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四 行万里路 国破山河在——知识分子的心灵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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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了！你怀念那个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吗？"选择西德或是东德，"东柏林长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说，"就譬如要我选择霍乱或是鼠疫，选择一个豪华的或是普通的大黑坑……"东德不值得怀念，统一更不值得庆祝。只是每当电视上西德人将东德说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场不好笑的笑话，他就觉得彻底的受不了。

    "西德和东德只是金钱的结合，新婚夜或许有几度性高潮，接下来的4年却是夜夜强暴。老实说，我并不在乎东西德的结合，只是头痛怎么结合了就无法再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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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德时代炙手可热的作协领导康特说：我不跟你虚伪，坦白地说吧！对，我不得不怀念那被抹掉的国家，而且一丁点儿也不后悔曾经为她投入一切。

    当年康特的书风行一时，东欧各国争着翻译抢印，还是全国莘莘学子的必读作品；现在，书绝版，没有人愿意再印。

    不是由于言论箝制，而是，改朝换代之后，人的价值观和品味也翻个了，没有人还认得出作品的意义。

    他所怀念的，其实不尽是独裁政治或共产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可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只有在独裁政治和共产制度中才能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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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资、反美、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殖民主义、反消费主义、认同第三世界……．

    你在说陈映真吗？

    不是，我在说海涅·穆勒（HeinerMuller），东德时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身为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他曾经反资、反美、反霸权……现在，那个主义国家从他脚底下被抽走，他仍旧反资、反美、反霸权……只是，现在，所有他反对的东西：资本主义、美国、霸权、跨国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为德国的统一。对穆勒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栽培出来的精英而言，德国的统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扩展霸权、推广殖民的策略运作的结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发出警告："我们输了，就要被麦当劳吞掉！"东德的主义果然"输"了，诗人遂发出叹息：

    社会主义走了，约翰走路来了！

    Sozialismusgeht，JohnnyWalkerKommt！

    约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恶。而这充满罪恶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是文化），却要吞噬掉远远比它优越的德东文化。

    究竟什么是德东文化呢？东柏林的精英告诉你：德东文化是质朴自然的、生机活泼的、开放诚恳的、重精神不重物质、讲合作不讲竞争的、不造假不媚俗的。西方文明（德西，只是美国集团的一部分，没有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不必单独称德西文明），则由于高度工业的发展，是雕琢假造的、呆滞单调的、虚伪做作的、重物质不重精神、讲竞争不讲合作、庸俗而诌媚的。

    怀旧，尤其是思怀一个永远沉沦的旧，使这些昔时精英不愿意承认，或许在两个强烈的黑白对比中其实有一大片复杂的灰色地带。捧着受伤的感情，他不愿意承认：不管是东边人还是西边人，或许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藏身在那个说不清的灰色地带。

    可是，要承认这个灰色地带，对一个自尊受严重损伤的人来说，真正是情何以堪！什么都失去了，谁还忍心去吹灭他头上那一圈道德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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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革命都是误解的结合。

    东德的精英作家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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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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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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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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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8月，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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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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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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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