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圣母院(1)

    一圣母院

    毫无疑问，巴黎圣母院至今仍然是雄伟壮丽的建筑。然而，尽管它的瑰丽依旧不减当年，但当您看见岁月和人力同时对这令人肃然起敬的丰碑给予无数的损坏和肢解，全然不顾奠定其第一块基石的查理大帝和安放最后一个石块的菲利浦—奥古斯都①，您是很难不喟然长叹，很难不愤慨万千。

    在这个堪称是我们所有大教堂的年迈王后的脸上，每一皱纹的旁边都有一道伤疤。时毁人噬。②这句话我情愿这样译为：时间是有眼无珠，人是愚不可及。

    如若我们有功夫同看官一起，一一察看这座古老教堂所受破坏的痕迹，就不难发现：时间所造成的破坏很小，而人的破坏却极其惨重，尤其是艺术人物的破坏。我之所以非说艺术人物不可，那是因为近二百年来有不少人取得了建筑家的身份。

    ①菲利浦—奥古斯都（1165—1223），即菲利浦二世，法国国王（1180—1223）。

    ②原文为拉丁文。

    如要略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首先当然要数圣母院的正面，建筑史上少有的灿烂篇章。正面那三道尖顶拱门，那镂刻着二十八座列王雕像神龛的锯齿状束带层，那正中巨大的花瓣格子窗户，两侧有两扇犹如助祭和副助祭站在祭师两旁的侧窗，那用秀丽小圆柱支撑着厚重平台的又高又削的梅花拱廊，还有两座巍巍、黝黝的钟楼，石板的前檐，上下共六大层，都是那雄伟壮丽整体中的和谐部分，所有这一切，连同强有力依附于这肃穆庄严整体的那无数浮雕、雕塑、镂錾细部，都相继而又同时地，成群而又有条不紊地展现在眼前。

    可以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巨大杰作，其整体既复杂又统一，俨如它的姐妹《伊利亚特》和《罗芒斯罗》①；是一个时代的一切力量通力合作的非凡产物，每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到在天才艺术家熏陶下，那些训练有素的工匠迸发出来的百般奇思妙想；总而言之，是人类的一种创造，雄浑，富饶，仿佛是神的创造，似乎窃取了神造的双重特征：多样性和永恒性。

    ①《伊利亚特》，希腊文为《伊利亚斯》，相传是荷马写的史诗，长达一五五三七句，分成二十四曲，叙述特鲁瓦之战的故事。

    我们这里对这座建筑物的正面所做的描述，应当适合于《罗芒斯罗》在西班牙文学中指中世纪8音节浪漫抒情诗的总称，流传于民间世人的吟唱，主要叙述西班牙骑士的英勇故事。

    这整座教堂；而我们对巴黎这座主教堂的描述，应当适合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所有一切教堂。一切均包含在这源自造化、逻辑严密、比例精当的艺术之中。只要量一下足趾的大小，也就是量了巨人的身高。

    言归正传，再说一说圣母院的门脸儿吧。这座雄伟庄严的主教堂令人骇然，正如其编年史学家所云：见其宏伟，游人无不目瞪口呆。①

    当我们诚惶诚恐前去瞻仰时，它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再做些描述吧。

    如今这个正面缺少了三样重要的东西。首先是往昔把它从地面上加高的那座十一级台阶；其次是三座拱门各神龛里下方一系列塑像；还有装饰着二楼长廊、神龛里上方二十八位法兰西从前历代国王的一系列塑像，从希勒德贝尔②起，直至手执“皇柄”的菲利浦——奥古斯都。

    那座台阶的消失，那是光阴所致，因为通过缓慢而又不可抗拒的过程，老城的地面上升了。然而，随着巴黎地面涨潮般的上升，那十一级把主教堂增高到如此巍峨的阶台一级接一级地被吞没了，尽管如此，时间还给了这座教堂的，也许远比取自它的要多得多，因为时间在主教堂的正面涂上了一层多少世纪风化所形成的深暗颜色，把那些古老纪念物经历的悠悠岁月变成了其光彩照人的年华。

    可是，那两列塑像是谁拆毁的呢？是谁留下了那一个个空神龛？是谁在中央大门的正中又开凿了那道新的独扇门呢？

    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希勒德贝尔一世（约495—558），巴黎王（511—558）。

    又是谁胆敢给这道笨重而乏味的木头门安上门框，并且在毕斯科内特的蔓藤花饰旁边给那道独扇门刻上了路易十五时代的图案？是人；是建筑师；是当今的艺术家！

    还有，我们一走进教堂的内部，不由要问：是谁推倒了圣克里斯朵夫巨像的呢？这座巨像在一切塑像中是有口皆碑的，如同司法宫大厅在一切大厅中、斯特拉斯堡的尖塔在一切钟楼中都是令人交口称誉的。还有昔日充满前后殿堂各个圆柱之间的无数雕像，或跪，或站，或骑马，有男，有女，有儿童，还有国王、主教、卫士，石雕的，大理石刻的，金的，银的，铜的，甚至蜡制的，所有这一切，是谁把它们粗暴地一扫光呢？当然不是时间。

    又是谁偷梁换柱，把精工堆满圣骨盒和圣物盒的那峨特式古老祭坛去掉，换上了刻着天使头像和云彩的那口笨重的大理石棺材，仿佛是圣恩谷教堂或残老军人院①的一个零散的样品？是谁愚蠢地把那块不同年代的笨重石头硬砌在埃尔康迪斯的加洛林王朝②的石板地里呢？莫非是执行路易十三③遗愿的路易十四④吗？

    ①残老军人院是路易十四为了收容服役的残老军人于一六七○年提出建造的，一六七六年建成。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一直延至塞纳河畔。

    ②加洛林王朝：法兰克第二个王朝，始自公元七五一年，在德意志终结于公元九一一年，在法国终结于公元九八七年。

    ③路易十三（1601—1643），法国国王（1610—1643）。

    ④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法国历史上称太阳王。

    那些彩色玻璃窗，我们的祖先曾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踌躇于大拱门圆花窗与半圆形后殿尖拱窗之间，又是谁把这些“色彩强烈”的玻璃窗换上了冷冰冰的白玻璃呢？十六世纪的一个唱诗童子，要是看见我们那班专门破坏文物的大主教胡乱把主教堂涂上美不胜收的黄灰泥，他会作何感想呢？他会想起，那是刽子手用来粉刷恶贯满盈建筑物的颜色；他还会想起，由于陆军统帅的叛变，小波旁官邸也是全部涂上了黄色，索瓦尔说：“黄色毕竟质地很优良，又是那样受推崇，涂上了，上百年都不可能褪色。”唱诗童子准会认为这圣殿已变成了污秽不堪的地方，立刻躲得远远的。

    如果我们往主教堂上面去，不停下来观看那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野蛮玩艺儿，那座屹立在交叉甬道交叉点上的迷人的小钟楼，轻盈而又奔放，绝不亚于邻近圣小教堂的尖塔（也已毁掉），比其他塔楼更刺向天空，高耸，尖削，空灵，回声洪亮，这座小钟楼的命运又如何？一位颇为风雅的建筑师在一七八七年把它截肢了，并且认为用一张像锅盖似的铝制大膏药往上一贴，就可以把伤疤遮掩住了。

    中世纪奇妙艺术，几乎在任何国家，尤其在法国，其遭遇大抵如此。从这种艺术的废墟上，可以发现有三种因素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这种艺术：首先是光阴，岁月不知不觉地腐蚀着其外表，留下了疏疏落落的缺口和斑斑锈迹；其次是一连串政治宗教革命，就其本质来说，这些革命都是盲目的，狂暴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向中世纪艺术发起冲击，撕去了其雕塑和镂刻的华丽衣裳，拆毁了其花瓣格子窗户，打碎了其蔓藤花纹项链和小人像项链，忽而由于看不惯教士帽，忽而因为不满意王冠，就索性把塑像连根拔除；再次是时髦风尚，越来越怪诞，越来越丑陋，从文艺复兴时期种种杂乱无章和富丽堂皇的偏向开始，层出不穷，必然导致建筑艺术的衰落。时髦风尚的破坏，比起革命尤甚。那种种时兴式样，肆无忌惮地进行阉割，攻击建筑艺术的骨架，砍的砍，削的削，瓦解的瓦解，从形式到象征，从逻辑直至美貌，活生生把整座建筑物宰了。再则，花样翻新，经常一改再改，这至少是时间和革命所未曾有过的奢望。时之所尚，甚至打着风雅情趣的旗号招摇过市，厚颜无耻地在峨特艺术的伤口上敷以时髦一时的庸俗不堪的各种玩艺儿，饰以大理石饰带，金属流苏，形形色色的装饰，卵形的，涡形的，螺旋形的，各种各样的帷幔、花彩、流苏、石刻火焰、铜制云霞、胖乎乎的小爱神、圆滚滚的小天使，总之，真正的麻风病！它先是开始吞噬卡特琳·德·梅迪奇斯①小祈祷室的艺术容颜，两百年后，继而在杜巴里夫人②小客厅里肆虐，使其建筑艺术在经受折磨和痛苦之后，终于咽气了。

    这样，综上所述，今日损坏着峨特建筑艺术的有三种灾祸。浮表的皱纹和疣子，那是时间的业迹；万般作践、肆虐、挫伤、砸碎，那是从路德③直至米拉博④历次革命的业迹；肢解、截肢、四肢脱臼、修复，那是维特吕维于斯⑤和①梅迪奇斯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十五至十八世纪在欧洲政治、艺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卡特琳（1519—1589）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妻子。②杜巴里夫人，即雅娜·贝居·杜巴里（1743—1793），路易十五宠爱的情妇，法国大革命时被送上断头台斩首。③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④米拉博伯爵（1749—1791），原名为奥诺雷·卡普里埃·里克蒂，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家。⑤马库斯·维特吕维于斯·波利奥，公元前一世纪恺撒统治时期的军事工程师和建筑家。这里代表古典风格。维尼奥尔①的倡导者们所进行的希腊式、罗马式或野蛮式的工作。汪达尔人②所创造的这一辉煌艺术，学院派把它扼杀了。数百年岁月和历次革命风云所造成的破坏，至少是没有偏心的，正大磊落的，然而接踵而至的那多如牛毛的各种流派建筑师，却都是特许的，宣过誓的，许过愿的，他们对低级趣味趋之若鹜，竭尽毁坏之能事，竟用路易十五时代菊苣纹饰去代替巴特农神庙③里最大光轮上峨特式的花边饰带。这可真是蠢驴对垂死的雄狮猛踢了一脚。老橡树遍体鳞伤，更惨的是还要遭受毛毛虫的摧残，蛀呀，啃呀，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