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节 饥饿的馋猫

    生命，他给了她真正的生命。他(在他哥哥劳瑞的帮助下)使她恢复了健康，使她的贫血症在哥伦比亚医学院得以治愈。在那里，医术高超的哈费尔德医生发现她还须治疗其他一些营养缺乏症，比如坏血病的后遗症。他发现了这一病症，于是开出大量的药。布满她全身的皮下出血现象很快消失了。但变化最明显的是她的头发。她一直以那头金发引以为荣，但它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变得稀稀拉拉、干枯难看。这一切在哈费尔德医生的精心护理下都得到了改变。没过多久，大约六个星期后，内森便像一只饥饿的馋猫一样，对着那头浓密华丽的金色头发发出满足的呜呜声。他坚持说她完全应该去做洗发精广告的模特儿。

    确实，在内森的看护下，美国杰出的医疗机构将把健康还给了苏菲，让一个受尽折磨的人重新恢复了活力，其中包括那口漂亮的牙齿——她的切割器，内森这样称呼它们。它取代了她在瑞典时红十字会为她安的假牙，这件要求极高的作品归功于劳瑞的另一个朋友兼同事——纽约最好的口腔修复医师之一。那口牙齿令人难以置信地闪着珍珠一般的雪白光泽，完全可以与雕刻家柴利尼的杰作相媲美。每次她张开嘴时，都会令我想起吉恩-哈洛的嘴部特写；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当苏菲大笑时，那些牙齿像闪光灯一样照亮了整间屋子。

    重新回到生活的苏菲与内森共同度过了整个夏天和初秋的美好时光。他慷慨大度，虽然她生性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但她还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他的慷慨——以及这慷慨本身带给他们的快乐。他给了她并与她共同分享了她想得到的几乎所有东西：美妙的唱片，音乐会的门票，波兰的法国的以及美国的书籍，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各种餐馆的佳肴。内森不仅有一个鉴赏美酒的鼻子，还有着一张天生的美食家的嘴(他说这是因为小的时候吃了太多半生不熟的冻鱼团之故。)他兴高采烈地带着她流连于纽约无穷的奇妙的盛宴。

    钱本身从来不成问题，他在普费泽的工作报酬相当优厚。他给她买漂亮衣服(包括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时穿的那身时髦的旧式服装)，戒指，耳环，手镯，脚链，各种珠宝。还有电影。整个战争期间她没能看到电影，就像她不能听到音乐一样，这使得她对它们的渴望异常强烈。战前在克拉科夫时，她曾有一段时间沉迷于美国电影——三十年代平淡无奇、天真烂漫的爱情故事，由诸如艾洛尔-弗琳，摩尔-奥布罗恩，迦勃以及龙巴德之类的明星出演。她还十分喜爱迪斯尼，尤其是米老鼠和白雪公主。还有——噢，上帝！——弗雷德-阿斯戴尔和金格尔-罗杰斯主演的《顶帽》！于是在纽约这个电影的天堂里，她和内森有时整个周末都不出电影院——从星期五晚上开始，一口气看上五部六部甚至七部电影，直到星期天的最后一场，眼睛熬得通红。她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内森的慷慨解囊，甚至包括(她咯咯地笑着说)她的避孕环。劳瑞的另一位熟人为她安了一个避孕环，这可能是内森为她制定的康复计划中最后一项，也是最能体现他无微不至的关心的象征性标志；她以前从未用过这个，现在她带着一种解放的满足接受了它，感觉自己终于告别教会而获得了新生。但她不止在一个方面获得解放。“斯汀戈，”她说，“我从没想到过两个人能性交这么多次，或者说做这么多的爱。”

    苏菲告诉我，这玫瑰苑中惟一的荆棘就是她的工作。也就是说，她还在继续为布莱克斯托克医生工作，而他不过是一个按摩师。内森的哥哥是一流的医生，而他又自认为对科学十分虔诚(在他心里，医学伦理准则如同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神圣)。对他来说，为一位江湖郎中工作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他直言不讳向她指出，以他的观点来看这几乎就是卖淫。他恳求她别再干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拿这个开玩笑，编造有关按魔师和他们那拙劣假冒的所谓医术的各种各样的笑话，每次都让她捧腹大笑；他这种玩笑式的态度使她认为不必太在意他的反对意见。所以当他的抱怨越来越厉害，责备越来越认真和尖刻时，她更是坚定不移地拒绝任何辞职的念头，哪怕这件事情让内森极不舒服。这是他们的关系中少有的违背对方意愿的一件事，她觉得她不能无条件地服从。毕竟，她还没有嫁给内森。她必须有一种独立感。在那个年月，她必须拥有一份工作，何况在那时找工作十分艰难，对一个没有“天赋”(她坚持向内森指出这一点)的年轻妇女来说尤其如此。还有，这份工作能使她产生一种安全感，她可以在那儿与她的老板用母语交谈；而且她也喜欢上布莱克斯托克医生了。他就像一个教父或挚爱的叔叔一样亲切地对待她，她对此没有丝毫疑虑。但她慢慢地意识到，这个没有丝毫罗曼蒂克意味的喜欢，却被内森误解了。他的敌意因此增加。如果他的误解和妒意里并未埋藏狂暴或更糟的因素之话，这本来带有十足的喜剧意味。

    还在早些时候，一出稀奇古怪的悲剧影响了苏菲的生活。在此需要重提一下，因为它可以说明前面所发生的事。这事与布莱克斯托克的妻子希尔维亚有关，与她是个酗酒者这一事实有关；这件可怕的事发生在苏菲和内森在一起的四个月后，那时秋天刚刚来临……

    “我知道她酗酒。”布莱克斯托克后来伤心地对苏菲说，“但我不知道她到了什么程度。”他极为内疚地承认他忽视了这个问题：每晚从诊所回到圣-阿本大街的家，一起喝下一份鸡尾酒后，他都尽量避开她，不想听她酒后含混不清的话语，把她的糊涂和蹒跚的步态归咎于不胜酒力。尽管如此，他心里明白他是在自我欺骗，对她的爱使他不想面对在她死后几天以生动的实物形式揭示出来的真相。她个人使用的化妆室(这间屋子连布莱克斯托克也别想进入)的衣柜里塞了七十多个空酒瓶，显然这可怜的女人害怕冒处理它们的风险，虽然得到这些浓烈的琼浆美酒并藏在柜子里对她来说并不费劲。布莱克斯托克发现，或者说他让自己发现，这一切已为时过晚，这事已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如果我不是那么姑息她，”他哀伤地对苏菲说，“如果我面对现实，认识到她是一个——”他犹豫了一下，寻找着合适的字眼——“一个酒鬼，我本可以带她去做心理治疗，把她治好。”他不停地自责，让人听起来有些害怕。“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他抽泣着。他的悲伤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已经知道她处于可怕的状态，可他还允许她自己开车。

    希尔维亚是他最心爱的宝贝，他就是这样叫她的。他在她身上狂花滥用，丝毫没有一般丈夫的怨言，反而鼓励她去曼哈顿疯狂购物。她与几个女性朋友(全都与她一样体态丰满，面色红润，无所事事)在阿特曼、博格朵夫、邦威特以及其他十多家时装店狂购一番后开车回昆士区的家，汽车后座上女士服装的包装盒摞得老高，其中大部分原封不动地搁进了她的抽屉，或皱皱巴巴地挤在衣橱的角落里。布莱克斯托克后来在那里发现一摞又一摞从未穿过的长裙和外套，上面已霉点斑斑。直到惨剧发生后，他才知道她每次疯狂购物后都会与她的同伴一起去喝个酩酊大醉。她最喜欢去的是麦迪逊大街的西伯利大酒店的休息室，那里的酒吧侍者最友好、宽容且谨慎。浓烈的南康弗特酒成了她在西伯利固定不变的饮料。她一口接一口地喝着这种烈酒，很快超出她的酒量。这埋下了灾难的隐患。悲剧发生得那么突然、可怕，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稀奇古怪的意思。

    那天下午，她开车经过特丽伯罗大桥回家时，车速极快失去了控制，(警察说，速度表上的指针定格在每小时八十五英里)一下子撞在一辆卡车的尾部，然后弹回来撞在桥的护栏上，那辆克莱斯勒转眼间成了一堆废铁和塑料碎片。希尔维亚的朋友，布莱恩斯坦夫人被送往医院，三个小时后不治身亡。希尔维亚自己则撞断了脖子。这本身已经够恐惧了；更让布莱克斯托克极度悲哀和难以忍受的是，她的头不见了，被巨大的冲力抛进了伊斯特河。(生活中常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某些公众事件看似与自己毫无关联，后来却发现与相识或知晓的某个人有关。那年春天，我读《镜报》的一个标题时不禁打了个冷战：《妇女人头踪影皆无，寻找工作仍在继续》，那时我一点不知道我很快便会与这位受害者的丈夫有点关系。)

    就实际意义而言，布莱克斯托克死了。悲痛像亚马逊河泛滥的洪水淹没了他。他开始不定期地停诊，把病人留给他的助手斯莫尔-卡兹。他可怜地宣布说，他可能永远不会再重操旧业，而想退休回迈阿密海边去生活。这位医师没什么亲人。在他异常深重的丧妻的哀伤中(他是如此哀伤，以致苏菲也深深地沉浸在悲哀之中)，苏菲发现自己俨然成了他的代理亲戚，一个妹妹或女儿什么的。在继续寻找希尔维亚的头的那几天里，苏菲几乎一直在他的家中陪着他，为他拿镇静剂，端茶送水，耐心地听他唠叨妻子的往事。无数的人来了又走了，只有她一直呆在他的身边。还有关于葬礼的事——他拒绝就这样让她无头下葬；苏菲只好不厌其烦地劝解他。(如果始终找不到怎么办呢？)但谢天谢地，那颗头很快露面了，被水冲上了里克岛。是苏菲接到陈尸所打来的电话，也是她在医检人员的敦促下设法说服他放弃了去看那残骸最后一眼的想法。经过最后的缝合整容后，希尔维亚的遗体被安葬在长岛的犹太人公墓里。苏菲对前来参加葬礼的医生的朋友和病人的庞大队伍十分震惊，其中一位是纽约市长派来的私人代表，一位高级督察，还有艾迪-肯特——著名的电台喜剧演员，他的脊柱是布莱克斯托克治好的。

    乘灵车返回布鲁克林时，布莱克斯托克一直靠在苏菲身上无助地哭泣着，又一次用波兰话告诉苏菲说她对他多么重要，她就像他们的女儿，他和希尔维亚从未有过的孩子。一个无比忧伤的犹太人。布莱克斯托克希望独自呆着。苏菲和他一起回到圣-阿本的家，帮他整理一些东西。天刚擦黑时——尽管她坚持乘地铁——他开着那辆豪华富丽的卡迪拉克轿车送她回布鲁克林。车一直开到粉红色宫殿的门口。这时，秋日黄昏的雾气刚刚笼罩希望公园。他好像平静了许多，甚至还可以说上一两句玩笑话。他还喝了一两瓶苏格兰威士忌，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好酒之徒。但与苏菲站在大门前时，他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哀中不能自持。在昏暗的光线中，他使劲地拥抱苏菲，用鼻子和嘴蹭她的脖子，用依地语咕哝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发出了一声她从未听见过的最凄凉的呜咽声。这个拥抱十分专注，彻底，满含感情，以致苏菲开始怀疑他在孤独中是否想寻求比女儿般的安慰更多的东西；她的腹部感到一种压力和几乎是情欲的感觉。但她马上赶跑了这个念头。他是那样纯洁的一个清教徒。既然他在长久的共事中从未对她动过邪念，那么现在他也不大可能这么做，因为他完全淹没在悲伤之中。这个想法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虽然她有理由为这个长久的，泪汪汪的，很不舒服的，紧紧的拥抱感到后悔，因为内森正在楼上注视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