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寒风，不顾眩晕

    清晨五点街道上已响起了军用运输车的轰隆声；食品店前妇女们手持灯笼排起了长队；临时委员会内各个派别的宣传队连夜在沿街的墙壁上刷写了标语口号，墨迹未干。

    乐队队员们收起乐器走出地下室来，感到外面的空气分外新鲜。“新时代的堤坦尼亚”①夜总会的顾客们，不论是偶尔上这里来的还是经常上这里来的，都跟在乐队队员后面，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仿佛大家都不愿破坏夜间在那个地下室内达成的协议。男人们竖起大衣领，行动显得僵直，仿佛是从四千多年前的墓穴里发掘出来的木乃伊，一接触空气就会顷刻化为灰烬；妇女们则仿佛受到冷空气的激励，一个个哼着小调，敞着大衣，露出胸怀，在泥泞与积水的街道上跳跃着择路而行，宛如在练习某种舞步。妇女们的行动好像是对男人们醉态的控诉，仿佛她们希望这渐渐衰歇的欢快之中再爆发出新的欢乐。他们这支队伍好像都希望这欢乐的节日尚未结束，希望走到某个地点乐队队员们也许会停止前进，在大街上打开乐器盒拿出萨克斯管与低音号来演奏。

    走到莱文森银行大楼（现在莱文森银行已由人民警卫队的巡逻队警戒着，他们手持上好刺刀的步枪，头戴附有标记的帽子）对面时，这帮夜游神仿佛听到一声命令似的悄悄散开，相互也不告别就各行其路。留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和瓦列里安诺一边一个搀着伊琳娜。我总是站在伊琳娜的右边，这样就不碍着我腰带上别着的盒子枪皮套；瓦列里安诺在重工业委员会工作，穿便衣，如果带手枪的话（我想他也带着枪），一定是那种小手枪，可以放在衣兜里。伊琳娜现在沉默不语，似乎有些忧郁，我们呢，心里则有些害怕（我是说我害怕，而且我相信瓦列里安诺与我的心情一样，虽然我们在她的魔力支配下并没有谈及此事），因为我们觉得她现在完全控制住我们了。虽然我们做过一些荒唐透顶的事情，但那些事情与她头脑里无休止的幻想相比，与她对肉欲的追求相比，与她的狂热与残酷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现实情况是我们都很年轻，面对现在经历的事件我们太年轻了。我是说我们两个男人，因为伊琳娜这种女人已经过早成熟了。虽然她在我们三人中间年纪最轻，但她的意愿支配着我们的行动。

    伊琳娜低声吹起口哨，满脸堆着微笑，仿佛她已预先尝到了某个新主意的甜头。她的口哨声越吹越响，听得出是当时流行的一首滑稽可笑的进行曲；我们提心吊胆的，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跟着她吹起口哨来，并身不由己地踩着乐曲的节奏齐步行进，。心里都有种既是牺牲品又是胜利者的模糊感觉。

    我们来到圣阿波罗尼教堂前面。这个教堂现已改为霍乱病医院，外面停放着许多灵枢等候灵车运往墓地。灵枢周围用石灰画上圈圈，不让人接近。有个年迈的妇女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祈祷，我们踏着进行曲的节拍前进，差一点踩着她了。她举起又瘦又黄像个毛栗子似的拳头指向我们，另一只手扶在地上，大声嚷道：“你们这些可恶的先生！”不，她这么嚷道：“可恶！先生们！”仿佛这是两句诅咒的话，一句比一句更加凶狠，称呼我们先生等于视我们加倍可恶。还说了句本地方言，意思是“婊子养的”；还有什么“不得好……”这时她发现我穿着军服，话没说完便把头低下去了。

    这一段我讲得很详细，因为它是（不立即是，以后才是）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的预兆，同时也因为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形象，应该贯穿这本小说的始末。这些形象包括军用运输车穿过这座城市（虽然军用运输车这个词唤起的表象有点笼统，但是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切性并不是坏事，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不确切性），包括在街道两旁大楼间挂着的一条条横幅（这些横幅号召人们购买国家发行的公债），也包括工人的游行队伍。各种工人游行的队伍经过不同的路线，因为它们是由相互对立的工会中央组织的，有的主张坚决把考德雷尔军需品工厂的罢工运动进行到底，有的主张停止罢工支持人民武装抗击反革命军队对城市的包围。这些路线纵横交错，却为我们划出一块地盘，让我、瓦列里安诺与伊琳娜在那里上演我们的故事：发生、起步、发展、趋向与意图。

    我认识伊琳娜那天，战线已经收缩到距东城门不足十二公里的地方了。由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与预备役中的中老年人组成的城市民兵，正在宰牛场（这个名称听起来就不吉利，但尚不知道对谁不利）低矮的建筑物附近设置防线，这时一群乌合之众蜂拥而至，穿过铁桥向城内逃来。有头上顶着鹅篮子的妇女，有赶着唧哇乱叫东奔西窜的猪群的小青年（农民们为逃避夫役与掠夺，把他们的子女与牲畜也带出来，让他们听天由命），有骑马或步行的逃兵与落伍的散兵，有领着一大帮背着大包小包的使女的贵妇人，还有担着担架的民夫、刚刚出院的病员、游乡串户的商贩、政府官员、修道士、吉卜赛游民和身穿旅游服装的原军官女儿学校的学员们。他们一起拥进铁桥两边的栏杆之间，仿佛被一阵撕毁地图、冲破国界与战线的阴冷的狂风裹带着猛扑过来。这些日子里这种人很多，都希望逃到城内来寻找庇护所。他们之中有人害怕暴乱与抢掠，有人担心会遇上复辟势力的武装，有人为了得到临时委员会的脆弱而合法的保护，有人则为了浑水摸鱼进行违法活动（有违反旧法律的，也有违反新法律的）。现在人人都感到自已的生存受到威胁，再用不着什么团结，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开拓一条生路。虽然在遇到障碍时他们也会有某种协作或一致行动，但那并不需要讲许多话就能心照不宣。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在混乱之中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为此感到高兴，但事实是这样的：那天早晨我夹杂在拥上铁桥的人群之中，感到既轻松又愉快，好长时间以来我都未像那天那样感到自己与他人、与我自己、与整个世界如此和谐一致了（我可不愿犯用词不当的错误，也许我最好还是说：我觉得我与他人的、我自己的乃至整个世界的混乱和谐一致）。我已经到达桥头，这里有一段台阶通向岸边；人流减慢了速度，拥挤着、向后面抗着，以免压倒在以更慢的速度下台阶的人身上；那些锯掉腿的人先拄着这根拐杖再换到那根拐杖；马匹被抓着嚼子横牵着，以免铁掌在铁台阶上打滑；带边斗的摩托车需要倾斜着把边斗抬起来（人们免不了抨击这些被迫下来推车的人说，他们最好去走供机动车行驶的大桥，但是，那需要多走一英里多路）。这时我发现我身边有位妇女也在沿台阶往下边走。

    她的大衣下摆与袖口处有一条毛皮镶边，圆顶帽子上插了朵玫瑰花并挂着一块面纱。总之，我很快发现，她不仅年轻、诱人，而且穿着入时。正当我从侧面观察她时，只见她突然睁大眼睛，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嘴惊恐地大叫一声，向后倒下。如果不是我动作迅速，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一定会跌倒在地，被这股洪水猛兽般的人流踩成肉泥。

    “您不舒服？”我问她。“那您就靠着我点、没有关系的。”

    她的腿僵直了，一步也走不了。

    “深渊，深渊，桥下边，”她说着，“救命哪，我头晕—…·’”

    桥下面并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她头晕，但是她确实被吓呆了。

    “别往下边看，扶着我的胳膊；跟着大伙往前走，我们已经到桥头了。”我对她说道，希望这些话能使她镇定下来。

    “我觉得大家没有踩着台阶，脚步迈向空中，掉进深渊，大伙都掉进深渊……”她摇摇晃晃地说道。

    我透过桥头台阶的缝隙望见河里的流水，水面上漂浮的冰块宛若天空中的白云。我也觉得一阵眼花，好像也感觉到了她那种感觉：悬空，一直悬在空中；下坠，不停地下坠；漩涡，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我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尽力抵御着后面咒骂我们下得太慢的人群。“喂，让开点！上一边搂着去，不害臊！”要想躲开这势不可当的人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长我们的步伐，把脚伸向空中，腾空而起……喏，我也觉得悬在空中了……

    也许这篇故事才是架在空中的桥梁。故事在展开过程中不断描写各种各样的消息、感觉和心绪，为各种事件（众人的也好、个人的也好）制造一种背景并在这个背景上开拓出一条人生道路，尽管还有许多历史情况与地理情况尚未交待清楚。我在这座空中桥梁上拥挤前进，不愿意往下看；而女主人公呢，只要我不把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拖下铁桥，让她的脚站在滨江路的路面上，她则老是被人群挤得悬于空中。

    她终于镇定下来了，昂着头骄傲地望着前方，并迈着迅速的步伐坚定地向前走，走向磨坊街；我吃力地跟在她后面。

    这篇故事也应该尽力跟上我们，应该想方设法逐句记录下我们关于深渊的对话。铁桥虽然走完了，但这篇故事架在空中的桥梁并未走完，因为故事中的每个词语都建立在空洞之上。

    “您好了吗？”我问她。

    “没什么。我常常头晕，每次都是意想不到地发作，有时没有什么危险也发作……高呀，矮呀，没有什么关系……夜晚我望着星空，想到星星离我们多么遥远时……或者白天……比如我仰面躺在这里时，我都会感到头晕……”她用手指了指空中飞驰而过的乌云。她讲头晕就像讲述吸引着她的某种诱惑似的。

    她一句感激我的话也没说，我感到有点失望。我说：“这个地方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适合躺着观察天空。请您相信我的话，我懂得这种事。”

    我们谈话，一人说完另一位尚未开口时，这中间存在一段间歇，如同这座铁桥两级台阶之间存在空隙一样。

    “您懂得如何观察天空？您怎么懂得？是天文学家？”

    “不，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观察。”我指了指我的军装领口上佩戴的炮兵领章。“打炮的时候观察炮弹飞行。”

    她把目光从我的领章上移到肩上，可是我没佩戴肩章，然后又移向缝在我袖口上的不太明显的袖章上。“中尉，您是从前线下来的？”

    “我叫阿列克斯·晋诺贝尔，”我自我介绍说，“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被称为中尉。我们团里已经取消了军衔，不过现在的命令老是变来变去的。现在我是个袖口上带两条杠的军人，只能这么讲。”

    “我叫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前也叫伊琳娜·皮佩林，将来叫什么不知道。我是搞印花布图案设计的，现在布匹短缺，只好在空气中搞设计。”

    “革命以来，有些人变得认不出来了，有些人则和原来一样。这说明他们早已做好准备迎接新时代了，对吗？”

    她不置可否。

    我又补充说道：“其他人则顽固不化，拒绝改变自己。您属于哪种人？”

    “我……请您先告诉我，您变了多少？”

    “不多。我觉得我保存了过去的某些荣誉感，比如搀扶即将跌倒的妇女呀，尽管现在没人会说声谢谢。”

    “我们大家，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有生病的时候，不能说，中尉，我将来就没有机会报答您刚才的行动。”她的声音有些严厉，几乎有点生气。

    我们的对话到此可以结束了，它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暂时忘掉了城市的悲惨景象。现在军用运输车开过来了，穿过广场，穿过这篇书页，把我与伊琳娜隔开了，或者说在商店门前排队的妇女，在大街上游行的工人队伍，把我们隔开了。伊琳娜走远了，她那顶插着玫瑰花的圆帽尚在头戴灰帽子、钢盔或头巾的人流中飘荡；我目送着她，但她并不回头望望我。

    后面几段讲的是前线上的炮击与溃败，临时委员会内各政党的分裂与统一，充满了一些将军和议员的名字，并夹杂着一些有关天气的消息，如暴风雪、降霜、阴云、大风降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衬托我的各种心情：我时而愉快地投身到各种事件的浪潮中去，时而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思考某种令人烦恼的问题，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把自己伪装起来、隐蔽起来，如同市内到处用沙袋垒起掩体（这座城市似乎在准备巷战）与鹿砦一样（每天夜晚各种派别的人都往鹿砦上贴标语口号，但由于雨水和纸、墨质量低劣，这些标语口号很快就变得辨认不清了）。

    每当我经过重工业委员会大楼前时，我都自言自语地说：“我要进去找我的朋友瓦列里安诺。”从我来到这座城市那天起，我就这么说，他在这座城市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每次都因某种当务之急而推迟了，大家都说，我这个现役军人好像非常自由：我的工作是什么？不十分明确，常常到参谋部的各个部门去走动，很少待在兵营里，好像我不属于任何部队的编制，也不坐在任何办公桌上。

    瓦列里安诺不一样，他老坐在自己办公桌前。我进楼里去找他那天，看见他坐在那里，但并未处理什么公事，而是在擦左轮手枪。看见我走过去，他冷笑一下说道：“好啊，你也来和我们一起钻圈套了。”

    “也许我是来让别人钻圈套呢。”我回答说。

    “圈套都是连环的，一个套一个啊。”他似乎在警告我，叫我当心。

    重工业委员会占用的大楼原是一位发战争财的富豪的住宅，革命时被征用了。这里的家具阔绰而俗气，现在又增添了一些官僚机关常见的死气沉沉的摆设；瓦列里安诺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中国式闺房中的摆设，如画有龙的图案的花瓶、雕漆首饰盒和一组屏风。

    “你想把谁关进这间绣楼里去呢？一位东方的王后？”

    屏风后面走出一位短发女郎，上穿灰色绸衫，下穿乳白色裤子。

    “男人的梦幻不会因为革命而改变，”她开口说道。她那挑衅似的连损带挖苦的声音与语调，使我认出她就是我在铁桥上碰上的那位女子。

    “你看，隔墙有耳吧，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窃听……”瓦列里安诺微笑着对我说。

    “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并不反对梦幻哪。”我对她说。

    “革命同样也不会使我们摆脱噩梦。”她反驳道。

    瓦列里安诺插话说：“我还不知道你们已经认识呢。”

    “我们是在一次梦境中相遇的，”我说，“那时我们正从一座桥梁上跌落下去。”

    她却说道：“不对，我们是各做各的梦。”

    “嘿，也有人醒来时待在这种安全的地方，不会感到头晕吧。”我接着说。

    “晕眩到处都会发生，”她接过瓦列里安诺刚刚装好的枪，并把它抽出来，再把眼睛凑近枪管好像要看看枪是否擦拭干净；然后甩出转轮，往弹孔中安放一粒子弹，并打开击锤，把枪对准自己眼睛转动转轮。“这枪管倒像个无底洞，能听见虚无向你发出的召唤，引诱你跳下去，跳进那向你召唤的黑暗之中……”

    “喂，别拿枪开玩笑！”我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去，可是她把手枪对准我。

    “为什么？”她说，“为什么我们妇女不能拿枪，而你们男人可以拿枪呢？真正的革命只有当妇女拿起枪时才会发生。”

    “让男人们都赤手空拳？同志，你觉得那样合适吗？妇女们武装起来干什么呢？”

    “取代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在下边，我们在上边。让你们也尝尝做个妇女是什么滋味。快，站到那边去，站到你的朋友身边去。”她命令道，一直用枪指着我。

    “伊琳娜是不会改变主意的，”瓦列里安诺告诫我说，“违拗她不会有好处。”

    “那你？……”我望着瓦列里安诺问道，希望他出来干预一下，以结束这场玩笑。

    瓦列里安诺望着伊琳娜，但伊琳娜的目光毫无表情、仿佛处于呆滞状态、无为状态，又好像一个只有别人顺从了他的意志才会感到高兴的人。

    这时驻军司令部的一位身着摩托服的通信兵带着一沓儿卷宗走进来，门打开时正好把伊琳娜隐蔽住了。瓦列里安诺好像什么也未发生，泰然自若地迅速处理那些文件。

    “你说……”来人刚走出门，我便问他，“你觉得这种玩笑能开吗？”

    “你会明白的，伊琳娜从不开玩笑。”他说道，依旧低着头看那些文件。

    此后时间似乎变了，黑夜延长了，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似乎再也没有白天了。我们三人或外出或在家里，从此形影不离，活动的高潮总是在伊琳娜的房间里上演一场既是隐秘又带表现主义与挑衅的闹剧，举行一次秘密祭扫。在这场祭扫中伊琳娜既是主祭又是亵渎者，既是神灵又是牺牲品。

    小说在这里又回到开始时的话题上，但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却是个十分封闭的地方，挂着印有几何图案的窗帘，没有一丝缝隙可以看到外面那可怕的场面。我们躺在床上，一丝不挂。房间里充满了裸露人体的汗臭味。伊琳娜干瘪的胸膛上乳房微微隆起，乳头四周乳晕显得分外大，似乎应该长在一对更加丰满的乳房上；她的外阴又窄又尖，像等腰三角形（自从我把伊琳娜的外阴与等腰三角形联系起来以后，我再说“等腰三角形”这个词时身上总不免要起鸡皮疙瘩）。这个场面的中央，没有笔直的线条，只有弯弯曲曲的线条并且交叉在一起，就像床边香炉里缭绕萦回、团团升起的青烟（香炉里正烧着一家阿美尼亚人开的香料店被砸之后仅剩的一点香料。一群尚未沾上恶习的人误认为这家香料店是大烟馆，出于义愤把它捣毁了）。仿佛有条无形的绳索把我们三个人捆在一起，我们越是挣扎，被捆绑得越结实。在这捆人体中间，在这场闹剧的中心，是我深藏在内；心里的隐密，我不能将它告诉任何人，更不能告诉伊琳娜和瓦列里安诺。我肩负的秘密使命是：查出谁是钻进革命委员会内部并企图使我们这座城市落人白军手中的间谍。

    那年冬天呼啸的西北风吹遍首都的各条街道，革命势力中有人正在秘密酝酿一场改变人体与性别的革命。伊琳娜就持这种观点，并成功地不仅使瓦列里安诺而且使我也都相信她的观点。瓦列里安诺是个县级法院法官的儿子，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信奉印度教修士与瑞士神智学家②，是各种稀奇古怪学说的最好信徒；我呢，我受过严格的教育，知道未来的革命即将由革命法庭或白色军事法庭裁定，它们两家的行刑队都在整装待命。

    我尽力放松，随着伊琳娜手臂的屈扭做出各种曲线的匍匐动作，仿佛我们在舞蹈，但在这种舞蹈中重要的不是节奏而是动作的柔软与放松。她一手按着一颗人头；人头因习惯做直线运动，不听她的摆布，但她要求我们像爬行动物一样，做出各种离奇的动作来占有她。

    因为这是伊琳娜为我们制定的信仰的第一条：放弃直线，放弃垂线。我们虽然同意她，做她的奴仆，但是男子汉的气度依旧残留在我们心中。她不允许我们争风吃醋。她把手放在瓦列里安诺的后颈上，手指伸进他那蓬乱的红发，不让他的头钻进她的腹部，并命令道：“往下！再往下！”同时她那双漂亮的眼睛望着我，要求我也望着她，并要求我们的目光也做曲线运动。我觉得她一直盯着我，同时也觉得有另一双眼睛随时随地都直盯着我。后者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期待于我的只有一件事：死亡，不管是我让别人死亡还是我自己死亡。

    我等待伊琳娜的目光放松对我注意的时刻。喏，她现在闭上眼睛了，我悄悄爬到阴暗的地方，爬到床头后面、沙发后面、香炉后面，爬到瓦列里安诺脱去衣服的地方（他养成了把衣服叠放整齐的习惯），爬到伊琳娜看不到我的地方。我躲在由于她闭上眼睛而带来的黑暗之中，躲在她微微的呻吟带来的不注意之中，在瓦列里安诺的口袋里与钱夹里翻找，找到了一张折叠两次的密件。那是一张因背叛罪而判处死刑的判决书，上面有钢笔填写的我的名字，也有签名、副署签名和符合各种规定的印章。

    ①提坦尼亚是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性格开朗、活泼，富于浪漫精神。这里用来比喻到这家夜总会来寻欢作乐的人们。

    ②印度教亦称婆罗门教，是公元八九世纪后流行于印度的宗教，由婆罗门教吸收怫教、耆那教等教义加上民间信仰演化而成。主要教义是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在印度知识分子中有重要影响。十九世纪前，随着大量印度教徒外迁，在亚洲、欧洲及其他地区也有传播。神智学是十九世纪末俄国贵族布拉瓦茨卡娅和美国军官奥尔考特共同创立的神秘主义神学。它杂糅了西方神秘主义与婆罗门教、佛教教义，鼓吹通过“修行”、“断念”、“净化”等神秘活动与“神明”相交往。主要流行于欧美资产阶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