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学生时代我住的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面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32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字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休。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嘛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4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元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死神的到来。略、略。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1970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15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声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至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唧唧咕咕的。脸形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偶尔在路上撩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她在宿舍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回到宿舍每次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蹦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3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已快10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声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唧唧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从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末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2”

    我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学校中院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半斤分量的袋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了鲁宾逊漂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

    “为什么给?”．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

    “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我默默思索事情的演变，但想象不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不怎么好啊，退学回老家。”

    洒满房间的冬日阳光阴暗下来，很快又变亮了。

    “不过你不想听的吧?换上我也不听，不愿意用留下不快记忆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细雨，可还是透过雨衣弄湿了我的毛衣。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说别把行李放在车座上。车内空气给空调和烟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机正大声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跟跳跃式方向指示器差不多。树叶脱尽的杂木林宛如海底珊瑚在路两侧展开湿漉漉的枝条。

    “第一眼就没喜欢上东京的景致。”

    “是么？”

    “土太黑，河又脏，又没山……你呢？”

    “没注意过什么景致。”

    她叹气笑道：·

    “你肯定顺利活到最后。”—

    东西放在月台后，她对我说实在谢谢了。

    “往下一个人回去。”

    “回哪里?”

    “大北边。”

    “冷吧?”

    “不怕，习惯了。”

    列车开动时，她从车窗招手。我也把手举到耳朵那里。车消失后，手不知往哪儿放，顺势插进了雨衣袋。

    天黑雨也没停。我在附近酒铺买两瓶啤酒，倒在她给的玻璃杯里喝着。简直要冻透骨髓。玻璃杯上画的是史努比和伍德斯特克在小狗舍上面快乐嬉闹的场景，表示人物说话内容的泡泡圈里印着这么一句：

    “幸福就是有温暖的同伴”。

    双胞胎睡熟后我睁眼醒来。后半夜3点。从卫生问窗口可以看见亮得近乎不自然的秋月。我在洗涤槽横头坐下，喝两杯自来水，用煤气灶给香烟点上火。月光照亮的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数干只秋虫拥作一团似的鸣叫不已。

    我把立在洗涤槽旁边的配电盘拿在手上，专心致志地细看。再翻来覆去地看，也终不过一块脏兮兮的并无意义可言的板。我不再看，放回原位，拍去手上沾的灰，大吸一口香烟。月光下，一切都显得苍白。任何东西都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方向。影子都若有若无。我把烟在洗涤槽碾死，紧接着点燃第二支。

    去哪里才能找到属于我自身的场所呢?到底哪里呢?双座鱼雷攻击机是我花很长时间想到的唯一场所。可它又傻里傻气。何况鱼雷攻击机那玩艺儿至少落后于时代三十年，不是么?我折身上床，钻进双胞胎中间。双胞胎分别蜷起肢体，头朝外睡得呼呼有声。我拉过毛巾被，打量天花板。

    女子关上浴室门。随后传来淋浴声。

    鼠在褥单上坐起，心神不定地叼上一支烟，找打火机。桌面上裤袋里都没有。连根火柴都没有。女子手袋里也没有类似的玩艺儿。他只好打开房间灯，逐个搜查桌子抽屉，找出一盒印有宾馆名称的旧的纸盒火柴，点燃烟。

    窗边藤椅上整齐叠放着她的长筒袜和内衣，椅背搭着做工精良的芥末色连衣裙。床旁茶几上放着虽然不新但保养得很好的“芭嘉杰莉”挎包和小巧的手表。

    鼠坐在对面藤椅上，叼着烟征征服望窗外。

    他住的公寓位于山半腰，可以真切地俯视杂乱无章地分布在夜色中的人们的活动。鼠不时双手叉腰，俨然站在下坡球道上的高尔夫球选手，好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看这番光景。斜坡拾带着三三两两的人家灯火，朝脚下缓缓伸展。黑黑的树林，小小的山包，白色水银灯不时照出私人游泳池的水面。斜坡好歹不太斜的地方，高速公路宛如地面上编织的光带蜿蜒而去。从那里到海边一公里宽的地带，便由呆板的街区占据了。黑暗的海面。海的黑色与天空的黑色难分难解地融在一起。灯塔的橙色光芒从中闪出，继而消失。在这些错落有致的断层之间有条球道一以贯之：河!

    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天空多少保留夏日光耀的9月初。

    鼠看报纸地方版每周刊载的剩余物品交易栏时，在婴儿安全护圈、“灵格风”和儿童自行车之间找出了电动打字机，遂打电话联系。接电话的女子用事务性声音说用了一年再保用一年按月分期付款不行要就请来取。买卖谈成。鼠开车去那女子公寓，付了款，接过打字机。夏天打零工嫌了点钱，数目正好用来付这笔款。

    女子长得小巧玲拢，穿一件蛮别致的无袖连衣裙。门口一盆挨一盆摆着形形色色的赏叶植物。脸形端庄，头发束在脑后。年龄看不确切，22到28，说出哪个数字都只能认可。

    三天后有电话打来，女子说打字机色带有半打，需要的话请过来取。鼠于是去取，顺便进她去爵士酒吧，招待几杯鸡尾酒算是对色带的回礼。话倒没说几句。

    第三次见面是在那四天后。地点是市区一家室内游泳池。鼠开车把她送回住处，并且睡了。鼠也不明白何以那样。谁先有意的也记不得了。大概类似空气的流移吧。

    几天过后，同她交往的实感像打进日常生活的软楔子在鼠的体内膨胀开来。有什么在一点点捅他。每当想起女子搂在他身上的细弱的手臂，便觉得有一种久已遗忘的温柔感在自己心里化开。

    的确，看上去她在她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努力构筑某种完美。而且鼠知道那种努力非比寻常。她总是身穿虽不醒目却很得体的连衣裙，穿整洁清爽的内衣，往身上喷清晨葡萄园那般清香的科隆香水，说话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不问多余的问题，微笑方式就像对着镜子练过多少次似的。而这每一种都让鼠心里泛起些许悲哀。见了几次之后，鼠估计她二十七岁，结果一岁不差。

    她乳房不大，没有多余脂肪的苗条身段晒得甚是耐看，那晒法就像是说原本没打算晒似的。尖颧骨和薄嘴唇显示出其良好的教养和刚强的个性，但牵动全身的细微的表情变化却又表明她骨子里全无戒心的单纯。

    她说她从美术大学毕业，在设计事务所工作。出生地不是这里。大学毕业后来这里的。每星期去一次游泳池，星期天晚上乘电车去学中提琴。

    两人每星期六晚上见一次。星期天鼠空落落度过一天，她弹莫扎特。

    感冒休息三天，工作堆成了山。口中“沙拉沙拉”作响，全身像给砂纸打磨过。小册子、文件、薄本书、杂志和蚁冢高高堆在我桌子周围。合伙人进来向我咕咕哝哝大约说了句注意休息，说完折回自己房间。管杂务的女孩按常规在桌面放下热咖啡和两个羊角面包，转身不见了。我忘了买烟，朝合伙人讨了一包“七星”，掐掉过滤嘴，在另一头点燃吸起来。天空灰潦渍地明了，分不清截止哪里是空气哪里开始是云层。四下散发出拼命焚烧湿落叶的气味儿。或者是自己发烧的关系也未可知。

    我做了个深呼吸，之后开始捅最前面的蚁累。全部盖有“特色”橡胶印，下端用万能笔标明期限；所幸“特急”蚁家只此一堆。更庆幸的是没有要两三天内赶出来的，期限均为一两周。看来若把一半交给译第一稿的临时工，还是完全应付得来的。我一册册拿在手上，按处理顺序重新堆放。结果蚁冢较刚才不稳定得多。形状像是报纸整版刊登的性别年龄内阁支持率图表。不仅形状，内容搭配本身也足以令人欢欣鼓舞。

    ①查尔斯·兰金著

    ·《科学疑问箱》动物篇

    ．P68“猫为什么洗脸?”至P89“熊如何捕鱼2”

    ·10月12日前完成

    ⑨美国护理协会编

    ·《与绝症患者的谈话》

    ·共16页

    ·10月19日前完成

    ⑧弗兰克·迪西特·乔尼亚著

    ·《作家病历》第三章“息花粉过敏症的作家们”

    ·共23页

    ·10月23日前完成

    ④鲁涅·克列克著

    ·《意大利的草帽》(英语版，剧本)

    ·共39页

    ·10月26日前完成

    万分遗憾的是没写委托人姓名。猜不出是何人出于何原因求译如此篇章的(且为特急)。大概熊正站在河边衷心盼望我赶快译完。也可能守护绝症患者的护士正不声不响地一等再等。

    我把单手洗脸的猫照片扔在桌面不理，只管喝茶，吃了一个羊角面包。面包竟有一股粘土状纸浆味儿。吃罢，脑袋多少清醒过来，但手指尖脚趾尖仍有发烧造成的酸麻感。我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小刀，充分投入时间一丝不苟地削了六支铅笔，之后不紧不但地动手翻译。

    我边译边用盒式磁带听斯坦·盖茨，如此译到中午。斯坦·盖茨、阿尔·黑格、吉米·雷尼、丁狄·柯蒂克、泰尼·坎思，乐队登蜂造极。我随着磁带用口哨全部吹了一遍盖茨的独奏曲《跳吧，随着交响乐》，吹完心情畅快多了。

    午休时我下楼出门，顺下坡路走了5分钟，在人多拥挤的餐馆吃了炸鱼，在汉堡包台前接连喝了两杯橙汁。然后顺路走进宠物店，从玻璃缝探进手指，同阿比尼西亚猫玩了10分钟。一如往常的午休。

    返回房间，在时针指向1点之前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晨报，为下午重新削好六支铅笔，一一掐掉所剩“七星”烟的过滤嘴在桌面排开。女孩端来热乎乎的日本茶。

    “心情如何?”

    “不坏。”

    “翻译呢?”

    “更妙。”

    天空又沉沉明了下来，那灰色比上午似乎还浓了些。从窗口伸出脖子，有一丝下雨的预感。几只秋鸟横空飞过。都市特有的沉闷的声响(地铁声、烤汉堡包声、高速公路汽车声、自动门开合声，如此无数声响的组合)笼罩四周。

    我关好窗，一边用盒式磁带听查利·帕克的《正合其意》，一边翻译下一项：“候乌什么时候睡觉?”

    4时结束工作，把一天译好的原稿递给女孩，走出事务所。没带伞，遂穿上一直放在这里的薄雨衣。在车站买份晚报，上得拥挤的电车晃了一个小时。电车里都有雨味儿，却一滴也没下。

    在车站前超市快买完东西的时候，雨下了起来。雨细小得难以看清。但脚下人行道一点点变成雨淋的灰色。我计算好公交车时间，走进旁边一家饮食店喝咖啡。店很挤，这回才真真正正有了雨味儿。无论店里打工的女孩衬衫还是咖啡都漾出雨味儿。

    暮色中，环绕公交车总站的街灯开始一盏一盏闪亮，其问有好几辆巴士如河中上下的大马哈鱼开来开去。车上满满挤着工薪族、学生和主妇，分别消失在淡淡的夜色中。一个中年妇女牵一条黑黑的德国牧羊犬从窗外穿过。几个小学生边走边“呼吁”在地面拍皮球。我熄掉第五支烟，咽下最后一口冰镇啤酒。

    接下去，我定定注视映在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脸。由于发烧，眼约略下陷，由它去吧。傍晚5时半的胡须弄得脸有点儿发暗，也不管它了。问题是这根本不像我的脸，而是碰巧坐在通勤电车对面座位上的24岁男人的脸。无论我的脸还是我的心，都不过是对任何人都无意义可言的死骸罢了。我的心同某人的相擦而过。啊，我说。嗅，对方应道。如此而已。谁也不举手。谁都不再回头。

    假如我在两个耳孔插上桅子花并在两手的指头安上脚度，说不定会有几个人回头。但也不过尔尔。走上两三步就都忘个精光。他们的眼睛什么也没看，包括我的眼睛。我觉得自己彻底成了空壳，说不定再不可能给任何人以任何东西了。

    双胞胎在等我。

    我把超市的褐色纸袋递给其中一个，叼烟进浴室淋浴。香皂也没打，一任喷头冲洗，茫然盯视瓷片墙壁。电灯没开，黑暗的浴室墙壁有什么往来彷徨，俄尔消失。影子。我不能触摸不能唤回的影子。

    我就那样从浴室出来，用浴巾擦罢身体，歪倒在床上。珊瑚蓝床罩刚刚洗过晾干，一道摺也没有。我一边对着天花板吸烟，一边在脑海中推出一天发生的事。这时间里，双脑胎切菜、炒肉、煮饭。

    “喝啤酒?”一个问我。

    “啊。”

    穿208衫的把啤酒和杯子拿到床前。

    “音乐?”

    “来点好。”

    她从唱片架抽出亨德尔的木箫奏鸣曲，置于唱盘，移下唱针。唱片是好几年前一个情人节女友送给的。炒肉片的声音如通奏低音一般加进木箫声和中提琴声和羽管键琴声之间。我和我的女友有好几次在放这张唱片的时间里做爱。唱片放完只有唱针唧唧吱吱转动之后，我们仍不声不响地久久抱在一起。

    窃外，雨悄无声息地洒落在黑暗中的高尔夫球场。当我喝完啤酒，汉斯马尔廷吹完F长调奏鸣曲最后一个音节的时候，饭做好了。晚饭桌上我们三人一反常态地寡言少语。唱片已经转完，除了雨打房檐声和三人嚼肉声以外，房间别无其他声响。吃罢饭，双胞胎收拾餐具，在厨房烧咖啡。三人又喝起热咖啡。咖啡像被赋予生命一般芳香扑鼻。一人起身放唱片。“甲壳虫”的《胶底鞋》。

    “没买过这种唱片呀？”我惊叫。

    “我们买的。”

    “你给的钱一点点攒了起来。”

    我摇头。

    “讨厌‘甲壳虫’?”

    我默然。

    “遗憾呐。以为你喜欢呢。”

    “对不起。”

    一个站起撤下唱片，小心拂去灰尘塞进唱片套。三人陷入沉默。我叹息一声。

    “不是那个意思。”我解释说；“只是有点累，心烦意乱的。再听一次。”

    两人对视一笑。

    “用不着客气，你的家嘛。”

    “别介意我们。”

    “再听一次好了1”

    归终，我们边听《胶底鞋》——两面都听了——边喝咖啡。我的心情多少得以舒缓下来。双胞胎也喜滋滋的样子。

    喝完咖啡，双胞胎量我的体温；两人左一次右一次瞧体温计。三十七度五，比早上高半度。脑袋昏昏沉沉。“刚淋浴的关系。”

    “躺下好了。”

    言之有理。我脱去衣服，拿起《纯粹理性批判》和一盒烟钻进被窝。毛内被有一点太阳味儿。康德依然那么出类拔萃。香烟却有一股用煤气炉点燃报纸卷的味道。我合上书，漠然听着双胞胎的语声。听着听着，像被拖人黑暗似的闭起眼睛。

    灵园建在靠近山顶的一块宽宽大大的台地上，很有些面积。敷着细沙的甫道在墓问纵横交错，整齐修剪过的杜鹃花以吃草羊样的姿势点缀各处。俯视这方宽阔灵园用地的如弹簧一般弯曲的许多根高个子水银灯列成一排，将白得有欠自然的白光投向任何一处。

    鼠在灵园东南角树林里刹住车，搂着女子肩头俯视眼下横亘的城区夜景。城区看上去仿佛注入平板铸模的稠糊物的光。又像是巨大的飞蛾洒下的金粉。

    女子睡过去似的闭目靠着鼠。鼠的肩和侧腹承受着女子体重，觉得沉甸甸的。不可思议的重量。这是一个存在——一个爱男人、生小孩并将年老死去的存在的重量。鼠单手拿过香烟，点燃。来自海面的风不时吹上眼下的斜坡，摇响松林的针叶。女子可能真睡着了。鼠把手贴在女子脸颊，用一支手指碰了碰女子的唇。可以感觉出她潮润润热乎乎的呼吸。

    较之墓地，这灵园更像是废弃的街区。地一多半空着。因为预定在那里安息的人还活着。他们时不时在周日午后领家人前来确认自己将来长眠之所，从高台观望一番。唔，风景不错，4时花草一应俱全，空气清新，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喷水管都不缺，没有等吃供品的野狗。尤其，他们想道，尤其难得的是阳光灿烂、情调健康。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在长凳上吃罢盒饭，重返忙乱的日常安排中去。

    一早一晚，管理人用头上安一块平板的长竿扫平沙道，把来墓地中间逮池塘鲤鱼的儿童们撵回去。此外，一天三次(9时、12时、6时)通过园内扩音器播放八音盒里的《老黑颌》。鼠弄不明白播放音乐有何意义。不过，傍晚6时的无人墓地里流淌《老黑颌》旋律倒也不失为一景。

    6点半，管理员乘公交车返回人间。于是墓地笼罩在彻头彻尾的沉默之中。数对男女开车来此拥抱。每到夏天，树林里就排开好几辆展示如此光景的小汽车。

    对鼠的青春来说，灵困也可谓深具意义的场所。在还不会开车的高中时代，鼠用250cc的摩托驮着女孩，不知沿河岸坡道往返了多少次。而且总是望着同一街区的灯火同她们抱在一起。种种清香缓缓飘过鼠的鼻端，消失远去。有多种多样的憧憬，有多种多样的愁苦，有多种多样的誓言，而归终无不烟消云散。

    回首望去，广阔的墓地上，死植根于各自的地面。鼠时而拉起女孩的手，漫无目的地在故作庄重的灵园沙道上走动。曾负有各所不一的姓名、年华以及各所不一的过往生涯的死，恰如植物园的灌木丛，以相等的间距无限铺展开去。它们没有随风摇曳的叶片低吟，没有清香，也没有理应伸向黑暗的触角，看上去仿佛时光不再的树木。情思也好，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也好，它们都已失去，而全部交付给继续生存的男女。两人折回树林，紧紧抱在一起。夹带海潮味的风，树叶的芬芳，草丛问的蟋蟀——唯独生生不息的世界的悲哀充溢四周。

    “睡了好久?”女子问。

    “不，”鼠说，“没多长时间。”

    同一天的周而复始。若不在哪里留下折痕，说不定产生错觉。

    那一天也一整天荡漾着秋日气息。我按平日时间下斑，回到宿舍。不料双胞胎不见了。我鞋也没脱就歪在床上，呆呆地吸烟。我试图思考很多很多事，但脑袋里一个都不成形。我叹口气，在床上坐起，久久盯视对面白色的墙壁，我不知做什么好。我对自己说不能永远盯视墙壁，但还是不成。毕业论文指导教授确实会说：行文不错，论点明确、，但没有主题。我就是这样。时隔好久剩下自己一人，弄不清该如何把握自身。

    莫名其妙。多少年来我都是一个人生活，不是过得蛮好嘛2却又想不起如何好法。二十四年——这并非短得可以转眼忘掉的岁月。感觉上就好像正找东西时忘了找什么一样。到底在找什么呢?螺丝锥、旧信、收据、掏耳勺?

    我作罢拿起枕边的康德著作时，书里掉出一个纸条，双胞胎的，写道去高尔夫球场玩耍。我担心起来。我对她们说过不跟我一块儿不要进球场。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傍晚的球场危险，不知什么时候会有球飞来。

    我穿上网球鞋，把运动衫缠在脖子上，走出宿舍，翻过高尔夫球场铁丝网。我向前走去。走过徐缓的斜坡，走过十二号球区，走过休想用的凉亭，走过树林。夕恽透过西边一大片树林的空隙，洒在草坪上。在靠近十号球区的呈哑铃形状的沙坑里，我发现了料想是双胞胎扔下的咖啡奶油饼干的空盒。我拾起团了团揣进衣袋，倒退着把三人留在沙地上的脚印抹乎。然后走上小河上的小木桥，在山冈上坡那里瞧见了双胞胎。两人并排坐在山冈另一佣斜坡上的露天自动扶梯的中间，玩西式双六棋。

    “我不是说过光两人来危险的吗?”

    “晚霞太漂亮了么!”一个辩解道。

    我们走下扶梯，在长满芒草的草地上弓身坐下，眺望鲜明亮丽的火烧云。的确漂亮得很。

    “不要往沙坑里扔垃圾哟!”我说。

    “对不起。”两人道。

    “过去，在沙坑里受过一次伤，念小学的时候。”我伸出左手食指给两人看，上面有约7厘米长的白线样细痕。“有人把打裂的破汽水瓶埋在沙子里。”

    两人点头。

    “当然不会有人给饼干盒割破手。不过么，还是不要往沙坑里扔什么。沙坑是圣洁的。”

    “明白了。”一个说。

    “以后注意。”另一个说，“此外还受过伤?”

    “那还用说!”我露出浑身伤痕给两人看。简直成了伤痕样品集。“首先是左眼，足球比赛时给球砸伤了；现在视网膜都有问题。其次是鼻梁，也是足球搞的，脑袋顶球时按在对方牙齿上。下唇也缝了七针：骑自行车摔的，躲卡车没躲好。还有，牙齿也给人打断了u—u”

    我们并排躺在凉丝丝的草上，耳听芒草穗随风摇曳的沙沙声。

    天完全黑下来后我们才回宿舍吃饭。我在浴室泡决喝完一瓶啤酒的时候，三条马哈鱼烧好了。鱼旁放了罐头芦笋和大条水芹。马哈鱼的香味儿甚是撩人情怀，有如夏日的山阴道一般。

    我们慢慢花时间吃个精光。盘子里只剩下马哈鱼的白刺，铅笔那么长的大条水芹也只剩一个硬头。两人马上洗碗，煮咖啡。

    “谈一下配电盘吧，”我说，“心里总好像放不下；”

    两人点头。

    “为什么快死了呢?”

    “吸的东西太多了吧，肯定。”

    “撑坏了。”

    我左手拿咖啡杯，右手夹烟，沉思片刻。“怎么办好呢，你们看?”

    两人对视摇头：

    “怎么都办不好。”

    “回到土里。”

    “见过患败血症的猫?”

    “没有。”我说。

    “全身整个变硬，石头一样硬，一点一点变硬的。最后心脏停止跳动。”

    我喟然叹息：

    “不愿意它死去。”

    “心情能理解。”一个说，“可你负担就太重了。”

    说得实在轻松之至，就像在说今冬雪少别去滑雪了。我于是作罢，转而喝咖啡。

    星期三。晚问9点上床，醒来11点。往下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有什么在紧勒脑袋，活像戴一顶小两号的帽子。令人心烦。鼠不再睡了，一身睡衣爬起，去厨房一口气喝了杯冷水。喝罢想那女子。站在窗前看灯塔的光，视线沿黑暗中的防波堤移行，望女子公寓所在的一带。他想那拍击夜幕的波涛声，想那叩击窗扇的沙尘声。但不管怎样想，他都一厘米也前进不得。于是一阵自我厌恶。

    同女子幽会以来，鼠的生活变了，变为同一星期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日期意识荡然无存。几月?大概10月吧，不清楚……星期六同女子相会，星期日至星期二这三天沉浸在其回忆里。星期四、星期五加上星期六半天用来制定周末计划。只有星期三无所事事，心神不定。前进不得，又后退不成。星期三……

    怔怔吸了大约10分钟烟，鼠脱去睡衣，穿好防风夹克，下楼到地下停车场。半夜12时过后的街上几乎空无人影，唯独街灯照着黑麻麻的人行道。爵土酒吧的铁闸门早已落下，·鼠抬起一半钻进身去，走下楼梯。

    杰刚把洗过的一打毛巾晾在椅背上，正一个人坐在吧台里吸烟。

    “干喝瓶啤酒可以么?”

    “当然可以。”杰看上去情绪蛮好。

    关门后的爵士酒吧还是第一次来。仅吧台这里留着灯；其他都熄了。换气扇和空调机的声音也已消失。空气中唯有长年累月沁入地板和墙壁的气味微微荡漾。

    鼠走进吧台，从冰箱取出啤酒，倒进杯子。顾客座位上的空气似乎分若干层沉淀在黑暗之中。温吞吞、潮乎乎的。

    “今天本打算不来了，”鼠解释道，“但醒了再睡不着，想啤酒喝想得不行。马上回去。”

    杰在吧台上折起报纸，用手拍去掸在裤子上的烟灰。“慢慢喝好了。肚子饿了给你做点什么。”

    “不，可以了。别介意。光啤酒就行。”

    啤酒非常可口。鼠一口气喝干一杯，叹了口气。剩下的一半倒入杯中，静静注视泡沫消敛。

    “可以的话，一块儿喝点?”鼠询问。

    杰不无困窘地笑笑：“谢谢。我是滴酒不进。”

    “不知道啊。”

    “生来就这种体质，喝不得酒。”

    鼠点几下头，默默自斟自饮。他再次吃了一惊：关于这位中国店主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当然，任何人对杰都一无所知。杰这个人沉静得出奇，绝口不谈自己的事，有人问起也像开抽屉一样小心翼翼道出绝不犯忌的答话。

    杰是中国出生的中国人这点，固然尽人皆知，但在这座城市外国人并不怎么稀奇。鼠就读过的高中的足球队，前锋和后卫就各有一个中国人。谁都不以为意。

    “没音乐寂寞了吧?”说着，杰把投币点唱机的钥匙扔给鼠。

    鼠选了五支曲，折回吧台，接着喝啤酒。音箱淌出维因·牛顿的老曲子。

    “不快点回家不要紧?：鼠这样向杰问道。

    “无所谓。又不是有人等着。”

    “一个人生活?”

    “恩。”

    鼠从衣袋掏出香烟，拉直点燃。

    “只一只猫。”杰孤零零冒出一句，“一只老猫，不过陪我说话没问题。”

    “能说话?”

    杰点了几下头：“啊，相处久了互相知道心思。我晓得猫的心思，猫懂我的心思。”

    鼠叼着烟发出赞叹。投币点唱机“咔嚓”一声，唱片换成《麦克阿瑟公园》。

    “我说，猫想的是什么2”

    “五花八门。跟我和你一样。”

    “怕也够累的。”鼠说着，笑了笑。

    杰也笑了。隔了一会儿，用手指划了下台面。

    “少了只手。”

    “少只手？”鼠反问。

    “猫爪。跛子！四年前的冬天，猫浑身是血地回来了。一只爪像橘皮果脯似的完全没了形状，惨不忍睹。”

    鼠把手里的杯子放在台面，看着杰的脸道：

    “怎么搞的?”

    “弄不清。也曾猜想是给车轧的。可那也太厉害了。若是车轮轧的，不会那样。就好像给老虎钳子夹过似的，不折不扣的肉饼。也可能是谁恶作剧。”

    “不至于吧。”鼠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谁能打猫爪的主意呢…。

    杰把无过滤嘴香烟在台面磕了几下，衔在嘴里点火。

    “是啊，根本没必要糟蹋猫爪。猫老实得很，丁点儿坏事都没干过。再说糟蹋猫爪谁也占不到便宜。毫无意义，又残忍至极。不过嘛，世上还真有很多很多这种无端的恶意。我理解不了，你也理解不了，可就是存在，说四下里全是恐怕都不为过。”

    鼠仍眼盯啤酒瓶，再次摇头：“我可是想不明白。”

    “算了。若是想不明白也无妨，倒比什么都强。”

    如此说罢，杰朝黑幽幽空荡荡的客席那边吹了口烟，目视白烟完全消失在空气里。

    两人默然良久。鼠盯着啤酒杯怔怔沉思，杰依旧在台面划动手指。投币点唱机开始播故最后一盘唱片：法尔赛特·鲍易斯甜腻腻的安魂曲。

    “昭，杰，”鼠盯着杯子说，“我活了二十五年，觉得好像什么也没学到。”

    杰许久没有应声，冗自看着自己指尖，尔后耸耸肩。

    “我花四十五年时间只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人只要努力——无论在哪方面——肯定能有所得。哪怕再普通平凡的项目，只要努力必有所得。‘即使剃头也有哲学：——在哪里读到过。事实上，若不那样谁都不可能话下去，不可能的。”

    鼠点头，喝干杯底剩的3厘米高啤酒。唱片转完，唱机“喀哒”一声，店里随即一片沉寂。

    “我好像能明白你的意思。不过……”说到这里，鼠吞下话头，说出口也无济于事。鼠微笑着立起，道声谢谢款待。

    “用车送你回去吧？”

    “不，不啦。家近，我又喜欢走路。”

    “那，晚安。问候猫。”

    “谢谢。”

    爬上楼梯出到外面，但觉凉丝丝的秋意。鼠边走边拿拳头逐棵轻捶街树。走到停车场，毫无目的地定定注视一会停车计时表，然后钻进车去。略一迟疑，驱车朝海边驶去。驶上可以望见女子公寓的海滨公路后把车停住。公寓楼有一半窗口仍亮着灯。几幅窗帘里晃动着人影。

    女子房间黑着。床头柜的灯也已熄了。大概已经入睡。光景甚是凄寂。

    涛声似乎一点点增大。感觉上就像即将越过防波堤，连车带鼠一起冲往遥远的什么地方。鼠打开车内广播，一边听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无聊调侃，一边放下座席靠背，双手叉在脑后闭起眼睛。身体筋疲力尽，致使莫可言喻的种种情感没有找到归宿便杳然消失。鼠舒了口气，放下空空如也的脑袋，半听不听地听着已混进涛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的话语。睡意姗姗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