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苦役刑 第四章　怎么会忍受？

    我的读者中间有一位博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坐在自家的软椅上翻阅到我们建筑加强管制工棚这个地方时，摘下眼镜，用一个直尺之类的扁平东西啪啪地敲着书页，频频点头说：

    “嗯，这个嘛，我倒相信。至于什么‘革命的微风徐徐吹’，那纯粹是扯淡！狗屁！你们这种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来的。革命必须符合历史的规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现在把你们这几千名所谓的‘政治犯’单独挑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你们丧失了人的外观，丧失了人的尊严，被剥夺了家庭、自由、衣着和食物，可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我们在挣自己的一份口粮吃。看，我们在建筑监狱呀！”

    “这，很好。你们本来就该从事建设。建设嘛，总是对人民有利的。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们，你们就别再自称是什么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须同唯一先进的阶级相结合……”

    “可我们现在不已经都是工人了吗？”

    ‘脱这些，没有用！这叫做强词夺理！什么叫做规律，你们懂吗？”

    规律吗？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这不计其数的、关押着千百万人的劳改营已经存在了四十年，那么，这本身也就该看做是某种历史的规律性。劳改营存在的年头过久，里面关押的以百万计的人数过多，以至于这一切都无法仅仅用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贝利亚的狡黠奸诈来解释了。而且用那始终在先进学说光辉照耀下的执政党的轻信和天真也是解释不通的。不过，我并不打算用这一条规律性来开导我的论敌，因为他准会和颜悦色地、笑眯眯地对我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你离题了。”

    可他呢，他以为我真是不大懂得规律性的。他有点性急，于是反而开始给我讲解起来：

    “革命者曾经一举扫荡了沙皇制度。非常简单！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够这么做吗？他敢像对你们这样压迫当时的革命者吗？！让他试试给当时的革命者缝上号码布看！让他试试……”

    “不错，沙皇并没有作过这种尝试。正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够在他之后这样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说沙皇也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

    看来，这倒也对。沙皇不是不想做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宪民主党人（更不必说社会党人）的通常说法，整个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鞑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后五百年本国的东方型的专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隶制。（没有过什么全俄缙绅会议或者农村公社，也没有过什么自由哥萨克或者北方的农民阶层！）不论是“可怖的伊凡”还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谢”，是“严厉的彼得”还是“温和的叶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亚历山大二世，直到“伟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只懂得一件事：镇压。镇压本国臣民，把他们像小甲虫或毛毛虫似地踩死。臣民们被这个制度压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乱和起义总是被压得粉碎。

    不过且慢！镇压确是镇压了。但也得打个折扣：它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高科技意义上的“粉碎”。例如，在十二月党人暴乱的方阵中站立过的全体士兵，四天之后都被宽恕了。（请比较一下：一九五三年在柏林，一九五六年在布达佩斯，一九六二年在新切尔卡斯克，我国士兵们遭到处决并非因为参加暴乱，而是因为不肯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参加暴乱的十二月党人军官被处死的只有五人——这在苏维埃时代是可以想象的吗？这事要发生在我们今天，有一个能活的吗？

    无论对普希金还是莱蒙托夫，都没有因为他们写了大胆的著作而判刑，也没有为托尔斯泰公开颠覆国家而动过他一根手指头。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问道：“如果十二月十四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会在什么地方？”普希金则直率地回答说：“在枢密院广场。”而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然而，我们这些亲身备尝了我国司法机器之苦的人们。还有我们的检察官朋友们，却非常清楚地了解，要是在今天，普希金为了这样的回答应该付出什么代价-一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二分条，以参加武装暴动论处！最从轻的判处也要适用第十九条（图谋暴动）。因此，即使不是枪毙，至少也要判十年徒刑。而且，确实有一些普希金式的人物去服刑了，被送进劳改营了，最后葬身在那里了。（像高峰浪诗人古米廖夫那样的人，还没有到达劳改营就在地下室里报销了。）

    克里米亚战争对俄国来说是所有战争中最幸运的一次，它带来的不仅是农民的解放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与此同时，它使俄国诞生了一种最伟大的力量——社会舆论。

    表面上，西伯利亚的苦役地还在继续溃烂，还在继续扩大，似乎还建立了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还继续在把一批批囚犯送去，法院还在不停地判刑。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审判来，审判去，那个开枪重伤首都警察总监（！）的薇拉-扎苏利奇不是被……宣告无罪了吗？？

    （开释扎苏利奇的轻而易举，蜕变成后来在她的作案地点建造列宁格勒监狱大楼的轻而易举。）薇拉-扎苏利奇刺杀特列波夫用的手枪不是自己买的，是别人给她买的。后来还换成了一支大口径的。而法庭连间都没问：是谁买的？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按照俄国的法律，不认为这样的同谋者是罪犯。（要按苏联的法律，会立刻给这个人一个“顶头的”刑罚。）

    我们知道，曾经发生过七次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谋杀未遂的案件（卡拉科佐夫；索洛维纳夫；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附近；在库尔斯克城郊；哈尔图林的炸弹；捷捷尔卡的地雷；格里涅维茨基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城里行走时（顺便提一下，他并不带保镖），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像是一只被追猎的野兽”。（这有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证明，他曾在一家私宅的楼梯处遇到过沙皇。）可是，怎么样呢？亚历山大二世干出了像基洛夫被刺杀后摧毁并流放半个彼得堡市那样的事吗？哪里的话？他连想都没有那么想！他采取了预防性的大规模恐怖手段吗？像一九一八年那种全面的恐怖？他抓了人质吗？他根本没有过这种概念。他把嫌疑分子统统关押起来了吗？没有，那怎么行呢？！……他处死了几千人吗？他只处死了五个人。这个时期被审讯判刑的总共不过三百八。（想想看，假如对斯大林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行刺的话，我们为此要付出几百万人的生命呢？）

    一位叫奥利明斯基的布尔什维克写道，一八九一年他在整个克列斯特监狱里是唯一的一名政治犯。被转押到莫斯科后，他在

    塔甘卡监狱里也是唯一的政治犯。只是到了布蒂尔卡监狱后，在押往流放地之前才集中了他们几个人！……（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二月革命时，在敖德萨城堡监狱里发现了七名政治犯，在莫吉廖夫市发现了……三名。）

    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由文学的逐年发展，一种无形的、但却使沙皇们胆战心凉的社会舆论力量不断增长，沙皇们已经控制不住这匹骏马的缰绳，无法抓住它的马鬃了，而尼古拉二世更是落到了只能抱住马屁股和抓住马尾巴的地步。

    他没有了采取行动的勇气。他和所有他的权臣们已经失去了为捍卫自己政权而战的决心。他们已经不是在镇压，而是轻轻一按就放手。他们总是左顾右盼，仔细听着舆论会怎么说。

    尼古拉二世禁止在部队内部建立情报机构，认为这是对军队的侮辱。（因此当局谁也不知道在军队里正搞着些什么样的宣传。）所以只能在革命分子当中安插些瘪三似的情报员，依靠他们提供的那点单薄的情报。政府认为自己受着法律的约束，不能（像苏维埃时期那样）把所有可疑分子通通抓起来而不管具体的罪状。

    请看大名鼎鼎的米留可夫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苏维埃政权已经搞了三十年，他还一直以他曾发出过“革命的风暴信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而自豪呢——这“是愚蠢还是背叛”？他在一九OO年出了一件不大的事：身为教授，他在大学生集会（教授参加学生集会！）上的演说中发挥了一种思想（听众里有大学生萨温科夫），即：如果当局不让步的话，革命运动的力学势必导致恐怖行动，但这还算不上怂恿，对吧？也不是“导向……的意图”吧？这无非是激进的自由派对恐怖行动（当它还不是针对他们的时候）的一种通常的病好而已。这样，米留可夫被关进了施帕列尔大街的政治犯拘留所。（在他的住宅还按出了一份新宪法草案。）他一迈进监狱大门，马上收到了同情者们送来的许多鲜花，糖果，食品。他当然还可以从公共图书馆借阅任何书籍。侦查用的时间很短——在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大学生刺杀了教育总长（在那次集会后两个月），但是这丝毫没有加重米留可夫的案情。他在狱外等候宣判，只是不能住在彼得堡。那么是在哪儿呢？不过是在乌捷利火车站的另一头，这里已经不算是彼得堡了。他差不多每天都来彼得堡，或在文学基金会成在《俄国财富》编辑部。在等候宣判期间他获准去了一趟……美国。终于宣判了：在克列斯特监狱关六个月。（在这里也少不了水仙花和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但是他只蹲了三个月：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请求（“科学需要他”），沙皇释放了他。（米留可夫后来称为“老专制君主”并且给他捏造了一个“背叛俄国”的罪状的，正是这个沙皇。）不久以后又放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那里制造反对俄国政府的舆论。

    二月革命的阴暗的精灵之一吉梅尔-苏哈诺夫一九一四年春天被“驱逐”出彼得堡，但仍让他用本来的姓名在农业部继续任职（他晚上常常住在自己家里，这就自不待言了）。

    监狱总局局长马克西莫夫斯基一九O七年是怎么遇刺身亡的？该局设在一座居民楼里，几乎没有警卫。傍晚下班以后马克西莫夫斯基毫无戒备地接见了一个要求见他的女人——就这样被她杀了。

    警察厅长洛普欣把阿泽夫的秘密透露给了革命党，——在刑法典中竟然找不出如何审判他的条款，政府对于泄露国家机密竟然没有防卫的办法。（总算是依据某个类似条款给他判了刑，后来的律师们长期振振有辞地骂这场审判是“沙皇制度的可耻行径”。按自由派的意见，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可审的。）

    当局这种怯懦的动摇不定的作法只能起到刺激自己的对手，调起他们的胃口的作用。

    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认为监狱制度不会有什么来真格儿的事，对它已经轻视到这种地步，以至眼也不眨地刺杀了俄罗斯的智慧和光荣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被戴上手铐的时候竟然大声喊起来：“你们把我弄疼了！”

    监狱制度松懈到了什么程度，凭着一九O七年基辅无政府主义者尤斯京-茄克的越狱计划就能判断出来（由于显然是博格罗夫的告密，越狱没有实行）：在法院（政治案！）的休庭时间，茹克（恐怖分子）到院子里上厕所，看押他的士兵当然是（！）不会跟他进去的（也不会在附近守着）。那里事先放着一包老百姓的衣服和一件拆卸镣铐的工具。（这竟然是可以在法院的院子里做的！）

    当局对革命者的迫害，仅仅能使他们在狱中相识，给他们以锻炼，给他们头上罩上光环而已。我们现在可是有了一把比例尺，可以大胆地说，沙皇政府不是在迫害革命者，而是在珍惜地宠惯着革命者，从而导致自己的灭亡。凡是亲身体验过绝对万无一失的司法体系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沙皇政府的优柔寡断，软弱无力。

    让我们在这里翻阅一下大家熟悉的列宁传记吧。一人八七年春天，列宁的亲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P也就是说，列宁（也和卡拉科佐夫的兄弟一样）是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兄弟。而他怎么样了呢？同年秋天，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却考进了喀山皇家大学，而且读的是法律系！这个事实难道不奇怪吗？

    不错，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同一年就被大学开除了。但那是因为他组织了反政府的学生抗议大会才被开除的。也就是说，一个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弟弟又在煽动学生反对政府！如果在我国，在今天，他会怎么样？毫无疑问是枪毙！（其他人也得判二十五年或十年！）可是，只不过把他从大学开除了。啊，多么残酷！开除之后还要流放他！……到萨哈林岛吗？不，流放到他家住的村子科库什基诺村去了，而他每年夏天反正是要去那里的。他在流放中想工作，就给他工作的机会……叫他到原始森林去伐木吗？不，是叫他在萨马拉市实习律师业务。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几个地下小组的活动（以及进行反对1891年社会赈济饥民的活动）。在这之后他又以校外考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真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履历表怎么镇的？特别处审查时在干什么？）

    几年之后，这位最年轻的革命者再度被捕，因为他竟在首都建立了“解放斗争协会”。岂止如此！他还屡次向工人发表“唆使暴动”的讲演，起草传单。那末，逮捕后严刑拷打他了吗？折磨他了吗？根本没有。给他创造了从事脑力劳动的条件。侦讯期间他在彼得堡监狱里呆了一年多，人们给他送去几十本必要的书籍，他在这里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大部分。此外，他还（合法地，通过检察官！）从狱里把《经济问题探讨》一文寄给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新语》。在狱中，他可以自己付钱按自己的饮食规定购买午饭，有牛乳，有从药房买来的矿泉水，家里还可以每周送三次菜来。（同样地，托洛茨基在彼得保罗监狱里也能够把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初稿写了下来。）

    可是，后来根摒三人小组的判决把他枪毙了吗？没有。甚至没有判他监禁，而是判了流放。是流放到雅库特？是终身流放吗？？不，是到富饶的米努辛斯克州，而且只流放他三年。是给他戴上手铐，装在囚犯车里押解去的吧？嗅，不！他完全和自由人一样去的，临去之前，他自由自在地在彼得堡呆了三天，然后又在莫斯科游逛了几天：他还需要留下秘密指示、建立联络点、召集留下来的革命者们开会嘛！甚至还批准他“自费”去流放地，也就是说，他可以和自由的旅客一样乘车去。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当然更不必说回来的路上了），列宁一次都没有和犯人一起走过，也没有住过什么递解监狱。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列宁又需要在图书馆工作两个月以完成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而且这本由流刑犯写的书竟然出版了，没有受到书刊检查机关的任何刁难！（用我们今天的尺度衡量一下看！）那么，列宁在那边远的乡村靠什么生活呢？他会找不到工作呀？他请求政府维持他的生活。结果，批准发给他的钱超过他的实际需要。尽管他的母亲经济上也是很宽裕的，他要的东西都能给他寄去。不可能有比列宁在其唯-一次流放中的生活条件更好的了。当时的物价极其低廉，发给他的钱足够买到有益健康的各种食物，有充足的肉食（每周一只羊）、牛乳和蔬菜，可以尽情地去狩猎。（列宁不满意自己的猎犬，人们就认真地考虑从彼得堡给他另送一只猎犬去。打猎时有蚊子咬，他就可以定制一副细软羊皮手套。）列宁在这里医治好了他的胃病和青年时期落下的其它疾病，很快就发胖了。他没有任何必须尽的义务，不承担工作和劳役。甚至他的妻子和丈母娘都不必劳累，因为每月付出两个半卢布就雇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姑娘把他家的全部粗活包下来了。列宁不需要靠任何稿酬生活，所以彼得堡方面几次邀请他担任一项有偿的文字工作，他都拒绝了。他写的文章和发表的作品都只限于那些能够树立他的著作家声望的东西。

    他服满了流放刑期（他本可以毫无困难地“逃跑”，但为慎重起见他没有逃跑）。是不是自动地延长了他的刑期？改判他终身流放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违法的。期满后他被批准住在普斯可夫，只是不许他去首都彼得堡。但他可以去里加，去斯摩梭斯克，并没有派人监视他。于是他便同他的朋友（马尔托夫）一起，带着一篮子秘密印刷品到首都去了，而且他们干脆取道检查特别严格的沙皇村（这是他和马尔托夫过于自作聪明了），结果，他又在彼得堡被逮捕。不错，这时他身边已经没有那只篮子了，但他还带着一封用隐影墨水写的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信里谈到筹办《火星报》的整个计划。但是宪兵们似乎不想自找麻烦：被捕人在牢房里呆了三个星期，信一直在宪兵们手里，可却没有把它显影出来。

    那么他擅自离开普斯可夫这件事怎样了结的呢？像我们现在这样判了他二十年苦役刑？不，只有这三个星期的拘留就完事了；之后就彻底释放了他，他随即乘火车到俄国各地去，筹备推广《火星报》的地点。然后又到国外去筹备《火星报》本身的出版工作。（警察局发给他出国护照时也“没有看到有什么障碍！”）

    而且，不止这些！他从国外的侨居地点也照样把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寄交俄国百科全书（格拉纳特兄弟编的）编辑部，而且这篇文章居然被刊用了。还不只是这一篇呢！

    最后，他在离俄国边境不远的奥地利的一个小地方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而沙皇当局也没有秘密派遣一些“好汉”去把他偷偷活捉回来。其实，这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的。

    沙皇对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也都表现了类似的软弱无能和不坚定性（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不过，这里又有其它疑点了）。例如，一九O四年在莫斯科搜查加米涅夫时没收了他的一些“诋毁性信件”。审讯时加米涅夫拒绝说明这些信的情况。也就完事了。于是，作为惩罚，把他遣送到……他父母居住的地方去了。

    的确，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迫害要严酷得多。但到底严酷到什么程度呢？难道格尔舒尼（一九O三年被捕）和萨温科夫（一九0六年被捕）的罪行还轻吗？他们组织领导了对俄罗斯帝国最显要人物的谋杀。但是，并没有处死他们。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打死的仅仅是一名五品文盲（而且整个欧洲还掀起了一场保卫她的浪潮），那更是如此了——不敢处死她，只好把她流放了。假如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又是唐波夫！）农民起义的镇压者被一个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打死了，那么在“回击”的红色恐怖浪潮中不经审判而就地处决的中学生和知识分子会有几千呢？

    俄国海军基地（斯维亚堡）的暴乱造成了几百名无辜士兵的死亡，为这件事枪毙了三十八人，另有八百人被判刑。（其中几个人二月革命时在传说得神乎其神的泽林图伊苦役地获释——这次革命时在那里总共才发现了二十二名政治苦役犯。）

    那么对一九O一年在彼得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是怎样惩罚的呢？据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回忆说，当时彼得堡的监狱里简直就像大学生们在举行郊游野餐一样，学生们笑语喧腾，一起唱歌，随便在牢房之间串来串去。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竟然要求监狱长准许他去看一场艺术剧院的巡回演出：他说，不然，票就白白浪费了啊！后来判他“流放”，流放到什么地方？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到辛菲罗波尔去，这样他就可以背着背包在克里米亚到处游逛了。

    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在回忆这同一个时期时写道：“对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管制并不严格。”宪兵军官们向受侦查人提供从最好的“多顿饭店”’买来的午餐。另一位喜欢深入钻研的民意党人评论家布尔采夫证实：‘彼得堡的监狱比欧洲的监狱要人道得多”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曾起草号召书，号召莫斯科的工人们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专制制度。为此他被……关在牢房里整整十五天！（他本人也觉得太少了，所以他自己加了刑；三星期。）我们来看看他当时的一段日记吧。

    “单身牢房！不过，没什么，也并不十分糟糕。我铺好了床，把小板凳挪过来，摆好灯，放好香烟、梨……边读书，边吃梨，完全和在家里一样……满有意思。确实有意思。”“先生！喂，先生！”狱卒这样招呼他吃饭。他手头有许多书，还有从邻室传来的条子。

    总之，安德烈耶夫承认，从居住条件和饮食方面来说，牢房的生活并不比他当年的大学生活更差。

    这个时期，高尔基在特鲁别茨要塞监狱里写完了他的剧本《太阳的孩子》。

    一九O五-一九O七年革命退潮以后，许多活动分子，如季亚奇科夫-塔拉索夫和安娜-拉克之流，并未坐等逮捕，纷纷出了国，——二月革命以后他们一个个英雄似地回来，主宰国内的新生活了。这样的人有好几百。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部门以“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的形式出版了一套相当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题为“苏联及十月革命的活动家们——自传和传记”。随便把其中哪一篇拿来一读，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你都会感到惊奇：他们既然进行革命工作．怎么竟然会逍遥法外？特别奇怪的是他们在狱中的监禁条件怎么会那么好？！例如，关于克拉辛的条目里写道：“他回忆起在塔甘卡监狱里的情景总是感到满意。经过最初几次审讯之后，宪兵们就不再麻烦他了。（可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注）于是他把这不自由的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顽强地做一件事：他学会了德语，读完了席勒和歌德的几乎全部原版著作，读了叔本华和康德的书，认真研究了穆勒的逻辑学、冯特的心理学……”等等。克拉辛自选的流放地是伊尔库茨克，即西伯利亚的首府，西伯利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拉迪克在一九o六年被投入华沙监狱，“他被关了半年，日子过得非常好。他学习俄语，阅读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的著作。在狱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当他（在狱中）收到一期刊有自己文章的考茨基主办的杂志时，感到十分自豪。”

    或者，举个相反的例子吧。关于谢马什科的一条里有这样的话：“监禁（在莫斯科，7八九五年）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蹲了三个月监狱之后，他被判流放三年，流放到……自己的故乡叶列茨去！

    是那些在监狱里骨头变软了的人们，诸如帕尔武斯之流的政客，为了向沙皇专制报复，才会以那种充满感伤主义美丽辞藻的夸张的回忆录描写沙俄的监狱，在西方制造了所谓“恐怖的俄国巴士的狱”的美名。

    从数以千计的小人物的单独传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例如，我手头就有一部百科全书，不过，它不很合适：是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比较陈旧（一九三二年版），里面还“包含着错误。’现在，趁着这些“错误”还没有被清除掉的时候，我姑且取一个“K”字母为例，举几个以“K”字母起头的人名看一看吧。

    卡尔片科-卡雷。他是伊丽莎白格勒市的市警察局（！）的秘书，可他却向革命者提供护照！（把这句话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护照科的工作人员替非法组织弄护照。）为此他……被处绞刑了吗？没有。他被判流放……五（！）年，流放到……他自己的田庄去了！也就是说等于到别墅去了。后来他成了作家。

    基里洛夫-B-T。他参加过黑海舰队水兵的革命运动。枪毙了吗？判了他终身苦役吗？没有。他被判流放到乌斯特-塞索尔斯克三年。他后来也成了作家。

    卡萨特金-H-M。他在监狱里服刑，同时在写短篇小说，而且报纸上居然发表这些小说！（我们这里连刑满释放者写的东西也一概不予发表。）

    卡尔波夫-叶夫季希曾经被流放两次（！）。后来却还是委以重任，让他领导亚历山大皇家剧院和苏沃林剧院。（如果在我们这里，第一，不允许他在首都落户；第二，恐怕特别处连个在剧院提示台词的角色也不会让他当吧。）

    克日扎诺夫斯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最高潮中，从流放地回来（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立即毫无阻碍地展开了他作为工程师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如果他能在农机站当个钳工就算走运了！）

    虽然《文学百科全书》没有把克雷连科作为一个条目收进去，但既然说到用“区”字母起头的名字，提一提克雷连科总是公正的吧。他曾经热情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三次“幸运地逃脱了逮捕”，而其余的六次逮捕总共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一九0七年（又是一个反动年头！）他被控在军队中从事煽动并参加军事组织，结果被军区（！）法庭……宣告无罪释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连科被控“逃避服军役”（当时正在进行战争，而且他是军官呀），可是他这个未来的军事统帅（和想“谋杀”另一位军事统帅的凶手）受到的惩处是……把他派往前线部队（可绝非惩戒营！）去了！（沙皇政府指望这样既可以战胜德国人，又可以扑灭革命……）就这样，在他那未被剪断的检察官羽翼的保护下，在多次审判中许多应该被判脑后吃一颗子弹的人竟然能够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个“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库塔伊斯的省长B-A-斯塔罗谢利斯基曾经直接向革命者提供护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军队的计划泄露给革命者。可是他为此只被监禁两星期就完事了。

    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请把这个情况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吧！

    就在这“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思想》却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动的”《路标》论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载这样的话：“病入膏肓的独裁制度”，“专制和奴隶制的罪恶”。没有什么，这类话我们今天能说！

    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的图画展览在莫斯科铁匠桥大街一样。）对于这件事，雅尔塔市市长怎么办了呢？因为沙皇的庄园——里瓦基亚近在咫尺，所以他对此事的处理也特别残酷：首先，他冲着亚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烧毁了……烧毁了亚诺夫斯基的照像馆吗？不是的，也没有烧毁那张描绘枪决事件的原画，而是烧毁了那张画的复制品。（人们会说：亚诺夫斯基真机灵！可我们还应该指出：市长也并没有命令当场砸碎照像馆的橱窗呀！）最后，亚诺夫斯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允许他继续住在雅尔塔，但在皇族成员路经此地时禁止他到大街上来。

    民粹派评论家布尔采夫侨居国外时，甚至曾在一家侨民办的杂志上诋毁过沙皇的私生活。可是当他回到祖国俄罗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爱国主义高潮时期）以后，他被沙皇枪毙了吗？没有。只不过蹲了不到一年的监狱，而且狱中还对他优待：他可以得到书看并从事写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战争期间则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并且在那里领导着一份齐美尔瓦尔德派即反战派的报纸。

    既然让斧头任意欲，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对派”领袖，世代的金属工业工人什利亚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马（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出会场。然而他的儿子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关进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姐妹和姐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强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马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头。另外几百名被处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点，大概就是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姐姐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按期给列宁往巴黎汇款，汇到“里昂信贷银行”他的户头下。列宁的母亲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两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军官，所以她们两人都曾终身领取沙皇政府的高额抚恤金。对她们进行迫害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列夫-托尔斯泰才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再需要的。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政治自由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种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道德基础。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部。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军警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五名处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处死刑！”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陶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处死刑者九百五十名声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统治最猖狱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双从不杀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军事司法”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没有实权的”、“唯命是从的”国家杜马没有批准这种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第三，当时提出实行这一“军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许多官员遭到袭击，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入。因此“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种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强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庭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庭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口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处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庭。）

    既然这种作法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种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出现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时期”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头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乱、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

    “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俄国的福利和幸福。要获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需要快速的，急剧的变革！”

    这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线啊！当时那些热心者没有时间拖延，因而他们就想用牺牲（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牺牲）来加速普遍福利的到来！他们没有时间拖延，因此我们。他们的曾孙辈们，今天，在经过一百零五年之后，却不仅不是在（解放农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者是斯托雷平战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脑袋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受，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

    这是打烂了别人的嘴脸，还要硬说：他原来就是个烂嘴脸。

    不，原来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年公认俄国在欧洲算是最压迫人的国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对于进行压缩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地球表层，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已经是被极度压缩的了。可是，现代物理学家却把地表解释为几乎好像是一个多孔的筛状物。放在一百公尺见方的空旷处的一小粒霰弹——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们又发现了奇异的所谓“核填装”：就是把这些霰弹的孩从一切空旷的一百公尺见方的地方驱赶到一起去。这样填装起来的顶针那么小的东西就会有火车头那么重。但是，即使这样的填装也还是很像一根绒毛那么松的，因为由于阳质子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核完全压实。而如果能单纯地把中子压缩在一起的话，那么像一枚邮票大小的这种“中子填装”就会有五百万吨重！

    不，当局甚至根本无须借助什么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对我们进行了压缩。

    他们通过斯大林的口，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永不更改的号召：不要发善心！可是，“善心”这个词在达里的俄语详解辞典里的解释却是：“心地的良善、心灵的友爱本性、仁慈、对共同福利的关注。”看吧！这就是斯大林号召我们必须丢掉的东西，我们确实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丢掉了：丢掉了对共同福利的关注！我们变得只满足于守着自己的饲料槽。

    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舆论曾经构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构成了自由的空气。沙皇专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发出二月怒吼的时候，而是比这早得多！俄国文学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定见，认为：勾画一个宪兵或警士的形象时多少带一点点同情，就等于是黑帮分子的阿谀奉承。早在这种定见形成的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已被无可挽回地推翻了。当人们认为不仅同宪兵和警察握手、和他们相识、在街上向他们点头致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们擦一下都是耻辱的那个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国，那些失业的刽子手们竟被特别委派来领导……文学和文化工作了！他们下令歌颂他们自己，把他们歌颂成传奇式的英雄。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在我们这里竟称为……爱国主义！

    社会舆论！我不知道社会学家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够自由地表达、完全不受政府或党的意见左右的、能够互相影响的个人意见所组成。

    只要我国国内一天没有独立的社会舆论，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能使无缘无故消灭几百万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使这类事情不在某一天夜里，不在任何一个夜里，不在今天白昼过后的第一个夜里重新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先进学说”并没有能够保护我们免遭这种瘟疫。

    不过，我已经看见我的论敌在朝着我撇嘴、使眼色、并连连摇头了：第一，当心你的话会被敌人听见！第二，何必如此夸大其辞呢？！要知道，问题的范围本来是窄得多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把你们抓进了监牢？也不在于为什么外界人士竟会容忍这种违法行为。人所共知，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相到公布这种事，他们不过是相信党的话啊（这是二十大以后的惯用语）；他们不过是听话而已。既然说要把整个民族在二十四小时内迁到边远地区，那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个个有罪喽！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当你们这些人已经身处劳改营内的时候，你们总该想到这些了吧？！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在那里忍饥挨饿，弯腰折背，忍气吞声，而不进行斗争呢？！他们，那些没有被武装士兵押解的、手脚可以自由活动的人们，没有进行斗争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总不能把家庭、社会地位、薪金、稿费等统统牺牲掉嘛！！是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今天才有可能发表批评性文章，指责我们，怪我们当时处在没有什么可丧失的情况下为什么竟会抱住自己那份口粮不放，而不进行斗争。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劳改营里忍受，就是因为外界没有舆论。

    一个囚犯要想反抗强加于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办法呢？不外下面几种吧：

    l）抗议；

    2）绝食；

    3）逃跑；

    4）暴动。

    可是，正像那个死人常说的那样，“谁都晓得”（如果不晓得，那也能够想法使你晓得）前两种办法只是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才有力量（监狱官才怕它）！如果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人们对于囚犯的抗议和绝食只会报以嘲笑！

    像捷尔任斯基那样在监狱长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衬衣，从而争取达到自己的要求，当然是很有戏剧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会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才行。没有舆论支持，人们就会用个什么东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后还得叫你赔偿公家的衬衣！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十九世纪末期在卡里苦役地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局向政治犯们宣布：从今以后对政治犯可以施行体罚，而政治犯娜杰日达-谢格达要第一个受到笞刑（因为她打了警卫队长一记耳光，想以此来……逼他退休）。于是娜杰日达-谢格达立即服毒自杀了，她宁死也不愿受到狱吏的树条抽打！继她之后，另外三名妇女也服毒自杀！男监里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杀，有些人自杀未遂产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完全、永远地废除了对犯人的体罚。当时政治犯们的想法是：恐吓监狱当局。因为他们相信关于卡里苦役营里的悲剧终究会传遍俄国，真象会大白于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让我们这些囚犯来衡量一下这个事件，我们只会洒下几滴轻蔑的眼泪。打自由人警卫队长一记耳光？何况还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两脚，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总可以活下去嘛！为什么几位女伴也要跟着她服毒呢？为什么还有十四个男人也跟着干？生命不是只给予我们一次吗？重要的不是结果吗？我们有吃的、有喝的，为什么要和生命诀别？也许会赶上大赦呢！说不定会被提前释放呢！

    看！我们已经从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么地方！跌落到了什么地步！

    同时，我们那些狱吏们却上升到了什么高度啊！不，他们可不比卡里苦役营的那些笨蛋！即使我们现在挺起腰杆来，想要升天（四个妇女再加上十四个男人），他们也会在我们弄到毒药之前把我们全部枪毙掉。（何况，在苏维埃的监狱里上哪儿去弄毒药呢？）如果有谁真的服毒自杀死了，那也不过只是减轻监狱当局的负担而已，同时，其他犯人则会因为没有告发而受到鞭刑。而且，当然；关于这事的消息甚至传不到狱墙外面。

    问题就在这里。这帮人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就因为消息传不出去！即或传了出去，也传不远，它会是一个微弱、暗哑的声音，得不到报纸的证实，眼线们会到处追根；因此，等于什么也没有。绝不会出现什么社会舆论的愤慨！既然如此，怕．什么？有什么必要去听取因犯的抗议？谁想服毒吗，那你就服毒好啦！

    、关于我们的每次绝食都遭到失败的情况，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谈过了。

    那么，逃跑呢？历史为我们记载了沙皇时代的几次越狱逃跑的严重事件。我们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面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许多细节上还得到了广大同情者的帮助。不论逃出监狱本身，还是逃出后隐藏或偷渡的过程，都得有许多人从旁协助。（“噢，对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绽了。“那是因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嘛！”“可是，”恕我反驳一句：“是不是也还因为那样做只是一种不会承担罪责的有趣游戏呢？从窗口向逃跑者挥动几下手帕，让他在你的卧室里过夜，替他化装，这算什么？那个时代并不会为此受到审判呀！彼得-拉夫罗夫从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达的省长（霍明斯基）还给拉夫罗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发了证件，允许她去追赶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时代，甚至伪造护照的人也不过被‘流放’回自己的家乡去。当时人们并不害怕什么。您凭亲身经验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顺便问一句：“您怎么会没蹲过监狱呢？”“噢，这个嘛，也算运气吧……”

    不过，也有另一方面的证明。我们大家在中学时都不得不读高尔基的《母亲》。可能有人还记得那里所描写的尼日戈罗德监狱的生活吧：看守们的手枪都生锈了，他们用手枪当锤子往墙上钉钉子。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梯子倚在墙上，安安稳稳地到狱外去。再看看一个叫拉塔耶夫的高级警察官员是怎么写的吧：“流放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监狱根本就不存在。在当时的监狱制度下，落到狱中的革命者可以毫无阻碍地继续他原先的活动……基辅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被关在基辅监狱里，可他们照样在领导着基辅市的罢工斗争，并且还从狱里发出呼吁书。”

    目前，我没有可能搜集有关沙皇时代主要苦役营地警卫情况的资料，不过，我倒也没有听说那时曾发生过像我们这里那样的只有十万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绝望的逃跑。显然，当时的政治苦役犯并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险：他们没有受到由于繁重劳动体力衰竭以致过早死亡的威胁，也没有无缘无故延长刑期的威胁，服过一半刑期后，他们还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后一半刑期，他们打算逃跑的话，推迟到那个时候再跑也不迟。

    看来，只有那些懒得逃跑的人才没有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显然，警察局也并不要求经常去汇报，监视并不严格，路途上没有设行动人员哨所，劳动地点也并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们手里有钱（或者可以寄来钱），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远。还有，在那时帮助逃犯的人并不冒任何危险，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会像我们这里似的被枪决、被毒打；也没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险。那时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旧。如此而已。这是一场只会赢、不会输的赌博。法斯坚科逃往国外（见第一部第五章），就是这类情况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乌兰诺夫斯基从图鲁汉斯克边区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辅，随便走进大学生的阅览室，声称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一书，于是大学生们立即招呼他吃饭、留他住宿，还给了他路费。他逃出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随便登上一艘外国轮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里并没有内务部的哨兵在守卫嘛！）上船后他就在锅炉房里一蹲。不过，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又自愿回到俄国，回到了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把他当作外国派回来的间谍了吧？枪毙？“快坦白吧，败类！他被什么人收买啦？”都没有。调解法官对他的判决是：由于逃跑到国外三年，判罚款三卢布或拘留一天！当时，对乌兰诺夫斯基来说三个卢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他选择了一天拘留。

    格尔丰德-帕尔武斯，毁灭性的《财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实际指导者……被五马分尸了吗？没有，他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边区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就曾有机会跑掉（放犯人们进城购买食品，列夫-杰伊奇一去不回，帕尔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叶尼塞斯克，在那里才把唯一的一个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换上庄稼人的衣裳，沿叶尼塞河多走一段回头路，庄稼汉的环境，肮脏，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后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后到了国外。

    而我们的逃跑——从乘破旧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货舱里逃出索洛维茨群岛开始，到豁出性命。丧失理智、毫无希望地冲出斯大林晚期劳改营（本书有几章专讲这些事）为止，——我们的逃跑是巨人们的行动，但这是必遭灭亡的巨人们的行动。革命前的逃跑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意志，但很容易成功，而我们的逃跑则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是因为你们的逃跑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就是反动的！……”

    一个不愿再当奴隶、不愿再当牲畜的人振臂奋起，企图逃跑，难道他的这种激情竟会是反动的吗？

    逃跑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逃跑过程的后几个阶段的成败取决于普通居民对此所抱的态度。而今天我国的居民是不敢帮助逃亡者的，甚至（出于自私动机或者由于思想认识的原因）还要出卖逃亡者。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舆论！……

    至于囚犯的暴动，像劳改营里那样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参加的暴动，在我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先例。

    而我们却有过。

    可是，还是由于同样的邪恶力量的作用，我们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牺牲所带来的只是显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劳改营里的暴动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因此，对于我们“怎么会忍受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连我们也并没有忍受！读者下面就会看到：我们绝对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们确实在特种劳改营里举起了政治犯的大旗，并且确实成了当之无愧的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