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10月21日，星期四

    第二天上午，天气仍未见好转。虽然雨停了，但雾气很浓，仍有下雨的可能。厚密的云层没有一点缝隙，气候比头一天更加寒冷。

    尼琪正在做呼吸系统疏导练习，电话铃响了，戴维迅速拿起话筒。时间尚早，他担心电话有关约翰-塔洛的病情，但并不是医院的电话，而是州检察官办事处的电话，要求允许派人来查看犯罪现场。

    “你们想什么时候过来？”戴维问道。

    “现在有什么不方便吗？”打电话的人问，“我们有人距你家很近。”

    “半小时之内我们会在家中。”戴维说。

    “没有问题。”对方回答道。

    他们的话不错。不到15分钟，州检察官办事处的一名助手便到达了。来人是位讨人喜欢的妇女，有一头火红的头发。她穿着很保守，一身深蓝色的制服。

    “对不起这样早打扰你们。”那女人说。她介绍自己说她叫伊莱恩-沙利文。

    “没有关系。”戴维说，为对方打开门。

    戴维领她走下地窖的台阶，打开地灯，照亮现在已空无一物的坟墓。她拿出相机，照了几张相，接着弯下身子，用手指插进地面的泥土之中。安吉拉走下楼梯，站在后面越过戴维的肩头往下看着。

    “我知道镇警方昨夜来过这里。”伊莱恩说道。

    “镇警方和一名区验尸官。”戴维说。

    “我想建议打电话请州警察局的犯罪现场调查员来一趟，”她说道，“你们不嫌麻烦吧？”

    “这主意很好，”安吉拉说，“我想镇警方不一定十分熟悉谋杀案的调查。”

    伊莱恩点点头，巧妙地避免了做任何评价。

    “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到达后，我们一定得在场吗？”戴维问道。

    “随你们的便，”伊莱恩说，“调查员可能有时要问你们一些问题。但就现场调查人员来说，他们可以进来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他们今天来吗？”安吉拉问。

    “他们会尽快赶到，”伊莱恩说，“可能今天上午就到。”

    “我去叫艾丽斯来这里。”安吉拉说。戴维点点头。

    州检察官助手离开不久，威尔逊夫妇也离开了家。这是尼琪出院后第一天上学。她很激动，换了两次衣服。

    他们带她上学的路上，尼琪什么别的也没说，只谈到死尸的事情。他们让她下车后，安吉拉提醒她不要向同学讲这件事情，但安吉拉知道自己的要求是无用的。尼琪已经告诉了卡罗琳和阿尼，他们肯定已把消息传了出去。

    戴维又将汽车开动，朝医院驶去。

    “我担心我的病人今天上午情况怎样了，”他说，“尽管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但心里一直放心不下。”

    “我也担心又会碰见沃德利，”安吉拉说，“不知道坎特是否同他谈过，但不管怎样，都是令人不愉快的。”

    戴维和安吉拉互相亲吻了一下，祝对方好运，然后便各自去办公室上班了。

    戴维直接去查看约翰-塔洛的病情。他一走进病房就注意到塔洛的呼吸很吃力。那不是个好征兆。戴维抽出听诊器，推了一下塔洛的肩膀。戴维想要他坐起来，但约翰没有什么反应。

    恐惧抓住了戴维，仿佛他最担心的事就要发生。戴维迅速为病人进行了检查，立即发现约翰正在发展为大面积肺炎。

    戴维离开病房，朝楼下的护理站跑去，大声命令立即将约翰转入特别护理部。护士们正在忙于她们的报告：白班和夜班正在交接之中。

    “能等到我们报告做完吗？”珍妮特-科尔伯恩问道。

    “不行！”戴维发怒道，“我要他马上转房，而且我想知道为什么没有给我打电话。塔洛先生两侧肺叶都染上了肺炎。”

    “上次我为他量体温时他睡得很好，”夜班的护士说，“原来说他的温度升高或肠胃病情恶化时才打电话通知你的。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

    戴维抓起病历，翻到体温一栏。体温只升高了一点，并不像戴维在为他听过胸部之后所估计的那样。

    “我们还是把他转到特护部去，”戴维说，“另外，我还想对他进行一次验血检查，并照一张胸片。”

    很快，约翰-塔洛被转入了特护部，那效率是值得嘉奖的。在转房的过程中，戴维给肿瘤专家克拉克-米斯里奇医生和传染病专家马丁-哈斯尔鲍姆打了电话，请他们马上过来会诊。

    实验室对特护部的化验要求迅速做出了反应。很快戴维便看到了约翰的检查结果。他那已经很低的白血球又降低了，说明约翰的身体系统已经受到迅速发展的肺炎的威胁，出现了一个经过化疗的病人可能出现的反应迟钝现象。但戴维知道约翰已有数月没有进行化疗了。最可怕的还是X光胸部透视结果：证实肺炎已发展到两侧肺叶。

    会诊医生很快到达，对病人进行了检查并仔细查看了病历。一切完毕之后，他们离开了病床。米斯里奇医生证实说约翰未曾进行过任何化疗，而且有很长时间没进行过化疗了。

    “你怎么看待白血球下降这一情况？”戴维问道。

    “我说不准，”米斯里奇医生承认说，“我想这同他的白血病有关。我们必须做一次骨髓抽样检查才能确定，但我建议现在不要这样做，因为他的肺炎正在发展；另外，这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担心他快死了。”

    这是戴维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尽管他自己也已开始这样认为。他不能相信，在自己短短的巴特莱特生涯中，他就要失去第二个病人了。

    戴维转向哈斯尔鲍姆医生。

    哈斯尔鲍姆医生也同样地直言不讳和悲观。他认为约翰肺炎的大面积发展是因为一种特别致命的细菌所致，其次是因为他正在休克。他指出，约翰的血压很低，肾功能在减退。“情况看上去不妙，塔洛先生似乎生理抵抗力很差，这当然是由他的白血病所致。我们如果对他进行治疗，必须全面治疗。我曾接触过一种试验药剂，是用来医治这种体内中毒造成的休克的。你认为如何？”

    “让我们试试看。”戴维说。

    “这种药很贵。”哈斯尔鲍姆说。

    “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戴维说。

    1小时15分钟之后，对约翰的治疗已经进行完毕。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戴维急忙赶回自己的办公室。候诊室中再次坐满了人，有的病人甚至站在了厅内。每个人，包括接待员在内，都感到焦急不安。

    戴维深深吸了口气，立即投入诊病工作。在看病的间隙中，他不断打电话到特护部了解塔洛的病情，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变化。

    除了正规的预约病人，还有一些半急诊病人插了进来，使戴维十分忙乱。如果不是凯利的责难，他会将这些病人送往急诊室的。有两个病人似乎是老相识：玛丽-安-希勒和乔纳森-埃金斯。

    虽然玛乔里和约翰-塔洛的情况使戴维有所顾忌，但他仍然觉得要让玛丽-安和乔纳森住院治疗为好。把他们当作院外病人治疗使他感到于心不安。玛丽-安患有特别严重的窦炎，乔纳森患有恼人的心律不齐。戴维为他们开了住院证明，并送他们住进了医院。

    另外两个半急诊病人是二层楼的夜班护士；戴维在被通知来医院处理急诊时曾见过她们几次。两个人的病情是一样的：类似流感的小毛病，低烧、白血球降低和包括痉挛性疼痛、恶心、呕吐及腹泻在内的肠胃疾病。为她们检查之后，戴维让她们回家卧床休息，观察症状后再进行治疗。

    他抽空间了一下他的护士苏珊，医院周围是否有流感在流行。

    “我没有听说。”苏珊回答说。

    安吉拉这一天过得比预计的好些。她没有碰上沃德利的骚扰，事实上她并没有看见他。

    10点左右，她打电话给主任验尸官沃尔特-邓斯穆尔医生。她是从伯林顿电话簿中查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安吉拉解释说她是巴特莱特社区医院的病理学医生，对霍奇斯案件很感兴趣。她还补充说，她曾经考虑过从事法医病理学工作。

    邓斯穆尔医生立即邀请她哪一天到伯林顿去参观他们的设施。“实际上，你为什么不过来帮助进行霍奇斯的尸体解剖工作呢？”他说，“你能来我会很高兴，但我必须提醒你，像大多数法医病理学家一样，我是一个失败的教师。”

    “你们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安吉拉问道，心里在想，如果解剖验尸工作可以推迟到星期六再开始，她也许能够前往。

    “定于今天上午晚些时候开始，”邓斯穆尔医生说，“但有一定的灵活性，我很想今天下午再开始。”

    “那很好，”安吉拉说，“但可惜我不能肯定我的上司是否会同意我去。”

    “我和本-沃德利是多年的老相识了，”邓斯穆尔医生说，“我会给他打电话，向他讲清楚。”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安吉拉说。

    “有什么不合适，”邓斯穆尔说，“这事交给我办好了，我期待着你的到来。”

    安吉拉正准备再提出反对理由，但她突然意识到邓斯穆尔医生已经把电话挂了。她只好放下电话。她不知道沃德利对邓斯穆尔医生的电话会有什么反应，但她知道她马上就会知道结果的。

    消息来得比她预想的要快得多。她刚放下电话不久，电话铃就又响了起来。

    “我被堵在手术室了，”沃德利和气地说，“主任验尸官刚给我来过电话，对我说他想要你过去帮助进行验尸解剖。”

    “我刚同他谈过，我不知你有什么看法。”从沃德利高兴的口气中，安吉拉清楚地听出坎特还没有找他谈过话。

    “我认为这想法很好，”沃德利说，“我觉得不论什么时候验尸官请求帮助，我们都应该答应，支持他永远不会有坏处的。说不定哪一天我也需要他们支援哩，我支持你去。”

    “谢谢你，”安吉拉说，“我会去。”她挂上电话后，接着便给戴维打电话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电话接通后，她发现戴维的声音很紧张，很疲倦。

    “听起来你声音不对劲，”安吉拉说，“出了什么事？”

    “别问了，”戴维说，“我以后会告诉你的。我现在又落后了，这儿的病人很不安静。”

    安吉拉迅速把验尸官的邀请告诉了他，她已决定前往。戴维告诉她尽管去，然后便挂了电话。

    安吉拉抓起外衣，离开了医院。在出发去伯林顿之前，她先回家去换了衣服。在接近住地的时候，她吃惊地发现一辆州警察局的面包车停在她家房前。很显然，犯罪现场调查员仍然还在她家没有离去。

    艾丽斯-多尔蒂在门口迎住她，担心出了什么事。安吉拉立即请她放心，接着她询问了州警察局来人的情况。

    “他们还在楼下，”艾丽斯说，“在那儿搞了几个小时了。”

    安吉拉下到地下室去见那些技术人员。他们一共三个人。他们已将犯罪现场周围用绳子拦了起来，并用聚光灯照得通明。一个人正在使用先进技术取下石头上的指纹；另一个人在小心翼翼地清理查看现场地下的泥土；第三个人在用一种被称为鲁玛灯的手提工具寻找着纤维物和肉眼看不见的痕迹。

    只有那位做指纹工作的先生介绍了自己，他名叫奎伦-赖利。

    “对不起我们占了这么多时问。”奎伦说道。

    “没关系。”安吉拉回答说。

    安吉拉看着他们工作。他们说话不多，每个人工作都很专心。她刚要离去，奎伦问起她在过去8个月内房子的内部是否重新粉刷过。

    “我想没有。”安吉拉说，“我们肯定没有粉刷过。”

    “好，”奎伦说，“你不介意我们今天晚上再来用鲁米那查看一下楼上的墙壁吧。”

    “鲁米那是什么？”安吉拉问道。

    “是一种用来搜寻血迹的化学药品。”奎伦解释说。

    “房子已经清扫过。”安吉拉说。她委婉地表示着反对，但他们说，血迹仍然可以探测出来。

    “仍然值得一试。”奎伦说道。

    “好吧，如果你们认为有帮助，”安吉拉说，“我们愿意合作。”

    “谢谢你，夫人。”奎伦说。

    “验尸官拿去的证据怎么样了？”安吉拉问道，“在本地的警方手里吗？”

    “不，夫人，”奎伦说，“由我们掌握着。”

    “很好。”安吉拉说。

    10分钟以后，安吉拉踏上了去伯林顿的路程。在伯林顿，她很容易地找到了验尸官的办公室。

    “我们正在等你。”安吉拉被带进邓斯穆尔医生现代化而家具不多的办公室后，邓斯穆尔对她说。他立即使她感到轻松自然了，甚至还请她称呼他为沃尔。

    几分钟后，安吉拉就穿上了外科消毒衣，戴上了面具、头罩和护目镜。她感到一阵激动，解剖房一直是她从事发现的场所。

    “我想你一定会觉得我们这儿十分专业化，”沃尔在解剖房外碰上她说道，“过去，在大城市以外的其他地方谈到法医病理学时总觉得有点像在开玩笑。现在已不是这种情况了。”

    丹尼斯-霍奇斯的尸体被平放在解剖台上。X光片已经拍摄过，显示在X光屏幕上。沃尔将实验室助手介绍给安吉拉，解释说彼得将帮助进行这项工作。

    他们首先观看了X光片。额头顶端的砸伤显然是致命的；脑袋后面还有一道线形伤痕。另外，在左锁骨、左尺骨和左桡骨部位也有伤痕。

    “这无疑是谋杀，”沃尔说，“看上去这个老家伙似乎进行了一番搏斗。”

    “当地警方的头认为是自杀。”安吉拉说。

    “我想他是开玩笑。”沃尔说。

    “我真的不清楚，”安吉拉说，“他的调查能力我和我的丈夫实在不敢恭维，可能他从未处理过谋杀案。”

    “也许是这样，”沃尔说，“另一个问题是地方上一些老的执法人员没有经过多少正规训练。”

    安吉拉讲述了在尸体旁发现的那根撬棒的情况。他们用尺子量了一下额头伤口的大小，又仔细查看了伤口的形状，确认那撬棒可能是杀人凶器。

    接着，他们开始注意用纸袋包住的双手。

    “当我看到纸袋时，我十分高兴，”沃尔说，“我一直要求区验尸官在这种案情中使用纸袋。”

    安吉拉点点头，心中暗自高兴，前天晚上是她建议科尼什医生这样做的。

    沃尔小心翼翼地把手从纸袋中掏出，用放大镜查看指甲下方。

    “指甲下有一些异物。”沃尔说。他将身子后仰，以便让安吉拉观看。

    “可能是什么呢？”安吉拉问道。

    “要等到显微镜检查后才会知道，”沃尔边说边小心地将异物取下，放入标本瓶中。每只瓶子都贴上标签，标明是从哪根手指上发现的。

    解剖工作进行得很快。安吉拉感谢沃尔对她的热情接待，并希望能及时把情况告诉她。沃尔说她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

    在回医院的路上，安吉拉觉得这是她近来心情最愉快的一天。参加解剖是一种消遣和休息，她很高兴沃德利能让她去。

    她将汽车开进医院停车场，但在后门附近的保留地段没有找到停车位置。她只好将车停在较远的上层停车场内。因为没有带伞，跑进大楼时她已淋得浑身是雨水。

    安吉拉直接回到办公室。她刚把外衣挂好，连通沃德利办公室的门便砰的一声被打开了。安吉拉惊得一跳。沃德利出现在门口。他的方下巴显得十分严厉，眼睛眯成一条线，通常梳得整齐的银发散乱着。那样子很可怕。安吉拉本能地退回一步，用眼睛看了一下通往大厅的房门，想着要逃走。

    沃德利冲进屋内，直奔安吉拉而来，把她逼在办公桌旁边。

    “我要你说清楚，”他咆哮着，“你为什么要跑到坎特这些人面前去编出这种荒唐的故事，提出这种无礼的、可笑的和毫无根据的指责？性骚扰！啊我的天！简直是荒谬！”

    沃德利停止了咆哮，两眼怒视着安吉拉。她退缩着，不知说什么为好。她原没想招惹他；她担心他会打她。

    “你为什么事先不对我说？”沃德利尖声叫喊着。

    沃德利突然停了下来，他忽然发现安吉拉办公室通向大厅的门半开着。外面，秘书们打字的声音突然中断了。沃德利跳到门边，用力将门关上。

    “我为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却得到这样的回报，”他叫喊着，“我想我用不着提醒你，你在这儿还是试用期，最好夹着尾巴走路，否则，你的工作休想得到我的推荐。”

    安吉拉点点头，她不知道还应有什么其他表示。

    “喂，你为什么不说话？”沃德利逼近安吉拉，两脸相隔只有几英寸。“难道你只会站在这儿点脑袋吗？”

    “我很抱歉事情闹到这一步田地。”她说。

    “是吗？”沃德利仍在咆哮，“你用毫无根据的指责玷污了我的名声，难道一声抱歉就完了吗？这是诬蔑中伤，女人，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以送你上法庭。”

    说完之后，沃德利一跺脚，转身大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用力将门关上。

    安吉拉大口喘着气，强忍着自己的泪水。她跌坐在椅子上，摇着头。这太不公平了。

    苏珊将头伸进一间诊断室，告诉戴维说，特护部来电话找他。戴维怀着担忧的心情拿起了话筒。特护部的护士说塔洛先生刚才心脏病发作，急救队正在抢救。

    戴维猛地放下电话，感到心脏砰砰直跳，不觉出了一身冷汗。他丢下愁眉苦脸的护士和接待员，一口气跑到特护部，但为时已经过晚。他到达时一切都已结束，负责抢救队的急诊室医生已经宣布约翰-塔洛死亡。

    “唉，真是有些莫名其妙。”那医生说，“这病人的肺部充满了气体，肾脏损坏，而且没有血压。”

    戴维茫然地点着头，两眼凝视着病人；特护部护士拆掉所有设备和静脉注射管线。在她们继续打扫清理病房的当儿，戴维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医生。这部分工作使他感到棘手，一再出现的死亡事件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至少不会更容易。

    塔洛的亲属来了。他们像克莱伯的家人一样，对事情很理解，也表示了感谢。戴维接受了他们的感谢之词，但自己却觉得像个骗子一样。他没有帮上约翰任何忙，甚至不知道他的死因。他的白血病病史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解释。

    尽管他已知道医院的解剖政策，但他仍问约翰的家人是否同意进行解剖检查。就戴维而言，试一下并没有害处，约翰的家人也说他们将考虑这一提议。

    离开了特护部，戴维有时间去考虑玛丽-安-希勒和乔纳森-埃金斯的病情了。他想弄清楚他们是否已经安置停当，各自的治疗是否已开始进行。他特别想知道佛综站的心脏专家是否已经看过埃金斯的病情。

    不幸的是，戴维发现有些情况令他犯疑。玛丽-安被安排在206室，就是约翰-塔洛刚刚腾空的病房。戴维很想让玛丽-安换一间病房，但又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否有些过于迷信。这使他感到很烦躁。他怎么能够承认说自己不愿意再让任何病人去住206号病房呢？那显然十分可笑。

    戴维检查了她的静脉注射。她已经注射了抗菌素。他说等一会儿再过来看她，然后便去了乔纳森的病房。他很舒服，很平静。一台心脏监测机正在那儿工作。乔纳森说心脏专家马上就到。

    戴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苏珊告诉他说查尔斯-凯利打过电话来。“他要马上见你，”她说道，“他强调了马上。”

    “我们耽误了多少预约病人？”戴维问道。

    “很多，”苏珊说，“所以你尽量不要耽搁太久了。”

    戴维觉得整个世界都压在自己的肩上，摇摇晃晃地来到了佛综站办事处。他不太肯定查尔斯-凯利要见他会有什么事情，但他可以猜出十之八九。

    “戴维，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你说。”戴维坐下之后，查尔斯-凯利对他说道。凯利摇着头；戴维很钦佩他的表演才能，好像他现在成了受害者一样。

    “我尽量同你讲道理，但你不是固执己见，就是根本不顾佛综站的利益。就在那天我同你谈过要避免使用佛综站以外的不必要的会诊医生之后，你又对一个临死的病人进行了会诊。你叫我怎么对待你？难道你不明白必须考虑医疗费用吗？你知道这个国家正面临着危机吗？”

    戴维点点头。这情况是真的。

    “那么，这对你为什么就那么难呢？”凯利问道，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生气了。“这一次不仅是佛综站感到不安，医院也感到不安了。海伦-比顿刚才给我打过电话，抱怨说你为这个可怜的垂死病人开了大量昂贵的生物技术药品。至于说到英雄主义，那是个垂死的人，甚至会诊的医生也这样认为。他患有多年的白血病，你知道吗？这是对人力财力的浪费。”

    凯利越说声音越高，脸孔涨得通红。但接着他又停了下来，叹了口气，再次摇起头来，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海伦-比顿还抱怨你不该要求进行尸体解剖，”他用疲惫的口吻说，“尸体解剖不属于同佛综站合同的范围，不久前已经告诉了你这一点。戴维，你应该理智一点，你得帮帮我，否则……”凯利停住了口，让未说完的话悬在空中。

    “否则怎么样？”戴维问道。他知道凯利的意思，但他想让他说出来。

    “我喜欢你，戴维，”凯利说，“但我需要你帮我。我必须对我上面的人做出交代，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

    戴维跌跌撞撞走回办公室时，感到空前的郁闷。凯利的无理激怒了他，但凯利的话也不无道理。当钱财和人力可以更好地用于其他方面时是不应该浪费在垂死无望的病人身上。可是这难道真是问题症结所在吗？

    戴维打开办公室的门，感到从未有过的迷惑和沮丧。他现在又要面临着满屋的病人，他们正恼怒地看着手表，劈劈啪啪地胡乱翻阅着各种杂志，不耐烦地等待着为他们看病。

    威尔逊一家人的晚饭吃得十分紧张、沉闷。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每个人心情都不安定，仿佛他们的安乐窝一下子也变得像这天气一样令人厌烦起来。

    尼琪这一天也过得不好。她的新老师使她感到不自在。孩子们把他的名字哈特也改了一个绰号，叫做“仇恨”先生。那天晚上戴维和安吉拉回到家后，尼琪把她的老师描绘成一个严厉的老怪物。安吉拉要她注意自己的语言，尼琪说，那话是阿尼说的。

    新教师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不让尼琪判断自己体育课上的活动量，并且不准尼琪进行呼吸系统疏导练习。这种缺乏交流的情况导致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使尼琪感到很难堪。

    晚饭后，戴维对大家说，现在应该高兴一下。为了改变家庭的气氛，他建议把火炉生起，给屋内带来一些舒适和温暖。但下到地下室时，他看到自己地下室楼梯附近已变成了用黄色带子圈定的犯罪现场，心里感到一阵惊恐，不由得又想起了霍奇斯那倒霉的尸体。

    戴维很快拣好木柴．跑回到楼上。在通常情况下他并不迷信，也不会轻易受到影响。可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已变得既迷信又胆小了。

    生着火后，戴维开始热情地谈起冬天即将来临，他们很快就会享受到滑冰、滑雪和雪橇等冬季运动。安吉拉和尼琪的兴致刚被唤起，汽车的灯光扫过了他们家中的墙壁。戴维走到窗前观看。

    “是州警察局的警车，”他说，“他们到底来干什么？”

    “我完全给忘了，”安吉拉说着，也跟着站起身来，“今天现场勘察人员来这儿时，曾经说过他们晚上还要来这里查看血迹。”

    “血迹？霍奇斯是8个月前被杀的。”

    “他们说值得试一下。”安吉拉解释说。

    来人仍然是上午来过的那三个技术人员。安吉拉对他们长时间的工作留有很深的印象。

    “我们跑遍了整个州的大部分地区。”奎伦说道。

    安吉拉向戴维介绍了奎伦。奎伦好像是负责的一个。

    “这种测试怎么进行？”戴维问道。

    “这种鲁米那药剂可以同血液中的存留铁质发生作用，”奎伦说，“这时它就会发亮。”

    “很有意思。”戴维说，但他仍持怀疑态度。

    技术人员很想尽快做完检测工作，然后就可以离开。戴维和安吉拉给他们让开地方。他们首先检查了沾泥物品存放间的墙壁，并在屋中用三角架架起一部照相机。然后，他们将其他的灯全部关掉。

    他们用一种类似清洁窗户时用的喷瓶将鲁米那药水喷在墙上。每喷一下，喷瓶就发出咝咝的声响。

    “这儿有一点。”奎伦在黑暗中说道。戴维和安吉拉探身进屋内，墙壁上出现了一些微弱的斑斑点点光亮。

    “光亮不够，无法照相。”一位技术员说。

    他们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但没有发现更明显的痕迹。接着他们把照相机移进了厨房。奎伦问道是否可以关掉餐厅和过道的电灯。威尔逊夫妇积极照办了。

    技术员们继续着自己的探测工作。戴维、安吉拉和尼琪在门口观看。

    突然间，靠近沾泥物品存放间的一部分墙开始闪亮起来。

    “光亮很弱，但这儿数量很大，”奎伦说道，“我继续喷药，你把相机的快门打开。”

    “天哪！”安吉拉低声叫道，“他们发现我厨房里到处都有血迹。”

    威尔逊一家人可以看到他们工作的身影，听到移动的声音。他们靠近了克拉拉-霍奇斯留下的那张餐桌。威尔逊一家人在厨房吃饭时就使用这张餐桌。突然间，桌子腿开始发出鬼火一般的光亮。

    “我猜想这儿是杀人的现场，”其中一位技术员说道，“就在这餐桌旁边。”

    威尔逊一家听到移动照相机的声音，接着相机的快门响了，接着又是持续的喷药声。奎伦解释说，血迹不明显，所以要连续不断地喷洒鲁米那药剂。

    犯罪现场调查员离去之后，威尔逊一家人又回到大客厅，心情比原先更加忧郁。再没有人谈起在谷仓后面的小山上滑雪或坐雪橇的事。

    安吉拉坐在壁炉前，背朝着火焰，两眼望着戴维和尼琪。父女二人都瘫卧在沙发上。面对着自己的亲人，一种强大的保护冲动掠过安吉拉的全身。她不喜欢刚才得知的消息：她的厨房里溅满了一场野蛮谋杀的血迹。从很多意义上讲，她把这间屋子看成是他们家的中心，她认为自己已经清扫得十分干净。现在她知道它曾经受到过暴力的玷污。安吉拉心里认为这是对她家庭的一个直接威胁。

    突然间，安吉拉打破了郁闷的沉寂。“我们也许应该搬家。”她说。

    “等一等，”戴维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安，我们都很不安，但我们不能让自己变得歇斯底里。”

    “我绝不是歇斯底里。”安吉拉反驳说。

    “因为一件与我们无关的几乎一年以前发生的不幸事件就提出搬家，这很难说是理智的举动。”戴维说。

    “可这事件发生在这座房子里。”安吉拉说。

    “这座房子已经完全抵押了，我们已经抵押了两次了。我们不能因为感情上的不安就一走了之。”

    “那我要把锁换了，”安吉拉说，“杀人凶手进过这幢房子。”

    “我们甚至一直连门都没有锁过。”戴维说。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锁门。我要求把锁换掉。”

    “好吧，”戴维说，“我们换锁。”

    特雷纳怀着很糟的心情将汽车朝铁马酒店驶去。天气似乎同他的心情一样，因为雨季的到来，简直就像热带的连阴雨一样。他的雨伞也采取了不合作态度。他半天没有打开，最后骂了两声，干脆把它扔在车后，自己冒雨朝饭店门口跑去。

    他到达时，比顿、考德威尔和舍伍德已经坐在了一个隔间之中。在他之后，坎特也来了。两个人坐下之后，卡尔顿-哈里斯这位酒吧招待走过来请他们点饮料。

    “谢谢你们在这样凄冷的天气出来，”特雷纳说，“我认为最近发生的事情需要开一次紧急会议。”

    “这不是正式的执行委员会议，”坎特抱怨说，“我们不要太正规了。”

    特雷纳皱起了眉头。即使在紧急时刻，坎特仍然坚持要惹他生气。

    “如果我可以开始的话。”特雷纳说道，同时用目光制止了坎特继续发牢骚。

    “看在基督的分上，哈罗德。”坎特说，“请你继续讲吧。”

    “现在大家都知道，霍奇斯的尸体在一个很不愉快的情况下出现了。”

    “消息吸引了传播媒介的注意，”比顿说，“《波士顿环球报》在头版上登了出来。”

    “我很担心这种宣传会给我们医院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特雷纳说，“霍奇斯死亡的可怕一面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传播媒体。我们最担心的是成群的外地记者到处乱窜。主要由于海伦-比顿的努力，我们才得以把有关戴滑雪面具的强奸犯的话排除在报道内容之外。但是大城市的记者如果来到我们镇内，一定会打听到这件丑闻的。在这个问题上又加上霍奇斯的惨死，我们就会被报纸说得一塌糊涂。”

    “我听说伯林顿认为，霍奇斯的死亡肯定会被定性为谋杀。”坎特说道。

    “当然会被定性为谋杀，”特雷纳不高兴地说，“不然还会定性为什么呢？那人的尸体被埋在灰渣块筑成的坟墙里面。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他的死是不是谋杀的问题，而是我们应当如何减轻这件事对我们医院声誉的影响。我特别担心这些事情会影响我们同佛综站之间的关系。”

    “我不懂霍奇斯的死与医院有什么关系，”舍伍德说，“又不是我们杀死了他。”

    “霍奇斯管理医院有20多年，”特雷纳说，“他的名字同巴特莱特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人知道他不同意我们管理医院的方式。”

    “我认为医院说得越少越好。”舍伍德说。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比顿说，“我认为医院应发表一项声明，对死者表示哀悼，着重提出他对医院的贡献，还应包括对他的亲属的慰问。”

    “我同意，”坎特说，“忽视他的死会显得不正常。”

    “我也同意。”考德威尔也说。

    舍伍德耸了耸肩。“如果大家都赞成那样做，我也没意见。”

    “有人和罗伯逊谈过这件事吗？”特雷纳问。

    “我谈过，”比顿说，“他没有任何怀疑。尽管他喜欢说大话，但在可能情况下他肯定会不了了之的。”

    “去他的，从他对霍奇斯的态度，他自己就可能成为嫌疑犯。”舍伍德说完大笑起来。

    “你也可能。”坎特对舍伍德说。

    “坎特，你也可能。”舍伍德反唇相讥。

    “这不是辩论会。”特雷纳说。

    “如果是辩论会，你会是主辩人，”坎特对特雷纳说，“众所周知，在你姐姐自杀之后你对霍奇斯的看法很不好。”

    “别争了，”考德威尔说，“问题在于没有人关心谁是凶手。”

    “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特雷纳说，“至少佛综站可能会关心。这件惨事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城市和医院。”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发表一项声明。”比顿说。

    “有谁愿意提出表决的动议吗？”特雷纳问道。

    “老天爷，哈罗德，”坎特说，“我们这儿只有五个人，用不着遵循议会式的程序。去他妈的，我们都同意。”

    “好吧，”特雷纳说，“是否大家都同意按照比顿的提议发表一项正式声明？”

    大家点点头。

    特雷纳看了一眼比顿。“我想应该由你的办公室负责此事。”他说。

    “我很乐意承担。”比顿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