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仔不想活了(2)

    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车被半埋在一块被撞倒的大广告牌下。显然是我的车把这块雪佛兰经销商的广告牌给撞翻，并辗了过去。在古怪的物理力学的作用下，我肯定是在汽车翻转之前，被甩了出去。你刻意去寻死，死却放你一马。谁能对此做出解释呢？

    我慢慢的，痛苦的站起来。后背全湿透了，浑身疼痛。天依旧在下雨，周围很安静，只有几只蟋蟀的鸣叫。通常，到了这种地步，你肯定会想，我一定庆幸自己还活着。但其实我没有那样想。我抬头去看高速公路。雨雾中，我看到了那辆迎面撞上来的卡车。它躺在那里，像一艘巨大的沉船。卡车的前车厢被狠狠砸过，好像被人拗断了脖子一般。有一个车头灯还亮着，射出的光柱照着泥泞的坡道，玻璃碎片发出钻石般的光芒。

    那个驾驶员去哪里了？他还活着吗？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在流血吗？在呼吸吗？那一刻，如果是个真汉子，应该爬上去查看一下情况。但勇气不是那一刻我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我没有那样做。

    我垂着双手，掉头向南走，那是家的方向。我是个懦夫。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我像一具僵尸，一个机器人，意识中没有了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其实那个时候，我早把自己给忘了。我忘了我的车，撞上的卡车，车厢里的手枪，我都扔在了脑后。碎石在我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还有蟋蟀在鸣叫，像是嘲笑我的存在。

    走了有多久，我说不清。反正走着走着，雨停了，天边传来第一缕曙光。我已经到了椒谷镇边上，那里有座大水塔。水塔的外壳已经有些生锈，它就矗立在棒球场的后面。在这样一个小镇，爬水塔是每个人的童年的组成部分。我和棒球伙伴们常常在周末，腰里插着喷漆罐，爬上这座水塔，。

    现在，我又站在了这座水塔前。湿漉漉的我，一把年纪，失魂落魄，浑身酒气，恐怕还害别人丧了命，因为在事故现场，我压根没有看到卡车司机。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已经完全无需考虑了，我坚定的认为，这会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我在水塔下找到了往上爬的梯子。

    我开始往上爬。

    梯子绕着水塔转来转去。我爬了很长时间。终于爬到了塔顶，我喘着粗气，一下子瘫倒在那里。虽然糊里糊涂的，但记得我脑海里还闪过自责的念头：怎么临了还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不堪呢！

    站在塔上往下看是一片树林。树后面是那个棒球场。我爸爸就是在这个棒球场上教我如何打棒球的。眼前的景象还是勾起了一些让人悲伤的回忆。为什么童年总是缠着人不放，就算你潦倒至此，就算你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曾有过童年。

    天慢慢亮了起来。蟋蟀的叫声更响亮了。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回忆：小玛丽亚躺在我的胸脯上，她的皮肤散发着痱子粉的香味；然后。我好像看到自己闯进她的婚礼，湿漉漉的，脏兮兮的，就像我当时那样。音乐停住了，每个人都惊恐的看着我

    ——玛丽亚是最为惊恐的那一个。

    我低下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留恋我。

    我跑了两步，抓住扶手栏杆，翻越而过，人飞了出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无法解释。我撞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还活着，我没法告诉你。我所能想起来的就是旋转和噼里啪啦的声音，擦着，碰着，最后是“嘭”的一声。我脸上的这些疤痕？我估摸着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应该下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周围全是掉落的树枝，树杈，树叶。石头压着我的胸口和肚子。抬起下巴，我看到了：童年的棒球场，沐浴在晨光中。我还看到了球场边的两个球员候场区，和投手站立的地方那撮隆起的尘土。

    还有，我妈妈，我死去多年的妈妈。

    早晨

    鸡仔的妈妈

    爸爸曾对我说：“你要么是妈妈的好宝贝，要么是爸爸的乖儿子，但不可能同时都是。”

    就这样，我选择了做爸爸的乖儿子。我学他走路的样子。我模仿他深沉的，有些沙哑的笑声。因为他喜欢棒球，所以我总是带着我的棒球手套，他仍出来的球，我竭力去接，虽然有时候球很重，打在手上，疼得让我几乎忍不住哼哼。

    学校放了学，我就奔到爸爸在卡夫街上经营的卖烟酒的店，一直玩到吃晚饭的时间。我的玩具就是店里的空纸箱。等到下班，爸爸就开着一辆天蓝色的别克轿车，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候，爸爸会把车停在车道上歇一会儿，点上一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听听广播新闻。

    我有个妹妹，叫吕贝塔。那时候，她最中意一双粉红色的小芭蕾舞鞋，无论去哪里都穿着。记得我们一家人去镇上餐厅吃饭的时候，妈妈会带抱着她去女厕所——她粉红色的小鞋子滑过瓷砖地板——而我则跟着爸爸去男厕所。所以，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和他，她和她。女士。男士。妈妈的。爸爸的。

    所以，我是爸爸的乖儿子。

    我是爸爸的乖儿子，直到一个炎热、晴空无云、春天的早上。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上五年级。那天我要参加两场棒球比赛，对手是由康纳管道工程公司赞助的红雀队，他们总是穿着鲜红色的羊毛球衣。

    我穿着运动长袜，戴着棒球手套走进厨房的时候，太阳已经把厨房照得暖暖的。我看到妈妈坐在餐桌旁抽烟。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那个早晨，她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她咬着嘴唇，没有抬眼看我。我依然记得，我闻到烤糊了的面包片的味道，我以为她是因为早餐没有做好而不开心。

    “我就吃点麦片好了，”我说。

    我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碗。

    她清了清嗓子。“你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宝贝？”

    “你感冒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一只手贴住脸颊。“比赛是什么时候?”

    “我不晓得，”我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戴手表。

    我拿出牛奶瓶和一大盒玉米片。倒玉米片的时候，我倒得太快，好些玉米片从碗里撒了出来，落在桌子上。妈妈一片一片的把它们捡起来，捏在掌心里。

    “我送你去，”她小声说。“不管什么时候。”

    “爸爸不能送我去吗？”

    “爸爸不在这里了。”

    “爸爸去哪里了？”

    她没有回答。

    “他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捏紧了玉米片。玉米片被她碾成了粉末。

    那天起，我成了妈妈的儿子。

    我刚才说，我看到了死去的妈妈，我一点不开玩笑。我真的看到了她。她站在球员侯场区边上，穿着一件粉紫色的外套，捏着个小包。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我。

    我想要站起来，朝她那个方向走。但我起不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疼的。意识里，我想要叫她，喊她的名字，但我的喉咙发不出声。

    我垂下脑袋，合拢手掌。我努力撑住自己，把身体抬起来一点。我再抬头。

    妈妈不见了。

    我不指望你相信我。我知道，听起来我像是疯了。我们看不到死人，死人也不会来看我们。一个人从水塔上跳下来，一心要把自己给摔死，结果非但没有死，还奇迹般看到了他死去的妈妈，拿着包，在棒球场三分线的地方站着。

    你现脑子里正在怀疑的事情，其实我都已经怀疑过了：那是幻觉，是想象，是酒鬼的神志不清，糊涂的脑子看到的糊涂事情。我已经说过了，我根本不指望你相信我。

    但是，这事确实发生了：她站在那里。我看到了她。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有多长时间，反正，我勉强让自己站了起来，往前走。我拍掉了膝盖和手臂上的沙土和瓦砾。我身上有十来处伤口，大多是些小的擦伤，也有几个比较大。我尝到了鲜血的味道。

    我穿过一片熟悉的草地。晨风吹过，树木摇动，带起黄色的落叶飞舞，好像是小小的，旋转的雨幕。我已经两次自杀而未遂了。还有比这更惨的吗？

    我朝着自家的老屋走去，决意要在那里结束一切。

    早晨

    妈妈是如何遇见爸爸的

    爸妈相遇的故事是这样的：1944年春天，在椒谷河的下游，她遇见了爸爸。那时她在游泳，他在打棒球。他投了一个球，伙伴把球打飞了，落到河里。妈妈看到了，朝球游过去。而爸爸也跳到水中去拣球。他从水底下浮出来的时候，两个脑袋撞在了一起。

    “后来，我们就这样撞来撞去的，”妈妈过去常说。

    他们俩闪电般陷入热恋。我爸的脾气就是这样，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就是快快把事情做完。那时候，他是个高大健硕的小伙，刚刚高中毕业，梳着奶油大包头，开着他爸的蓝白色凯迪拉克车。二战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告诉妈妈他要杀敌立功，“要成为镇上消灭敌人最多的人。”战舰把他运到了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北部，靠近博洛尼亚一个叫坡奥山谷的地方服役。1945年，他给妈妈写了封信，向妈妈求婚

    ——

    “做我的妻子吧，”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个命令。妈妈答应了他。妈妈的回信写在一种很特别的亚麻纸上的，纸很贵，根本超出了她的消费能力，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坚持买了这种纸写回信。我妈妈认为写什么字和用什么纸是同样重要的。

    爸爸收到妈妈回信后两星期，德军签署了投降协议。爸爸回家了。

    我的理论是：爸爸打仗没打过瘾。所以后来，他向我们开战。

    我妈是法国移民的后裔，信仰新教，我爸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信仰天主教，他们俩能结婚，上帝肯定没料到，所以产生很多罪恶，给生活添了许多波折。他们总是在争吵。孩子、食品、宗教，都是吵架的诱因。爸爸曾在浴室门口挂了一张耶稣像，一等他上班，妈妈就把画像挪到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爸爸回到家就大声嚷嚷起来,

    “上帝啊，你怎么能够动耶稣像呢！”妈妈反驳道，“那不过是个画像罢了，雷奥，你以为上帝愿意把自己的画像挂在浴室门口吗？”

    爸爸不睬她，把画像挂回去。

    第二天，妈妈又把画像挪走。

    如此这般，不停折腾。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我们家有民主的话，那么爸爸的一票相当于两票。他决定我们晚饭吃什么，房子刷什么颜色，家里的钱存什么银行，客厅那台赞尼诗牌黑白电视机应该调什么频道。我出生的那一天，他通知妈妈：“这孩子要去天主教堂受洗，”毫无商量余地。

    滑稽的地方在于，他自己对宗教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战争结束后，爸爸在镇上开了家卖烟酒的小店，和宗教比起来，他更关心的是利润。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要我信仰棒球。我还不能走路的时候，他就扔球给我。在妈妈还没有让我用剪刀之前，他已经给了我一个木质的球棒。他说只要我有“计划，”并且“坚持执行计划，”那么总有一天，我可以加入甲级棒球队。

    当然了，孩子都以父母给设定的志向，为自己的志向。

    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学会了看报纸上的棒球比赛积分表，那上面所列出的棒球队的名字，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在爸爸的店里放了一幅棒球手套，如果他有几分钟的空余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在停车场里掷球给我，帮我练习。我甚至会穿着钉鞋去教堂参加星期日弥撒，因为赞美诗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就要赶去参加美国循环赛。人们说教堂是“上帝的家”，我很担心上帝会不满意我穿着钉鞋踏在他家地板上，所以我曾试着踮起脚尖走路，爸爸在一旁看到了，小声而严厉的责备我说，“见鬼了，你干吗呢？”我赶紧放下脚跟。

    而妈妈呢，并不喜欢棒球。她出生贫寒，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战争期间，不得不辍学打工维持生计。她的高中文凭是上夜校得来的，后来她又用同样的办法修完了护士学校。在她的脑海里，读书，上大学才是我的正途，只要走上这条路，人生自然会有很多机会。对于棒球，她觉得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呼吸点新鲜空气。”

    但我打棒球的时候，她总会来看。她坐在观众席上，戴着大大的太阳眼睛，头发总是吹得整整齐齐，那是当地美容院的杰作。有时候，我会从球员候场区偷偷看她，发现她总是望着遥远的地平线。但轮到我出场击球的时候，她会拍着手叫：“耶，查理！”

    我想，对我而言，那就是参加比赛的全部意义所在了。在爸爸离开我们之前，他是我参加的每一个业余棒球队的业余教练。有一次，他看到我朝着观众席方向张望，便朝我嚷道：“眼睛看着球，鸡仔！那里可没有能帮你打好球的东西！”我赶快回过头。

    我猜，妈妈，她不是爸爸所说的“计划”的一部分。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崇拜妈妈，就像小男孩崇拜他们的妈妈那样理所当然。而且，她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让人崇拜的妈妈。首先，她很幽默。她不介意把冰激凌抹在自己的脸上，图我们一笑。她还会发出怪怪的声音，模仿大力水手

    说话，或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唱歌时的沙哑嗓音：“如果你的心里没有他，你如何去摆脱他……”。她挠我的痒痒，也让我挠她的痒痒，然后夹紧了手臂笑个不停。每天晚上，她都到我床前来给我盖被子，摩挲着我的头发说，“给妈妈一个吻。”她告诉我，我很聪明，而聪明很划算，所以我应该每星期看一本书。为了确保完成这一指标，她总带我去图书馆。有时候她穿的太过耀眼，还有时候她会和着我们小孩子的音乐唱歌，这让我有些难为情。但我信任她，从来没有，没有一刻对此有所怀疑。

    妈妈说的话，我都相信。

    别搞错了，她并不溺爱我。她打我。她责备我。她惩罚我。但她爱我。她真的爱我。我不小心从秋千上摔下来，她爱我。我穿着满是泥浆的鞋子踩在自家地板上，她爱我。面对我的呕吐，鼻涕，流着血的膝盖，她还是爱我。不管来来去去，顺境逆境，她都爱我。她对我的爱，无边无尽。

    她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让我去追逐她的爱。

    明白了吧，我有一个理论：孩子们喜欢追逐他们得不到的爱。对我来说，那就是爸爸的爱。他把他的爱藏着，像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我，想法设法要得到它。

    妈妈过世后多年后，我给自己列了两个清单，一张单子上列着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另一张单子上列着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很悲哀，两个单子长短差距很大。为什么对于爸爸妈妈，孩子会向其中的一个，索取很多很多，而对另一个，却没有太多的要求呢？

    或许，我老爸说的有道理。你可以是爸爸的乖儿子，或者是妈妈的好宝贝，但你不可能两者都是。所以，你就紧紧抓住你可能失去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