇化，发现了“平民化”就取消英雄化。要防止简单化的思维。我认为，《１号考查组》是一部英雄的诞生史、生长史，值得一读。
在我看来，陈玉福似乎是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游弋在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以故事性和悬念性见长。它的写作，表达了对强烈现实人生的召唤和探索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愿望。他的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乐观与悲壮，忠诚与牺牲，信仰与奉献的精神诉求，表达着生死时速一般的壮烈情怀。他还是一个善于寻求题材优势的人，他不认为题材是无差别的，他显然相信，尖锐的现实题材是赢得当代读者的重要途径。正因为如此他在技术上的弱点被其他优势遮蔽了。公平地说，《１号考查组》比《１号会议室》无论人物刻画还是思考深度，皆有不小的进步，且一部比一部好一部比一部深刻。于波这一高级干部形象，从脸谱化中脱出，开始变得复杂了，个性甚为突出，但又是统一的。独臂英雄汪吉湟的形象也颇为突出。还有各色人等，各有特色。总的看来，《１号考查组》的热闹可看之处甚多。他摈弃了前一阶段某些所谓官场小说客观展览腐败的自然主义倾向，或赏玩化、消费化倾向，而是告诉读者，腐败是怎样渗透开来的，失去制约的权力是怎样使人堕落的，血债累累的罪恶势力是怎样受到清算的，以及，民心这杆秤到底有多重，邪恶和腐败不管有多么骄狂，最终是怎样被正义之剑斩杀的。这一切当然是读者乐于了解的。
陈玉福的创作是勤奋的，这得益于他苦难的经历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他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的６０年代初，父母都是无权无势的小农民，所以几乎没有吃的养活他。懂事上学后，适逢文化大革命，因为父亲被国民党抓过丁，作为“狗崽子”的他虽然考高中时是全班第一名，可他没有通过政审关而失去了学业。回乡务农后，他刻苦自学，年纪小小就写出了３０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我的家庭》，作品虽未出版，可文学之路应在那时候从他脚下开始了。１９７８年他考进乡村学校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这之后靠自学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去年我去兰州大学讲学时，他又刚刚毕业于兰州大学的中文系在职人员研究生班。他的朋友很多，尤其是政界的朋友包括某省省委、政府的主要领导……“梅花香自苦寒来”，可以这么说，他的今天是苦难换来的。苦难对他来说，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校。
创作是一项艰辛的个体性的智力劳作，而长篇小说的创作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劳动———需要支付的智慧和体力十分浩大。陈玉福写出“１号系列”开头的几部作品固然可喜，但越是走向深入，就越能体会到，未来的路还很漫长。我期待陈玉福厚积而薄发，在“一号系列”以后几部作品里，完成新的超越。
二○○二年十二月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创作研究部主任、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