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红狐之死

    第二天，亨德尔先生为我找了一个有船的人，这个人那天下午要渡过林尼湾到阿潘去捕鱼，他是亨德尔先生的教徒，所以亨德尔先生就请他捎上我，这样我省下了一天的旅途和两次轮渡费。

    我们出发时快到中午了。这是一个阴天，阳光斑驳。这儿海水又深又静，波澜不兴。我尝了这水才相信是咸涩的海水。两侧的山巍峨崎岖，非常荒凉，在云影下显得黑暗阴沉。在阳光的照射下条条水道仿佛镶上了银边。这是阿潘地区一块非常贫瘠的土地，只有像阿兰这样的人才对它充满了关切。

    这儿只有一件事要提及。我们出发了一会儿，太阳照在南面靠水边一团移动的红色的东西上，非常像军服的红色，还不时反射出星星光点，好像太阳照在金属上一样。

    我问船主那是什么，他说应该是一些士兵，从威廉要塞开进阿潘，来抓可怜的佃户们。唉，这真是一幅不幸的景象。不知是因为想起了阿兰，还是我心中有某种预感，尽管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乔治国王的军队，我对他们实在不抱什么好感。

    终于我们靠近了进入林尼湾的海岸，我请求上岸。船主是个老实人，牢记着对传教士的承诺，一定要送我到巴拉丘历希，但这样一来我就离我的秘密目的地更远了。在我的坚持下，我终于在莱特莫（也有人叫莱特沃）的森林上了岸。我终于来到了阿兰的家乡——阿潘。

    这是一片白桦林，生长在陡峭山峰的一侧。山峰俯视着海湾，林中有许多空地长着蕨类植物。一条路或马道由北向南横穿其中，路边有一眼泉，我坐下来吃了一些亨德尔先生给我的燕麦面包，一边考虑着我的处境。

    这时我不仅被一群咬人的小蚊子袭扰，还被纷乱的思绪所困扰。我该做什么呢？为什么加入像阿兰这样的一个反叛者的行列里呢？他也许还是个谋杀犯呢。我依据自己的判断，花自己的钱直接走回南方的家乡不是更明智一些？如果坎贝尔先生或者甚至亨德尔先生知道我的愚蠢而冒昧的行为会怎么想我？这些疑虑越来越强烈地困扰着我。

    就在我坐着思考时，林中传来了人声和马嘶声。很快，我看到路的转弯处有四个人走了过来。这段路非常崎岖狭窄，他们成单行走着，身后牵着马的缰绳。打头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头发绅士，红脸膛上是专横的表情。他走得浑身冒汗，手中拿着帽子扇着。第二个人穿着斯文的外衣，戴着白色假发，我一看就知道是律师。第三个人是佣人，部分衣服是用格子花呢做的，这表示他的主人是高地人，或者是反叛者，或者在政府中享有很高声望的人，因为穿格子花呢衣服是违反条例规定的。如果我了解此类事情，我就会知道格子花呢是阿吉尔（或坎贝尔）的颜色。佣人把一只很大的旅行箱驮在马上，一网兜柠檬（配制潘趣酒用）挂在马鞍上，这是这儿阔气的旅行者常见的情形。

    至于走在最后的第四人，我以前见过类似的人，所以一眼就看出他是行政司法长官的下属。

    我一见到这些人就打定主意（我也说不清原因）要继续我的历险。当第一个人走到我的身旁时，我站起来问他到奥查怎么走。

    他停下来看着我，我觉得他眼神有点怪怪的，然后转向那位律师说：“短毛，这可比出现了两只喜鹊更让人感到警觉。①现在我是到杜若去，做什么你是知道的，可这儿路边草丛中有一个小伙子问我是不是去奥查。”

    ①英国民间说法，说出现两只喜鹊预示凶兆。

    “格来纳，这有什么好开玩笑的。”另一个说。

    这两个人走近了，盯着我看，随后的两个人也在后面不远处停下了。

    “你到奥查去干什么？”格来纳-柯林-罗伊-坎贝尔说。他就是人们所称的红狐，我问的路人居然是他。

    “找住在那儿的人。”我说。

    “格兰士的詹姆斯吗？”格来纳问，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问律师，“他在召集人吗？你说。”

    “不管怎样，”律师说，“我们最好在这儿等待，让军队向我们靠拢。”

    “如果你们操心的是我的话，”我说，“我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你们的人，我只是乔治国王的忠实臣民，不欠什么人，也不怕什么人。”

    “啊，说得好，”这位国王的代理人说，“不过，恕我冒昧问一句，这位忠实的臣民不远千里离开家乡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为什么来找阿德谢尔的兄弟？在这儿我有权，我得告诉你，我是这儿好几处田庄的代理人，我身后有十二纵列士兵呢。”

    “我在这儿听说过，”我有些恼怒地说，“你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人。”

    他仍然盯着我看，好像带着疑惑。

    “好哇，”最后他说，“你还挺敢说的，不过我也喜欢坦率。如果你在任何一天而不是今天问我到詹姆斯-斯图加特家的路，我都会指点你，并祝你一路平安。但是，今天，呃，短毛？”他又转过身去肴律师。

    可正当他转过去时，山上传来一声枪响，格来纳应声倒地。

    “哦，我要死了。”他叫了好几遍。

    律师抓住了他，将他抱在怀里，佣人站在旁边握住他的手，现在受伤的人惊恐的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声音也变了，听了叫人伤心。

    “照顾好自己，”他说，“我活不成了？”

    他想解开衣服，好像想察看伤口，可手指从纽扣上滑落，然后深叹一口气，头歪向一侧死去了。

    律师一言未发，表情严峻，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佣人像孩子般嚎啕大哭。我则站在那儿，看着他们，惊恐万状。长官的下属听到第一声枪响就跑回去搬军队了。

    最后律师将死者放回地上的血泊中，摇晃着站起身来。

    我相信是他的动作让我清醒过来的，于是，我就边奔跑上山边喊：“捉凶手，捉凶手啊！”

    不一会儿我就爬上第一个陡坡的顶端，已经看到了部分空旷山野，杀人者在不远处跑着，他是一个高大的人，穿金属纽扣的黑外衣，拿着一杆长猎枪。

    “这儿，”我叫道，“我看见他了。”

    这时候杀人者稍稍回头看了一眼就开始奔逃，紧接着就消失在白桦林边，然后又在更高处出现。我看见他在十分陡峭的山坡上攀爬，像猴子一样敏捷，然后跳到一块突出的岩石后面就不见了踪影。

    我一直在奔跑，向上爬了很高，这时一个声音叫我停下了。

    我已经跑到山上树林的边缘，当我停下回头看时，脚下空旷的山坡在面前一览无余。

    律师和长官的下属正站在路边，叫喊着招手让我下去，他们的左边是穿红色军服的士兵，手握滑膛枪，准备各自钻出树林。

    “我为什么要下去？”我叫道，“你们上来。”

    “逮住那小子就赏十英镑，”律师叫道，“他是个同谋，是安置在这儿故意引我们说话的。”

    听到这儿（尽管他是喊给士兵们听，不是给我听的，我还是听得很清楚），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心中充满了新的恐惧。的确，冒生命危险是一回事，生命和声誉同时被毁可大不相同。而且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就像晴天霹雳，我简直惊呆了，束手无策。

    士兵开始散开了，一些人跑动着，一些人举起枪对准我，而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钻到林子里来。”旁边一个声音说。

    我不由自主地照办了，这时候我听到兵乒乓乓的枪响和子弹嗖嗖穿过白桦林的声音。

    就在树林中我看见了阿兰-布瑞克手拿钓鱼杆站在那儿。他没和我打招呼，这也不是讲礼节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跟我来！”就奔向巴拉丘历希方向的山坡一侧去了。我就像只羊一样紧随其后。

    现在我们穿行在白桦林中，一会儿弯腰藏在山村一侧的斜坡后面，一会儿四肢着地爬行在灌木丛中去，速度快得叫人受不了：我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既没有时间思考也喘得说不出话来。我只记得看到阿兰不时站直了身子回头望望，每当这时候远处就传来一阵士兵的叫喊声，对此我非常疑惑不解。

    十五分钟后，阿兰停下脚步，伏在灌木丛中，转向我。

    “现在，”他说，“你听好了，要想安全就要照我的样子行动。”

    然后我们又以同样的速度，更加小心谨慎地沿来路穿越山的一侧返回去，只是比原路更高一些。最后，我们一直走到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莱特莫的树丛中，他躺在那儿，脸埋在欧洲蕨中，像狗一样喘着粗气。

    我两肋生疼，头晕目眩，又热又渴，舌头伸出来，躺在他旁边像个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