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3-5节

    3

    如果设想，早在鲁道夫大帝①时期就有了摄像机（正如使吉米·卡特不朽的那种），皇宫盛宴被摄人镜头，只见泰彻奥·布拉在椅字上扭动，脸色刷白，双腿时而夹紧时而放松，直盯着天花板翻白眼。如果他意识到还有几百万观众在注视他，他将更加感到痛苦，而他所在的不朽圣殿走廊上的笑声，将听上去更响。人们一定会要求这位著名天文学家羞于去撒尿的镜头每年除夕重播一次，因为人人都想开怀大笑，而可笑的东西却太少了。

    这使我产生一个问题：摄像机时代的不朽人物是否产生了变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基本上未变；因为摄影镜头早在它被发明以前就已存在，它的非物质化的本质早就存在了。即便没有镜头对着，人们的表现与他们被摄入镜头时是一样的。歌德那时候并没有一群摄影师围着，但是，从未来深处投射出的摄影师的影子却已把他包围。譬如，在那次著名的进谒拿破仑的过程中，就曾发生这种情况，当时正处于权势颠峰的法皇把欧洲各国首脑召集在艾福开会，要他们同意他与俄国沙皇之间划分的势力范围。

    拿破仑是一位真正的法国人，他并不愿意看到数十万人去送死，他希望得到作家们的颂扬。他请他的文化顾问列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其中首屈一指的是个叫歌德的。歌德！拿破仑拍了一下脑门。《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作者！埃及战役时他发现手下的军官个个都迷上了这本书。他知道这书的内容，因而勃然大怒。把军官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居然读这种软绵绵的无聊货色，他下令今后谁也不准再碰小说，任何小说！让他们读点历史，那要有用得多！但这一次，既然知道了歌德是何许人，他决定请来一见。他实际上也愿意这样做，因为顾问告诉他歌德首先是一个剧作家。与小说相比，拿破仑更喜欢戏剧。戏剧使他想起战斗。他本人就是最伟大的战争策划者之一，他是无人可及的导演。在他内心深处，他坚信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悲剧诗人，比索福克勒斯伟大，比莎士比亚伟大。

    文化顾问是个能干人，但常常把事情弄混。歌德的确对戏剧感兴趣，但他的名声与此无关。在拿破仑的这位顾问的心目中，肯定是把歌德同弗雷德里克·席勒混为一谈了。既然席勒与歌德过从甚密，因此，将两位好朋友合为一个诗人也不算太大的错误；说不定，也许这是那位顾问的故意所为，他想为拿破仑着想，把德国古典主义结合到弗雷德里克·约翰·歌德席尔这一个人物身上，这种训诲意图还是值得赞颂的。

    当歌德（丝毫未想到自己是歌德席尔）接到邀请，他知道这次非接受不可。他还差一岁就正好满六十了，死亡正向他逼近，与死亡同时而来的是不朽（正如我所说的，死亡与不朽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比马克思与恩格斯、罗密欧与朱丽叶、劳瑞尔与哈代的关系还密切），歌德必须考虑他是被邀请进谒一位不朽者。因此，虽然他当时正埋头《色彩理论》的写作——他认为这本书是他全部著作的高峰，他仍然撂下写字台上的活计，直奔艾福。一八〇八年十月二，不朽的统帅和不朽的诗人之间一次难忘的会见就发生在这里。

    ①按书中情节推算应该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1552-1612）。

    4

    歌德被摄影师们的影子乱哄哄簇拥着登上一段宽阔的楼梯，一名拿破仑的侍从陪伴他又上了一段楼梯，穿过一道又一道走廊，走进一间大客厅。在客厅的最顶端，拿破仑正坐在一张圆桌前用早餐。身穿制服的军士你来我往，从各个方向上递给他各种报告，他一一作简短的回复，嘴里一直嚼个不停。好几分种过去，侍从才敢上前示意歌德已到，此刻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远处。拿破仑瞥了一眼，右手慢慢伸进自己的夹克衫下，掌心触到左下肋骨。（过去他经常胃痛，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久而久之，他喜欢上了这个姿势，每当他发现自己被摄影师包围，他就不由自主。地摆起这姿势，仿佛乞灵上天帮助。）他赶紧咽下口中食物，（咀嚼使脸部扭曲，不宜拍照，而报刊总居心叵测地发表这种照片！）提高嗓门，说了一句人人都能听见的话：“要找的人就是他！”

    这种话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那种“响词儿”。政治家在长篇演说时，总恬不知耻地重复一个意思，他们深知重复与不重复都一样，对于老百姓来说，除了新闻记者摘引出几个词，其余什么也记不住。为了方便新闻记者的工作，给他们一点提示，政治家就在大同小异的讲话中塞进一两个以往不曾用过的简洁而风趣的词语，这一招是那么出人意外，这些词语顿时不胫而走，家喻户晓。这年头搞政治的全部艺术已不是从政（众人之事取决于自身机制中那不为人知又不为人把握的逻辑），而在于想出“响词儿”，一个政治家是否被人看见、被人理解，民意测验中如何评估，以及最终能否被选上，全仗着这些“响词儿”。歌德还不懂“响词儿”这个术语，但是，任何事物在其物质化的实现和命名之前，它的实质早已存在。歌德立刻发现拿破仑方才说的几个词恰恰是不同凡响的“响词儿”，日后对他俩都将大有用途。他心头一喜，向拿破仑的餐桌走近一步。

    诗人的不朽可以任你评说，但军事统帅是更加不朽的人物，因此，由拿破仑而不是由歌德首先发问是理所当然的：“您多大啦？”他问道。“六十。”歌德回答。“这年纪您看上去气色很好。”拿破仑赞许他说（他比他年轻二十岁）。歌德不禁受宠若惊。他五十岁时就已肥胖过人，成了双下巴，但他还并不太上心。随着年纪增大，临近死亡的念头频频出现，他开始意识到很可能要挺着这么可怕的大肚皮跻身不朽。他于是决定减肥，很快变得苗条了，虽说不算漂亮，但至少能让人联想起他昔日俊俏潇洒的形象。

    “您结婚了？”拿破仑真诚地问。“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此刻，一位将军上前向拿破仑一倾身，通报了一条重要信息，拿破仑陷入沉思。他从马甲下抽出右手，用叉子戳了一小块肉塞进嘴里（这场景已不再有人拍摄），边嚼边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想起歌德，他真诚地问，“您结婚了？”“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歌德回答。“那么说说卡尔·奥古斯特①吧。”拿破仑突然点了魏玛大公国君主的名字，歌德是他的国民，听口气，他显然不喜欢此人。

    歌德不能说自家君主的坏话，但又不能与一位不朽者分辩，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说卡尔·奥古斯特大力扶植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的话题使这位不朽的统帅停止了咀嚼，他从餐桌边站起，将手插入马甲，朝诗人走了几步，开始就戏剧发表看法。此刻，那群隐形摄影师苏醒过来，照相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把诗人拉到一旁准备促膝谈心的统帅，只好提高嗓门，让大厅里的人都能听见。他建议歌德应该写一出关于艾福会谈的戏，因为这次会议将保证人类最终进入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他大声宣布：“剧院应该成为民众的学校！”（这已是明日报上第二个美妙的“响词儿”。）“如果您把这个剧本献给亚里山大沙皇②，”他改用比较温和的语调补充说，“那将是个绝妙的主意！”（其实，艾福会议就是为此人而开！他是拿破仑需要争取的人！）接着，他又就文学问题给这位歌德席尔上了简短的一课。其间，侍从送上报告曾打断了他的演说和思绪。为接着讲下去，他只好离开上下文，自己也没有把握地又重复了两遍“剧院——民众的学校”，然后，（啊！谢大谢地！他终于找到了思路！）他提到了伏尔泰③的《恺撒之死》。在拿破仑看来，戏剧诗人失去了成为民众导师的机会，这就是一个典型实例。他应该在这部剧作中表现伟大的统帅为人类的幸福操劳，然而他短促的一生未能使他实现这个理想，最后几个字眼听上去有点忧伤，统帅看着诗人的眼睛说：“看哪，给你一个伟大的主题！”

    接着，他又被打断。高级将领们来到了大厅，拿破仑从马甲下抽出手臂，坐回桌边。他用叉子戳起一块肉扔进嘴里嚼着，一边听着汇报。摄影师们的身影从大厅中消失。歌德环顾四周，打量起墙上的绘画，过了一会儿，他走向领他进来的那位侍从，问他谒见是否结束。侍从点点头，叉子又把一块肉送进拿破仑口中，歌德离去。

    ①卡尔·奥古斯特大公（1775-1828），魏玛公国君主。

    ②亚里山大沙皇，此处指俄国沙皇亚里山大一世（1777一1825）。

    ③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

    5

    贝蒂娜是玛克西米利安娜·拉霍契的女儿，歌德二十三岁时爱上了这个女人。如果他们之间几次圣洁的接吻忽略不计，那么这只是一场非肉体性的、纯属情感方面的爱情，没有留下任何结果和影响。原因也很简单，用为玛克西米利安娜的母亲二话没说便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意大利阔商布列恩塔诺。布列恩塔诺发现这青年诗人还想与他妻子勾搭，就一脚把他踹出了大门，并且警告他永远不准再露面。玛克西米利安娜后来生了十二个孩子，（那个意大利种马一生养了二十个！）其中之一取名为伊丽莎白，这就是贝蒂娜。

    贝蒂娜刚成为一个大姑娘时就对歌德颇有好感。一来是因为全德国上下都认为他正向名人殿迈进；二来，她听说了他与母亲曾有过的那段恋情。她满怀激动，让自己沉浸在那相距遥远的恋情中，惟其遥远而愈加心驰神往，（上帝啊，它发生于她出生前十三年！）她逐渐产生一种感觉，她应该有某种秘密的权力得到这位伟大的诗人，因为她可以象征性地（若非诗人，谁又对比喻当真呢？）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女儿。

    不幸的是，男人们有种回避当父亲的义务、拖欠赡养费、对孩子不闻不问的坏毛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们根本不理解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的，每一次爱情的结晶便是一个孩子，至于它是否真地受孕或产出，都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在爱情的数学中，孩子象征着两个生命不可思议的总和。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即便不曾触碰过她，他也一定会考虑这个可触性，他的爱会结出一个籽实，在两个恋人最后一次聚会的十三年之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就是贝蒂娜反复考虑的想法，最后，她鼓足勇气来魏玛找到了歌德。这是一八〇七年的春天，她二十二岁（与歌德追求她母亲时的年纪相仿），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孩子。这种感觉起着一种神秘的保护作用，童年是她的一副盾牌。

    把童年的盾牌挡在胸前，这是她用了一辈子的策略。她从小就惯于倚小装小，这既是策略，但又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她一向有些钟情于她那个当诗人的兄长克利门斯·布列恩塔诺，她觉得坐在他的大腿上再舒服不过了。即使在当时（她十四岁），她已知道如何让自己同时扮演三个角色：小孩、妹妹、可爱的女人，并从这种界线朦胧的三重性中获得快感。谁能把一个孩子从自己腿上推下去呢？即使是歌德也做不出这种事情。

    一八〇七年，他们初次见面，她就坐到了他膝上，当然这是她自己的描述，信不信由你：起初，她坐在沙发上，面朝歌德；他按照常规礼俗，用一种哀伤的语调谈起前几日刚刚去逝的阿密莉亚公爵夫人。贝蒂娜说她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歌德惊诧地问，“难道你对魏玛的生活毫无兴趣？”贝蒂娜说：“我只对您感兴趣。”歌德微微一笑，对这个年轻女人说了以下几个决定命运的字眼：“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她一听见“孩子”二字，羞涩腼腆顿时烟消云散。她声称沙发不舒服，说着便跳起身。歌德说，“那就坐在你觉得舒服的地方吧。”话音未落，贝蒂娜已经坐到他腿上搂住了他。就这么紧贴着他，她觉得舒服极了。很快便睡着了。

    事情果真如此，还是贝蒂娜杜撰出这一切，都很难说。不过，如果是她编造，那就更好：她向我们透露应该如何看她，她描述了她接近男人的方法：倚小装小，她就可以想啥说啥（声称对公爵夫人之死无动于衷，说坐在沙发上不舒服，而无数的来访者能有幸坐在这里，早已感激不尽）；装成小孩样，她就可以跳到他膝上搂着他；更有甚者，装成小孩样，她就能睡在他身上！

    再没有比装成孩子更有效的办法了。孩子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他天真无邪，没有经验；他不必循规蹈矩，因为他还没有进入一个规矩无处不在的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无论这些感情恰当与否，那些不愿领教贝蒂娜的天真的人往往说她癫狂（有一次跳舞，她乐极生悲，不慎失足摔倒，脑袋磕在桌角上），缺乏教养（在社交聚会上，她有椅子不坐，偏要坐在地上），乖张反常，不可救药。然而，那些愿意把她永远当作一个孩子的人则被她自发的天然本性弄得神魂颠倒。

    歌德深受孩子的感动。她使他回想时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赠给贝蒂娜一只非常漂亮的戒指作为礼物。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只简略地记下：布列恩塔诺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