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玛西呀，这个星期我可能要落得个眼泪汪汪了。”

    这时正是早上六点，我们俩一起在机场上候机。

    “这一次要分别十一天，”她说。“我们时而小别，要算这一次时间最长了。”

    “是啊，”我应过一声以后，又笑了笑说：“不过我的意思是，这一回去示威游行，我很可能会挨上一颗催泪弹。”

    “看你的样子真像巴不得挨一颗似的，奥利弗。”

    她说在点子上了。在有些圈子里，挨点催泪弹的滋味被认为是一种“有种”的表现。她看出了我那种自负的心理正得不到满足哩。

    “可也不要故意去惹那帮臭警察啊，”她又补上了一句。

    “一定。我决不轻举妄动。”

    她的航班上客了。匆匆一吻，我就转身而去，一路打着呵欠，去赶飞往华盛顿的班机。

    我坦白说吧。但凡有重大的社会问题要我出力，其实我倒总是很情愿的。这个星期六，“新鼓动委员会”预定要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十一月反战示威大游行”。就在三天前，游行组织者有电话来想请我去，帮着他们去跟司法部的那班家伙谈判。“我们可真少不了你老兄哩，”负责其事的弗雷迪-加德纳当时还对我这么说来着。我起初还着实得意了一阵，不过后来就听出了他们的意思：他们看中我不只是因为我有法律方面的专长，而且还“因为我把头发一理，就挺像个共和党人的”。

    谈判的中心是游行的路线问题。按照历来的传统，在华盛顿游行总是顺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要在总统官邸前面过。司法部里那一帮吃公事饭的却非要我们这一次的游行路线朝南边挪挪不可。（我当时心想：要挪多远？难道得挪到巴拿马运河不成？）

    玛西每天夜里都得到我的电话详细报道。

    “克兰丁斯特①一口咬定：‘会不发生暴力行为才怪，会不发生暴力才怪。’”

    ①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司法部高级官员。1972年继米切尔任司法部长。

    “这家伙，他怎么知道？”玛西问。

    “就是这话。我是这么问了他。‘呸，你怎么知道？’”

    “你真是一字不差这么说的？”

    “嗯……除了一个字其他就都是原话。反正他回我说：‘米切尔①说的。’”

    ①约翰-牛顿-米切尔（1913-）：当时的司法部长。

    “嘿，米切尔又怎么知道？”

    “我问了。他却屁也不放一个了。我一时真恨不得拔出拳头来就给他一拳。”

    “啊，你倒挺沉得住气的。你不是说决不轻举妄动吗，奥利弗？”

    “如果异想天开也算是犯罪的话，那我就得坐‘怔牢’。”

    “那就好，”她说。

    我们的电话费会不高得惊人才怪呢。

    星期四下午，两名主教带领一大批神父准备在五角大楼外举行一场祈求和平的弥撒。我们事先接到了警告，说是他们搞这样的活动就要把他们逮捕，所以我们去了很多人，其中律师就有几个。

    “发生了暴力行为没有？”那天晚上玛西在电话里问我。

    “没有。那班警察才真叫客气呢。可是好家伙，却来了一帮子混蛋！说给谁听也不信的。他们对神父们的那个大叫大骂啊，我看他们就是在酒吧喝醉了酒都不会嚷得这么凶的！说真个的，我当时又想拔出拳头来了。”

    “你揍了他们没有？”

    “内心里是揍过了。”

    “那就好。”

    “我真想你哪，玛西。我多么想把你搂在怀里。”

    “把这个想法也放在你的内心里吧。那班神父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只好到亚历山德里亚①去帮他们打官司，设法把他们保释出来。事情进行得倒也顺利。咋的，你把话题又换了？我说想你，不好说吗？”

    ①亚历山德里亚是首都华盛顿南边的一个小镇，属弗吉尼亚州所管。按五角大楼位于弗吉尼亚境内。

    到星期五，政府当局就翻了本。大概是因为尼克松先生作过了祈祷（少不了要借助比利-格雷厄姆①），华盛顿顿时罩上了一派凛冽的寒气，还挟着冷雨。然而这并没有能阻止耶鲁大学那位奇才牧师比尔-科芬带队举行的一场烛光游行。说到这位牧师，那可真是个奇才，见了他我也真想去信教了。不瞒你说，我后来还特地到国家大教堂会听了他的讲道呢。我就远远站在大堂后边（教堂里人太挤了），可也似乎感染到了那种休戚相关的团结之情。这时候只要能让我把玛西的手紧紧抓在手里，我简直什么都可以舍得不要了。

    ①比利-格雷厄姆（1918-），六、七十年代美国最著名的福音传教师。

    就在我破例踏进教堂的时候，在杜邦广场上却有大批“易比士”①、“狂人派”、“气象员派”②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蠢材糊涂蛋演出了一场令人作呕的闹剧。我这一个星期来极力要排除的那种种，在那里却来了个大宣扬而特宣扬。

    ①即易比派分子。易比派全称为青年国际党，是起于60年代末期的一个松散的激进青年组织。仿嬉皮士，故称易比士。

    ②60年代美国一个激进的青年组织。歌手鲍勃-迪伦所唱的一支歌里有一句：“即使不是气象员，也能知道风向。”气象员派的名字即由此得来。

    “这帮王八崽子！”我在电话里对玛西说。“他们根本连个像样的主张都提不出来——就知道标榜自己。”

    “这帮小子其实倒才是该你揍的，”她说。

    “你说得对极了，”我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失望。

    “你这是从哪里来？”

    “刚从教堂里来，”我说。

    玛西好听的说了一大套，意思却就是表示她不信。于是我就把科芬讲道的内容搬出来作证，她这才信了。

    “嗨，你瞧着吧，”她说，“明天的报纸一出来，管保教堂里集会的报道只占半栏，广场上闹事的消息倒要足足登上三整版。”

    悲哀的是，她这话说中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我过夜的地方虽说只是个蹩脚的汽车旅馆，到底还是条件不错的，而来参加游行示威的那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却只能睡地板和长凳，我心里实在感到不安。

    星期六还是寒风飕飕，不过至少雨已经不下了。暂时没有人需要我去保释，也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交涉，我就信步走到了圣马可教堂，这里是游行群众的集合地点。

    只见教堂内外尽都是人，有的还在帐篷里睡觉，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就一声不响坐在那里，等候号令。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当局也派出了司法官员，以防游行示威群众跟警察发生冲突（也要防警察去跟游行示威群众搞摩擦）。还来了不少医务人员，以备万一出什么岔子。三十出头的人也不时可以见到几个。

    在咖啡壶旁，有几个医生正在向一群志愿人员讲解万一来了催泪瓦斯该怎样对付。

    人在感到孤单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人家看上去像是特别面熟。有一个女医生，我看就挺像……乔安娜-斯坦因的。

    我去倒杯咖啡，一声“哈罗”，她却招呼了我。果然没错，是乔安娜。

    “你在教他们急救，我可别打搅了你才好。”

    “没什么，”她说。“能在这儿见到你，真是高兴。你好吗？”

    “快冻坏了，”我说。

    我决不定是不是该跟她道个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没有给她打过电话。看来现在道歉可不是时候。尽管看她那和蔼的脸上像是带着些疑云。

    “看你的样子好像挺累呢，乔。”

    “我们是连夜驱车赶来的。”

    “那可够呛的，”我给她送上咖啡，让她喝了一大口。

    “你就一个人？”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该有五十万群众跟我站在一起吧，”我想我这样回答，是绝对挑不了眼的。

    “对，”她说。

    沉默了半晌。

    “噢，忘了问你，乔，你家里各位都好吗？”

    “两个弟弟都来了，也不知这会儿在哪儿了。爸爸妈妈有演出，留在纽约来不了。”

    接着她又补上一句：“你也编在哪个组里参加游行？”

    “可不，”我极力装出一副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的口气。假话出了口，却又马上后悔了。因为我知道，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她一定会邀请我去她们那个组里参加游行的。

    “你……看起来面色很不错哩，”乔对我说。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拖延时间，希望我说不定还会热和点儿。

    可是我在那里干站着，还得找些不痛不痒的话说，那个尴尬实在是够受的。

    “对不起，乔，”我说。“我有几个朋友还在外边的寒风里等我呢。

    “喔，你说哪儿的话呢，”她说。“你有事只管请便。”

    “真是不好意思——其实那也不过是……”

    她见我那副不自在的样子，就不留我了。

    “把心情放舒畅点。”

    我迟疑了一下，终于一抬腿走了。

    “请代我向各位乐迷朋友问好啊，”我走了几步又对她喊了一声。

    “他们也都很想见见你呢，奥利弗。星期天有空来啊。”

    一会儿我就已经走得很远了。我无意间一回头，看见她身边已经来了一女两男。显然这三位就是跟她一起连夜驱车赶来的。他们也是医生吗？那两个男的里会不会有一个是她的男朋友？

    那关你的屁事，奥利弗。

    我参加了游行。我没有一路唱歌，因为我向来是不喜欢一路走一路唱歌的。游行队伍有如一条巨大的蜈蚣，经过了地方法院、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又过了国内税务署，到财政部便转了弯。最后我们到了对我们美国的国父名为致敬而实是亵渎的那个纪念碑的所在地①。

    ①似是指华盛顿纪念塔（或称纪念碑），因为在纪念塔的兴建过程中曾有诸多丑闻。这也符合作者所说的游行路线，因为由国内税务署到财政部再往前便应是白宫；到财政部转了弯，往南不多远则是华盛顿纪念塔。

    我坐在地上，冻得连命都快没了。有人发表演说，我听着听着都打起盹来了。后来听到成千上万的群众齐声高唱“拯救和平”，我的精神才为之一振。

    我没有跟着一起唱。我是不大喜欢唱歌的。不过说实在话，要是跟乔安娜她们在一起，我说不定就会跟着唱起来了。可是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间独自放声高歌，我总觉得不大自在。

    回到纽约我那个底楼的住所开门进去时，我简直已经筋疲力尽了。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却响了。我就拿出仅剩的一点力气来了个最后冲刺，一把抢过了电话听筒。

    人一累，连脑于都有点稀里糊涂了。

    “嗨，”我逼尖了嗓子装着假声说。“我是阿比-霍夫曼①，向你致以‘易比士’的新年问候！”

    ①当时一个全国闻名的反越战活跃人物。

    我自以为说得挺发噱的。

    可是玛西却没有笑。

    因为那根本不是玛西。

    “呃……嗯……是奥利弗吗？”

    我这个小小的玩笑开得实在有点儿不合时宜。

    “晚上好，爸爸。我……呃……还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呢。”

    “噢……是这样。”

    沉默了片刻。

    “你好吗，孩子？”

    “挺好的。妈妈好吗？”

    “很好。她也就在旁边。嗯……奥利弗，下个星期六……”

    “下个星期六怎么啦，爸爸？”

    “我们还打算不打算在纽黑文①碰头哪？”

    ①耶鲁大学所在地，在康涅狄格州。

    我们早在六月里就约好了的，我居然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噢……我去。我一定去。

    “那好。你还是开车去？”

    “对。

    “那么我们就在体育馆的大门口碰头，好不好？就说定中午，怎么样？”

    “好”

    “看完球就一起吃晚饭吧。”

    快说“好”呀。他多么想见见你哪。从他的口气里就听得出来。

    “好的，爸爸。”

    “那好。噢……你妈妈要我也代她问你好。”

    就这样，我为举行示威剑拔弩张了一个星期，结尾倒是跟爸爸妈妈如此客客气气，其间的反差也真是太大了。

    玛西的电话到半夜里才来。

    她告诉我：“有新闻报道说，就在你们示威游行的时候，尼克松倒在那里看他的橄榄球比赛。”

    现在还管这些呢。

    “我在家里冷清得要命，”我回答她说。

    “再等一个星期吧……”

    “这种各奔西东的蠢事可不能再干下去啦。”

    “就结束了，朋友。不过七天的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