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节 罪恶区域

    最后，波兰与美国南部之间还有一块极为相似的罪恶区域。虽然是表面性的，却让这两种文化完全等同——那便是种族的区域。在长达数世纪以来，它使这两个世界像患上精神分裂症似的充满噩梦。在波兰和南方，种族问题长期存在，同样的残酷与怜悯，偏见和理解，敌意与友情，剥削与牺牲，刻骨的仇恨与绝望的爱恋，在两块大地上交互上演。

    因此，当苏菲最终编造出她父亲冒险营救卢布林犹太人的故事时，她肯定早已知道我不会怀疑这种事的可能性。无论近期还是很久以前，波兰人都曾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救过犹太人，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即使当时我对此事有什么疑问，我也不会怀疑苏菲。而她正拚命与自己分裂的意识作斗争，于是为教授蒙上一层见义勇为的英雄光辉。但事实上，波兰人既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藏匿他们，为他们牺牲自己；同时，他们也在极度痛苦中对他们进行凶残的迫害，这便是长期延续的波兰精神。别冈斯基教授便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体现。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苏菲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重新向我解释在奥斯威辛发生的一切……教授那本小册子后来的遭遇值得一提。苏菲最终还是服从了她父亲的意愿，与卡兹克一起在大学走廊里散发小册子，但很快他们就彻底失败了。在每一个地方，教师们都像克拉科夫的所有人一样，用全部心思关注着即将爆发的战争——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根本不关心别冈斯基教授宣传的东西。苦难正开始爆发。德国想吞并格但斯克，建立所谓的“空中走廊”；聂维尔-张伯伦尚在挖壕沟，汉斯们已在西方大肆鼓噪，使劲摇晃着波兰脆弱的国门。用鹅卵石铺就的克拉科夫的古老街道每天弥漫着惊惶失措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教师们，哪怕是最热衷于种族问题的人们，又怎会因教授精巧的辩证法而转移注意力呢？空气中充斥着太多的战争阴霾，使每个人无法移开他们的视线，像犹太人受压迫这样的陈年旧事，只是小事一桩而已。

    那时，整个波兰都感到一种潜在的压力。还有，教授犯了一个最起码的错误，使他的理论远远偏离正常状态，以致连他的判断力都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这不仅仅因为那肮脏的“灭绝”——即使最墨守陈规的教师也毫无兴趣，只把它看作一个速成的老掉牙的笑话。而对第三帝国的敬畏和泛德意志的狂热，使得教授在最后那段日子里对他的同事们的激昂的爱国热情不闻不问。苏菲终于明白，如果在几年前，在波兰种族主义的复活期间，她的父亲完全可能因此拥有一些虔诚的信徒；而现在，随着德国军队向东推进，条顿人嚎叫着扑向格但斯克，德国人在边境上不断挑衅，问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对除了毁灭波兰之外的任何问题是否有答案真是再愚蠢不过了。这件事的结果便是，当教授和他的小册子在混乱的局势中被人们渐渐遗忘时，他还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攻击。两个刚毕业的年轻学生，波兰预备军成员，在学校前厅将他狠揍了一顿，折断了他一根手指。苏菲回忆起那天晚上，餐厅窗户哗啦一响，被什么东西砸碎了——是一块被刷上蜘蛛状黑色纳粹标志的铺路石。

    但作为一个爱国者，教授不应该受此罪责。至少有一件小事对他是有利的。他并非出于形象的塑造而写这本小册子里，尤其不是为了拍纳粹的马屁(这一点苏菲说她可以肯定)。他是基于波兰文化的角度才写了这文章。另外，教授本人是一个十分严谨的思想家，崇尚广泛意义上的哲学真谛，所以在他的脑子里，以这本小册子作为个人前途进步的工具，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念头，更勿论以此获得肉体的拯救。(事实上，由于局势的危急，这本小册子不能以任何形式在德国出现)。教授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卖国贼，或所谓的合作者，因为，当这个国家在那年九月被侵占后，克拉科夫实际上并未受损，反而成为波兰的政治中心。他并非有意要背叛他的祖国，要为那位总督，希特勒的朋友汉斯-弗兰克效力(一位杰出的律师，和教授一样)，只是在某一领域——当然，这是德国和波兰拥有共同敌人和巨大利益的领域——里作为顾问或专家什么的。毫无疑问，他的努力中甚至包含着一种理想主义成分。

    她开始厌恶她的父亲，厌恶他的走狗——她的丈夫。当他们在门厅窃窃私语时，她便从他们身边悄悄溜开。教授身着定做的礼服大衣，一撮灰色头发修剪得十分漂亮，散发着科隆香水的味道。他正准备出去求情。但他肯定没洗头发。苏菲记得她看见了他肩膀上的头皮屑。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特的咝咝声。尽管总督前一天拒绝见他，但今天——今天他肯定(特别是他有一口纯正的德语)会受到这位保安警察特别工作组[1]长官的热诚接待的。他从一位在埃尔富特的朋友那里搞到了一封推荐信(这位朋友研究社会学，是纳粹在犹太人问题方面的理论家)，而且带上了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海德堡和莱比锡大学的荣誉学位证书(印在权威的羊皮纸上)，以及这本在美因茨[2]出版的《波兰犹太问题》小册子。那么今天一定……

    唉，对教授来说，虽然他四处祈求、游说，费尽口舌，在十多天里去了十几个办公室，但他愈加疯狂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一定有一股邪恶的风吹着他。他没有引起丝毫注意，争取到一只官僚主义的耳朵。而且不幸的是，教授在另一点上出现重大的失误。他的情感和思维都属于另一个世纪，那个充满浪漫色彩但一去不复返的德国文化的继承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那不锈钢的充满长统马靴，有着巨大现代威力，第一个专制官僚国家的走廊里，他穿着那身过时的装束去讨好他人是多么的不可能。对那个拥有电子档案系统，铁面无私的命令与快捷的数据处理方法，便利的翻译机器，直通柏林的电话线的机构来说，像他这么一个手持一札证件，胸插石竹花，肩披雪花般的头皮屑，闪着两颗银牙，腿上裹着蠢笨的皮绑腿的晦暗的波兰法律教师，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教授是纳粹战争机器的第一批受害人。他之所以成为受害者，是因为他没有被“编入程序”——几乎如此。我们可以说几乎如此，而不能说完全如此。因为将他拒之门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个波兰佬[3]。一如在英语中那样，这个词在德语里不无轻蔑之意。因为他是个波兰人，同时又是一个学者，他过分的渴望、贪婪和急于讨好的面目，在盖世太保上层圈子不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伤寒患者，但教授显然不清楚他已远远落后于时代。

    虽然在最初沦陷的那段时间紧赶慢赶，但教授并没意识到时钟正残忍地一分一秒地走向他最后的时刻。在纳粹莫洛克神[1]的眼中，他是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于是在八月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当苏菲正孤零零地跪在圣-玛丽教堂，那不祥的凶兆突然而至时——我已在前面提到过——她一下子跳起来，朝学校飞奔而去。在那儿，她发现那个具有光荣传统的中世纪庭院已被德国军队团团包围，来福枪和机关枪对准了那一百八十多名学校教师。教授、卡兹克也在其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徒劳的双手伸向空中。她从此再没见过他们。后来，我从她重新修改过的故事中得知(我相信这次是真的)，对父亲和丈夫的被捕，她没有丝毫的丧失亲人般的痛苦感觉——当时，她与他们的感情已相当疏远，这事已不能触动她了。但她却能感到触及骨髓的另一种震动，感到一种彻骨的恐惧和难以忍受的失落感。她的感觉——对自身的感觉——完全被动摇了。因为如果德国人可以对一群又一群手无寸铁、心无疑虑的教师进行肆无忌惮的可怕攻击的话，那么只有先知才知道，在未来几年里波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恐惧。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哭着扑倒在母亲怀里。而她母亲感到的是真正的悲痛欲绝。这位温柔和蔼、头脑简单、听从他人的妇女，一直对她的丈夫忠贞不二。苏菲在为母亲笨拙地表演悲痛时，也忍不住为她母亲的悲恸而伤心不已。

    至于教授——像一条虫豕似的被吸进萨斯赫森集中营的坟场泥土里，被一只在达考集中营之前产下的人类痛苦的阴沉、无情的怪兽所吞噬。他想解脱自己的努力全白费了。一切变得更具讽刺意味，因为很明显，德国人在无意中关押并杀死了一个在后来可能被认为先知的预言家——一个偏执的斯拉夫哲学家，他的“最后解决”的幻想先于爱希曼和他的同党们，甚至先于阿道夫-希特勒——这个计划的梦想者和构想者；而且他的计划还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我带着我的小册子，”[2]他在一张偷偷从监狱里带出的给苏菲母亲的纸条上可怜巴巴地写道，这也是她们收到的惟一消息，“我带着我的小册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从这里出去，见到那些上层人物，让他们看看……”

    对死去的人来说，血肉相联形成的爱强烈得令人迷惑，而留在记忆中的童年的记忆也前所未有地鲜明：他与她并肩散步，手指轻轻抚弄着她黄色的发辫。还有一次，他带她乘上小马车，在夏日鸟语花香的威维尔城堡的花园里穿行。苏菲还记得，当他死亡的消息传来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她看见他倒下，倒下——直到最后还在抗议他们抓错了人——倒在萨斯赫森一堵墙前的一阵弹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