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在维丽父亲的疏通下，我保住了原来的工作，而且我溜到维加斯偷懒的那个月，其中一部分被稍作假期，另一部分当做病休处理，这样我就不但没有受指责，反而可以补领工资。我的顶头上司——一名陆军上校对我能重返工作单位颇有微词，而我倒是心安理得。要知道，如果你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民政局工作，只要你没有野心又不在乎面子问题，你的上司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在GS——6区的陆军预备役部队里当行政助理。由于预备役部队每周只训练一次，所以我分管了三个单位的全部行政事务，其中包括誊录600人的工资单，为他们油印指示手册，检查由预备役人事部为他们的会议所写的早晨报告，裁减、晋升命令以及行政上的一些准备工作。除了在各个单位进行为期两周暑期野营训练时忙碌一阵子，这份差使还算是比较轻松。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是各人有自己负责的工作，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有一个民职人员名叫弗兰克-埃尔克，年龄比我大些，从属于预备役部队，和我一样搞行政工作。我和他共事两年了，完全不知道他一直在贪污受贿，直到从维加斯回来后，才偶然发现了他的劣迹，并且最终被他用无懈可击的理论说服，一道通过非法途径挣外快。

    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是块大肥肉：每周只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就可以多拿一天的工资，普通军官日薪20多美元，士兵中最高的每天十美元，外加蓄积养老金的福利，另外，那两个小时的所谓开会也只不过是在听指示或看电影时打瞌睡。

    大多数民事行政人员都参加了陆军预备役部队，我可能是局里唯一的例外，因为似乎冥冥中有种魔力在阻止我，提醒我万一爆发战争时，预备役部队的人都会被首先召人正规军。

    人人都说我是个大傻瓜，弗兰克更是不断地游说我，告诉我凭着自己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光荣经历和在陆军预备役部队当行政人员的身份，他可以为我安排一个军士长的职务，这可是件两全其美的好差事，既尽了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又领取了两份工资，何乐而不为？他不知道对于已经不习惯听从命令的我来说，即使是每周只听从两个小时，每年夏季只听从两周时间的命令，也厌恶得难以忍受。当然，作为工作人员，我每天都在执行上司的指示，可是，这指示和命令的区别可就大不一样了。

    每当我看到报纸赞美我国的预备役部队训练有素时，都忍不住摇头叹息——100多万人因为混日子而得到了荣誉！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不取消这种劳民伤财的预备役制度，可能是由于许多地方要靠预备役的军饷来维持经济发展吧？也可能是由于州的立法机构和国会中有不少政客都是预备役部队里收入不菲的高级官员吧？不得而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无论是在家庭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心理素质方面都出现了始料不及的质的变化，造成了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美国军事结构中的癌症，是这个机构的腐败使我也成了一个贪污受贿的人。

    我从维加斯回来后不久，新的兵役法使美国的许多小伙子以及有子弟适龄当兵的家长们很快就意识到有机可乘——按常规应征入伍的青年得服役两年，而且说不定所在部队驻扎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而参加了预备役的军人却只需在美国本土服役六个月后，再用五年的时间每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每年进行为期两周的现役夏令营活动就行了，可见参军若能加入预备役部队，简直等于中了人生的头等奖。

    但是华盛顿规定的预备役名额有限，所以一个指标起码有上百个小伙子申请，我有权批准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则上是先申请先批准。

    每个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请表，以前我总是按照递表的先后排列，秉公办理，可是在排列表的过程中，我的上司们——一名常规军陆军少校参谋和一名在预备部队当指挥官的中校经常会叫我把他们的一些关系户插到前面。对他们的这些要求我一律照办，从无异议，也从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写作，上班仅仅是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应征入伍的青年越来越多，不愿意到远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请更是与日俱增。这时候，发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事，以致把我这个从来对周围漠不关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来。

    事情是从弗兰克-埃尔克开始的。他比我的年龄大些，也已成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同，工作性质也一样，各人负责自己管辖的单位，每天所干的事务大同小异，每周所领的工资也都是100美元左右。虽然他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弄了个上士头衔，每年也不过比我多挣1000美元，然而他却开着一辆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车上班，还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费三美元的附近停车场里。另外，他非常爱好赌球，什么橄榄球、篮球、垒球……总之是逢球必赌，一掷千金。我诧异他哪儿来这么多的钱，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命好，常捡到钱，后来又说自己会算命，赌马的押注每次都使马场经纪人叫苦不迭。我知道这些全是谎话，听后一笑了之。既然他不愿意讲，我也懒得去打听，直到有一天，他请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级餐馆吃饭时自己主动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后，他问我：“墨林，你每月为你的单位征多少兵？华盛顿给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盘，肯定不怀好意，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上个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据我们损失多少人员而定。”

    “这些指标可值钱呢，你可以从中发点小财啊！”弗兰克不无诡谲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往下说：“每个月你让五个指标给我，我每个指标给你100美元，怎么样？”

    虽然有了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没有动心，摇摇头劝他别胡作非为去干这些违法乱纪的蠢事，并且告诉他我虽穷，却有自尊，成年后从没做过亏心事，不想为了几个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期待着成名的小说家，不诚实就等于是一个大坏蛋，就会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个完美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与妻儿一起在贫困线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顶着酷暑或严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职来帮补家用，尽管人们自愿出钱买预备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里痒得难受，我仍然宁可当一个自命清高的男子汉。

    弗兰克不死心，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你不会有一点危险的，那些名单可以是假的，又没有留底，而且你不必亲自从小伙子那里收钱，也不必亲自和他们谈条件。这一切都由我来干，当我说可以时，你就招他入伍，就这么简单，钱通过我的手交给你。”

    如果他给我100美元，那么就意味着他肯定也留给了自己至少100美元。按每个指标卖200美元计算，他的职权是招15人，也就是说每个月起码增加了3000美元的收入！现在的富翁、政客、国会议员、参议员们为了子弟逃避现役都纷纷送他们来预备役部队，这滚滚的财源一定势不可当！可是弗兰克委屈地告诉我，他的那15个名额实际上不能全归他支配，因为他所属的部队的层层指挥官也出于种种目的有他们指定要照顾的人。这些占用了指标的高官把到了弗兰克嘴边的肥肉给夺走了，害得他每个月只能卖五个指标，真是哑巴吃黄连。在一番捶胸顿足后，他只好另辟蹊径。

    俗话说：堕落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其实无论上级怎么克扣，弗兰克仍能赚到每个月1000美元以上的免税的额外收入，却还在那里嫌少。对于捉襟见肘的我来说，这笔钱已无异于天文数字，不过我还是一口回绝了他的诱惑。我是真心实意不想干有损自己人格的肮脏交易。我从小就以诚实为美德，不会说谎，更不会因金钱去为非作歹。在这方面，我自以为颇有哥哥阿迪的风范。阿迪是绝对不会腐化堕落的，他在联邦食品医药局当化学工程师，主管新药的检验工作，掌管着一定的权力，收入相当可观，当然工作中的责任性和承受的压力也相当大。特别是他这个人在工作中铁面无私，总是认真得一丝不苟，结果往往会发生国内其他化学家检验通过了的药品到了他的手里却卡住不放的情况，为此，一些大的制药公司就经常派人上门疏通，或者是企图要他手下留情，或者是干脆想用高薪挖他到公司去。阿迪如果是个贪婪的人，甚至可以说阿迪如果是个原则性没有那么强，容易通融的人，他也早就富甲天下了，可是他把所有的说客都打发走，始终矢志不移。有一次，他的上司利用职权硬是放行了一种他否定了的新药，一年后，临床证明这种药有毒，甚至造成了一些病人死亡，传媒把这件事的内幕全部曝光，引起公众哗然。这段时间里的阿迪成为了万民瞩目的英雄，晋升到民政级别中最高的一级，但同时上司也向他暗示不可能再往上提升他了，因为他实在太迂腐，太不近情，太不会耍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所以永远当不了局长。对此他毫不在乎，我更是为他感到自豪。

    像阿迪那样过诚实的生活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我自诩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不奢望自己能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好汉，但是倘若我犯了错误，也绝对不会为自己开脱，而且日后会记取这一前车之鉴，只不过错误的种类和犯错误的机会实在太多，以至于我常常对自己的不检点感到吃惊，对自己的不争气感到失望。我实际上也很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像阿迪那样的英雄——他的诚实出于本能，而我想当老实人是因为我觉得说真话要比讲假话好受得多，清白要比犯罪舒坦得多。也就是说，在我的灵魂深处，要当老实人是出于实用而不是为了浪漫的理想，如果我觉得撒谎、做贼更好受和更舒坦的话，我早就干上了。我对那些讲假话、做违法事的人从不觉得厌恶、反感和看不起，反而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这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职业上而不是道德上的选择。也许很多人会说我这样看待骗子和贼人，是在向自己兜售变成这类人的思想，可能是吧，反正我始终认为真善美与假丑恶均是出于价值观念。

    听了弗兰克说明真相后，我的竞争意识是要做一个比他完美的人。发现自己并不贪财，不像他那样为了得到金钱而自甘堕落时，我的心理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满足感。珍惜名誉，尊重妇女，保持清白都是我的美德，此外我还能够做到信任别人的所作所为，不随便猜测他们的动机。我唯一不信任的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干什么事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却往往是一塌糊涂。在与人交往中，我情愿被人欺骗，被人愚弄而不愿意去欺骗和愚弄别人，宁可别人有负于我，我却不愿有负别人。不要浪漫地认为我有多高尚，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应付社会来武装自己的盔甲，穿上了它以后，除非我有负罪感，否则这个世界就伤害不了我。只要我对自己的评价不错，哪怕别人把我说得一钱不值也无关紧要。当然，这种处世哲学并非放诸四海皆准，铁甲威龙尚且有被击倒之时，过去的几年中，我的麻烦同样不少。

    另外，我的这套引以为荣的处世哲学说穿了不过是最低级的狡猾。我的道德观念以冷漠为基石，我之所以奉公守法是由于还没有能令我朝思暮想的东西来引诱我贪污腐化。迄今为止，我唯一想做的事仍然是写出轰动世界的，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艺作品。我认为自己拥有这一理想不是为了金钱、名誉和地位——可能也只不过是认为吧！记得在少年时代，我曾被负罪感和没有出息的情绪所困扰，在陷入绝望之时，偶然发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克拉玛索夫兄弟》，就是这本小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给了我力量，使我意识到：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外表看起来多么卑劣的人，都有着自己善良的一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依依不舍地把小说还给了孤儿院的图书馆后，在秋日的阳光下散步时，心灵充满了一种圣洁的感情，恍若超凡脱俗。

    从此，我渴望自己也能写出一本让人们读后也有我那天感觉的书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意味着鞭策自己去完成一项最高尚最纯洁的使命。然而，当我历时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再加上两年含辛茹苦的奋争才得以出版的小说问世后，我看到的第一篇书评竟然是攻击它俗不可耐！说它是一本根本就不应该写，写了也根本不应该出版的劣作。后来，尽管这本小说在文艺界得到了不少很好的评论，许多权威的评论家说我创作了一本有真正艺术价值的书，甚至认为这本小说一脉相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还有很多人写信来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这些安慰远远弥补不了因小说不受广大读者欢迎，销售上一败涂地而带来的失落感。

    我本来还想以全身心投入再写一本真正伟大的小说，书名拟定为《罪孽与惩罚》，可惜没有一个出版商肯预付稿酬给我，我因而也就不得不辍笔。这时候的我已经债台高筑，全家生活穷困潦倒——孩子们没有起码的玩具，妻子不敢想象得到女人们都中意的物品。搁笔后，我躲到了维加斯，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逃到了无人知晓的角落，但是，舔干净创口上的血污后，我只能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次的经历再加上弗兰克的花言巧语，我倒是悟出了一条哲理：要想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作家，就必须有金钱做坚强后盾。只有在物欲得到满足后，才谈得上精神的享受。

    弗兰克足足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死死纠缠，终于把我拉下了水，不过，他还是碰上了运气才成功的。弗兰克是个生活中的赌棍，连给妻子买礼物也像投赌注那样总是买些在日后手头紧时可以去当铺典卖的东西。我更佩服他因为滥赌而发明的使用支票的方式：每逢星期六上午，弗兰克总是上街采购家庭生活用品，他家附近的商人都认识他，并且都肯用现款兑换他开的支票。比如，他在肉店里买40美元最好的小牛肉和牛排，给店老板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老板找回60美元的现钞给他。在副食品店、蔬菜店以及酒店等，他都如法炮制，到了中午时分，从采购中找回的现金就起码有200美元以上，这样到下午时就可以用来赌球赛了。如果他在星期六就把现金输光了，星期天还可以在经纪人那里赊账赌马，变本加厉地赌。要是赢了钱，便在星期一早晨赶到银行去把支票的透支款补上；要是输了，他就先让支票透支，接着在这个星期的工作日里，使出浑身解数，骗取那些想以人预备役部队服六个月役来逃避服两年现役的年轻人的贿赂。

    弗兰克经常请我去看那些晚间的球赛，还支付了两个人的全部开销，包括门票、吃热狗、喝饮料等等。他天生慷慨大方，当我抢着掏钱时，他总是把我的手推开，调侃道：“老实人是承担不起看球赛的消费的！”我无论在节假日还是上班时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轻松愉快。在午餐休息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们有时会赔纸牌，我往往能赢他几块钱，不是因为我的牌艺超过他，而是他的心思不在纸牌，注意力全在运动项目的赌注上。

    凡是道德防线崩溃的人，无一例外必然可以为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其实只有当你心甘情愿让防线崩溃时，它才会崩溃。

    有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看见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挤满了准备参加预备役部队的年轻人。整个国民兵训中心里人山人海，这栋八层楼里的所有部门都在为招兵入伍忙得不可开交。国民兵训中心是座旧建筑物，平日提供好几个营的士兵的军事理论训练场地，每层楼的一半面积用作储藏室、课室和行政管理办公室。

    我的第一位顾客是个小老头，带着一位21岁的小伙子来应征入伍，小伙子的名字排在名单的后面。

    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们恐怕起码要再过六个月才能招你入伍。”

    小老头的蓝眼睛里闪着自信和高傲的火花，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你最好跟你的上司核对一下。”

    此时，我透过间隔着办公室的玻璃墙看见了我的上司——现役陆军的一名少校正在向我不断地打手势。我站起来，走进他的办公室。少校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胸前戴满了各种勋章，只见此时的他汗流浃背，显得很紧张。

    我对他说：“那老头要我和你谈谈，他要求让跟他来的那个小伙子插队入伍，我告诉他我办不到。”

    少校生气地说：“按他的要求办！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个国会议员！”

    我毫无表情地问：“那份名单怎么办？”

    “别理他妈的什么名单不名单了！”少校不耐烦地答复我。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议员和他的门徒正坐着等我。我着手把入伍的表格填好。在制表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他出身于一个美国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家庭，现在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为了逃避服两年的兵役而要求参加预备役部队，说不定将来某一天这名字会值一亿美元呢！

    议员的举止大方得体，既没有对我发号施令，称王称霸，也没有让我感觉到是屈服于他的淫威才破坏了章程。他说话文雅温和，恰到好处，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还设法让我产生了这是在帮他的忙的心理，并且提出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求助于他，可以直接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跟他来的小伙子自始至终沉默寡言，只有在我打印他的入伍表格必须由本人回答问题时，他才开腔。

    本来对这类滥用权力的不公平现象我没有道义上的反抗，他们要我这么干，我也只能照命令办，仅此而已，别无他法，但是不知何故，我一直感到憋气。

    小伙子是个富家子弟，凭什么就不能为国家在现役部队服役两年？何况这个国家对他的家族已经够意思了！于是我在他的材料里加上一个MOS的推荐记号。MOS代表军事职业特殊技能，加上这个记号表示推荐他参加具有特殊军事技能的训练。我推荐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部队里稀有的电子专家，这样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他就必须首先应征入伍参加现役部队！虽然天晓得猴年马月才出现紧急状态，但推荐了他又有何妨？而且他们永远都无从知道被加上了这么一个记号。

    少校过来主持小伙子的入伍仪式，让他跟着复述誓言，宣誓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然后与在场的人握了握手。小伙子的自控能力还不错，一直到和议员走出我的办公室后才对着议员浅浅一笑。

    那是顽童在恶作剧后发出的微笑。看见小孩的脸上挂着这种微笑总会让人浑身不自在，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他脸上发出这种令人恶心的微笑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坏青年，但这一笑足以消除了我心怀叵测地推荐他成为MOS后所引起的不安。

    弗兰克-埃尔克从办公室的另一边观看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后，当即跑过来揪着我质问：“你还准备扮演多久这种笨蛋的角色？那个议员刚才从你的口袋里拿走了100美元！天知道他为此还捞到了多少好处？也许好几千美元呢！如果那小子直接找我们帮忙，我至少可以弄他500美元！”看着他那被愤怒扭曲了的嘴脸，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对待什么事情都太随便了，”弗兰克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你本来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的，如果你肯听我的意见，你就可以解决自己的许多问题了！”

    “你不仅仅是在为我着想吧？”我笑着逗他。

    “好，好，”弗兰克打蛇随棍上，“算是你帮我一个大忙吧，我迫切需要一个名额，你看到坐在我桌旁的那个红头发的小伙子了吗？他愿出500美元，因为他随时都可能收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一旦接到那张通知，就不能违反兵役法参加我们的部队了，所以今天就必须征他入预备役，可是我的手头上已经没有空额了。你把他征入你负责的部队，这笔钱我们俩平分。就帮这一次，总可以吧？”

    听着他那近乎绝望的语气，我情不自禁地说：“好吧，叫那个小子到我这儿来吧，只是钱你留着，我不要。”

    弗兰克如释重负地连连点头说：“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保管着你的那份钱，说不定哪天你会改变主意的。”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吃完饭，和孩子们玩了一会儿。送他们上床以后，房间里只剩下了夫妻俩，维丽说需要100美元来为孩子们买衣服和鞋子过复活节，她只字不提自己也应该买新衣服。我知道100美元仅够买几套童装，而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穿新衣服过复活节简直就是教规。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后对弗兰克说：“我改变主意了，把我的那份钱给我吧！”

    弗兰克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孩子！”然后带我到男厕所的僻静处，从钱包中数出五张50美元的钞票递到我的手里，临走又试探了一句：“周末前我还会有另一个顾客……”我没有搭理他。

    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做亏心事，心里却不觉得难受，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回家的路上就美滋滋地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了些礼物。当把为孩子们买衣服的100美元交给维丽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绽出舒心的喜悦——不必再向她的父亲乞钱了。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而且好几年都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

    打那以后，不用弗兰克牵线，我自己就干起这勾当来。我的整个人格都在蜕变，当骗子原来这么过瘾，它把我的优点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我戒了赌，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已对自己正在写的那本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第一次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我甚至着手研究数本厚厚的军事条文，当然了，目的是寻找法律上的漏洞来帮助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我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就是健康标准可以任意降纸或提高，一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前还因为身体问题不合格不能服兵役，可是六个月后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体检，这都是依照华盛顿确定的兵役指标来决定的，还可能是依据军事预算的拨款而定。还有这样的条文规定：凡是由于精神失常受过休克治疗的人都不能应征入伍，不能入伍的人还包括同性恋者，在私营企业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的人材等。

    随后我还研究了自己的顾客，他们的年龄从18到25岁，热点在22-23岁。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往往大学刚毕业，害怕在军队里浪费两年的时间。他们最迫切要求加入预备役部队来只服六个月的现役。

    这些年轻人都很富有，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很富有。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总有一天会成为中产阶级之类的上层人物，有的还将成为美国各界的领袖。在战争期间，他们也许会争先恐后地进入军官学校，现在他们宁可当面包师、军服修补工或是军车维修员。他们之中有一个年仅25岁已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成了债券专家。当时华尔街由于有了新股票而充满了生机，这种股票刚发行就猛增了十个百分点，使这些年轻人一下子都富得令人咋舌。他们乐意花钱逃兵役，我也乐得大开财源，很快，我就把欠阿迪的几千块钱还清了，他十分惊喜和好奇。我胡诌了些诸如手气好，赌赢了钱之类的理由，而无颜把真相告诉他。从小我就极少对他撒谎，这是其中的一次。

    弗兰克成了我的顾问，他提醒我说：“小心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真正的江湖骗子，盯住他们，他们就会更尊敬你！”

    我耸耸肩，实在不明白他的道德标准以什么为尺度。他解释道：“他们只不过是些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不愿意去为祖国服两年的兵役？凭什么要来混他妈的六个月预备役？你我都曾为国家作过战，如今却两袖清风。国家已经让他们腰缠万贯，让他们的家庭八面威风，让他们有高尚的职业，无量的前程，而他们这些臭小子竟然不愿意为国家当两年的兵！”

    他义愤填膺，令我感到吃惊。平时他是那么随和，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相信他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作为一名预备役部队中的上士，他确实是尽忠尽责的，而他的行骗受贿仅限于当民政公仆之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建立了一支客户队伍，还特意制造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渠道的等候者名单，另一份是私下挑出的行贿者的名单。我时刻告诫自己要谨小慎微，千万不能贪得无厌，所以每个月我只拿出十个指标给出钱的人，其余那十个以上的是官方名单的人。开初，我订的价格是每名100美元，因为一个月有1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客户们总是自动加码，过不了多久，我的开价也就涨到了300美元一位。后来，有个穷得叮当响的青年来找我，知道这位要养家糊口的人在应征入伍前怎么都不可能从官方名单上轮得到参加预备役部队，我感到内疚，终日不得安宁，最后决定完全不管什么官方名单，除了十个指标给行贿者以外，其余的统统免费赠与求助于我的幸运儿们。一句话，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这种混账事我以前一直都不愿意干，然而干开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单位里交了大量的朋友，日后他们为我开脱罪名帮了大忙。我还订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艺术家、作家和初出茅庐的导演免费加入我们的预备役部队。这也算是对我不再写作，甚至没有了写作的冲动而感到内疚所交的一点点杂税吧，更何况我堆积罪恶的速度和我堆积金钱的速度完全成正比，我的确应该用传统的美国方式，即通过做好事来给自己赎罪，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

    弗兰克知道后又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劲地骂我缺乏做生意的本能，品行太仁慈，应该学会厉害些，否则人人都会利用我的仁慈。其实他错了，我并不像他和其他人所想的那么好。

    实际上我是应用了起码的智力朝前看，知道这种赚钱的把戏迟早要露馅，特别是它牵涉的人实在大多了——数以百计的和我工作相同的民政人员都在受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伍费用”后应征参加预备役部队，这简直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异化现象：人们在绞尽脑汁找门路并出钱买当兵的机会，目的又是为了不当兵！

    一天，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带着儿子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名富商，儿子是个开业不久的律师。他们带来了一捆政客们写的介绍信，和正规军的少校谈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晚上开会时又来拜会预备役部队的上校。军官们对他俩彬彬有礼，交谈后叫他们找我商谈有关预备役指标的问题。这父子俩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把名字登记在官方的等候名册上，父亲的名字是希勒，儿子叫杰拉米。

    希勒先生从事汽车生意，还经营名牌卡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通常的问题答卷后和他们聊了一会儿。

    他儿子的话很少，显得很窘。希勒先生问我：“按名单排，他得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用通常的答案回复道：“六个月。”

    “在等到之前他就会被征入现役部队了，”希勒先生看着我忧虑地说，“如果你能想办法帮帮他，我将感激不尽。”

    我用套话应付他：“我只不过是个小职员，唯一能帮你忙的人是已经和你谈过话的那些当官的，或许你应该和你认识的国会议员谈谈。”

    他仔细地瞧了我半天之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如果你要买辆车，尽管来找我，我会按成本价卖给你的。”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笑着说：“当我买得起卡迪拉克的时候，我就不必干目前这份工作了。”

    “那倒是实话。”希勒先生友好地对我微微一笑，告别前，他又说了一次：“如果你能帮我一把，我会很感激你的。”

    第二天，希勒先生打电话给我，他用商人特有的交际本领加上销售艺术来和我套近乎。他先是关心我的健康情况，接着问我的工作是否如意，还扯到了那天很好的天气。一番寒暄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昨天我热情接待他们父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政府雇员中很少人会用这种态度接待公众，所以出于感激之情，他愿意以原价让给我一辆别人仅用了一年，他刚买到手的多济牌汽车，还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共进午餐，顺便谈谈这件事。

    我告诉他共进午餐就免了，但我可以在下班回家的时候顺路去他那里谈一下车的事。

    希勒先生的汽车公司在长岛的罗斯林，离我住的布朗斯新村不过半小时的车程。当我到达那里时，天色尚早。我把车停妥后，在摆满了卡迪拉克的场地上转了转，欣赏一下这些名牌汽车的风采。这些车的车身修长锃亮，高贵端庄，有些金光闪闪，有些乳白可人，有些深蓝似海，有些红如骄阳……再配置上富丽堂皇的座椅，真是漂亮极了。从前我对汽车并不在意，此时此地却被中产阶级的占有欲火烧得热辣辣的。

    我朝着长长的砖楼走去，经过了一辆蓝绿色的多济牌汽车。这辆车很不错，如果我刚才没有领略过那数英里长的卡迪拉克，一定会很喜欢这辆车。我朝车厢里面看了看，那些座椅高高的，十分舒适，可是和名牌车排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够气派。

    我的心理简直有点像一个暴发了的贼。

    近几个月来，我的变化惊人。在第一次收取了贿赂后，心里还有点闷闷不乐，原以为自己一向以不说谎为自豪，这下子肯定会瞧不起自己，没想到如今反而对自己沦落为卑鄙的受贿者和骗子沾沾自喜。看来我没有以蜕变成社会渣滓为耻，反以为荣，我辜负了大众对政府雇员的信任，成了勒索那些求助于我的年轻人的罪犯！

    在一些不眠之夜琢磨新策略之余，我也会反思一下自己的变化，很有点怀疑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出于对社会拒绝承认我是一个作家的报复，又是不是对我曾经是个一无所有的孤儿，曾经在世界上历尽了千辛万苦仍一事无成的一种补偿。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干好的事了，终于能够满足妻儿的物质需要了，更离奇的是，我因而变成了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我不再写作，和维丽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孩子们做作业时，我也有空去辅导他们，还有钱请临时保姆，有钱买入场券和全家一起去看电影，有钱买礼物送给妻子和孩子。有几家杂志社约我写稿，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写了出来。我乘机把受贿得来的钱加在稿费里，告诉维丽因为给杂志社摇笔杆子我的收入增加了。

    我是一个快乐的贼，但在内心深处也很明白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所以我不敢奢望买一辆卡迪拉克，能拥有一辆蓝绿色的多济也就心满意足。

    希勒先生的办公室很大，桌上放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秘书不在，估计他是有意支开她，免得我尴尬。我乐于和这类聪明人交往，最忌讳与不识时务的笨蛋打交道。

    希勒先生请我坐下，抽支雪茄烟，又再次问到我的健康等等情况，然后切入正题：“你看见那辆蓝色的多济了吗？车不错，保养得顶好，我可以廉价卖给你。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1950年出厂的福特牌。”我说。

    “以旧换新吧，”希勒先生说，“用你那辆福特再加上500美元，你就可以把多济开走了。”

    我不动声色，从钱包里取出500美元放在桌子上，说：“成交了！”

    希勒先生脸上顿时略显不安，问：“你可以帮得上我儿子的忙，对吗？”他是在担心我不明白他的条件。

    我对自己因为这笔小小的交易而产生强烈的快慰也感到吃惊，其实我出这500美元已净赚了1000美元，也知道完全可以把价格提高到只用福特换多济，但我不想那么贪婪，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侠义心肠，所做的不过是把富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卖给他们，应该货真价实。我没有把这笔交易当做是贿赂行为，希勒先生脸上的忧虑可以说就是见证，所以我面无表情，公事公办地告诉他：“你儿子将在一周内加入为期六个月的预备役部队。”

    他的脸马上云开日出，充满欣喜和敬意地说：“我今晚就把过户文件搞好，把车牌的事办妥，你过一会儿就能把车开走了。”他探过身来和我握手，说：“我听过许多有关你的故事，人人都说你的好话。”

    我当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心里不禁美滋滋的。作为一个老实的骗子，我的名声仍佳，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成功！

    希勒先生趁职员在办理文件之际，有的放矢地和我聊天，他是要设法弄清在他儿子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全权处理呢还是必须再经过少校和上校。也许由于他那成功的商业头脑的本能吧，所以办任何事都很机灵和圆滑，也很周全。他首先夸我精明能干，善解人意，之后又问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项，他还担心那两名军官会在为他儿子主持入伍宣誓仪式时记起他的儿子是哪一位，我告诉他这确实有可能。

    希勒忧郁地问：“难道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他一下子就跳到了这么前吗？”

    作为外行，他问得确实有道理。我心中暗笑他太过虑了，于是反问道：“难道我问过你关于多济的任何问题吗？”

    希勒先生笑容可掬地说：“那当然没有。你熟悉自己的业务，我只是因为事关亲子，不想因自己所做的事给他带来麻烦罢了。”

    我没有留意他的话，思想早飞回家去了。我想象着维丽看见蓝色的多济会有多高兴，她早就对那辆残破的福特厌倦了，何况蓝色是她最喜爱的颜色。

    我强迫自己的思路回到希勒先生的问题上，我记得他的儿子杰拉米留长发，穿三件头的西装，打领带，所以说：“叫杰拉米把头发理短，换上运动服后再来我的办公室，他们就认不出他来了。”

    希勒先生面露难色，说：“杰拉米不愿意这么干。”

    “那就算了，我也不习惯强迫别人干那些他们不愿意干的事，这一切交给我来办就行。”我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好吧，”希勒先生赶紧说，“这一切就交给你去办吧。”

    我开着新车回到家，维丽果然很高兴。我带她和孩子们去兜风，多济跑起来真是棒极了。我们把车上的收音机打开，在原来的那辆旧式福特上可没有这份享受。我们还停车吃比萨饼，喝汽水……这些都是结婚以后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而尽量不去消受的东西。后来，我们把车开到了一家糖果店前，又买了冰淇淋和可口可乐，还为女儿买了洋娃娃，为两个儿子买了作战玩具，为维丽买了一盒高级巧克力。我今天的确够大方，花起钱来就像个王子。在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来。孩子们上床后，维丽把我当成了刚给她一只大钻戒的阿加-堪，如痴如醉地和我耳鬓厮磨。

    我还记得在出走维加斯之前的那些敲打字机的光阴，如今，我终于时来运转，再也不用为了温饱去加班加点干双份工了，而且在衣柜底部的旧手稿中还藏有两万美元。这源源不断的生意真能使我发家致富，除非这种黑市交易彻底曝光，或者世界上的大国停止花巨款扩充各自的军队。我生平第一次明白了那些权贵、将军以及工业界的巨子对战争的感觉——世界和平、裁减军队对我所构成的威胁就是让我再度沦为穷光蛋。我当然不希望爆发战争，只不过是出于切身的利益暗暗祈求美苏两国别那么友好，哪怕再僵持一段时间也比冷战结束强。想到自己居然为了发财连自由主义都抛弃了，我忍不住一阵阵冷笑。

    维丽的轻微的鼾声并不妨碍我的思绪，她要照料孩子和我，一大堆家务，真够她操心的，总是上床后就很快进入梦乡，奇怪的是比她更疲劳的我却常常三更半夜仍辗转难眠。过去，我往往会爬起来，躲到厨房里写小说，饿了就自己煮点东西吃，一直干到早上三四点才回到床上去。现在不写小说了，无事可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模糊地感到也许我应该重新笔耕。毕竟有钱有时间了，但我始终没有动笔，如今的生活太多内容，太激动人心了，开车、交际、交易，甚至像花花公子一样开始在一些蠢事上花钱……

    最成问题的是如何妥善存放那些现款，长期放在家里总不是万全之计。我想到求哥哥阿迪帮我把它们存入银行，他肯定不会拒绝我，但我开不了这个口——他是个从来没有为自己或妻子、孩子干过任何亏心事的完人，看到这么一大笔钱，准会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而我只能把真相告诉他，虽然他依然会帮我，却从此将对我另眼相看，这个我可受不了。有些事倘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找阿迪帮这个忙就属于这一种类型。

    有一种兄弟也是不能把钱托付给他的，那是因为他可能把钱吞掉，想到这里我突然记起了科里。科里一定知道存放这些钱的最佳方案，这是他的特长。等下次他来纽约的时候，我可得好好向他请教，以便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有预感，财源将会越来越势不可当地向我滚滚而来。

    第二个星期，我轻而易举地把杰拉米安插进预备役部队，希勒先生为了表示谢意，邀请我到他的车行去，为我的那辆蓝绿色的多济更换四个全新的车轮子。我自然以为他的此举是出于感谢之心，因而对他真是感谢到了有点歉意的程度，却居然忘记了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商人！

    机械师给我更换新车轮时，希勒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又给了我一个新课题。

    他先是和以往一样眉开眼笑地说了些让我听了非常舒服的话，诸如何等聪明可靠，和我打交道何等愉快称心等等，还说如果我将来不在政府部门供职时他会为我谋到一份好工作，云云。这些恭维话使我飘飘然，在生活中我很少得到表扬，大多数赞誉话都是来自阿迪，还有就是一些不知名的书评者，现在我猜不透他到底准备说些什么。

    “我有个朋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希勒先生终于转到正题上，“他有个儿子迫切要求参加预备役部队。”

    “没问题，让那个小伙子来见我，别忘了叫他提你的名字。”

    “麻烦的是这个年轻人已经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希勒先生眼也不眨地瞅着我说。

    我耸耸肩说：“算他倒霉，告诉他的家人，两年后再和他团圆吧。”

    希勒先生和颜悦色地说：“你肯定像你这么绝顶聪明的年轻人也想不出高招来帮他一把了吗？酬劳很高，他父亲是个重要的人物。”

    “毫无办法，”我斩钉截铁地说，“军队的条令非常明确，任何人只要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就不能再参加预备役部队。华盛顿的那些人还不至于傻到连这也不清楚的程度，要不然谁都会等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参加预备役。”

    希勒先生仍坚持道：“这个人想见见你，他愿意为儿子付出一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见我也没用，我帮不了他。”我说。

    希勒先生向我的身边靠了靠，用一种近似恳求的口吻说：“看在我的份上，去见见这个人，行吗？”

    我明白希勒先生的意思——即使我仅仅是去见见这个人，即使我不帮这个人的什么忙，只要我去了，在这个人的眼中希勒先生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大恩人了。那么，看在这四个全新的车轮的分上，我不妨花半小时去会会这个大阔佬。

    “好吧！”我答应了他。

    希勒先生立刻写了张纸条交给我，我看了一眼，名字是“埃里-汉姆希”，还有个电话号码。我记得这个名字，埃里-汉姆希是服装工业界的巨子，和工会有摩擦，与镇压暴动有牵连，同时又是市里面的一个光彩炫目的显赫人物，有政客为他撑腰，而且是慈善机构的顶梁柱，等等。既然他是一个大人物，为什么还要找我来帮他的忙？我向希勒先生提出了这个疑问。

    希勒先生解释道：“这正是他的精明之处。他是西班牙裔的犹太人，是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在他们的身上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阿拉伯人的血统，这种混血使他们除了精明还练成了真正的杀手。他不想让儿子成为某个政客的人质来向他索取高价，说实话，向你求助要便宜得多也安全得多。此外，我告诉他你是个好人，绝对忠厚，现在你是唯一能帮他的人。那些大人物对入伍通知书之类的事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类事情实在太敏感了，政客们躲都躲不及呢！”

    我想起了那个到过我办公室的国会议员，他算是有胆量的人，也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前程已经快到终点了，所以他才毫不在乎。希勒先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我。

    “别误会，”他和我眼光相碰的时候赶紧说，“我也是犹太人。我只是提醒你和西班牙裔犹太人打交道时得提防着点，否则他们会占上风的。当你去见他们时，要动动脑子。”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关切地问：“你不是犹太人吧？”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起了当年做孤儿的情景，真是条可怜虫，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才不会在乎是否犹太人或黑人呢。

    第二天，我打电话到埃里-汉姆希的办公室找他——我的这些顾客的父亲全像那些已婚男人搞婚外恋似的，只把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我，却要了我家的电话号码以便有事时可以马上联系。我已在家里接到过不少这类的电话，引起了维丽的好奇心，只好又编造些赌博上的事或者杂志社谈工作之类的谎话来搪塞她。

    汉姆希请我在午餐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我去了。他的办公室设置在第七大街的一个服装中心的大楼里面，离军部大楼仅十分钟的路程。要我走过去也无所谓，特别是在春风中散散步还挺写意。

    在服装中心，我不断给那些挂满了衣服的手推车让路，这些推车工人为了微薄的工资干重活还显得心满意足，而我只做些轻松的文读工作就拿数百美元仍怨天尤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人，他们为什么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去外面打家劫舍？如果他们受过教育，就完全可以和我一样去混钱而且不伤害他人。

    在大楼里，接待人员带我穿过为即将到来的季节而设计布置的最新时装展览大厅，然后走过一扇污秽的门，进入了汉姆希的豪华办公套问。大楼的其他部分都肮脏得不堪入目，这个办公套间却整洁漂亮得不可思议。接待员把我转交给汉姆希的秘书，这是一位衣着考究，而且颇有气质的中年妇女，她把我领进了里问。

    汉姆希先生身材高大。如果不是穿着一套裁剪合身的西装，配上昂贵的白衬衫和深红色的领带，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哥萨克人。他的面貌刚毅，表情忧郁，给人一种高尚和诚恳的印象。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握住我的双手表示欢迎，并良久盯着我的眼睛。他离我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他那头又深又密的白发。他很认真地说：“我的朋友讲得对，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我真的帮不了你的忙，我愿意帮，但帮不了。”我回答他之后，又接着就像已经对希勒先生做过的解释那样，把入伍的规则条件详细地给他说明了一番。我的口气比原来预期的还要冷淡，因为我不喜欢别人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他坐在那里，阴阴沉沉地点着头，然后又似乎没听进我说过的话，用忧伤的声音说：“我那可怜的妻子的身体很差，儿子现在去参军无疑会要了她的命，她是为了他而活着的，别说是要他离开两年，一年也不得了。墨林先生，无论如何你得帮帮忙。如果你能帮这个忙，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

    本来他是不可能说服我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编织的故事，不过他最后的那句话刺激了我——“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只有皇帝才有足够的权力充满信心地对一个人说这种话，现在他竟敢这样许诺，当然靠的是能使鬼推磨的金钱！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我说，“也许能想出一个办法来。不过，恐怕很难。”汉姆希先生又在不断地点头，表情依然非常忧郁地说：“我知道你会想出办法来，你的头脑很灵活，心地又很善良。”然后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你有孩子吗？”“有。”我答道。他又详细地向我打听孩子一共有多少个，年龄多大，什么性别，还问起我妻子的情况。此时的汉姆希不像在有求于我，倒像是个长辈在关心我的家庭。末了他还问清了我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等等，和其他客户的家长一样，说是以便必要时和我联系。

    当我告别时，他亲自送我到电梯口。我觉得自己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明白了，该解释的也都解释得很清楚了，我没有办法可以使他的儿子和兵役局脱钩。汉姆希说得对，我有一颗善良的心，不愿意开空头支票来哄骗他和他妻子安心。我的头脑清醒，的确不可能为了拯救一个该服兵役的牺牲品而与兵役局搞僵关系。那小伙子已收到入伍通知书，再过一个月就得应征当兵，他母亲也只好单独地活下去。

    第二天，维而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用激动得异乎寻常的声音告诉我：刚刚收到了“送货上门特别服务公司”送来的五大箱衣服，其中三个孩子的秋冬服装一应俱全，而且非常漂亮，还有一大箱是专门给她的，所有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买不起的昂贵的名牌货。“随货而来的一张卡片上写道：‘汉姆希送’。他是谁？”维丽惊喜地问，“墨林，这些衣服实在太美了！他为什么要送这些衣服给你？”

    “我为他的公司写了一些小册子，稿费不多，所以他答应送些衣服给孩子们。我原以为只是送几件而已，真没想到……”我又在编谎话敷衍她了。

    电话里继续传来她那惊喜若狂的欢呼：“他一定是个好人！五箱衣服的价钱肯定超过1000美元！”

    “那太好了，我今晚回家再和你们谈这件事吧！”我匆匆挂断了电话。

    放下话筒后，我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都跟弗兰克说了，还提到了希勒先生这位卡迪拉克汽车商。

    弗兰克斜着眼睛看着我说：“你已经上钩了，那家伙要你为他做的事，你打算如何去办妥呢？”

    “真见鬼，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会去见他！”我抱怨道。

    “是希勒先生车行里的卡迪拉克促使你去的，”弗兰克冷笑道，“你也像那些——那些有色人种一样，只要能拥有卡迪拉克，就算回非洲住茅棚也心甘情愿！”

    我注意到了他话中的火药味，他差点说出“黑鬼”这个字眼。他是马上改口说“有色人种”的，不知道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带侮辱性的字眼呢，还是以为我听了会反感？

    对于纽约贫民窟里的黑人酷爱卡迪拉克车的事，我始终弄不懂人们为什么要愤怒。是因为认准了他们买不起呢，还是因为反感他们借债买这些超出了实用价值的奢侈品？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的的确确是卡迪拉克促使我上钩的，我答应帮希勒的忙去见汉姆希的根源就在于我灵魂的深处确实曾有过开豪华车的念头。

    晚上我回到家后，维丽和孩子们为我开了个时装表演会。她在电话里没有提到装衣服的那五个箱子的体积是多少，看完了他们的演出后，我才知道这五个装着给他们的每人十套衣服的硬纸箱有多么巨大。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维丽这么激动了，孩子们固然也很高兴，但他们在现有的年龄阶段还不太在乎衣服，连女儿也是如此。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闪念：如果走运遇上一个玩具制造商的儿子也因接到入伍通知书而需要我帮忙，那么最激动的就将是孩子们。

    维丽接着提出了她不得不买新鞋子来配这些新衣服的要求，我让她等一段时间再说，为此我暗中记了备忘录：要特别留意有没有制鞋商的儿子申请服预备役。

    使我为难的是倘若汉姆希先生送来的是普通质量的衣服，我会觉得他是在照顾我，会因为接受富人的施舍而感动不已，但是他现在送来的全是质地高档的精品，无论我怎样收受贿赂都不可能买得起的真材实料的时装。它们的价值在5000美元以上，而不是维丽以为的1000！我看了看附来的卡片，这是一张名片，上面印有汉姆希总裁以及他那间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没有手写的只字片句。汉姆希可真是够聪明的，不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说明这些东西是他送的，从而也就没有任何把柄可以指控他犯下了行贿罪。

    在办公室时我曾经考虑过把衣服全部退回给汉姆希先生，回家后看见维丽的那种欢喜劲我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天晚上我一直到凌晨三点才睡着，脑子里不断思考着如何才能使汉姆希先生的儿子免去那两年的军旅之苦。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之前已做出了决定：这个人的忙我帮定了，但绝对不能在文件上留下记载，以免将来追踪到我的头上。做这件事不但要手段高超，而且做完后要消灭一切蛛丝马迹——收钱后把一个申请加入预备役部队的人从原来的名单顺序中抽出来插到前面去是一回事，帮一个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后的人摆脱现役部队的羁绊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找给汉姆希发出入伍通知的征兵委员会，那边接电话的是一个和我同级别的职员。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告诉他保尔-汉姆希早就在我编排的预备役名单上，我原打算在两周前征他入伍的，但把寄给他的通知书上的地址写错了，出了这样的事故全是我的过失，假如保尔-汉姆希的家人大吵大闹的话，我会很麻烦，也许连饭碗都难保，而且我心中充满了负罪感……云云。我问他征兵委员会能否撤销这份入伍通知书，这样我也就可以按原计划征他入预备役部队以开脱罪责，事后我会把正式表格寄到征兵委员会，证明保尔-汉姆希已经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在电话里，我按照事先精心设计好的口气把这个纯属子虚乌有的故事讲完，不流露一点点热心助人的语气，绝对不过是一个老实人在设法纠正自己的一个不该犯却犯下的错误而已。在电话里，我还暗示他如果他们肯帮我这个忙，我一定会投桃报李，以德报恩。

    最后的这一招是我前一天晚上苦思冥想出来的。我估计征兵委员会的职员们也许接触过一些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也许这些年轻人会向他们提出过想改服预备役的要求，说不定他们帮一个青年满足要求的话，能拿到1000美元的报酬。

    但征兵委员会的这位职员对我的暗示充耳不闻，我请他是大乐意助人了，根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一口答应撤销那份入伍通知，还热情地保证说绝对没问题。我猛然醒悟到比我聪明的人早就在使用这一招，我这是在班门弄斧还自以为高明！

    第二天，我从征兵委员会那里拿到了那封至关重要的信后，立刻打电话通知汉姆希先生送儿子到我的办公室来准备入伍。

    整件事进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保尔-汉姆希在我的面前显得很羞涩、胆怯，说话的声音细如游丝。我派人为他主持了宣誓入伍仪式，暂时把他的文件保管好，直到他收到服预备役的通知为止。我又亲自为他把军需用品领了出来，直到他去服预备役时，他的机构里还没有一个人见到过他。我简直把他变成了一个幽灵式的人物。

    我意识到如今此类行为已越来越白热化了，而且牵涉到的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也越来越多，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原形毕露。当然我这个魔法师墨林也不是等闲之辈，我戴上星条帽开始瞒天过海，把自己的劣迹掩饰得天衣无缝。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藏在家里的现款处理好，同时还必须显示我有其他合法的收入以便于公开花钱。

    我可以把钱存在维加斯的科里那里，但是如果他起异心想吞掉这笔钱或者他失踪了或死掉了，怎么办？为了使这些钱合法化，以前我曾考虑过别人提供的写书评和给杂志社编点什么的建议，只是出于作为小说家去写那些旁门左道的东西太丢份的心理而拖延至今，没去动笔。现在已顾不得那么多，我必须尽快开始舞文弄墨，糊搞些东西出来掩人耳目。

    弗兰克请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我答应了。他如今正春风得意，依然无忧无虑，自以为稳立世界的巅峰，最近在赌博中又总是赢钱，可谓是财源广进，所以对世事难料的金玉良言毫不入耳，还天真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常胜将军，认为贿赂他的款项只会源源不断，甚至以为这个世界的本身就充满了魔幻，适者生存，自己能巧妙地顺应潮流，当然就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大发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