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沙漠的清澈 第八章

    这是凯乐·维依的主意，我们每个人每个月要为大家提供一样家常午餐。作为法式大菜的专业学生和白酒鉴赏家，凯乐有一次带我们三个从办公室出来到好莱坞·希尔斯附近一家由法国厨师料理的私人比萨饼店去喝一盏。我坐在竹凳上，一面喝着不兑水的“香摈”酒，一面发表一些似是而非、针贬时弊的评价。凯乐听得入迷，迟迟不愿让这次兴奋结束。我看到几个布朗特坞的家庭主妇带着在石头上烤出的特制比萨饼回家，而我回家的时候却对我是否会将钱花在我生活中的哪个男子身上不抱幻想。

    这个月凯乐带来两三个法国苹果派，苹果切得非常薄，我们都认为他一定是用刀片做的。切片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完美地抖放在一层牛奶蛋糊上，切片上则浇上一层桔子冻，他把这桔子冻雅称为杏黄釉。

    “哎呀，凯乐，”我说，“为什么你不马上去面包烤房？你可以挽救许多的艺术品。”

    “安娜，就是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把这‘派妲’糟蹋了。”

    “‘派妲”’我故作沉思只不过是想取笑他，“那不是一种中东人的三明治吗？”

    芭芭娜烤了玉米饼。罗莎琳带来的是蒸锅金枪鱼。丢勒·卡特尔的贡献，不用说，是得克萨斯干辣椒，又辛又热足以让你泪流满面。弗兰克·常的母亲做了中国小笼包。我则去买了足够一家人吃的麦卡鲁格斯炖鸡。

    凯乐看上去有点伤心：“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会允许那种半成品摆上这美丽的桌子。”

    “嗨，我可没有一个妻子替我上商店。”

    “谁在说妻子了？我自己到蓝奇商场，放进每一个酥饼，每一片水果都是亲手挑选。”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有强迫症的疯子。”

    “那么芭芭娜呢？那么罗莎琳呢？”凯乐不依不饶，“她们有妻子吗？但是她们是不是把她最佳的努力成果带给了她们的同事？”

    “他有妻子。”我戏剧性地把战火燃向了唐纳多，他正把目光从一个揭开盖子的蓝色大塑料碗上移过来。碗里装满了莴苣，切成薄片的胡萝卜与小萝卜在莴苣四周围成一圈，上面撒着红色洋葱头旋成的小环还有绿色的胡椒粉，简直就是一个蔬菜万花筒。

    “承认吧，唐纳多。是你妻子做的这份色拉。”

    “证据确凿。我从来就不知道哪个男子会用厨具。”芭芭娜用她特有的干巴巴的方式评论说，“饮食总是超越他们。”

    唐纳多旋开一个乳酪瓶的盖子，将里面的一堆新鲜蓝色乳酪全部倒进碗里：“罪如所诉。铐上我，拷打我。”

    “真是诱人。”我低声说，越过他把手伸向中国小笼包子，凭经验，我知道那才是所有食物中最好的一样。

    起初他看起来没什么反应。他的眼睛正盯着他用来拌色拉的那个黑色塑料钳子；钳子是从“西密”河谷家中厨房里的杂用抽屉里拿来的，那儿有与第一流的主妇匹配的第一等锅碗，连金属罐上也用字母标明：糖、调味品，排列整齐，一切都井然有序。

    最后，在对它沉思半天之后，唐纳多诱使我摊牌：“如果你掉进这堆事情里，我知道，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女人。”

    “可是我敢打赌，你在家里不过是个常客罢了。”

    唐纳多仍然是面无表情：“我们已经做了三年的拍档，但是你又真正了解我多少，安娜？”

    我大笑：“我从许多事情上都能了解你，唐纳多，但是也许女人不在其列。”

    “什么事这么有趣？”芭芭娜想知道。

    “唐纳多被黑皮腰带捆住了。”

    唐纳多滑稽地咧开大嘴，胡子下面藏着个微笑的暗示。

    “我能看见你，”他说，“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

    芭芭娜有意地一个倒肘敲压我的肋部，然后又冲着他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的眼睛盯了我好一阵——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然后转向别处，我发现我自己像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人一样不自觉中脸红到了脖梗。

    在“牛栅”中，电话一直在响。

    “我来接。”罗莎琳下意识地放下了她的盘子。

    “不——是我的。”穿过屋子，我能看见在我办公桌上指示灯正在闪烁。

    这时我听到古特瑞丝夫人足以引起人性欲的声音蒸发过来，我的胃里突然间一阵痉挛。

    “每个人都病了，”她正告诉我，“所有的孩子都在流鼻涕，克里斯多巴在发烧。”

    “他需要看大夫吗？”

    “我想不用。我觉得他过一天就会好起来的，我刚给他喝了点硝化甘油。”

    我一直注意看着在玻璃隔墙后面午餐室里的那群人。唐纳多也跟其他人一起在听丢勒·卡特尔滔滔不绝的演讲。尽管肩有些萎缩，可丢勒在那些人中还是最高。他讲着什么使每个人都发笑。

    “你从克莱诺夫人那儿拿到钱了吗？我一直等着你的消息。”

    “不，我没拿到。我跟她讲过，但是……总之我没有拿到。”

    “没有钱叫我怎么照顾这些孩子？”

    “我不知道，古特瑞丝夫人。”

    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亨利·卡拉维蒂，得了肌肉营养不良症的收发室职员，摇着他的电动轮椅过来，把一捆信放到了我的文件格里。我向他翘了翘拇指表示感谢。他苍白的嘴唇泛起一个

    颤巍巍的笑容，他把一只僵硬的手从控制器上移开，用力向上一举，以回答我的手势，然后就滑开了。

    “这些孩子是你的家人。”古特瑞丝夫人带着愤怒唾弃道，“可是你却无动于衷，小姐，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她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从内到外都感到遭到一种打击。突然间那一切又都归于愤怒，我在办公桌抽屉、手提包、夹克的口袋里一阵乱翻，最后发现那张“达那矫形诊所”的桃红和灰白的名片被弄得皱皱巴巴的，正和几颗咽喉糖一起躺在我的蓝色帆布公文包的兜底。我又一次抑制住了冲动，没有亮出我作为FBI特工的身份以便阻吓那些标准的接待员的废话，但是我动用了那些词语“非常紧急”、“法律事务”等等，最终得以接通了依贝哈特大夫的电话。

    “很对不起——请再说一遍你是谁？”

    我告诉他我是他们原先的女佣，维奥莱塔的堂姐。这虽然听起来有些古怪但我得坚持用它。

    “我们都知道，当她被你们解雇时，你还欠她一些佣金。”

    医生冷淡地说：“我全都付过了。”

    “她告诉一位朋友你还欠她大约四百美元。”

    “简直是胡扯。我怎么会偷窃一个女佣的钱。”

    “我们直话直说”。我有种犯罪感，很矛盾，但是他是个医生，住在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房子里，还有水晶吊灯。“她的孩子们现在没人照顾，明白吗？也许我的建议不符合普通的原则，但是我希望作为她的最后一名雇主，能为孩子们的福利做一点贡献，行吗？”

    “听着，格蕾夫人”，他说，对“夫人”二字他特别强调，“我解雇了维奥莱塔。你想知道是为什么吗？她本来是来照看我的孩子们的，为此，她得到极好的报酬，可是她并没有很好履行她的职责，相反却跑到屋里同别的佣人聊天，由于她的疏忽，我四岁的女儿掉进了水池里，差点儿淹死。”

    我被压制住了：“我不知道这件事。”

    “是的，你不知道，但是你却到过这里来对我进行无礼的非难。”

    “然而，”我勉强挣扎着，“她的孩子们仍需要帮助。”

    “去求助于政府机构怎么样？我的收入的五十分之一要上缴给政府，那就应该用来照顾像维奥莱塔这样的人民。人民，顺便说一句，他们甚至根本不是美国公民。”

    从午餐室里又传来一阵哄笑声。

    似乎他在考虑什么事情，出现了一阵停顿，然后话筒里传来依贝哈特大夫气恼的喘息声：“如果她断言我欠了她的钱，我可以开张支票，只不过是为了了结这件事情。”

    我谢了他并告诉他直接把支票寄给古特瑞丝夫人。

    “维奥莱塔的行为疏忽大意。但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是愚蠢和残暴的。我只是为孩子着想。以后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倒进椅子里，朝着“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得意洋洋的点点头，好像它在祝贺我成功解决了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这道难题一样。不会再有波折了。它的袖子已经挂在了胜利的钩子上。但是，一道黑暗的阴影这时钻进了我的意识中，大夫对维奥莱塔的疏忽的描述似乎和他妻子对我的问题的反应不大一致。克莱诺·依贝哈特关上门，只是说：“我们不得不让她走，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一女佣让我的孩子差点淹死在水池里我的反应一定会更加强烈。她在门前的颤抖给我的印象最后变得越来越清晰：克莱诺·依贝哈特的行为有确实的疑点，一定有什么事情被她隐藏起来了。

    似乎是为了把思路理清楚，我心不在焉地开始翻看我的邮件。有一封公文信是从特别行动处主管（SAC）罗伯特·高罗威那里送来的，正是他在复审我关于调往绑架和敲诈组的申请。他否决了我的申请，并引用了一份“反对附录”，正是由我的上司，丢勒·卡特尔所写。

    我回到午餐室，两手空空站在那儿。他们正在分享凯乐的法式苹果馅饼，丢勒·卡特尔现在的故事是关于十五世纪一柄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卡达娜”宝剑的。它比我们今天所能制造出的钢铁还要坚硬，剑身却又不可思议的柔软，你的手指轻轻挨上它表皮就会被划破，如果你对着它呼吸，则在三十分钟内，它就会生锈，丢勒说。

    男人们“哇”地狂呼起来，房间里的女人则开始清洗、打扫。

    我对芭芭娜说：“丢勒耍了我。”

    “怎么回事？”

    “调职申请被否决了。”

    “该死。”她抱着双臂喃喃地说着这个词儿：“该死。”

    我们的声音很低，我用力咬紧了牙关以避免音量过大把这幢稳固的大楼震塌了。

    芭芭娜弯下了腰去从桌子上抬起一张盘子：“这是歧视。”

    越过她我的目光从那扇模糊不清的玻璃窗钻出去，窗上张贴着几份垒球比赛和带水下呼吸器的潜泳活动的广告；外面各式各样衣着的人们川流不息地进出大厅。有时我真是渴望能有一个母亲在此刻安慰我。

    “如果那是歧视，那么现在将停止了。”

    我没有管她告诫的表情。丢勒·卡特尔为了这顿家常午餐正好在这里。我朝他走过去，摆好一副战斗的架势。

    “嗨。丢勒。”

    “安娜？”

    “SAC否决了我的调职申请。”我平静地说，“你的反对附录对他的决定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很抱歉事情不得不这样。”

    “你真的很抱歉，丢勒？”

    “当然他很抱歉，”唐纳多不知从哪里走出来，“到现在他和你共事已经七年多了。”他给我们的上司戴了顶高帽子似乎是同情他在今天这个世界管理任何一个层次的妇女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我恨唐纳多，他竟为丢勒充当调解人，尽管我知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我。

    “我猜想我完全能够和她一起共事。”丢勒打着圆腔。

    “如果你强迫我继续在你的组里工作，丢勒，我向你保证：我们中将只有一个人能继续站在这儿。”

    唐纳多的笑容一下子变得僵硬可憎，似乎是觉得在这种情况当他或者其他聪明的老手都宁愿先呆在一边保护好自己的时候，我怎么会像一个新来的业余选手一样一下子跳进对方火力的中心。现在我再也没法为你做什么了，他震颤地对我说。剩下的唯一问题，他是否会留下来观看我发动攻击。

    但是似乎再没有人想让这件事缓和下来，丢勒非常惊诧，每个人都拉了一张椅子远远地叉腿坐下，换着观望的态度。所以，他和我就是真正的以限还眼。我可以观察他白瓷皮肤上的最细微的纹路，下嘴唇下冒出几根黑色的短毛，我怀疑他是否刮过。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这意味着他想避免冲突，而且当然，在公共场合结衣捋袖，剑拔弩张，丢勒的意图是让我看起来像个混球，我的冒犯似乎成了对他的真正的伤害而变成他脸上的无奈。但是我知道，芭芭娜不会买他的账，唐纳多也不会。现在他们都若无其事地离开房间，和别人一样，一瞬间都走得干干净净。

    “我正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那么好。我不是不喜欢你，安娜，我对你要求严厉是因为你能够承受它。或者也许，坦白地说，你需要它。你的确显得过于顺便。”

    “所以你为了我好才否决了我的调职。”

    丢勒对我挖苦不感兴趣。他满心要表现出他的诚挚来，这是个艰难的努力。

    “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你会像飞去地狱的蝙蝠一样，没有谁能阻止你。但是，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基督，你还不到三十岁，是吧？”

    我已经后退，屁股靠在了棕色午餐桌的边缘上，半坐半立。我穿着黑色短裙，黑色紧身裤袜，使我看起来很性感，又漫不经意，懒洋洋的样子。我的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指抚摩着我特意为这次午餐穿上的白色毛线衫的衣袖，就是缀着花边几乎可以透视身体的那件。但丢勒·卡特尔看着我时带着一种被阉割过似的漠视，就好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停止了骚动却像他六岁时一样跪在地上玩玩具小车，显得那样的不自然、不相称。

    “问题仍然存在，我在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那件案子上干得极为出色，理应得到奖赏，而不是惩罚。”

    “我正在试图说明现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惩罚——”

    “那当然是，你惩罚我，因为我是个女人。”

    他眨着眼睛然后高声笑了出来：“我希望你真的不要这样以为。”

    “不，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将提出一份EEOC起诉书，控告你的性别歧视，局里会证明这一点的。”

    丢勒抬起脚踢在椅子边上，他的手插在裤兜里，似乎正在设法弄清楚他的对手的实力和那种具有破坏性的心理力量的来源。漠视已经消失了，一种黑色的怒火再次在他眼中燃起，一瞬而过。

    自从拉丁美洲移民局那边闹过一阵阶级纠纷以来，FBI一直被置于监控之下，其他一些如涉及黑人的诉讼案也受到广泛的注意。我清楚地知道局里的当权者将难以容忍对洛杉矶分局实行性别歧视所提出指控。

    在征求了几个辩护律师的意见之后，我确信，在这场官司中我将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结果，在申请备案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特别行动处主管高罗威把丢勒和我都叫到他的办公室作了一次特殊的会面。

    我从来没有进过高罗成的私人办公室，这里除了可以鸟瞰洛杉矶市热闹的壮美景色之外，地毯也更好，家具是崭新的，花格纹，像黄油硬糖一样锃亮。

    “我不得不回到这件事情的开头，以便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高罗威用他的布鲁克林口音说道，“以便我能看出你们每一个人的观点有何特殊之处。”

    高威罗在我们的纽约办公室工作了十八年，专门对付有组织犯罪。但结果却是他自己一筹莫展，灰白头发也悄悄爬上了他的浓密、波浪形的爱尔兰黑发上。他总是穿一件高领衫——这是他的标志——不穿衬衫，不打领带，无论什么场合什么天气，说是为了掩藏气管切开的手术刀口、枪伤、伤疤……但是他仍然在抽雪茄，所以，要么他是自己想死，要么，就像我们中的某些人一样，他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现在是十点半，在我们身下可以看到低处洛杉矶的市容，笼罩其中的令人眩目的牛奶质的白色雾霸正在被中午的热度驱散，露出晴朗的天空。凑巧丢勒和我都穿着海军蓝西服和白色的衬衣，这使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飞机上的服务生。在咖啡桌上放着一些高罗威在纽约任职期间的纪念礼物，其中包括一座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和一枚NYPD侦探处的四寸椭圆形铜质徽章。

    高威罗拾起徽章在手上把弄。我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一个皮带扣，他们不可能给我提供一整条皮带。”

    他指了指放在腿上的档案。他绕过办公室桌坐在前面，以管理者的姿态，把自己的位置坐得离我们很近，以显示出我们完全平等。而他两只腿却交叉放着，坐得很舒适，嘴里一直咬着一支雪茄。

    “先回到银行这件案子……看起来安娜似乎做了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她查明了有一桩严重犯罪正在进行中，就单枪匹马地阻隔和治服了目标，并且在没有LAPD在场的情况下将其拘捕……然后”——他摇了摇头笑了——“案犯供认了其余六桩劫案！”

    他笑了又笑，一直笑到咳嗽起来．满脸涨得通红。

    丢勒·卡特尔一点笑意也没有。他把一种胆怯不安又近似仇恨的目光对准高罗威。我记得唐纳多告诉过我他们之间的争斗，就感到一阵寒战，心想不知高罗威是否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没有呼叫以求得到后备支援，所以给她自己和公众都造成了威胁。”丢勒说。

    高罗威睁大了眼睛：“你是对的。在进行过程中呼叫211是被认可的程序。”

    他的手臂垂放在椅子的两边，两手里依然握着那枚沉重的“皮带扣”，带着一种无可更改的冷淡的目光揣摩着它。现在，他们俩勾结到一块儿去了。

    “从技术上说他是对的。”我不耐烦地摆着腿，“但他否决我的调职就不对，因为——”

    “我说过在开始你们俩各有道理，”高罗威粗暴地打断我，“不要撅着嘴，安娜，这会给你添上许多皱纹的，你多年轻多漂亮啊。”

    他扬起眉，激我回应他的话。但我并没有理会他的暗示给他一个笑容，反而更加连鼻子也皱了一皱。不过最终，我没有再撅嘴了。

    “我将赞成丢勒的附录成立。”

    这意味着它将永远成为我个人档案的一部分。别的人将只会读到它，不知道事件的真相，并猜想我一定是把事情搞砸了。这样颠倒黑白是不公平的。

    “那是一个起码的错误。”

    “没有人说你必须同意。”

    “我不同意。我绝对不会同意，我肯定EEOC会支持我。”

    我停下来，几乎无法呼吸，勇气突然之间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了。现在，他们俩个都盯着我，坐在他们的椅子里一点不安都没有，而我不知不觉中脚步已经迈到房间的中央去了。

    最糟糕的是丢勒·卡特尔看着我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可怜。

    “好，如果你已经冷静下来了，”高罗威继续道，“我将告诉你我的决定的剩余部分。”

    我往椅背上靠去。

    “我将使那份附录成立……但是，我也将赞同安娜的调职申请。”

    “对不起，”丢勒说，“但是就是十岁的孩子也能找出它们之间的矛盾，你怎能同时把两者都兼顾到呢？”

    “我同意安娜调职是基于一个偶然因素。如果在一段试用期后她看起来能够胜任，那么我们将回到前面来把她升到绑架和敲诈组任职。”

    “这彻底是一堆废话。”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高明的妥协办法。

    “什么是偶然因素？”我急切地问。

    高罗威站起来，回到他办公桌的后面，把半截雪茄扔到了烟灰缸里，在里面，已经有两个显然是被唾沫儒湿未干的烟蒂。

    “我将让你着手一件毒品的案件。看看你到底怎样做。”

    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为之欢呼，没有比这更棒的事情了。

    “这是从局长办公室直接传送到我这里的。这就是他们称之为‘高度个人能力测验’的东西。”

    我难以说清楚，高罗威一直微笑着，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呢，还是因为他找到了这个特别的字眼：“高度个人能力测验”，值得琢磨一番。与此同时，丢勒的脸一下变得如此阴暗，差点儿和他的海洋蓝西服成了一个色儿。

    “简娜·玛森宣称，她的医生使她使用药用麻醉剂成瘾。”

    我们估计是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或是什么纨绔子弟所做的。

    “你得立即进行调查，现在还不知道简娜·玛森还是不是在贝蒂·福特中心，”高罗威继续道，“不过，她已承认她是一名吸毒者，因为那名奸诈的医学博士。名叫依贝哈特。”

    丢勒：“局里的权限是什么？”

    “她宣称他给她的毒品来自墨西哥。”高罗威扔给我一份档案。

    “非常薄。”丢勒在一旁观察。

    “看那份‘标题18’，联邦编码，防止毒品滥用，或许是21，配给失误。”

    我没有吱声。

    我完全清楚我有责任立即告诉特别行动处主管关于这件案子对我个人的矛盾冲突。我所谓的堂妹，死在神秘的环境下，正是被这位依贝哈特大夫所雇用的。

    “听起来这像是一桩药品欺骗案，对我来说，”丢勒坚持道，“那么，它是在白领犯罪组的权限内，我错了吗？”

    “正如前面所言，”高罗威严厉重复说，“这是从局长办公室传送来的。”

    他已向我们俩清楚地指出了其政治意义。

    “我会谨慎处理这件案子。”

    “见鬼的谨慎，”高罗威咕哝着，“赶快给我滚回他妈的楼下去，以便我能显得他妈的聪明点。”

    我们鱼贯而出。丢勒已经走出门口的时候，高罗威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肩。我转过身。雪茄已经在他嘴里了。

    “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再提那件诉讼案了，对不对？”

    “我认为你相当公平。”

    “十分动听。”

    丢勒在走廊上等着我。

    “显赫的案件。”我说，拢了一下头发。

    “狗屁案件。”他满面笑容的回答说，接着便溜开了。

    管他丢勒·卡特尔怎么想，这是我的机会，对于这次成果，可以产生无数的话题，甚至，闲话会满天飞——简娜·玛森，这个题目可太大了——还有，事实，如果要查证事实的话，我对于案件涉及人员已经有了先期的信息。从兴趣的冲突，到未可置信的优势，现在都在我的脑袋里打转儿。

    我在回想那一天，从诊所出来的小巷子里，我看见简娜·玛森和这个被控告的医生在一起，她穿着红色衣服，挣脱他的拉扯，大步迈向轿车。现在，我还想起别的事情，奇异的细节。大夫一直拿着一朵玫瑰。黄色的玫瑰，有很长的茎。大轿车消失以后，他把玫瑰扔进了垃圾堆，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啪”地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