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野外的雪融化了，天空的冬云化成湿雪，落到地面上消失了。太阳逐渐地延缓每天的路程，空气变得和暖了。快乐的春天好象已经到来，但象开玩笑似地躲在郊外什么地方的田院里，马上会涌进城市里一样。街道上都是棕红色的泥浆，水在步道边流动，囚徒广场上，化净了雪的地方，麻雀在快乐地跳跃，人们也跟麻雀一样忙碌起来。在这种春天的喧声中，大斋的钟声，一天到晚不停地响着，轻软地敲着人们的心。这钟声好象老人的谈吐一样，掩藏着某种屈辱的东西，这钟声仿佛在用凄凉的忧郁调子诉说着人世的一切："有过，有过，这有过……"在我的命名日，作坊里的人们送给我一张小巧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谢的画像，日哈列夫作了一大篇堂皇的演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谁？"他玩弄着指头，抬起眉毛说。"不过是出世十三年的小孩子，一个孤儿。我年纪比你差不多长三倍，也要称赞你，因为你对万事从不背过脸去，总是面向一切。你要永远这样，这很好。"

    他又说到上帝的仆人，说到上帝的人，但我不了解人和仆人的分别，他自己好象也不十分明了。他说得很枯燥乏味，师傅们都嘲笑他。我两手捧着圣像，站在那儿，心里感动而且I促不安，不知道要怎样才好。卡别久欣终于懊丧地向演说家嚷道："把你的丧礼演说停止了吧，连他的耳朵都发青了。"

    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也称赞起我来了："你的好处，是你对大家都很亲热，这就是你的好处。所以，即使是有理由，不要说打你，就是骂你也很难开口。"

    大家以和善的眼望着我，善意地嘲笑我的难为情的样子。

    再过一会儿，我准会因为感到自己是这些人所需要的人而突然快乐得大哭起来。但是正好这天早上在铺子里，掌柜用脑袋向我一摆，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不讨人欢喜的小家伙，干什么都不行。"

    和平时一样，早上我到铺子里去了，可是午后掌柜对我说："回家去，把货房顶上的雪扫下来，搬到地窖里……"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作坊里给我举行祝贺以后，我换了衣服，走到院子里，爬到货房顶上，把这年冬天厚实沉重的积雪耙下来。但是因为兴奋，忘记打开地窖的门，雪落下来把门封住了。我跳到地上，发见了这个错误，连忙动手耙开门上的雪。雪是潮湿的，又硬又沉，木耙再也耙不动，又没有铁锹。一个不小心，把木耙折断了，恰巧这时候，掌柜走到院门边。"乐极生悲"，应了俄国人这句老话。

    "好啦，"掌柜讥笑地说着走到我身边。"嗨，你，干活，见你的鬼。我得狠狠揍你这蠢笨的脑袋……"他拿起雪耙的柄，向我挥来，我闪开身子，气愤地说："我不是你雇来扫院子的……"他耙木棒掷在我脚边，我抓起一块雪摔到他脸上，他哼着鼻子逃走了。我也丢了工作回到作坊里。过了几分钟，他的未婚妻从楼上跑下来了。她是一个轻佻的、脸上长满红瘰的女人。

    "叫马克西莫维奇到楼上去。"

    "不去。"我说。

    拉里昂诺维奇惊奇地低声问我：

    "干吗不去？"

    我把经过的事对他说了，他担心地皱着眉头，到楼上去了。走的时候，小声对我说："你太卤莽了，小老弟……"作坊里沸腾起来了，骂着掌柜。卡别久欣说："唔，这次一定会把你撵走的。"

    这并吓不住我。我同掌柜的关系，早已弄不下去了。他恨死了我，近来更加厉害了。我也见不得他，但我很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对我这样不讲道理。

    他在铺子里，常常把钱丢到地板上。我扫地时见到就捡起来放到柜台上布施乞丐的零钱罐里。后来因为常常捡到这种钱，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对掌柜说："你把钱扔给我，是无用的。"

    他面红耳赤，急不择言地叫喊起来：

    "用不到你来教训我，我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

    可又立刻改口说：

    "谁会故意把钱白白扔掉？是失落的嘛……"他禁止我在铺子里看书："你这种头脑念什么书。这种吃白饭的家伙还想当读书人吗？"

    他并没有放弃用二十戈比的钱币来陷害我的打算，我明白，要是扫地时硬币滚进地板缝里，他一定会认为是我偷了。

    于是我又对他说，叫他停止这种把戏。不料，就在这一天，我从小吃店泡了开水回来，听见他怂恿隔壁铺子里一个新来的伙计偷偷地说："你教他偷《诗篇》，最近有三箱《诗篇》要到了……"我知道他在说我，我走进铺子里，他们两个人都很不好意思。除了这点形迹之外，他们两人陷害我的阴谋，还有几点可疑的根据。

    隔壁那个伙计，并非第一次替他干事，他是一个能干的生意人，但是喜欢酗酒，喝醉了被老板赶走了，过了几时，又重新雇了来的。他是一个营养不良的瘦弱汉子，眼色很狡猾，表面很温和，一举一动，完全顺从着老板。小小的胡子上面，永远现着聪明的笑容，又喜欢说俏皮话，开口的时候，发出一种害牙病的人常有的臭味，虽然他的牙齿挺白挺结实。

    有一天，使我大吃一惊：他亲热地笑着走到我身边，突然打掉了我的帽子，一把抓住头发。我们打起架来，他把我从廊下推进铺子里，想把我按到放在地板上的大圣龛上——要是如了他的愿，我一定会把玻璃压碎，雕花弄破，划破高价的圣像。可是他气力很小，结果是我打胜了。那时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长胡子的汉子，坐在地板上，擦着打破的鼻子，伤心地痛哭起来。

    第二天早晨，两家主人都出去了，铺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他用手指抚抚鼻梁子靠近眼睛的肿伤，友善地对我说："你以为，昨天我打你，是出于本意吗？其实我不是傻子，知道打不过你的，我没有气力，是个喝酒的人。这是我们老板叫我干的：去找他打架，尽量使他把他们铺子里的东西多弄坏些，让那边受损失。我难道自己情愿来惹事，你看，被你把脸弄得这样脏……"我相信了他的话，心里可怜他。听说他同一个女子在一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常常挨女的打。但我还是问他："那要是人家叫你下毒药，你也下吗？"

    "他会的，"伙计低声说，现着可怜的冷笑。"他也许会的……"过了不久，他问我："唔，我一文钱也没有，家里没有吃的，老婆跟我吵闹。朋友，你在这边货仓里给我偷一张什么圣像好吗？我可以换几个钱，唔，你拿吗？要不，来一本《诗篇》行不行？"

    我记起鞋店和看守教堂的老头子，我想这个人会出卖我的。但是不好拒绝，就给了他一张圣像。我不敢偷价值几卢布的《诗篇》，觉得这是犯大罪。有什么办法呀？在道德当中，常常藏着一种计较，神圣洁白的"刑法"，非常清楚地暴露了这小小的秘密，秘密虽小，里面却藏着私有财产的大大的虚伪。

    当我听到我们掌柜对这个可怜的人说，叫他教我偷《诗篇》，我愕然吃惊。我很明白，我们掌柜知道我拿他的东西送人情，隔壁的伙计已经把圣像的事告诉他了。

    慷他人之慨的可憎的仁慈，和这种陷害我的小诡计，都使我气愤，对自己对一切人都厌恶。好几天，我很难过地等着几货箱的书运到。货物终于运到了，我在货仓里开箱，隔壁的伙计走来了，叫我给他一本《诗篇》。

    我便问他：

    "你把圣像的事情告诉我们掌柜了？"

    "告诉了，"他发出抑郁的声音。"兄弟，我这个人是什么事都藏不住的……"我目瞪口呆，坐在地板上，瞪眼望着他。他慌慌张张地说了些什么，那种又狼狈又可怜的样子，真叫人受不了。

    "你要知道，是你们掌柜自己猜着了，不，是我们老板猜着了，后来他又告诉了你们掌柜……"我想，这下我可完了——这班家伙联朋结党陷害我，现在我准会被关进少年感化院去了。既然已经这样了，横竖都无所谓。要是淹进水里，就淹到深地方去吧。我拿了一本《诗篇》塞进伙计的手里，他藏在外套底下，溜了出去，但立刻又走回来，把《诗篇》丢在我的脚边，说了这句话就赶快走了："我不要。会跟你一起倒霉的……"我没有懂他的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倒霉？但是我非常高兴，他没有把书拿去。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我们那个小掌柜比以前更爱对我发脾气，更怀疑我了。

    当拉里昂诺维奇上楼去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一切。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回来了，神情比刚才更丧气，显出从来没有的沉静。吃夜饭以前，对我一个人轻声说："我说了好多话，想叫你别上铺子去，单在作坊里帮帮忙。

    没有成功。金龟子不肯答应。他和你很过不去……"这屋子里我还有一个仇人——掌柜的未婚妻，那个挺轻浮的女子。作坊里的青年都跟她胡闹，呆在门廊底下，见她过来就一把搂住，她也不生气，只是象小狗似的轻轻尖叫一声。一天到晚，她嘴里总嚼着东西。她的荷包里，总是装满饼干、油炸饼。她的下颏老是在动。她的茫然的脸色和不安定的灰眼睛，见了实在叫人不快。她常常要我和巴维尔猜谜，谜底都是猥亵下流的。又教我们许多急口令，也都是下流话。

    有一天，一个上年岁的师傅对她说：

    "你这个不害臊的姑娘。"

    她就活泼地用下流的小调回答：

    姑娘要害臊

    哪能生宝宝……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姑娘，她恐吓我，要同我胡闹，我很讨厌她。她见到我不高兴胡闹，就益发纠缠不休。

    有一天在地窨子里，我同巴维尔帮她刷洗装克瓦斯和黄瓜的空桶，她对我们说："小家伙，我来教你们亲嘴好吗？"

    "我亲得比你还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我对她说，你要亲嘴，同你未婚夫去亲好啦。我说得并不怎样温和，她发怒了："咳，多么粗野呀。小姐跟他亲热，他却翘尾巴；你说，你算什么玩意儿。"

    接着她又用指头做出威吓的样子说：

    "瞧着吧，叫你记得这个。"

    巴维尔帮着我，对她说：

    "若是你未婚夫知道你这般胡闹，他会收拾你的。"

    她的长满瘰疬的脸，现出轻蔑的神气：

    "我不怕他。有我这样的嫁妆，能找到十个比他好的女婿。姑娘在出嫁前正是寻欢作乐的时候。"

    她就同巴维尔闹着玩。从此以后，我又多了这一个拚命说背后话的对头。

    在铺子里愈来愈不能忍受，一切宗教书都读完了，鉴定家的议论和谈话，也不能吸引我了，他们说来说去老是这么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知道生活的黑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还能引起我的兴趣。有时我想：狐单而又爱报复的先知以利沙，在大地周游，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我把别人的事，自己的心思，坦白地同这个老头讲的时候，他总是挺高兴地听着我说完，然后把我所说的告诉掌柜，掌柜听了不是难堪地嘲笑我，就是愤怒地叱责我。

    有一天，我对老头说，他所说的话，有时我曾经记在本子里，我在那本子上已经抄摘各种诗句和警句。鉴定家大为吃惊，急忙走到我身边，不安地问："这是干什么？小孩子，这不行呀。为了记住吗？不，不能这么干。你真会闹新花样。你把记了的交给我好吗？"

    他一股劲地劝了我好久，叫我把本子交给他，或是把它烧掉。然后，又气鼓鼓地同掌柜嘀咕起来。

    我们往家里走的时候，掌柜严厉地对我说："听说你在抄什么，这种事不许做。听见没有？只有密探才干这种勾当。"

    我不经心地问他：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呀。"

    "他也抄吗？这个高个子傻瓜……"

    沉默了许久，他以从来没有的柔声说：

    "唔，把你的和西塔诺夫的本子给我看看——我给你五十戈比。但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要悄悄……"大概他认为我会答应他的要求，再没说话，迈开短腿望前头跑去了。

    到了家里，我把掌柜的要求对西塔诺夫讲了，他皱皱眉头说："你太多嘴了……这下他一定会叫什么人来偷你我的本子。把你的给我，让我藏起来……而且，你不久就会被撵走的，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等外祖母回到城里，马上就离开他们。她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罕纳，有人请她到那里去教姑娘们织花边。外祖父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来城里时，也从不来看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他穿一件沉重的浣熊皮大衣，象神父一样的在街上大摇大摆缓步地走。我招呼他，他用手遮着眼向我望望，在想什么心事似地说："啊，是你呀……你现在在画圣像，是的，是的……唔，去吧，去吧。"

    他把我从道上推开，又照样大摇大摆缓缓地走去了。

    外祖母不常见到，她要养活衰老痴呆的外祖父，拚命地在干活，还要照顾舅父的孩子。最费手脚的是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漂亮青年，爱幻想，喜读书。换了好几家染店工作，失业下来就依靠外祖母养活，静候她给他找到新的位置。萨沙的姐姐也是外祖母的累赘，她命运不好，嫁了一个喝酒的工匠，他打骂她，把她赶出来了。

    每次同外祖母碰见，我都更加打心底里佩服她心地好。但是我已渐渐感到这种美丽的心灵被童话蒙住了眼睛，不能看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的现实生活的现象。因此我的焦灼和不安，她是不能体会的。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长篇大论地对她说到生活的丑恶，人们的苦痛，苦闷扰乱了我的心的一切，这便是她所能回答我的唯一的一句话。

    我不会忍耐，假使有时候也能表现出这种牲畜和木石的德性的话，不过是为了锻炼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在地上的坚实程度而已。有时候，青年人常常凭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气力，试着去举起对于自己筋肉和骨头过重的东西，并且举起来了，为了炫耀自己，象有气力的大人一样，试着挥舞两普特重的秤锤。

    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我的肉体上，在精神上都有过这一切的行为。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受到致命的重伤，没有变成终生的残废。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忍耐、对于外部条件的力量的屈服更可怕的使人残废的东西。

    如果我终于变成一个残废者躺进坟墓，那么我在临终的时候，依然可以骄傲地说：那些善良的人，在四十年之中，拚命想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一番辛苦都白费了。

    想闹着玩，想使人家高兴，使人家笑，那种激烈的愿望愈加频繁地驱使着我。我常常做到了这一点，我会假扮尼日尼市场上那班买卖人的脸相，把他们的情形讲给人家听。我模仿乡下男女买卖圣像的神气，掌柜如何巧妙地欺骗他们，鉴定家们怎样吵嘴。

    作坊里的人都大声笑了，有时师傅们看着我的表演，放下手里的工作，但在这以后，拉里昂诺维奇总是劝告我："你顶好是在夜饭后再表演，免得妨碍工作……""表演"完了，我好象放下重担，心里觉得轻松了。半小时一小时之间，头脑里很清爽。但是过了一会儿脑子里好象又装满了尖锐的小钉子，在那里钻动着，发起热来。

    我觉得在我四周滚沸着一种什么泥汤，而我自己也好象慢慢地在那里面煮烂了。

    我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吗？我要同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不能活得更好一点，不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吗？"

    "马克西莫维奇，你生气啦，"日哈列夫注视着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不知怎样回答。

    生活顽固而粗暴地从我的心上抹去美面的字迹，恶意地用一种什么无用的废物代替了它。我愤慨地对这暴行作强悍的抵抗。我和大家浮沉在同一条河水里，但水对我是太冷了，这水又不能象浮起别人一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我常常觉得自己会沉到深底里去。

    人们对待我越加好起来，他们不象对巴维尔那样喝斥我，也不欺侮我。为着对我表示敬意，用父称叫我。这很好，但看了许多人狂饮的情景，喝醉以后他们那种讨厌的样子，和他们对女子的不正常的关系，心里实在痛苦，虽然我也知道，酒和女人在这种生活中是唯一的安慰。

    我时常痛心地想起，连那个聪明大胆的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自己也说女人是一种安慰。

    那么，我的外祖母呢？还有，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感到一种近于恐怖的感情。她与大家是那样不同，我好象是在梦里见过她。

    我非常多地想到女人了，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次休息日，我是不是也到大家去的地方去呢？这不是肉体的要求，我是健康好洁的人，但有时候，却发疯似的想拥抱一个温柔而聪明的人，象告诉母亲一样，把我心里的烦恼，坦率而且无穷无尽地向她倾诉。

    巴维尔每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门房子里的女佣发生的罗曼史，我非常羡慕他。

    "是这么一回事，兄弟：一个月以前，我拿雪球扔她，还不喜欢她。但现在坐在长凳子上紧紧偎着她——再没有比她更可爱的了。"

    "你们谈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讲自己的身世，我也对她讲我的身世。以后我们亲嘴……只是她这个人很正派……老弟，她人怪好的。……唔，你象个老兵一样地抽烟。"

    我烟抽得很多，抽醉了，心里的忧愁和不安就都麻木了。

    幸而我不爱喝伏特加，我讨厌它的气味和味道。但巴维尔却爱喝酒，喝醉了就伤心痛哭："我要回家去，回家去。让我回家去吧……"我记得他是孤儿，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没有兄弟姊妹，大约从八岁起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正当情绪这样激动不满的时候，更加受了春天的诱惑，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决定去波斯，这理由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或者只因为我曾在尼日尼市场上见到波斯商人，觉得非常合意的缘故：他们跟石像一样盘膝坐地，染色的胡子映在太阳光中，沉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象天底下的事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说不准我真会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复活节的那一周，一部分师傅回乡去了，留着的也只有一天到晚喝酒。因为天气很好，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在那里碰到了我的旧主人，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着薄薄的灰大衣，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含着烟卷，帽子戴到后脑壳，他的和蔼的脸，对我做着友好的微笑，有一种令人倾心的快活的自由人的风度。旷野里，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别人。

    "啊，彼什科夫，恭喜基督复活了。"

    我们接吻三次，他问我生活过得怎样，我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一切都已经厌倦，因此想到波斯去走走。

    "算啦，"他认真地说。"什么波斯不波斯呀？见鬼。老弟，我知道，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想远走高飞。……"他虽然开口就见鬼见鬼的，我听了却挺舒服。他的身上有一种美好的春天的气息。他显出一副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样子。

    "抽烟？"他问，向我伸出一只装着粗大的烟卷的银烟盒。

    这可终于把我征服了。

    "唔，彼什科夫，再到我这里来吧。"他向我提议。"今年市场里的建筑工程我包下了有四万多，兄弟，你明白吗？我派你到市场上去，替我当个象监工的人，材料运到，你收下来，按时分配到一定场所，防备工人们偷盗，好吗？薪水一个月五卢布，另外每天给五戈比中饭钱。你同我家里女人们不相干，早出晚归，不要管她们。不过你别说我们是在路上碰到的，你装做随便跑来就得。多马周的星期天，你来好啦——就这样吧。"

    我们象朋友一样分别，他握了握我的手走开去，甚至远远地殷勤地摇着帽子。

    回到作坊里，我告诉他们我要走，开始，大半的人都表示了使我感到荣幸的惋惜之情，巴维尔尤其不好过。

    "你想想，"他责备我说。"咱们在一起惯了，你怎么能跟那些杂七杂八的乡下人过活？木匠，彩画匠……你这是干什么。当家师父不做倒去做香火和尚……"日哈列夫咕噜说："鱼往深处游，漂亮小伙子却往狭处钻……"作坊里给我举行的饯别会，是很愁闷而枯燥的。

    "当然是什么都应该试一下，"醉得脸发黄的日哈列夫说。

    "不过最好一下就抓紧一件什么做下去……""做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低声补充说。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勉强的，好象只是一种义务。我同他们联结着的那根绳子，好象立刻霉断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发着沙嗓子说："我一高兴，让你们都到牢里去。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呀？嘿，嘿……"和平时一样，墙旁边靠着没有脸部的未画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贴着玻璃球。早已不在灯下做夜工了，它们好久没用，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四周一切，都深深留在我记忆里，就是闭着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见地下室的全景：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画笔和笔插、圣像、放在屋角上的脏水桶、水桶上面消防夫帽子似的铜的洗手钵、从高板床上垂下来戈戈列夫的发青的象淹死鬼的脚似的赤脚。

    我想早一点离开，但是俄国人是喜欢拖延悲哀的时间的，同人分别，也好象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把眉头一动，对我说：

    "那本《恶魔》，我不还你了，你愿意算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当消防队队长的老头儿给我的，我不愿意把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让给别人。但我不大高兴地说，我不要钱，日哈列夫也就不客气把钱收进钱袋里，坚定地说："随你便吧，不过书我不还你。这本书对你没有好处，带着这种书马上会犯罪的……""可是店铺也有卖的呀，我亲眼见过。"

    但他很恳切地对我说：

    "那没有关系，店铺里也卖手枪呢……"结果，莱蒙托夫的作品终于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向老板娘告辞，在门廊下碰见她的女儿。她问："听说你要走？"

    "是的。"

    "你若不走，也会把你赶走的。"她虽说得不大客气，倒十分真诚。

    醉醺醺的老板娘这样说：

    "再见，上帝保佑你。你这小孩子很不好，犟得很。我自己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你的坏处，但是大家都说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起来，泪汪汪地说：

    "要是我们那个死人还活着，要是我的丈夫，亲爱的宝贝还活着，他一定会对付你，会揍你，会打你的脑袋，可是决不会把你赶走，一定会让你在这里呆下去。现在是全都变样了，一点儿不合意就叫人家滚蛋。唉，你到哪儿去呢？孩子，你到哪儿去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