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家
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家
赫尔岑说过：“什么也不如被高度鼓动起来的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热情那样使青春美化。”我在回忆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学友们曾怎样受教育的时候，我就明白了：的确这事使他们的青春成了有生气的和美妙的。一切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着的事，全是直接和他们有关系的，全是他们本身的事。
国家巩固着，建设着，卓娅和舒拉也和国家共同成长着。
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地参加了周围进行着的一切事。新建的工厂，苏联学者的大胆的理想，苏联音乐家在国际竞赛会上的胜利，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全是和他们个人的命运分离不开的东西。这一切对于我的孩子们都是很重要的，很切身的，他们全心全意地响应这一切。他们（学校、在家里都讨论着这些问题，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思考着，他们就由这里得到了教育。
和区委书记的谈话，不仅仅是简单地被卓娅记住了，而是牢记在卓娅的脑子里了。书记在那一天——她第２次诞生的那一天——说的每一句话，对于她全成了定理。
使人惊奇的是卓娅一向都正确地和诚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在她更以所有的力量和精神执行着交给她的每一项任务。好像她现在重新了解了：她的工作就是当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那伟大的共同的任务的一部分。
卓娅入团后很快地当选了小组长。她马上就拟订一个分配给团员们任务的表。
“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种社会工作，不然的话，我们是什么团员呀！”她问明了谁对于什么有兴趣，谁愿意担任什么工作。
她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正确地解释说：
“这样工作就能更好。”她早已考察清楚了，班里的同学谁会做什么，谁能做什么。
写成的任务表是很长和很详细的：某人负责学习工作，另外一个人负责体育工作，第三个人负责壁报……给每个人都找到了工作。卓娅和另外几个青年团员，在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所房子里，担任教不识字的妇女识字。
我对她说：“这事不容易，很难。再说，路也很远，中途放弃也不合适。你仔细考虑过了么？”
卓娅红了脸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放弃’！我们既然担任起了，还能放弃……”
在第一个空闲的下午，卓娅就往老彼得洛夫大道去了。回家来她说她的学生是一个完全不会读、不会写、但是愿意学会文字的半老的妇女。
卓娅说：“你看，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有很多的事，家务、孩子，可是我相信她能学会。她很欢喜地迎接了我，把我叫做女儿……”
卓娅拿去了我的一本识字教学法，读到深夜。她每星期到她的学生家里去两次，雨，雪，疲倦……都没能阻挡她。
舒拉说：“倘若发生地震，她是一样去的。如果发生火灾，她一样要说，不能骗了自己的里吉亚·伊凡诺夫娜。”
虽然他的声音有时候带着遗憾和嘲笑的味道，但是在卓娅下课后他时常去迎接她，因为那年的秋季天气不好，多雨，我们不放心卓娅回家走漆黑泥泞的道路。舒拉还高兴干这个事，他要接送他的姐姐。他想：让卓娅感觉出来弟弟是保卫者，支持者，是依靠，是家庭中的男子吧！
舒拉现在比卓娅高，他是肩宽力大的了。
“你们看这筋肉是什么样！”他喜欢重复这句话。
卓娅也骄傲和惊喜地说：
“真是，妈妈，你摸摸，筋肉像铁一样！”
……有一次我拿回来了音乐学院大厅的音乐会的入场券。演奏的是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卓娅很爱这个交响乐，她听过不只一次，可是她说每次听着都和欣赏新的音乐一样。
有一次她说：“音乐愈熟悉，它感人的力量愈大，我已经很多次体验过这个了。”
音乐会的入场券使卓娅很高兴，可是她忽然好像在心里哎呀一声，接着就像一向她猛然想起了被忘掉的什么事那样，把食指放在唇间并轻轻地咬着它。
“妈妈，这是在星期四呀！”她惆怅地说，“我不能去。每逢星期四我不是到里吉亚·伊凡诺夫娜那里去吗？”
“别瞎说啦！”舒拉激昂地说，“你少去一次算得了什么呀！”
“你说的是什么话！不行，不行。我不能让她白白地等着我。”
舒拉说：“我去给她送个信儿，免得她等着。”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事要有始有终，既然应允了就别说不能做。她等着学习，我去听音乐？不行，不行。”
结果卓娅没有去听柴柯夫斯基的音乐。
“好强的个性！好强的个性！”舒拉连声说，可是在他的愤慨声音中掺杂着不由己的对姐姐的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