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盖尔芒特家那边 （15）

    关于夏吕斯村的这段思考，使我想起我和德-夏吕斯先生的约会时间快到，我该走了，我只顾听德-盖尔芒特先生谈家系差点把和他弟弟的约会给忘了。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仍在继续。我想，说不定盖尔芒特这个名字有朝一日也会象这样除了地名其他什么也不是，只有偶然在贡布雷作停留的考古学家，才会在坏家伙希尔贝①的彩绘大玻璃窗前，耐心聆听戴奥多尔②的继承人讲演，或者阅读本党神甫的手册。但是，一个高贵的名字只要没有熄灭，听这个名字的人就能沐浴它的光辉。毫无疑问，就某方面而言，这正是那些家庭显赫的声名带来的好处：我们可以从今天出发，顺着这些家族的足迹，追根溯源，了解到过去，乃至十四世纪以前发生的事，可以发现德-夏吕斯先生、阿格里让特亲王或帕尔马公主的子孙们撰写的回忆录和书简，他们也许出身在平民家庭，但隔着一层黑幕，谁也看不清楚，如果借助一个名字的光辉，追溯以往，就能发现在这些或那些盖尔芒特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神经质的特点、恶习和放荡行为，是有其深刻的根源和悠久的历史的。从病理学观点看，他们和今天的德-夏吕斯先生、阿格里让特亲王和帕尔马公主可以说没什么两样，世世代代都引起他们通信人的不安和兴趣，不管是帕拉蒂娜公主③和德-莫特维尔夫人④以前的还是利尼亲王⑤以后的——

    ①坏家伙希尔贝是盖尔芒特家族的祖先。

    ②戴奥多尔是基督教史上几位教皇的名字。

    ③帕拉蒂娜公主（1652-1722），巴伐利亚公主，路易十四的兄弟奥尔良公爵的妻子，她的书信揭示了路易十四亲政时的有趣的细节。

    ④德-莫特维尔夫人（1621-1689），法国回忆录作家。

    ⑤利尼亲王（1735-1814），十八世纪法国最有才华的人之一，著有军事，文学等作品。

    此外，我对历史的兴趣不如对美学浓厚。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客人外貌毫无光彩，智力不是低下就是平庸，变成了现实中的人，因此，当我登门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踩上门厅前的擦鞋垫的时候，并不觉得来到了美妙的名字世界的门口，反而觉得走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可是，听到德-盖尔芒特先生列举了那么多名字，我又感到这些客人仿佛是脱离现实的人了。就拿阿格里让特亲王来说，当我听到他母亲娘家姓达马①，是莫代纳②公爵的外孙女，他就立即摆脱不让人认出他真相的外貌和谈吐，就象摆脱一个与他日夜作伴的不稳定的化学物质一样，去和不过有一些爵号的达马家族和莫代纳家族结合，形成一个更有诱惑力的组合体。每个名字，受到了另一个名字的吸引，即使我从没想到和这个名字有什么联系，它会离开它在我头脑中占据的暗淡无光、一成不变的位置，去和莫特马尔家族、斯迪阿尔家族或波旁家族会合，和它们一起画出有最佳效果和千变万化色彩的系谱图。就连盖尔茫特这个名字也一样，只要听到它和那些曾断了香火，复燃后火苗更旺的显赫名字有联系，我就觉得它又得到一次新的充满诗意的确认。我最多可以看到，在高傲的系谱树干上长出一个花蕾，开出一朵鲜花，那是某个贤明国王（如亨利四世）或杰出公主（如隆格维尔公爵夫人）的面孔。但我觉得，这些面孔和客人们的有所不同，没有受到世俗偏见和平庸社交观念的毒害，仍保留着美丽的图案和闪烁不定的光泽，它们和名字一样，色彩各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从盖尔芒特家族系谱树上脱落下来，不会用不熟悉的不透明的物质打搅那些不断更迭的、五颜六色和半透明的花蕾。这些花蕾在玻璃树侧开放，正如耶稣的祖先在画有热塞树③的古教堂彩绘大玻璃上开放一样——

    ①达马家族是法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长子系在1423年断嗣，幼子系有二十来个子系。

    ②莫代纳家族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③热塞被看作是耶稣的祖先。在中世纪教堂的彩绘大玻璃窗上，常画有热塞树，示意耶稣的家谱。族长热塞仰天躺在地上，头部（或胸部）长出一棵树，每根树枝代表耶稣的一个祖宗，树顶盛开一朵花，圣母怀抱小耶稣坐在花中。

    我好几次都想告退。我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这次聚会由于我在场而变得毫无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却一直把这种聚会想象得无限美好，我想，若是我这个碍手碍脚的旁观者不在场，聚会就会变得有意思了。至少，我一走，就没有旁观者，客人们就可以开秘密会议，举行秘密仪式。他们聚集起来就是为了这个，显然不是为了谈论弗兰茨-哈尔斯，或议论某某人小气，不是为了用资产阶级方式说长道短。他们尽说废话，可能是因为我在场。看到这些美丽的贵妇由于我在场而四分五裂，身在圣日耳曼区独一无二的沙龙，却不能过圣日曼区神秘的生活，我感到非常内疚。我时刻都想告辞，但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都表现出高度的牺牲精神，竭力将我挽留，不让我离开。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好几个穿戴入时、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妇，怀着迫不及待、兴高采烈的心情前来参加聚会，并没因聚会的索然寡味而失望（由于我的过错，这次聚会变得和在圣日耳曼区以外任何地方举行的聚会毫无二致，正如巴尔贝克海滩和我们看惯了的城市毫无不同一样）告辞时，依然兴致勃勃、千遍地感谢德-盖尔芒特夫人让她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好象我不在场的那些晚上，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这些贵妇梳妆打扮，拒绝平民进入她们封闭的沙龙，难道就因为有这些聚餐？就为了这些聚餐？如果我不在场，难道也是这样？有那么一会儿，我产生了怀疑，但这样未免太荒唐。理性使我清除了怀疑。况且，要是我不消除怀疑，那么，盖尔芒特这个名字还剩下什么呢？离开贡布雷以来，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降得够低的了。

    此外，这些上流社会的贵妇很容易对另一个人，或者很希望使另一个人满意。有几个人我整个晚上才同她们说了两、三句话，一想到她们说的话那样愚蠢，我就脸红，但是，她们离开客厅时，非要走到我跟前，对我说认识我非常高兴，想等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会面”后“作一些安排”，向我暗示可能邀请我吃饭，说话时，用漂亮而温柔的眼睛凝视我，挺起胸脯，使得胸前的兰花竖了起来。

    这些贵妇中，没有一个比帕尔马公主先离开。公爵夫人竭力挽留我有两个原因（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一个就是帕尔马公主没有离开。公主殿下不走，别人是不能走的。当德-帕尔马夫人起身告辞时，大家就象如释负一般。女宾们象请求祝福似地向帕尔马公主行屈膝礼，公主把她们扶起来，祝福似地在她们脸上吻一下，这就是说，她们可以穿大衣和唤奴仆了。于是，门口一片叫喊声，仿佛在朗诵法国历史上最显赫的名字。帕尔马公主怕德-盖尔芒特夫人着凉，不让她送到门厅，公爵乘势说：“行了，奥丽阿娜，既然夫人不让您送，那就别送了，别忘了医生的嘱咐。”

    “我觉得，帕尔马公主和您一起吃饭感到很高兴。”这种客套话我听惯了。公爵穿过客厅，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了这句话，神态殷勤亲切，坚信不疑，就好象在给我颁发毕业证书，或请我吃花式点心。此刻，他似乎感到很高兴，他的脸因此而暂时变得异常温柔，我感到，这对他似乎是一种对人表示关怀的方式，他终身都会象履行轻松而受人尊敬的职务那样履行这些义务，哪怕年老昏聩，也不会放弃。

    我正要走，只见帕尔马公主的伴妇又返回客厅，因为她忘记带走公爵夫人送给公主的来自盖尔芒特城堡的奇妙非凡的石竹花了。伴妇满脸绯红，看样子跑得很急，因为尽管公主对谁都很亲切，但当仆人做了蠢事，她就没有耐心了。因此，伴妇端起石竹花就跑，但是，当她从我跟前经过时，为了保持轻松和不顺从的样子，急冲冲对我说：“公主认为我迟到了，她想快点去，可又要石竹花。真是的！我又不是小鸟，我不能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嘛。”

    唉！我想走而没走成的原因，除了不能比殿下先告辞外，还有另外一个：盖尔芒特家的人，无论是腰缠万贯的，还是濒临破产的，不仅善于使他们的朋友们得到物质享受，还善于使他们得到——正如我和罗贝-圣卢在一起时经常体会到的那样——精神享受（这一点古弗瓦西埃家是做不到的），让他们听到娓娓动听的谈话，看到亲切感人的动作，高雅的言谈全靠丰富的内心世界提供。但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无所事事的社交生活中无用武之地，有时就会忘情地抒发，在一种短暂而更加不安的发泄中寻找消遣，如果这种发泄来自德-盖尔芒特夫人，就会被看作是感情，因为她在和一个朋友的交往中，能得到一种令人陶醉的快乐，这绝不是官能快乐，却和音乐使某些人产生的快乐相似。有时，她会从衣服上取下一朵花或一枚嵌有画像的颈饰，送给一位客人，希望他多呆些时间，但仍感到忧伤，因为延长时间也尽是毫无意义的闲聊，不会使她产生和春天第一次暖流相似的（就给人留下疲倦和愁闷而言）神经质的兴奋和短暂的激动。至于那位朋友，切莫过分相信公爵夫人的诺言。它们比他以往听到的任何诺言更动听，更令人陶醉，然而许诺者因为深深感到某一时刻的美好，便以常人所没有的柔情和庄重，施展出百般妩媚和慈爱，把这一时刻变成一部感人至深的杰作，但是过了这一时候，她就不会再给予施舍。她一时高兴，就抒发感情，但激情一过，感情也就烟消云散。她才智过人，能猜出你想听什么，专挑你爱听的说，可是几天后又会抓住你的笑柄，把你当作笑料，讲给另一个正在和她一起分享这种极其短暂的“音乐时刻”的客人听。

    在门厅里，我喊仆人把我的橡胶雪靴拿给我。我怕下雪，就带上了这双靴子，事实上，已飘了几片雪花，地面很快变得泥泞了。看到众人揶揄的微笑，我才知道这双靴子很不雅观，因而感到很难为情；当我看到德-帕尔马夫人尚未离开，正观看我穿这双美国橡胶雪靴时，我就更加无地自容了。公主向我走来。“唷，想得多周到，”她大声说，“这鞋太实用了！您真聪明。夫人，我们也该买一双，”她对她的伴妇说。于是，仆人们由讥笑转为尊敬，宾客们热情地拥在我身边，问我是从哪里弄到这双绝妙的鞋子的。“有了这鞋，您什么都不用怕了，即使是再下雪，即使是出远门；不管春夏，还是秋冬，”

    公主对对我说。

    “噢！这一点，殿下尽管放心，”伴妇狡猾地插话，“不会再下雪了。”

    “您怎么会知道，夫人？”善良的帕尔马公主尖刻地发问。

    只有在她的伴妇说了蠢话时，她才会生气。

    “我可以向殿下保证，不会再下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不可能再下了，已采取了必要措施：撒过盐了。”

    头脑简单的伴妇没有发觉公主在生气，别人在乐，因为她不仅没有住口，反而亲切地微笑着对我说（尽管我一再否定我和絮利安-德-拉格拉维埃尔海军上将有亲戚关系）：“况且，下雪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在船上如走平地。龙生龙，凤生凤嘛。”

    德-盖尔芒特先生送走帕尔马公主后，拿起我的大衣，对我说：“我帮您套外套。”他在使用这个字眼时，甚至不再微笑了，因为最粗俗的表达方式，就因为其粗俗，就因为盖尔芒特一家人的故作谦卑，已变得高雅无比了。

    激奋只会导致伤感，因为它不是自然产生的。当我终于离开盖尔芒特府，坐在送我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马车上时，我也产生了兴奋的感觉，尽管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产生这种感觉的方式不一样。前两种兴奋力可供我们任意选择。一种发自我们内心，来自我们深刻的印象；另一种来自外部。前者自身就包含着一种快乐，那是生活带给人的快乐。后者试图把别人的兴奋传导给我们，它本身并不伴随快乐，我们可以通过反作用，给它加进一种快乐，得到一种极其虚假的兴奋，但很快就会变成烦闷和忧愁。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上流社会中有那么多人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状态中，甚至可能自杀。然而，当我坐车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路上，正被这第二种兴奋折磨得坐立不安。这种兴奋不是由我们切身感受引起的，和我从前几次坐马车产生的兴奋完全不一样：一次是在贡布雷，我坐在贝斯比埃医生的皮篷式双轮车上，看见马丹维尔教堂的钟楼画在夕阳上；还有一次是在巴尔贝克，我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四轮轻便马车上，看见一条栽有绿树的路，竭力想回忆起这条路使我模糊感觉到的一件往事。可是，在这第三辆马车上，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在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进行的我当时感到无聊透顶的谈话，如德国亲王对德皇，对布达将军和英国军队的议论。刚才，我把它们塞进我内心的立体镜中了，一旦我们不再是自己，一旦我们有了社交界人士的灵魂，只从别人那里接受生命，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这面立体镜，把别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突出出来，使它们变得轮廓分明。喝醉了酒的人会对侍候他的咖啡馆侍者表现出好感，此刻我的心情和喝醉了酒毫无两样，尽管在吃晚饭时，我对那位非常熟悉威廉二世、大讲其轶事趣闻的冯亲王无甚好感，而现在我却为能和他共进晚餐而感到幸福，认为他讲的那些事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想起他讲的关于布达将军的故事，想起他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不禁放声大笑，仿佛这笑声对证实他讲的故事滑稽可笑是必不可少的，就象有时候用双手鼓掌可以增强内心的赞美一样。就连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有些看法（例如她说弗兰茨-哈尔斯的画应该站在电车上看才有意思），当时我感到十分愚蠢，但在这面立体镜后，却变得生气勃勃，深刻透彻。不过，我应该说，即使这种兴奋旋踵即逝，却不能说它绝对荒唐。对于有些人，平时我们也许不屑一顾，但不知哪天，我们会很高兴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有来往，可以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样，他们就变得对我们有用和有趣味了，而这些在以前我们认为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同样，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将来派不上用场。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哈尔斯的画即使从电车上看也十分有趣，这句话是错的，但却包含着部分真理，日后对我很有用处。

    同样，她为我引用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应该承认，这是他脱胎换骨以前那个时期的作品，他还在演变中，还没有发表他那别开生面、具有更复杂机件的作品。在这些早期诗作中，维克多-雨果还在思考，而不是象大自然那样，仅仅满足于引人思考。那时候，他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和盖尔芒特公爵对这个词理解的意思几乎一样：德-盖尔芒特先生常在盖尔芒特城堡举办盛大宴会，宾客们在纪念簿上签字后，总要再写一条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感想，他觉得这种做法太陈腐，太罗唆，就用恳求的语气提醒后来的人：“签上名字，亲爱的朋友，不要写思想！”然而，德-盖尔芒特夫人恰恰喜欢雨果早期诗作中的这些“思想”，这在他的《历代传说》诗集中几乎是没有的，正如瓦格纳的第二期作品中缺少“乐曲”和“旋律”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这种爱好不是绝无道理的。雨果的思想确实沁人心脾，尽管形式暂时还缺乏力度，但在思想周围，已经凶涌澎湃着无数的词汇和丰富的韵脚，这使它们独具一格，和别人的诗，例如和高乃依的诗迥然不同。别人的诗不时地闪烁着朴素的浪漫主义思想，更能激动人心，但却没有深入生命的物质根源，没有改变思想赖以存在的无意识的可笼统化的机体。因此，我从前那种只读雨果后期诗集的做法是错误的。诚然，德-盖尔芒特夫人只用了雨果前期诗作中的很少几句诗来点缀她的谈话。但是，正因为她孤立地引用一句诗，才使这句诗的吸引力大大增加。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初次听到或再次听到的诗句，使那些琳琅满目地镶嵌着诗句的诗篇也变成了磁铁，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把我的手拉向《东方集》和《暮歌集》。我的心变得焦虑不安，非要在两天之内得到这本书不可。我诅咒弗朗索瓦丝的听差不该把我那本《秋叶集》赠送给他的家乡。我立即叫他去给我买了一本。我把这些诗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只有当我突然发现德-盖尔芒特夫人引用过的、沐浴在她所给予的光辉中的那些诗句时，我才得到安宁。和公爵夫人闲谈，就好比从一个古城堡的藏书室里汲取知识，虽然都是些古书，残缺不全，没有我们喜欢的书，也不能使人增长才智，但有时能为我们提供宝贵资料，甚至能让我们看到一段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文章，以后，每当我们想起多亏那座美丽的城堡，我们才能知道这段文章时，会感到高兴。我们会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巴尔扎克为《巴马修道院》作的序言或未曾发表过的儒贝①的书信，而夸大我们在那里度过的那种生活的价值，会由于一个晚上的意外收获，而忘记那是轻薄无聊的生活。

    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这个贵族沙龙不是我想象中的沙龙，一上来就以它与其他沙龙的共性，而不是以它的特性使我感到震惊，但渐渐地，它的形象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贵族领主几乎是唯一能象农民那样向我们提供知识的人；他们的谈话总点缀着土地、依然如故的城堡和古老的习俗，而对这一切，银行家是一无所知的。即使一个渴望跟上时代的最温和的贵族最终跟上了时代，但只要他回忆起他的童年，他的父母亲、叔伯父或姑姨婆，就会把他同现在无人知道的一种生活联系在一起。今天如果有人死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灵堂上一眼就会看出哪些做法违犯了惯例，尽管不会当面指出来。在葬礼上，当她看见有的女人撇开女人们应该参加的仪式，却混在男人中间，就会感到不快。至于罩在灵柩外的黑纱，布洛克可能以为只有丧礼上才能看见，因为丧礼报告上写着引棺索②，而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记得小时候，在德-马伊-内斯尔先生的婚礼上，看见新郎新娘头上也蒙着黑纱。当圣卢卖掉珍贵的“系谱树”——布永家族的旧画像和路易十三的亲笔信，买回卡里埃③的画和新式家具时，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却因为受到一种狭隘的不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热爱的情感驱使，保留了布尔④制作的对艺术家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绝妙无双的家具。同样，一个文学家也会兴致勃勃地聆听他们的谈话，会把他们当作活字典看待（饿汉不需要饿汉作伴），那些日益被人遗忘的表达方式，如圣约瑟勋章式绶章啦，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⑤啦等等，只能在那些可爱的甘当历史保管员的人那里找到。一个作家在他们中间比在其他作家中间感受到更大的快乐，但这种快乐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相信，过去的事物具有一种魅力，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中，这样，作品也就成了死产儿，会使人感到厌倦，可他却自我安慰说：“这很美，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这样讲的。”此外，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贵族们都是用纯正的法语交谈，故而具有特殊的魅力。正因为如此，当公爵夫人听到圣卢使用“梵蒂岗的”、“宇宙的”、“特尔斐城的”、“过分卓越的”这些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时，完全有理由哈哈大笑，就象她看见圣卢从宾格⑥家具店买来新式家具时开怀大笑一样——

    ①儒贝（1754-1824），法国道学家，他的《书信集》以文体和思想的简炼而著称。

    ②法语中，“棺罩”（一般是黑纱）和古代天主教婚礼上新郎新娘罩在头上的“纱巾”是同一个字。引棺索是牵引灵柩的大绳，系在棺罩的两端。

    ③卡里埃（1849-1906），法国画家。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

    ④布尔（1642-1732），法国著名的木器匠，是国王和王室最重要的家具供货人。

    ⑤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即被许给圣母的孩子，可以得到圣母的保佑。

    ⑥宾格（1838-1905），法国收藏家。是新艺术风格的鼓动者。

    不管怎样，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听到的那些故事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和我在山楂树前或在品尝马德莱娜甜点心时可能产生的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暂时加入我的躯体，但仅仅是肉体上的占有，似乎迫不及待地（群体地，而不是个体地）想离开我。我在马车上焦躁不安，就象是古希腊的一个女预言家。我盼望有人请我吃饭，我就可以变成X亲王或德-盖尔芒特夫人，把那些故事讲给他们听。而现在，我跃跃欲试，微微颤动嘴唇，模糊不清地讲着故事，思想被一股令人头晕目眩的离心力拉走，我想把它拉回来，但白费力气。尽管我大声自言自语，以解无人同我说话之闷，但我仍然焦躁不安，如坐针毡，觉得独自一人再无法承爱这些故事的压力了，就在这种心情下，我按响了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门铃。一个仆人把我带进客厅。我在等待的时候，心里一直在自言自语，重复着我要对德-夏吕斯先生讲的活，至于他要对我说什么，我几乎想都没有想。我心神不安，因此根本没有注意客厅的摆设。我多么需要德-夏吕斯先生听我讲那些故事，因此当我想到主人也许已经睡觉，我也许得回家独自平息这想说话的狂热时，我顿然如冷水浇头，嗒然若丧。因为我刚才发现我已等了二十五分钟，人家可能把我忘了。可是，尽管我在客厅里呆了很久，却对它毫无印象，就知道它很大，暗绿色，有几张画像。渴望讲话的想法不仅妨碍了听，也妨碍了看，因此，对外界不作任何描写，就是对内心状态的最好描写。我正要离开客厅，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如若找不到，我就设法找到通往前厅的路，叫人给我开门：我刚站起来，在拼花地板上没走几步，就见一个仆人神色不安地走进来：“男爵先生一直有客人，”他对我说，“都是事先约好的，还有好几个人在等他呢。我尽量让他接见先生，我给秘书打过两次电话了。”

    “不必麻烦了。我同男爵是事先约好的，但时间太晚了，既然他今晚上很忙，我改天再来。”

    “噢！不，先生别走，”男仆大声说，“男爵先生会不高兴的。我再去试试。”

    我想起曾听人谈起过德-夏吕斯先生的仆人，说他们对主子忠心耿耿。虽然不能完全说他和孔蒂亲王一样，不仅想讨好部长，而且想讨好仆人，但他却善于把要仆人做事当作一种恩宠吩咐下去：晚上，仆人们聚集在他身边，但离他有一段距离，他挨个儿地把他们扫视一遍，然后吩咐：“瓜涅，蜡烛！”或者“迪克雷，衬衣！”这时，其他仆人就会咕咕哝哝地退下去，对那个受到主人宠爱的幸运儿不胜羡慕。而那两个仆人彼此憎恨，都想夺走对方所受的恩宠，如果男爵上楼比平时早，他们就找个诸如送信之类的借口上楼去，拿蜡烛的那个希望今晚上能拿衬衣，拿衬衣的那位希望能拿蜡烛。如果男爵对他们中的一个说了一句与差事无关的话，尤其象冬天在花园里，如果他知道他的一个车夫患感冒，十分钟后对他说：“把帽子戴上”，那么，其他人就会嫉妒这个受宠的车夫，半个月都不同他说一句话。

    我又等了十分钟，才被带去见男爵先生。我被告知不能呆得很久，因为男爵先生刚把好几个天前就约好的重要人物送走，已很疲劳。我心想，德-夏吕斯先生精心导演的这场戏，有点装腔作势，相反，他哥哥盖尔芒特公爵却于朴实之中见高贵。正想着，门打开了，我看见男爵穿着中国式睡衣，露着脖子，躺在一张长沙发椅上。与此同时，我吃惊地看到，在一张椅子上放着一顶有“八道闪光”的丝织礼帽，还有一件皮大衣，好象男爵出门刚回来。男仆退下了。我以为德-夏吕斯先生会站起来迎接我。谁知他一动不动，冷冷地看着我。我走过去，向他问好，但他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请我拿椅子坐下。过了一会儿，我就象问一个缺乏教养的医生那样，问他有没有必要让我这样老站着。我这样问并无恶意，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憋着的那股怒气似乎变得更明显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习惯：当他在城里或在乡下的夏吕斯城堡设宴招待客人时，总喜欢模仿他国王：晚饭后躺在吸烟室的一张安乐椅上，让他的客人站在他身边。让这个人给他递火，向那个人敬一根雪茄，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喂，阿让古尔，您坐呀，亲爱的，拿一张椅子坐下，”等等。他坚持让他的客人多站一会儿，无非是想向他们表示，没有他的允许，他们不能坐下。“您坐到那张路易十四式椅子上去，”他以命令的口吻回答我，与其说在叫我坐下，不如说在强迫我离开他远一些。我在离他不远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哼！这叫路易十四式椅子呀！亏您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他用嘲笑的口吻嚷道。我目瞪口呆，没有动弹，既没有象我应该做的那样扬长而去，也没有象他要我做的那样换一张椅子。“先生，”他字斟句酌，说到最无礼的字眼时，欲擒故纵，把第一个辅音拉得很长，“我是在一个不愿披露姓名者的恳求下屈尊同您约会的，这次谈话将标志着我们关系的结束。我不想瞒您，我原来是希望有更好的结局的。如果我对您说，我对您曾有好感，这也许有点歪曲词义，出于自尊，是不应该说的，即使是对不知道这话的价值的人。但我相信，‘厚爱’一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意思是进行最有效的保护，这正是我感觉到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我回到巴黎后，甚至还在巴尔贝克的时候，就告诉过您，我是您可信赖的人。”我只记得在巴尔贝克同他分手时，他对我非常无礼，于是，我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什么！”他怒吼一声，脸色变得刷白，抽搐着，和他平时的脸判若霄壤，就象在暴风雨的早晨，大海一改平日和蔼可亲的笑脸，喷射出无数粗蛇般的泡沫和口水一样，“您说您没有收到我要您记住我的信息？这几乎是一种表露。在我托人捎给您的那本书上，您没看见有什么装饰吗？”

    “很漂亮的交织花体字，”我对他说。

    “嘿！”他轻蔑地回答，“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国家的杰作很少了解。要是一个柏林青年不知道《女武神》，大家会怎么看他？再说，您的眼睛是白长的，因为这部杰作，您对我说您读了两个小时。我看，您对花体字不见得比对家具的式样更在行，不要申辩，您对式样就是不在行嘛，”他狂怒地喊着，“您甚至不知道您坐的是什么椅子。我让您坐路易十四式安乐椅，您却一屁股坐到了督政府式样的烤火用的矮椅上。过两天，您也许会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膝盖当马桶呢。谁知道您要在上面干什么。同样，您连贝戈特那本书的封面装饰——巴尔贝克教堂刻有毋忘我花体字的过梁都没有认出来。难道还有比更明白的方式对您说不要总忘记我吗？”

    我凝视着德-夏吕斯先生。他的面孔虽然令人生厌，却比他家里任何人的面孔都漂亮，象是上了年岁的阿波罗。但是，从他恶毒的嘴里，似乎随时都会喷出橄榄色和黄胆色的液体。至于智慧，不能否定他见多识广，他知道的许多东西是盖尔芒特公爵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但是，不管他用怎样的花言巧语掩饰心中的仇恨，人们感到这个人是会杀人的，或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或因为爱情失意，或有怨恨，或是虐待成性，或是为了捉弄人，或是有一个不可消除的意念；他还会用逻辑和巧语证明自己杀人是正当行为，杀了人也比他的哥哥、嫂嫂，比其他许多人不知强多少倍。

    “是我向您迈出了第一步，”他继续说，“就象委拉斯开兹①在《枪骑兵》这幅画中画的胜利者，向着最卑微的人走去。我什么都有，而您却一无所有。我做的是一个贵族应该做的事。我的行动是不是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您却置之不理。我们的宗教劝诫我们自己要耐心。对您那些可以说是无礼的行为，如果您可以对一个远远比您高贵的人无礼的话，我向来只付之一笑，我希望，我对您的耐心会无损于我的声誉。不过，先生，现在谈这一切，已不再有意义了。我对您进行了考验，当代最杰出的人风趣地把这种考验叫做态度的考验，用无限的热情考验您的态度，他有充分理由说，这是最可怕的考验，因为这是唯一能区分良莠的考验。您没有经受住，我不怪您，因为成功者寥寥无几。不过，至少，我不希望您恶意中伤我，我希望我们将要进行的这最后一次谈话能达到这个结果。”——

    ①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一生创作大量的肖像画、风俗画和历史画。《枪骑兵》是他的代表作。

    我万万没有想到，德-夏吕斯先生发怒，是因为有人在他面前说我讲了他的坏话。我搜索记忆，怎么也想不起我对谁谈起过他。这纯粹是哪个坏蛋无中生有。我向德-夏吕斯先生保证，我从没有同别人谈过他。“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过我和您有来往，我想，这总不至于使您生气吧。”他轻蔑地微微一笑，把声音升到最高音域，缓慢地发出最尖细、最无礼的音符：

    “唷！先生，”他极其缓慢地让他的音调恢复了自然，仿佛对这个下行音阶颇为陶醉似地说，“我认为，您供认自己说过同我有来往，是在和自己过不去。对一个能把奇朋代尔①式家具当成洛可可式椅子的人，我不指望他能讲出非常准确的话，但我不认为，”他的声音越来越充满嘲讽的爱抚，竟使他嘴边绽出迷人的微笑，“我不认为您会说或会相信我们之间有来往！至于您在别人面前炫耀，说有人把您介绍给我了，您同我谈过话，和我有点认识，几乎没有请求，就获准将来有一天成为我的被保护人，我觉得您讲这些话倒是顺理成章的，是聪明的——

    ①奇朋代尔（1718-1779），英国制乌木家具的工匠。

    “您我之间年龄悬殊那样大，我完全有理由说，这个介绍，这些谈话，这个刚刚开始的关系，对您是一种幸福。当然，这话不该由我说，但我至少可以说，这对您不无好处，说您傻，绝不是因为您把这个好处讲出去了，而是因为您没能保住。我甚至还要说，”他突然不再疾言厉色，暂时换上了充满忧伤的温柔，我感到他就要哭了，“当您对我在巴黎向您提出的建议置之不理时，我竟不相信您会这样，我觉得，您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出身在正派的资产阶级家庭（只是在说这个形容词时，他的声音才微微带点不礼貌的摩擦音，）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因此，我天真地认为，可能出了从未出过的差错，信遗失了，或是地址写错了。我承认我是太天真了，可是，圣博纳旺蒂尔①不是宁愿相信牛会偷窃，却不愿相信他的兄弟会撒谎吗？不过，这一切都已结束，既然您不感兴趣，也就不必再谈了。只是我觉得，就看我这把年纪，您也会给我写信的（他的声音真的哽咽了）。我为您设想了诱人的前途，但我一直没对您说。您宁愿不知道就拒绝，这是您的事。但是，正如我对您说的，信总是可以写的吧。我要是您，我就会写信，即使处在我的地位，我也会写。正因为这样，我更喜欢处在我的地位。我说‘正因为这样’，是因为我认为各种地位都是平等的，我对一个聪明的工人可能比对许多公爵更有好感。但是，我可以说，我宁愿处在我的地位，因为我知道，您做的那种事，在我可以说是相当长的一生中，我从没有做过。（他的头朝着暗处，我看不见他的眼睛是否象他声音让人相信的那样在落泪。）刚才我说了，我朝您迈出了一百步，可结果您后退了二百步。现在，该轮到我后退了。从今以后，我们互不认识。我要忘记您的名字，但要记住您的事例，等哪天，当我禁不住诱惑，相信人有良心，讲礼貌，相信他们不会白白错过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别把他们抬得太高。以前您认识我的时候（因为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如果您说您认识我，我只能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是在向我表示敬意，也就是说，我把这看作是令人愉快的事。不幸，您在其他地方和其他场合却完全不是这样说的。”——

    ①圣博纳旺蒂尔（1221-1274），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

    “先生，我发誓，我从没说过可能伤害您的话。”

    “谁跟您说我受伤害了？”他发出愤怒的吼叫，猛地从长沙发椅上坐起来，直到现在，他才算动了一下身子；他面容失色，唾沫四溅，脸部肌肉抽搐着，象是有无数条蛇在扭动；嗓门时而尖利，时而低沉，犹如震耳欲聋的狂风暴雨。（他平时说话就十分用劲，行人在外面经过，肯定会回头张望，现在，他使的力气比平时大一百倍，就象用乐队而不是用钢琴演奏一段强奏乐曲，声音陡然会增加一百倍，还会变成最强音。德-夏吕斯先生在吼叫。）“您认为您能够伤害我吗？您难道不知道我是谁？您相信您那些狐群狗党，五百个互相骑在身上的小娃娃从嘴里吐出的毒汁能弄脏我高贵的脚趾头吗？”

    我本想让德-夏吕斯先生相信我从没说过，也没听见别人说过他的坏话，但他的话把我气疯了。我认为，他说这话是因为他太骄傲，至少部分可以归因于骄傲。还有另外一个感情方面的原因，可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此不把它作为原因，我也就没什么罪过了。不过，不知道感情方面的原因，也应该回想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讲话，把精神有点错乱作为第二个原因吧。但我当时压根儿就没往这方面想。在我看来，他只有骄傲，而我只有愤怒。当他停止咆哮，郑重地谈他的高贵的脚趾头的时候（他还撇了撇嘴，以示他对那些亵渎他的卑微小人的极度厌恶），我再也遏制不住满腔怒火了。我想打人，想摔东西发泄怒气，但我还剩下一点辨别力，我不得不尊重一个年纪比我大许多的长者，甚至对他身边的德国瓷器，也由于它们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而不敢妄加损坏，于是我扑向男爵那顶新的礼帽，把它扔到地上拚命踩踏，想把它四分五裂。我扯下帽里，把冠冕撕成两半。德-夏吕斯先生仍在大叫大骂，我连听都不听，穿过房间，准备离去。我打开了房门。没想到门两旁站着两个仆人，我惊得目瞪口呆。看见我开门，他们装出要去做事路过这里的样子，不急不忙地走开了。（就在那天，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比尼埃，另一个叫夏梅勒。）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们用懒洋洋的步态向我作出的解释。这个解释是不足信的，另外三个解释恐怕更不足信了：一是男爵接待客人有时需要帮助，（那又是为什么呢？）认为需要在附近设一个“急救站”；二是他们受好奇心驱使前来偷听，没想到我会那样快就出来；第三，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大发雷霆是有预谋的，是在演戏，是他让他们来偷听的，一方面他们喜欢热闹，另一方面，也许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好处。

    我动怒没有使男爵消气，我拂袖而去倒象使他心痛欲裂。他喊我回去，让仆人叫我回去，最后，他疾步追我到前厅，挡在门口不让我出去，全然忘记了一分钟前，当他在谈论他的“高贵脚趾头”的时候，还在我面前大摆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威风。“行了，”他对我说，“别孩子气了，进来呆一会儿。爱得深，就责得严。如果说刚才我严厉地惩罚您，那是因为我爱您爱得深。”我的怒气已经消失，我没有计较男爵说的“惩罚”二字，跟着他进去了。他叫来一个仆人，毫无自尊地让他把帽子的碎片捡走，又拿来了一顶。

    “如果您愿意告诉我可耻地诬蔑我的人，先生，”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那我就留下来听一听，我要戳穿这个骗子的谎言。”

    “您不知道是谁？难道您忘记您说的话了？您以为向我通风报信的人不会要我发誓保守秘密吗？您相信我会不履行诺言？”

    “先生，您真的不能告诉我？”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回忆起我可能同谁谈过德-夏吕斯先生，但一个也没有想起来。

    “我不是对您说过我要替告密的人保密吗？”他用一种令人厌烦的声音说，“我看您不仅爱诽谤人，还爱枉费口舌地打破砂锅问到底。至少您也应该放聪明些，好好利用这最后一次会面，说一些有用的话嘛。”

    “先生，”我边走开，边回答，“您侮辱我。我是看您年纪比我大几倍的份上，才不跟您计较的。一老一少，地位不平等嘛。另外，我也没法说服您，我已向您发过誓了，我什么也没说过。”

    “那么是我在撒谎！”他嚷道，声音十分可怕，边嚷边向前一蹦，蹦到了离我只有两步远的地方。

    “他们把您骗了。”

    这时，他换一种温柔、深情而忧郁的声调（就象演奏交响乐时，乐曲一个接一个没有间隙，第一个似雷电轰鸣，接下来是亲切而淳朴的戏谑曲），对我说：“这很可能。一句话经人重复后，一般都会走样。说到底，还是您的错，您没有利用我向您提供的机会来看我，没有通过坦率的能创造信任的日常交谈，给我打一支唯一的、有特效的预防针，使我能识破把您指控为叛徒的一句话。那句话是真是假，反正木已成舟。它给我的印象再也不能消除。甚至我连爱得深，责得严这句话也不能说了，因为我狠狠地责备了您，但我已不再爱您。”他一面说，一面强迫我坐下，摇了摇铃，另一个仆人走进来。“拿点喝的来，另外，叫人备好车。”我说我不渴，时候已经不早，况且我有车。“有人大概给您付了车钱，让车走了，”他对我说，“您就别管了。我让人备车把您送回去……如果您担心太晚……我有房间，您可以住在这里……”我说，我母亲会担忧的。“确实，那句话是真是假，反正木已成舟。我对您的好感开花开得太早，就象您在巴尔贝克富有诗意地同我谈起过的那些苹果树，经不住初寒的摧残。”即便是德-夏吕斯先生对我的好感完好无损，他也只能做到这样，因为他嘴上说同我闹翻了，却硬要把我留下来，给我拿喝的，要我住下来，备车将我送回去。他似乎害怕同我分离，害怕孤独，这种略带忧虑的害怕心理，一小时以前，当他的嫂子，他的本家堂姐妹德-盖尔芒特夫人挽留我时，也曾有过。他们都对我产生了一时的兴趣，都想方设法多留我一分钟。

    “可惜，”他又说，“我没有本事叫摧毁了的花复开。我对您的好感已经枯萎，不会再复生。我一直觉得自己有点象维克多-雨果诗中的布斯：

    我是鳏夫，孤独无依，日暮途穷。

    我和他一起又穿过绿色大客厅。我随口对他说，我觉得客厅很美。“是吗？”他回答，“应该确确实实地爱一样东西。细木护壁板出自巴加①之手。您看，它们是用来和博韦的椅子和蜗形腿狭台配套的，这很可爱。您注意没有，它们有着相同的装饰图案。只有卢浮宫和德-安尼斯达尔先生家里有这样配套的家具。我刚决定要搬到这条街来往，马上就找到了希梅②的一个旧公馆。此人过去谁也没有见过，他只是为我才到这里来了一次。总而言之，这里很好。也许可以更好些，但够不错的了。有许多漂亮的东西，对吧？有我曾伯父波兰王和亲王的肖像，是米尼亚③画的。咳！我跟您说这些干什么，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因为您在客厅里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噢！那他们带您去蓝厅了，”他说，神态看上去蛮横无礼——因为我显得不感兴趣，或者说高人一等——因为他事先没问我是在哪里等候的。“瞧！在这间屋子里，陈放着伊丽莎白夫人④、朗贝尔公主⑤和王后⑥戴过的全部帽子。您对这不感兴趣，就象没有看见似的。您的视神经大概出毛病了。如果您对这种类型的美感些兴趣就好了，这里有透纳⑦的一幅彩虹，它开始在伦勃朗的这两幅画中间发光了，这象征着我们的和解。您听：贝多芬也来和他会合了。”果然，传来了《田园交响乐》第三声部开头的和弦，《暴风雨后的欢乐》。乐师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弹奏，可能在二楼。我傻乎乎地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巧事，乐师是谁？“嗳！谁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看不见的音乐。很美，是不是？”他语气有点蛮横地对我说。“可是您一点也不感兴趣，就象鱼见到苹果一样。您还是想回去？就不怕贝多芬和我？您对您自己作了判决，”当我要告辞时，他深情而忧郁地对我说。“原谅我不能象应该做的那样送您回家。既然我不再想见到您，和您再多呆五分钟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有许多事要做，但我已感到很累。”可是，当他发现夜色很美，又说：“嗳！不，我也上车。月光太美了，把您送回家后，我要到布洛尼林园赏月去。您怎么不知道刮刮胡子，上别人家去吃饭，还留着几根毛毛，”他对我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夹住我的下巴，指头象是被吸住似的，犹豫了一下，就象理发师那样，沿着我的脸颊，一直摸到耳朵根。“要是能和您一起在林园里观赏这‘蓝色的月光’，那该多好啊！”他突然地，象是不由自主地用一种温柔的语气对我说，接着，脸上出现了忧郁的神态：“因为，不管怎么说，您是很讨人喜欢的，您可以比任何人更讨人喜欢，”他一边亲切地抚摸我的肩膀，一边说。“应该说，以前我觉得您毫无价值。”按说我应该认为他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我的，只要想一想半小时前他同我讲话时的愤怒样子就行了。但我感到，他此刻态度很诚恳，他的善良战胜了那种我认为是骄傲和敏感得几乎发狂的精神状态。我们已走到马车跟前了，他还是在不停地说着。“好吧，”他突然对我说，“我们上车，五分钟就可以到您家。那时，我将和您道晚安，至此，我们的关系也就永远结束了。既然我们就要分道扬镳，还是好说好散，就象音乐那样，弹出一曲完美的和弦。”德-夏吕斯先生尽管一再郑重表示我们以后不再见面，但我敢保证，倘若我们还能见面，他是不会不高兴的，因为他不愿意马上被我忘记，也害怕给我造成痛苦。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喔！对了，我把一件重要的事忘了。为了纪念您的外祖母，我让人给您搞了一本德-塞维尼夫人书简精装珍本。这样，这次会面就不是最后一次了。复杂的事不是一天所能解决的，只要想一想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得到安慰。您看，维也纳会议不是开了很长时间吗？”——

    ①巴加（1639-1709），法国雕刻家。

    ②希梅（1808-1886），比利时外交官，曾在巴黎任比利时全权公使。

    ③米尼亚（1610-1695），法国画家，尤其擅长肖像画。

    ④伊丽莎白夫人（1764-1794），法王路易十六的姐姐。

    ⑤朗贝尔公主是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好朋友。

    ⑥王后是指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

    ⑦透纳（1775-1851），英国画家，擅长水彩画和油画。

    “不用麻烦您，我可以找到，”我客气地说。

    “住嘴，小傻瓜，”他愤怒地回答，“别这样傻乎乎的，把我有可能接见您（我不说一定，也许派一个仆人把书送给您）看作一件小事。”

    他恢复了镇静：“我不想用这些话同您分手。我不想要不协和和弦，让我们在永久的沉默前，弹奏一个属音和弦吧。”其实，他是怕自己神经吃不消，才不愿意刚吵完架，刚说了那么多尖酸刻薄话就立即回家去。“您是不想去林园的，”他用肯定的、而不是提问的语气说，我觉得，他用肯定语气不是不想要我去，而是怕遭拒绝而下不了台。“嗳！您瞧，”他仍拖长了音说，“现在，正如惠斯勒所说的，恰是市民回家的时候（他大概想触动我的自尊心），观赏夜景正合适。您恐怕不知道惠斯勒是谁吧。”我改变话题，问他耶拿夫人是不是很聪明，夏吕斯先生没等我把话说完，就用我从没见他用过的最轻蔑的语气说：

    “啊！先生，您这里提到了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贵族分类法。在塔希提可能有一种贵族，但我承认我不了解他们。然而，无巧不成书，您提到的那个名字几天前在我耳边响起过。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屈尊和年轻的瓜斯达拉公爵认识。这个要求使我感到吃惊，因为瓜斯达拉公爵无需让人引见，他是我的表弟，我们早就认识了，他是帕尔马公主的儿子。作为有教养的年轻的亲戚，他每年元旦总要来看望我。经过了解，原来，这个瓜斯达拉公爵不是我那位亲戚，而是您感兴趣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叫这个名字的公主，我猜想，她也许是一个露宿在耶拿桥下的穷苦妇女，富有诗意地把自己封为耶拿公主，就象有人封自己为巴蒂尼奥勒或钢铁大王一样。可是我错了。这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在一次展览会上，她那些漂亮非凡的家具使我赞叹不绝，它们货真价实，比主人的名字要高贵的多。至于那位所谓的瓜斯达拉公爵，可能是我秘书的经纪人，他的爵号大概是花钱买来的。什么东西不能花钱买？可是我错了，原来是皇帝一时高兴，把他恰恰无权处置的一个爵号分给了这些人。这也许能证明他的力量，或他的无知，或他的狡猾，我尤其觉得，他用这种方式同这些身不由己的爵位窃取者开了一次不无恶意的玩笑。但是，关于这一切，我不可能给您作充分的解释，我只了解圣日耳曼区的事，如果您最终能找到一个引见人，您会发现，古弗瓦西埃一家和加拉东一家有不少象是特意从巴尔扎克小说中搜罗来的恶人，供人消遣的老太婆。当然，这一切和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威信毫不相关，但是，没有我，没有我的开门咒，她的住所您是进不去的。”

    “先生，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府邸的确很漂亮。”

    “-！不是很漂亮，而是再没有比这更漂亮的了，然而，却比不上亲王夫人漂亮。”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比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还要漂亮吗？”

    “啊！她们俩是很难作比较的。（值得注意的是，上流社会人士，一旦有了一点想象力，就会按照他们的好恶，把那些地位似乎最牢固、最优越的人要么捧上天，要么踩在脚下。）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他不称呼她奥丽阿娜，可能想把我同她的距离拉得更远）和蔼可亲，雍容华贵，这是您难以想象的。但她的表妹是无法作比较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形象正是巴黎中央菜市场的卖菜妇对梅特涅亲王夫人①所想象的形象。但是，梅特涅亲王夫人以为是她使瓦格纳名扬四海的，因为她认识维克多-莫雷尔②然而，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更确切地说，她的母亲却认识瓦格纳本人，这是很有诱惑力的，还不算她长得美丽非凡。仅爱丝苔尔花园就够人看的了！”——

    ①梅特涅亲王夫人（1836-1921），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梅特涅（1773-1859）的孙媳妇，很有才华，为后世留下两卷回忆录。

    ②维克多-莫雷尔（1848-1923），法国歌剧演员。

    “能不能去参观？”

    “不能，要有邀请才行，但她谁也不邀请，除非我出面。”

    然而，他抛出诱饵后随即就收回了，他把手递给我，因为我到家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先生。不过，我还要罗唆几句。以后也许还会有人象我这样对您表示好感，希望您从现在这件事上吸取教训。不要对这种表示置若罔闻。人与人之间的好感是十分宝贵的。在生活中，这种感情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一个人想求就能求来，想要就能得到，想做就能做成，想学就能学会的，但是好几个人在一起就能成功。当然，不象巴尔扎克小说中所说的那样要十三个人，或《三剑客》中所说的要四个人。再见了。”

    他大概很疲劳，不再想去林园赏月了，因为他要我对车夫说送他回家去。可他马上又做了一个动作，似乎想改口，但我已把他的命令传给了车夫，为了不耽搁更多的时间，我已经按响了门铃，根本不再想给德-夏吕斯先生讲德国皇帝和布达将军的故事了，刚才它们缠得我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可现在已被德-夏吕斯先生对我那种出乎意外的令人震惊的接待赶得无影无踪。

    回到家里，我看见我的办公桌上有封信，是弗朗索瓦丝的年轻听差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他忘记拿走了。我母亲不在家的这几天，他变得毫无顾忌，但我的行为更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我把他这封摊在桌上的没有信封的信读了，唯一的借口是，信放在桌子上好象就是要让我读的：

    亲爱的朋友和表兄：

    我希望你的身体一直安康，你全家的身体也安康，尤其是我的小教子约瑟夫，我尚未有幸认识他，但他是我的教子，我爱他甚于爱你们大家，这些心中的圣物也会有灰尘，不要举手打他们的圣体。况且亲爱的朋友和表兄谁对你说明天你和你亲爱的妻子我的表嫂玛丽，你们不会象绑在桅杆顶上的水手那样被扔进大海里呢，因为生活不过是一个漆黑的深渊。亲爱的朋友我要对你说我现在主要的消遣是诗歌，我肯定你会大吃一惊，我现在对诗爱不释手，因为要消磨时间。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我还没有回你的信你不要感到过分意外，如果你不肯原谅那就忘了这事吧。正如你知道的，夫人的母亲去世了，她受的痛苦难以言表，她够累的因为她一连看了三个医生。出殡那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因为先生所有的熟人都来了，还来了好几个部长。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公墓，这会使你们村里人大开眼界，因为米许大娘死了肯定不会这样。因此我的一生只会是长久的哭泣。我刚学会骑摩托，常骑着它消磨时间。如果我驾着摩托飞到爱科尔，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会说什么呢？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会更保守秘密，因为我感到沉醉在不幸中，这会使人失去理智，我常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和一些你在我们闭塞的家乡从没听说过他们名字的人来往。因此，我很乐意给你们寄拉辛、维克多-雨果的书，寄谢内多雷、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文选，因为我想使生我养我的家乡摆脱愚昧无知，愚昧必然会导致犯罪。我不再看到有什么要对你讲的了，我就象经过长途旅行而精疲力竭的鹈鹕向你向你的妻子向我的教子和你的玫瑰妹妹致以崇高的敬意。但愿人们不要议论她：正如维克多-雨果、阿维尔和阿尔弗雷-德-缪塞所说的，她作为玫瑰，不过象玫瑰那样生活罢了。所有这些伟大的天才因为说了这些话也象贞德那样被放在柴堆上烧死了。盼望你的回信，请接受一位兄弟贝里戈-约瑟夫的吻。

    任何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都对我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明知幻想会破灭，我们仍会想入非非。德-夏吕斯先生同我讲的许多事情，大大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使我忘记了我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里看到的令人大失所望的现实（无论是地名还是人名），把我的想象引导到她的表妹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身上。况且，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使我一段时间蒙受欺骗，相信上流社会人士具有价值，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各不同，那是因为他自己也弄错了。造成这种情况，也许得归因于他整天无所事事，既不写也不画，甚至连读书也是粗枝大叶，走马观花。但他比上流社会的人高明几倍，因此，如果说他从他们和他们的表演中汲取谈话内容的话，可他们却并不能听懂他的话。他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说话，最多只能分析出他们虚假的魅力。他的分析仅仅对艺术家有用，他和艺术家的关系犹如驯鹿和爱斯基摩人的关系：这种珍贵动物，为他们啃荒凉岩石上的地衣和苔藓，这些植物，北极居民自己发现不了，也不知道派什么用场，但是经驯鹿消化后，它们就成了北极居民可消化的食物。

    此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德-夏吕斯先生为上流社会所描绘的图画显得生机勃勃，因为强烈的仇恨和真诚的好感混杂在一起，他对年轻人尤其仇恨，但对有些女人却很崇拜。

    即使德-夏吕斯先生把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放在他所崇拜的女人之首，即使他把他堂弟媳的府邸说成是神秘莫测的不可接近的阿拉丁宫，这也不足以解释我在接到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请帖时的惊愕。这件事发生在我去公爵夫人家吃饭后的两个月。那天，公爵夫人到戛纳去了。当我打开一张外表看来普普通通的信封，看到请柬上印着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巴伐利亚女公爵某日在家，恭候大驾光临的字样时，我惊得目瞪口呆，但我马上担心有人在搞恶作剧，想叫我到一个没有邀请我的府上去作客，而被扔出门外。诚然，从社交观点看，被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邀请与被允许到公爵夫人家中吃饭，两者相比，后者难度更大。虽然我对纹章学所知甚微，但我仅有的那些知识告诉我，亲王没有公爵高贵。再说，我心想，上流社会女士的智商再高，也不可能象德-夏吕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和她同类的智商有质的不同。但是，我的想象力给我描绘的不是我所知道的，而是它所看见的，也就是名字向它展现的东西，正如埃尔斯蒂尔在突出一种诱视效果时，会忽视物理的基本概念，尽管他能够驾驭这些概念。然而，就是在我不认识公爵夫人的时候，盖尔芒特这个名字一旦加上亲王夫人这个爵号，也总向我展示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正如一个音符，一种颜色或一个数量，受到明暗变化、数学“符号”或美学“符号”的影响后，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样。盖尔芒特名字加上亲王夫人爵号后，就成为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回忆录中的名字；我把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府邸想象成经常有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和大孔代出入，有这些人物在场，踏入亲王夫人的门槛对我来说难如登天。

    这些人尽管经过放大镜放大，大家对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主观看法（我以后还要提到），但他们总有一些客观的东西，因而也就显示出了不同。

    况且，怎么能不是这样呢？我们经常接触的人同我们梦幻中的样子相差甚远，然而，却和我们在名人回忆录和书信中所看到的，我们渴望认识的人一模一要。那位和我们共进晚餐的无足轻重的老人，却是我们在一本描写七○年战争①的书中看到的人物，我们以激动的心情拜读了他给腓特烈-查理亲王②写的充满了自豪感的信，吃饭时我们觉得趣味索然，那是因为想象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看书时感到其乐无穷，那是因为有想象为我们作伴。其实却是同一个人。我们希望自己曾和德-蓬帕杜尔夫人③相识，因为她热情地保护了文艺，但当我们有可能和她在一起时，会感到兴致索然，味同嚼蜡，仿佛来到了当代的爱捷丽④身旁，觉得她实在平庸，也许以后再也不想见到她。尽管如此，仍会有所不同。人对人的态度不会千篇一律，即使他们对我们可以说是一样的友好，但最终会显示出起抵销作用的差异。我刚认识德-蒙莫朗西夫人那会儿，她喜欢同我谈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当我需要她助我一臂之力时，她会毫不吝啬地、十分有效地用她的影响来帮我的忙。要是换了德-盖尔芒特夫人，情况就不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也许从来没想使我不愉快，从来只说我的好话，对我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礼貌是盖尔芒特家族丰富的精神生活），但是，一旦我要求她办一件小事，她决不会为满足我的需要而前进半步，就象在有些城堡中，你可以使用一辆汽车，使唤一个仆人，却不能得到一杯苹果酒，因为这没有列入仪式安排中。究竟谁是我真正的朋友？是德-蒙莫朗西夫人，还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前者以伤害我为乐，但却随时准备为我效劳；后者看到有人伤害我会很痛苦，但却决不会帮我一丁点儿忙。此外，有人说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尽谈些无聊的事，而她的堂弟媳尽管才智平平，却尽讲有趣的东西。才智的形式多种多样，彼此对立，这在文学界是这样，在上流社会也是这样，因此，不只是波德莱尔和梅里美才有权互相蔑视。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严密和专横的目光、语言及行为体系，当我们和别人在一起时，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德-盖尔芒特夫人说的话，就象是一条从她那一类才智演绎过来的定理，我认为是人们唯一应该说的话。当她对我说，德-蒙莫朗西夫人向一切不懂的东西敞开思想，实在愚蠢时，或者，当她知道德-蒙莫朗西夫人干了什么坏事而对我说：“这就是您所说的好女人，可我说她是坏女人”时，我是从心底里赞成她的看法的。但是，当我离开德-盖尔芒特夫人，当另一个女人和我并起并坐，把公爵夫人贬得一钱不值，对我说：“其实奥丽阿娜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甚至说（要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场，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她本人的声明恰恰相反）：“奥丽阿娜迷恋社交生活”时，那种专横的现实，即德-盖尔芒特夫人说的话绝对正确的现实就会土崩瓦解，那盏已经象普通记忆那样遥远的使晨曦变得惨淡无光的明灯就会消失。既然任何数学都不能把德-阿巴雄夫人和德-蒙邦西埃夫人化成齐次量，因此，如果有人问我，她们俩谁更高明，我当然无法回答——

    ①指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

    ②腓特烈-查理亲王（1775-1828），普鲁士陆军元帅。残忍而凶暴。

    ③蓬帕杜尔夫人（1721-1769），路易十五情妇，对当时的文艺起过重要的保护作用。

    ④爱捷丽是罗马神话中的泉水仙女，曾启示过罗马王努玛。现在常用作“女幕僚、女谋士”解释。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沙龙有许多特点，然而，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它的排他性，这部分归因于亲王夫人的王族出身，但尤其归因于盖尔芒特亲王顽固不化的贵族偏见（公爵和公爵夫人在我面前从不放过对他的偏见冷嘲热讽），因此，我认为亲王是绝对不可能邀请我的，他眼里只有殿下和公爵，吃饭时他总要大发脾气，因为他在餐桌上的位置不是他在路易十四时代可能享受的位置，他在历史和系谱学方面知识渊博，只有他才懂得这些礼节，就因为这个，许多上流社会人士在决断公爵夫妇和亲王夫妇之间的不同时，常常站在公爵夫妇一边。我常听人说，公爵和公爵夫人是新派人物，非常聪明，不象其他人，只关心贵族世家有多少支系，他们的沙龙比他们堂弟的沙龙要先进三百年。现在我凝视手中的请柬，回想起人们对我说的那些话，不由得一阵颤栗，我想很可能是有人要愚弄我而给我这张请柬的。

    要是盖尔芒特公爵和公爵没有去戛纳，我还可以通过他们弄清楚请柬的真假。我原以为上流社会人士不可能象我这样会产生怀疑，其实不然，他们也会怀疑，因此，一个作家，即使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作家，为了客观地、有区别地描绘各个阶层，应该把这种感觉写出来。最近我读了一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发现其中有一个描写怀疑的段落同我收到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请柬时的心情十分相似。“我和乔治（也可能是埃利，我手头没有书，无法核对）渴望加入德莱塞夫人的沙龙，因为愿望太强烈，当我们收到她的请柬时，我们俩都认为有必要谨慎从事，应该设法搞清楚是不是有人同我们开玩笑。”然而，叙述者不是别人，正是奥松维尔伯爵（其妻是布洛伊公爵的女儿），另一个“也”想查清楚是否是一个骗局的青年，如果叫乔治，那就是德-阿古尔先生，若叫埃利那就是夏莱亲王，他们是德-奥松维尔先生两个形影不离的朋友。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举行晚会的那天，我得知公爵和公爵夫人已于前一天返回巴黎，我决定上午去看望他们。但他们一大早就出门了，还没有回来。我先在一间小屋里窥视他们的马车回没回来。我原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了望台，谁知选错了地方。在这里几乎看不见我们的院子，但可以远远望见另外几个院子，这对我虽然没有用处，但却暂时为我提供了消遣。象这样同时能了望好几所房屋，使画家流恋忘返的视点不只在威尼斯能找到，在巴黎也不少见。我把巴黎比作威尼斯并不是信口开河。巴黎某些贫穷街区能使人联想到威尼斯的贫穷街区：清晨，高高耸立、张开大嘴的烟囱被灿烂的阳光涂上了一层最艳的玫瑰色和最嫩的粉红色；这些凌驾于房屋之上的烟囱组成了一个空中花园，色彩细腻多变，犹如德尔夫特市或哈勒姆市①的一个郁金香爱好者开辟的空中花园。此外，那些房屋彼此距离很近，窗子隔着同一个院子相望，这使每个窗子变成了一个镜框：这里，一个厨娘眼望着地面在胡思乱想，那边，一个老妪在替一个少女梳理头发，黑暗中，老妪的面容难辨，活象个巫婆；由于隔着院子，听不见对面房子里的声音，只能透过长方形玻璃窗看见无声的手势，因此，每幢房子都为对面的邻居并列展出一百张荷兰画。诚然，从盖尔芒特府看出去，是另一番景象，但同样光怪陆离，妙趣横生，尤其从我所在的奇妙的三角点望去，视线一无阻挡地延伸到远处高耸的房屋，前面有一个倾斜度很大的轮廓不太分明的坡地，那些耸立的房屋是锡利斯特拉亲王夫人和普拉萨克侯爵夫人的公馆，她们是德-盖尔芒特先生的表姐妹，我从没有见过她们。这是她们的父亲布雷吉尼伯爵的府邸。从盖尔芒特府到这座公馆，中间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筑物，朝各个方向的都有，它们的斜屋顶不仅没有挡住视线，反而延长了距离。弗雷古侯爵的车库有一个红屋顶的墙角塔，塔上有一个高高的尖顶，但细得象根针，挡不住视线。这个塔使人联想起瑞士那些漂亮的古建筑物，孤零零地耸立在一个山脚下。所有这些视线所及的地方，模糊不清，很不集中，从而使得德-普拉萨克夫人公馆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变远了，仿佛中间隔着好几条街，或许多山包。其实它离我们很近，但在我们的幻觉中，它就象阿尔卑斯山的一处风景那样遥远。公馆的大方窗在阳光下犹如一片片水晶树叶，灿烂夺目。当各层楼的窗户为收拾房间而全部打开时，如果我们注视那些形象难辨的仆人拍打地毯上的灰尘，我们会感到心旷神怡，其乐无穷，就好象看到了透纳或埃尔斯蒂尔的一幅风景画，在圣哥达山口②的盘道上，每一高度都有一个乘驿车的旅客或一个向导。但是，从我所在的“观察点”不可能看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或夫人回来。因此，下午，当我又有时间继续我的窥视时，我干脆站在楼梯上，如果通行马车的大门打开，我就可以看见。我就守候在楼梯上，尽管这里看不见布雷吉尼公馆那种灿烂夺目的阿尔卑斯山美丽风光，看不见那些正在打扫房间但由于隔着一段距离而变得很小的仆人。然而，这次在楼梯上等候，将会给我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我将看到一幅风景画，但不是透纳式的，而是有关道德方面的。因为这太重要了，我还是过一会儿再来叙述，现在先讲一讲我对盖尔芒特夫妇的拜访——当我知道他们回来后，我就上他们家去了——

    ①德尔夫特和哈勒姆均为荷兰城市。

    ②圣哥达山口位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圣哥达山口是中、南欧的交通要道。

    公爵一个人在书房里接待我。我进去时，从里面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一副穷酸模样，象贡布雷的公证人和我外祖父的几个朋友那样系着小黑领带，但比他们更缺乏自信，他恭敬地向我行礼，等我过去后才下楼。公爵从书房里对他嚷了些什么，我没听清，那人一面回答，一面朝墙深深鞠躬，尽管公爵看不见，他仍一次次地重复着，就象有人用电话和你聊天时向你发出毫无用处的微笑一样。他说话用的是假嗓子。他又一次象商人那样谦恭地朝我鞠了一躬。说不定他就是贡布雷的一个商人，因为他土头土脑，陈腐，温和，看上去很象那里的小人物和谦卑的老头儿。

    “奥丽阿娜待一会儿就来，”我进去后，公爵对我说。斯万过会儿要来给她送他的马耳他骑士团钱币论文的校样，更糟的是，还要给她送来一张印刷有钱币正反面的大照片，因此，奥丽阿娜情愿先换好装，这样，就可以和斯万一直呆到我们出去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家东西多得没地方塞，我心想，他那张照片还不知道往哪里放呢。可我的妻子待人太好，太想让人家高兴。她认为，应该请求斯万把骑士团所有的会长并排放在一起让她看一看，他在希腊罗得岛发现了印有他们头像的勋章。刚才我对您说是马耳他，实际上是罗得岛，但和耶鲁撒冷的圣约翰骑士会是一回事。其实，奥丽阿娜完全是因为斯万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才对这个感兴趣的。我们家族和马耳他骑士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今天，您认识的我那个弟弟还是骑士团一个最显要的成员哩。这些事我本该对奥丽阿娜讲的，但她肯定不屑一听。相反，当斯万对中世纪圣殿骑士团的研究（因为对某一个修会发狂地感兴趣的人绝对不可能研究其他修会）刚转入对它的继承者罗得骑士会的研究，奥丽阿娜就立即想看这些骑士的头像。他们同两个名叫吕西尼昂①的塞浦路斯国王相比，不过是一些毛头小伙子而已。我们家族是那两个国王的直系后代。可是，就因为斯万对他们一直不感兴趣，奥丽阿娜也就不想知道吕西尼昂家族的任何情况了。”——

    ①吕西尼昂国王是法国吕西尼昂家族后代。在塞浦斯路斯历史上，前后有两个吕西尼昂国王，吉-德-吕西尼昂国王（1129-1194）曾向圣殿骑士团赎回了塞浦路斯岛。

    我没能立即同公爵谈我来访的目的。因为有几个亲戚或朋友，如德-锡利斯特拉夫人和蒙罗斯公爵夫人，来看望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她常在晚饭前会客），没找着她，就在公爵这里待了一会儿。锡利斯特拉亲王夫人最先来。她衣着朴素，骨瘦如柴，但和蔼可亲。她手中拿着一根拐杖。我还以为她受伤了，或有残疾。可她的动作十分敏捷。她悲伤地同公爵谈起了他一个表兄弟（不是盖尔芒特这个世系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更引人注目了），他染病数日，最近突然恶化。可是公爵虽然对表兄弟的不幸深表同情，口中反复地说着：“可怜的马马”多好的一个小伙子”，但看得出来，他认为他表兄弟的病没什么要紧。因为公爵对即将出席的晚宴兴致勃勃，对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盛大晚会并不厌烦，更重要的是，凌晨一点钟，他要偕同妻子去参加盛大的夜宵和化妆舞会。服装已经准备就绪，他将穿路易十一的服装，而公爵夫人将装扮成伊萨波-德-巴伐利亚王后①。因此，公爵想尽情地娱乐，不想让可怜的阿马尼安-德-奥斯蒙的病痛扫了他的兴致。接着又来了两个手柱拐杖的夫人，一个是德-普拉萨克夫人，另一个是德-特雷斯姆夫人，她们都是布雷吉尼伯爵的女儿，是来拜访巴赞，向他通报马马表兄弟病势危殆，命在旦夕。公爵耸了耸肩。为了改变话题，他问她们晚上去不去玛丽-希尔贝家。她们回答说不去，因为阿马尼安就剩一口气了。她们甚至把公爵将出席的晚宴也取消了，还向他列举了客人的名字，有狄奥多西国王的兄弟，玛丽-孔塞普蒂翁公主，等等。因为奥斯蒙侯爵同她们的关系不如同公爵的关系亲近，因此公爵认为，她们取消晚宴的“变节行为”是对他的间接谴责，就对她们不大热情了。因此，尽管她们从布雷吉尼公馆的高地下来看望公爵夫人（更确切地说，来向她报告她们的表兄弟病情危险，作为亲戚，不应该再进行社交聚会），但她们没待多久就走了。瓦尔比日和多罗泰（这是她们的名字）拄着登山运动员的拐棍，重新登上了通向她们屋脊的陡路。我从没想到问一问盖尔芒特夫妇，她们为什么要使用拐杖。而且这在圣日耳曼区十分普遍。也许，她们认为整个教区都是她们的地盘，不喜欢坐马车，宁愿步行，可她们由于无节制地狩猎，从马上摔下过（这是常有的事），身上有老伤，或者因为住在塞纳河左岸潮湿的旧城堡里，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要走长路就不得不使用拐杖。或者，她们不是专程长途跋涉来看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而是要到她们的花园（离公爵夫人的花园不远）摘些花做糖煮水果，回家之前顺便过来向德-盖尔芒特夫人道晚安。然而，她们总不至于带着剪刀或喷壶到公爵夫人家来吧——

    ①伊萨波-德-巴伐利亚（1371-1435），法王查理四世的王后。

    我在公爵回来的当天就去看他，似乎使他很受感动。可是，当我告诉他，我来他家，是为了求他的妻子打听一下，她的堂弟媳是否真的邀请我参加她的晚会时，他的脸即刻变得阴沉起来。我触及了盖尔芒特夫妇不愿效劳的那一类事。公爵对我说，现在谈这个问题已为时过晚，万一亲王夫人没邀请我，她会以为在向她要请帖，从前就有过一次，被他的堂弟和堂弟媳拒绝了，因此，他再也不愿意让他们感到他在直接或间接地插手他们客人的名单，在“干涉”他们的家事，再说，他和他的妻子在外面吃晚饭，不知道是不是吃完饭就回家，因此，万一他们不去参加亲王夫人的晚会，最好的借口就是他们还没有回巴黎，否则，他们肯定愿意为我派人去问一问，或打个电话，告诉她，他们已经回来了。不过，肯定是来不及了，亲王夫人早把客人的名单拟好了。“您是不是和她的关系不好？”他问我，露出了怀疑的神态。盖尔芒特家的人总怕自己不知道最近谁同谁吵架，怕人家背着他们言归于好。公爵向来喜欢把一切可能令人不快的决定都揽在自己身上，他最后装出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似地对我说：“听着，我亲爱的，您刚才对我说的事我甚至不想告诉奥丽阿娜。您知道，她很乐于助人，又非常喜欢您，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会派人送信给她堂弟媳的，这样，假如她吃完饭觉得很累，也就没有借口不去参加她堂弟媳的晚会了。我求您，不要对她提起这件事。如果您决定去参加晚会，我不用对您说，我们会为和您一起度过今天的夜晚而感到高兴的。”人情实在是太神圣了，有人向你求情，你不可能不讲人情，不管你是不是真相信他。我不想让人感到我在我的请帖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可能的疲劳之间有一刻犹豫不决，我装出没有识破德-盖尔芒特先生是在给我演戏，答应他决不向他的妻子谈起我来访的目的。我问公爵，我有没有可能在亲王夫人家里遇见德-斯代马里亚夫人。

    “不可能，”他似乎很知情地对我说，“您说的这个名字我知道，俱乐部年鉴上可以看到。这种人是不可能到希尔贝家去的。您在那里只会看到过于斯文、过于乏味的人，会有一些公爵夫人，她们的爵号大家以为早已绝嗣，时机使它们得以新生，还有各国大使，许多科布格公国的人和不少外国的殿下，但您决不可能看到斯代马里亚的影子。希尔贝不用说见到她，就连听到您提起她，都会感到不舒服。好了，您喜欢画，我有一幅好画应该让您看一看，是我从堂弟那里买来的，其中部分是用埃尔斯蒂尔的画支付的。他那些画，我们显然是不喜欢了。堂弟把它作为菲利浦-德-尚巴涅①的画卖给我，但我相信，是比尚巴涅更伟大的一个画家画的。您想知道我的想法吗？我相信这是委拉斯开兹的作品，是最美好的年代的作品，”公爵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可能是为了捕捉或加深对我的印象。一个仆人走了进来——

    ①菲利浦-德-尚巴涅（1602-1674），弗兰德斯画派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擅长肖像画。

    “公爵夫人让我问一问公爵先生，是不是愿意接待斯万先生，因为公爵夫人还没有准备好。”

    “让斯万先生进来，”公爵看了看表，知道离换衣服的时间还有几分钟，便吩咐道。“我妻子自然没有准备好。是她约他来的。您可不要在斯万面前说起玛丽-希尔贝的晚会哟，”公爵对我说，“我不知道请没请他。希尔贝很喜欢他，因为他认定他是贝里公爵的私生孙子，这当然不是真的。（要是没有这个，您想想，我堂弟会理他吗？他在百米外看见一个犹太人，都要把他臭骂一顿哩）。但是现在，由于德雷福斯案件，事情变得严重了。斯万早该明白，他比任何人都应该同那些人断绝来往；然而相反，他尽说些令人遗憾的话。”

    公爵把仆人叫回来，问他派去打听德-奥斯蒙表兄弟病情人回来了没有。公爵有他的如意算盘：既然他有理由相信他的表兄弟已是奄奄一息，他就得在他断气前，也就是说，在被迫居丧前派人去打听消息。一旦正式得知阿马尼安仍然活着，他就可以溜出去出席宴会，参加盖尔芒特亲王的晚会和化妆舞会。舞会上他将装扮成路易十一，同他的新情妇进行最有刺激性的幽会，直到第二天，待娱乐活动结束后，他再派人去打听消息。如果堂兄弟夜里去世，他就开始服丧。“还没有回来，公爵先生。”“真见鬼！这儿的人做事总要熬到最后一分钟。”公爵说。他怕阿马尼安“断气”的消息提前登在一家晚报上，这样他就不能去参加化妆舞会，便叫人给他拿来一份《时代》晚报，报上没有这个消息。

    我好久没看见斯万了，猛然一见，我觉得他有些变样，心里嘀咕，他从前是不是蓄胡子，要不就是不留平头。事实上，他的确有很大“变化”，因为他病容满面，疾病使他改变了模样，让人乍一看会怀疑他从前不蓄胡子或不留平头。（斯万患的正是他母亲患的那种病，她被这种病夺走了生命，得病时正好也是斯万这个年龄。事实上，由于遗传关系，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神秘的数字和魔法，仿佛真有巫婆在作祟。因为人类通常都有一定的寿命，对于一个家庭，对于家庭中彼此长得十分相象的人那就更是如此了。）斯万衣着高雅潇洒，他的打扮，就象他妻子的打扮一样，把昔日的他和现在的他紧密地联系起来。他穿着一件珠灰色的紧腰礼服，衬托出他颀长的身材，手戴一副黑白条纹手套，头顶喇叭形灰礼帽，这种式样的帽子是帽商德利翁专门为他，为萨冈亲王、德-夏吕斯先生；莫代纳侯爵、夏尔-阿斯先生和路易-德-蒂雷纳伯爵特制的。我向他致意，他自我亲切微笑，同我热情握手，这使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以为他不会立刻认出我来的，我对他说我感到很吃惊，，他听了哈哈大笑，还略带点气愤的样子，又一次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仿佛对我说我这样猜想，是怀疑他头脑不健全，或感情不真挚。然而他就是没认出我来，只是几分钟后，听到叫我的名字，才知道是我。这事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但是，当德-盖尔芒特先生的一句话使他发现是我时，从他的脸上，从他的话语和对我讲的事情中，看不出有任何变化，因为他对社交生活那一套驾轻就熟，运用自如。不仅如此，他举止落落大方，毫不矫揉造作，即使在衣着上也显示出他的首创精神，这一点同盖尔芒特一家十分相似。因此，这位社交老手尽管没有认出我，但他向我致敬时，不象单纯追求形式主义的社交界人士那样冷淡而生硬，而是和蔼可亲，风度优雅，这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向人致敬时的风度是一样的（当她遇见你时，你甚至还没来得及向她致意，她就先对你笑脸相迎），和圣日耳曼区的贵妇们习惯遵循的死板的礼节完全不同。同样，他的帽里子（按照一种正在消失的习惯，他把帽子放在脚边）是用绿色皮革做成的，通常人们不用皮革做帽里，但（据他说）因为皮革耐脏，其实（他自己没有说）是戴起来舒适。

    “喂，夏尔，您是内行，您来看一样东西。然后，小伙子们，我请你们在这里稍等片刻，我要去穿一件衣服。再说，我想奥丽阿娜也快来了。”说完，他把他的“委拉斯开兹”拿给斯万看。“我好象见过，”斯万说，脸部肌肉痛苦地收缩着，似乎说话对他是很费劲的事。

    “是的，”由于这位行家没有立即表示赞赏，公爵变得严肃起来，说道。“您很可能在希尔贝家里见过。”

    “啊！是的，我想起来了。”

    “您看是什么？”

    “呵，如果我是在希尔贝家看见的，那大概是你们的一位祖先吧，”斯万半讥讽半敬重地说。他觉得认不出他们家的一位祖先是不礼貌的，也是可笑的，但为了表示他有眼力，并显得有教养，他只想用开玩笑的口吻谈这件事。

    “当然是，”公爵粗暴地说，“是博松，他在盖尔芒特家族的祖先中排第几号我记不清了。不过，我不在乎这个。您知道，我不象我堂弟那样守旧。我听人提到过里戈①、米尼亚②，甚至委拉斯开兹的名字！”说这话时，公爵用严峻而暴戾的目光逼视斯万，试图洞察他的想法，同时左右他的回答。“得了，”他总结说（因为每当有人在他的启发下发表一个他渴望听到的看法时，不久他就会认为这是人家发自内心的看法），“您不要拣好听的说。您认为这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三位大师的作品吗？”——

    ①里戈（1659-1743），法国画家。

    ②米尼亚（1610-1694），法国画家。

    “不……是……”斯万说。

    “算了，我是一窍不通，这幅老掉牙的画出自谁之手，不该由我来定。不过，您爱好艺术，在这方面是行家，您说这是谁画的？”

    斯万显然觉得这幅画很蹩脚，犹豫了一下：“心术不正的人画的！”他笑着回答公爵，公爵气得直眉瞪眼。当他平静下来以后，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好好待着，等一等奥丽阿娜，我去穿件燕尾服就来。我叫人去对我妻子说，你们俩在这里等她。”

    我和斯万聊了一会儿德雷福斯案件，我问他怎么盖尔芒特家的人都反对重审此案。”首先，这些人骨子里就仇恨犹太人，”斯万回答道。然而，他有切身体验，清楚地知道有些盖尔芒特家的人并不仇视犹太人，但他和所有对某件事有激烈看法的人一样，为说明别人不赞同自己的意见，总喜欢说他们有先入之见，对他们的偏见无可奈何，而不认为他们的看法值得探讨。此外，他的生命过早地接近终点，他就象一头被追赶得精疲力竭的野兽，对这些追逼十分憎恨，正想改邪归正，重新信奉父辈的宗教。

    “盖尔芒特亲王倒是这样，”我说，“有人对我说过，他仇恨犹太人。”

    “哼！这个人，提都不要提。他的反犹立场顽固极了，他在军队当官时，一次牙痛发作，他宁愿忍受疼痛，也不愿找当地唯一的牙科医生看病，因为医生是犹太人，后来，他的府邸遭受火灾，他宁愿让大火烧毁他的一个侧房，也不愿向邻近的城堡借水泵，因为那是罗特希尔德家的城堡。”

    “顺便问一句，你今晚可能去他家吗？”

    “去，”他回答我，“尽管我感到很累。他给我写了一封气压传送信，说是他有话要对我说。我感到最近几天我会很不舒服，不可能去他家，也不可能接待他，这会使我伤神。我宁愿马上解决问题。”

    “可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并不仇视犹太人呀。”

    “您看得很清楚，他仇恨犹太人，因为他反对重审，”斯万回答说，但他没有发现他犯了预期理由错①。“尽管如此，我很难过，刚才我让这个人——怎么用这个词！应该说这个公爵——失望了，我没有对他所谓的米尼亚表示赞赏，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①一种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依据的逻辑上的错误。

    “可是，”我把话题扯回到德雷福斯案件上，“公爵夫人是很聪明的呀。”

    “是的，她很迷人。此外，依我看，她在当洛姆亲王夫人那会儿，比现在更迷人。那时，她的思想更有棱角，这一切在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贵妇身上显得更有魅力。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不年轻的，我怎么对您说呢，他们的出身和我们不一样，血液中涌动着千年的封建主义，不会没有影响。当然，他们认为这不会影响他们的观点。”

    “罗贝-德-圣卢不是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吗？”

    “啊！好极了，您知道他母亲可是坚决反对重审的。有人对我说，他主张重审，可我不敢相信。这使我感到很高兴。不过，我不觉得奇怪，因为他非常聪明。这很了不起。”

    主张重审的观点使他变得异常天真，使他的看法受到了冲击，离开了轨道，就是在他和奥黛特结婚那阵子，他也不象这个样子。这种重新降低他的社交地位的做法不如叫作重新归队，这对他是光荣的行为，因为使他回到了他祖先走过的、由于同贵族交往因而抛弃的道路上。然而，就在斯万按照祖先遗传下来的论据，清醒地看到上流社会人士看不到的一个真理的时候，他却表现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盲目性。所有的人，不管是他钦佩的，还是蔑视的，都要重新进行一次选拔，看他们是拥护还是反对重审。邦当夫人因为反对重审，他就认为她是蠢女人，这是不足为怪的，正如他和奥黛特结婚时，认为邦当夫人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一样。同样，当目前的新浪潮影响到他的政治见解，使他忘记他曾把克雷孟梭看作贪财之人，英国间谍（这是盖尔芒特社交圈的一个谬论），而宣称他始终认为克雷孟梭和戈内里①一样，是一个君子，一个铁人的时候，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不，我从来都是这样对您说的，您记错了。”但是，新浪潮不仅影响了斯万的政治观点，而且使他的文学观点，甚至谈论文学的方式都发生了颠倒。于是巴雷斯②变得毫无才华，甚至连他的早期作品也都成了平庸之作，无法再读第二遍。“您不妨试试，肯定读不下去。同克雷孟梭有天壤之别！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反对教权，但是拿巴雷斯和克雷孟梭比较，会看到巴雷斯是个软骨头！克雷孟梭老头是个顶好的好人。他写得多好啊！”而且，反重审派似乎无权批评这些荒唐的言行。他们解释说，因为人家是犹太人，所以主张重审。如果说，一个萨尼埃特那样的遵奉教规的天主教徒也主张重审，那是因为受了维尔迪兰夫人的影响，她是一个狂热的激进分子，她最反对“教权主义”，萨尼埃特不仅凶恶，而且愚蠢之极，不知道老板娘使他走上了歧途。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布里肖也是维尔迪兰夫人朋友，可他却是“法兰西爱国联盟”的成员，他们则解释说，那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

    ①戈内里（1845-1907），法国记者，曾发起一场重审德雷福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