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三 大陆印象 吵　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