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战前，霍尔斯特-韦塞尔中学叫做威廉工子高等实科中学，这所学校和我们的学校差不多，尘土飞扬，到处都弥漫着臭味。那座一九一二年落成的大楼从外表上看要比我们这座火柴盒式的砖楼更可亲一些。它位于本市的南郊，紧靠耶施肯塔森林。所以，到了秋天，当新的学期开始之后，我们两个人上学的道路就毫不相干了。

    暑假期间他一直没有露面——整个夏天都没有见到马尔克的影子——听说他在一个专门培养发报员的军训营①报了名。无论在布勒森还是在格莱特考浴场都无处寻觅他的晒斑。由于到圣母院去找他也毫无意义，古塞夫斯基司铎在暑假期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个最可信赖的弥撒助手。弥撒助手皮伦茨自言自语：没有马尔克，就没有圣餐②——

    ①希特勒青年团对青年进行战前训练的军营。

    ②这是模仿利口酒广告“没有迈耶尔酒，就没有喜庆”。下文中的“没有马尔克，就没有夏天”亦同。

    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有时仍旧索然无味地呆在沉船上。霍滕-索恩塔克企图找到报务舱的入口，结果还是白费力气。那几个低年级男生到处传说在舰桥下面有一个布置得非常精美奇怪的暗舱。一个两只眼睛靠得很近、被他属下的那些傻瓜叫做施丢特贝克①的家伙，不辞辛苦地多次潜入水中。图拉-波克里弗克的表哥是个又瘦又小的家伙。他到沉船上来过一两次，可是从未潜下去过。我不是用思想就是用语言试图与他进行一次关于图拉的对话，我对她很感兴趣。可是，这位表哥也同我一样深受图拉头上那条蓬乱的羊毛头巾和她身上那股永不消失的木胶气味之苦——或许是受别的什么之苦？“这关你屁事！”她表哥对我说——或者他本来会这样说——

    ①施丢特贝克是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一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一带活动的海盗组织的头目。

    图拉没有上船，而是一直呆在海滨浴场。她同霍滕-索恩塔克的关系已经告吹。我虽然和她一块儿看过两场电影，但却没有交上桃花运：她可以和任何人一起去看电影。据说，她看上了那个叫施丢特贝克的家伙，这真是太不幸了，因为施丢特贝克似乎更看重我们的这条沉船，一直在设法找到马尔克的暗舱入口。暑假快结束时，有不少人私下传说他已经成功地潜入了暗舱，但是却毫无凭据：他既没有取出一张被水泡胀的唱片，也没有带上来一根霉烂的雪枭羽毛。然而，谣传仍然不胚而走。两年半之后，当那个以施丢特贝克为首的相当神秘的青年团伙被破获时，有人传说审案期间曾经提到我们的沉船以及舰桥下面的暗舱。我那时已经投军吃饷，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只能从古塞夫斯基司铎那里了解一些。他在邮路畅通的情况下一直给我写信，以表其关怀和爱护之心。他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当时俄国军队已经逼近埃尔宾①——写的最后几封信中，曾谈到所谓撒灰帮②对维恩克司铎主管的圣心教堂进行的一次可耻的袭击。信里提到了施丢特贝克这小子的父姓；此外，我还记得信中有关一个三岁孩子③的内容：他被这一帮人尊为护身符和吉祥物。古塞夫斯基司铎究竟是在最后一封信中还是在倒数第二封信中提到那艘沉船的，我现在时而很有把握，时而又不敢肯定，因为装有日记本和干粮袋的小布卷不幸在科特布斯④丢失了。那艘沉船在一九四二年暑假之前庆祝了它的盛大节日，而在暑假期间却失去了光彩。由于当时缺少马尔克，我至今还觉得那个夏天十分乏味——没有马尔克，就没有夏天！——

    ①距但泽东南五十公里的海港城市，战后划归波兰，现名为埃尔布拉格。

    ②1942年以后在德国大城市出现的许多地下青年组织之一。

    ③指《铁皮鼓》中的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

    ④本书作者1945年4月20日曾在科特布斯负伤。

    不能说我们由于他不在而感到绝望。能够摆脱他，不必总跟在他的身后，我当然格外高兴。可是，我为何刚一开学就跑到古塞夫斯基司铎那里去报名当弥撒助手呢？古塞夫斯基司铎自然非常高兴，那副无框眼镜后面堆起了笑纹，然而，当我趁着为他刷罩袍的机会——我们坐在法衣室里——顺便问起约阿希姆-马尔克时，那副眼镜后面的笑纹立即被他的严肃一扫而光。他用一只手扶住眼镜，平静地说道：“当然，他还像以往那样尽心尽职，从未误过主日弥撒，可是，有四个星期他却跑到什么军训营去了。我决不相信您仅仅是由于马尔克的缘故才来辅弥撒的。您说对吗，皮伦茨？”

    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接到通知：我哥哥克劳斯下士在库班河畔①阵亡了。于是，我便把他的死说成是再次辅弥撒的理由。古塞夫斯基司铎似乎听信了我的话，或者他是努力使自己相信我和我的进一步发展了的虔诚之心——

    ①库班河发源于高加索山脉，流入亚速海。苏德军队曾在库班半岛激战。

    让我回忆霍滕-索恩塔克或者温特尔的面部细节是很困难的，然而，我却记得古塞夫斯基司铎那浓密、粗硬、略有点花白的黑色鬈发和那使罩袍落满头屑的头皮。他的后脑顶部剃得光光的，泛着淡淡的青色①。他的身上始终散发出桦木护发水和棕榈橄榄油香皂的气味。他时常用一支雕刻精细的琥珀烟嘴吸东方香烟②。他算得上是一个开明的神职人员，常常在法衣室和我们这些弥撒助手以及首次领圣餐的孩子打乒乓球。所有的白色法衣，包括披肩和长袍，他都要让一个叫托尔克米特的女人浆得十分硬挺：要是那老婆子身体不爽，这事儿便交给手脚灵巧的弥撒助手，经常是由我来完成的。无论是臂巾、圣带③还是衣柜里摆着或挂着的十字褡④，他都亲自系上了薰衣草香袋。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他曾经将那短小无毛的手伸进我的衬衫里，从颈项向下，一直摸到裤腰处才把手抽了回去，因为我的运动裤上没有松紧带。我以前都是用缝在里面的布带子系裤子。由于古塞夫斯基司铎的友善态度和那种常常酷似男孩的气质已赢得了我的好感，所以我并不很计较他企图实施的动作。直到今天，我想起他的时候还常在心里不无善意地嘲笑他。至于他有时不怀恶意地、只是为了探寻我皈依上帝的心灵而顺手摸一把的事情，在这里就毋庸多言了。总的来看，他是一个很普通的神甫。尽管他管辖的教区以读书不多的工人为主，他还是精心装备了一个阅览室。他对工作保持着适度的热情，在信仰方面也有所保留——例如关于圣母升天的教义——此外，无论谈到圣坛的台布、耶稣的血还是在法衣室谈起乒乓球球艺，他都是那样煞有介事地吊着嗓门。如果说他有什么俗气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四十岁出头时提出改名的申请，不到一年之后他便开始自称为古塞温或古塞温司铎，而且还让别人也这样称呼他。当时，把以“基”、“科”、“拉”——例如弗尔梅拉——结尾的波兰式姓名日耳曼化是许多人都追赶的时髦：列万多夫斯基变成了伦格尼施；屠户奥尔采夫斯基先生脱胎成为奥尔魏因肉铺老板；于尔根-库普卡的父母想改姓东普鲁士的姓库普卡特——可是他的申请不知何故被拒绝了。或许是按照扫罗变为保罗⑤的模式，古塞夫斯基也想变为古塞温，但是在本文中，古塞夫斯基司铎依然是叫古塞夫斯基，因为你，约阿希姆-马尔克没有改名换姓——

    ①天主教神职人员均将头顶剃光，作为识别记号。

    ②即淡味型香烟，其原料主要产自罗马尼亚、埃及和土耳其等国。

    ③神职人员挂在左臂上起装饰作用的圣巾谓臂巾；交叉在胸前印有十字架图案的长条带谓圣带。

    ④神甫行弥撒或圣餐礼时穿的宽大的无袖长袍。

    ⑤保罗，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原名扫罗，后易名为保罗，在罗马被尼禄皇帝处死。

    当我在暑假之后第一次去辅早晨弥撒时，我又一次见到了他。弥撒前的祈祷刚刚结束——古塞夫斯基站在使徒书位①一边念领祷词——我就在圣母祭坛前的第二排长凳上发现了他。不过，直到朗读使徒书和吟诵赞美诗之间的空歇以及此后诵读福音书的时候，我才有时间端详他的容貌。他的头发仍然像往常那样从正中向两边分开，用糖水加以固定，而且新近又增加了近一根火柴杆的长度。浸过糖水而显得十分僵挺的头发犹如陡斜的屋顶盖在两侧的耳朵上：他几乎可以代替耶稣显灵了。他十指交叉，双手举到额前，胳膊肘子悬空。在两手之间的缝隙下面露出了那段完全裸露的、毫无遮掩的颈项。他把衬衣的领子翻在罩衣的领子外面：没有领带，没有流苏，没有垂饰——改锥或其他任何一件取自那个收藏丰富的宝库的东西。空旷的原野上唯一的动物就是那只跳动不止的老鼠。它蛰伏在皮肤下面，取代了喉结；它曾经引来了那只黑猫，并且诱使我将那只猫接到他的脖子上。在喉结和下巴额儿之间的皮肤上还留着几道已经结痴的抓痕。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险些误了摇铃——

    ①天主教举行礼拜仪式时，主礼人和辅礼人通常站在圣坛前的左侧朗读使徒书，站在右侧朗读福音书，因此圣坛的左侧被称作使徒书位。

    在领圣餐的长凳前，马尔克的举止倒不算很做作。他把交叉的双手垂到锁骨下面，嘴里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似乎他的肚子里没完没了地用文火熬着一锅甘蓝。他刚刚拿到圣饼就玩了一个新的花样。迄今为止，他一直像每个领圣餐者一样，默默地从圣餐长凳径直走回他在第二排的坐位。这一次他却延长了这段路，在退回原位的途中他先是踮着脚缓慢地走到圣母祭坛的正对面，然后双膝跪下，不是直接跪在亚麻油毡地板上，而是选择祭坛前的一块粗毛地毯作为垫子。他将交叉的双手举过眉间，举过头顶，充满渴求地一点点伸向那个比真人稍大的石膏塑像。那位处女中的佼佼者站在泛着银光的月弯上，怀里没有抱孩子，身上那件布满繁星的普鲁士蓝色①罩袍从肩头一直披落到踝骨，修长的十指交叉在扁平的胸前，那双镶嵌的、略微外凸的玻璃眼珠仰望着从前的健身房的天花板。马尔克依次抬起两膝，站了起来，再次将十指交叉举到翻开的衬衣领口前面，地毯在他的膝盖处留下了一块粗糙的红色图案——

    ①一种深蓝色。

    古塞夫斯基司铎也注意到了马尔克这种新发明的每个细节。我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弥撒仪式刚完，他像是受到压抑要卸下或者分摊某种负担似的，立刻就情不自禁地谈起了马尔克过分的虔诚和引人注目的举止，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担忧。他说，无论是哪一种内心危机使马尔克拜倒在圣坛前面，他对圣母玛利亚的虔诚都接近于异教徒式的偶像崇拜。

    马尔克在法衣室的出口处等着我。我差点惊恐地退人门内，但他已经抓住我的手臂，用从未有过的轻松口吻又说又笑。他这个平素沉默寡言的人开始谈起天气：晴朗和煦的秋日，金色的游丝挂满天空——未等话音落下，他突然将话锋一转，还是用那种聊天的口气说道：“我是自愿报的名，可事后不禁摇头后悔。要知道，我对这些事儿没有多少兴致，我指的是军队、战争游戏以及对尚武精神的大肆渲染。猜猜看是什么兵种。你肯定猜不出来！现在当空军没劲透了。伞兵？岂不让人好笑！还是我自己说吧，我想上潜艇。你瞧，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唯一还有机会露一手的兵种，尽管我觉得呆在那玩艺儿里面多少有些孩子气。我这个人更喜欢干一些有实效的或者滑稽可笑的事。你知道，我曾经想当丑角演员。男孩子什么都想得出来。我觉得眼下这份差事还算说得过去，别的嘛，也还凑凑合合。咳，学生终究是学生。那会儿我们也真能胡闹。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怎么也适应不了那玩艺儿，总觉得是一种什么病，其实完全正常。如今，在我认识和见过的人当中，不少人那玩艺儿比我的大多了，他们并不因此而大惊小怪。当时是从猫的故事开始的。你还记得咱们躺在海因里希-埃勒斯运动场上的情景吗？当时大概正在进行一场棒球比赛。我在睡觉或者是迷迷糊糊地半睡半醒，这时过来一只灰不溜秋的言生，也许是黑色的，它盯住我的脖子就扑了上来，要不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我想是席林，他准会干这事儿——拎起那只猫……后来嘛，我就游到那边去了。不，我再也没有上过沉船。施丢特贝克？听说过。随他的便好了。我并没有把沉船租下来，是不是？有空上我们那儿去玩。”

    马尔克使我成为整个秋天里最勤奋的弥撒助手，直到基督降临节①的第三个星期日，我才应邀去他家。基督降临节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独自辅弥撒，因为古塞夫斯基司铎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助手了。本来，我准备在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日就去马尔克家，并且给他送些蜡烛，但是蜡烛很晚才“配给”下来，因此马尔克也就只好等到第二个星期日才能把蜡烛供在圣母祭坛前。他曾经问过我：“你能给弄几根吗？古塞夫斯基抠得连一根都不愿意往外拿。”我答道：“试试看吧。”我为他弄到一根战争年代十分稀有的、白得像土豆芽似的长蜡烛，因为我哥哥是烈士，所以我们家可以领到这类计划商品。我步行来到物资统配局②，在出示死亡证明书之后领到了一张配给证。我乘电车来到奥利瓦区的特供商店，可是那里的蜡烛已经全卖光了。后来我又专程跑去两次，在基督降临节的第二个星期日总算可以为你提供蜡烛了。正像我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我在这个星期日终于能够看见你跪在圣母祭坛前面了。古塞夫斯基和我在基督降临节期间一直穿着紫色的法衣③，可你却连那条别着硕大别针的围巾都没围——这又是一个新花样——早已去世的火车司机曾经穿过的那件经过翻新改做的罩衣已经遮不住衬衣，你的脖子从洁白的衬衣领口直挺挺地伸了出来——

    ①基督教节日，自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至圣诞节。

    ②战争时期专门负责分配日用品和手工业原料的国家管理部门。

    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基督降临节以及大斋节期间，一律身穿紫色衣袍，以表示对上帝的忤悔。

    基督降临节的第二个星期日和第三个星期日，马尔克都在粗糙的地毯上僵直地跪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下午要去拜访他，希望他能信守诺言，在家等我。他的眼睛连眨都不眨——或许只是当我在圣坛前忙碌时才眨一下——呆滞的目光越过供奉的蜡烛盯着圣母的肚皮。他的双手形成了一个陡斜的屋顶，举在额头和思想的前面，交叉的拇指没有触到额头。

    我想：今天我要去。我要去看看他。我要仔仔细细地看看他。我一定要去。那儿肯定有点什么名堂——再说他也邀请过我。

    东街很短，一幢幢独门小院，空荡荡的篱笆靠在粉刷粗糙的山墙上，人行道上均匀地种着一排排树木——菩提树下的木桩一年前就丢光了，尽管它们一直还需要支撑——眼前的景象使我既扫兴又厌倦，尽管我们西街也是这副模样，充斥着同样的味道，弥漫着同样的气息，同样用它那些里里普特①式的花园年复一年地打发岁月。直到今天，每当我离开科尔平之家——这并非常事——到机场和城北公墓之间的施托库姆或洛豪森去看望旧友，必须穿越许多几乎同样令人扫兴和厌倦的居民区街道，挨着一块块门牌、一棵棵菩提树走下去时，我始终感觉自己在朝着马尔克的母亲，朝着马尔克的姨妈，朝着你，伟大的马尔克走去。花园的小门上挂着小铃，抬脚跨过去，只见一簇簇包着稻草的蔷薇在无雪的寒冬中耷拉着脑袋。花坛里没有种花草，而是用完整的和破碎的波罗的海贝壳镶嵌出各色图案。一只家兔大小的陶瓷雨蛙蹲在一块风化的大理石板上，翻起来的泥土环绕着这块石板，有的地方堆了一些酥松或干硬的泥土。园门和屋前的三级缸砖台阶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要把沉思中的我引向那扇赭石色的半圆拱式大门。小路另一侧的花坛中，同雨蛙一般高的石基上立着一根近乎垂直的、约莫一人高的木桩，上面挂着一个好像山区牧场小屋似的鸟笼：我在两块花坛之间走了七八步，笼里的麻雀却只顾专心吃食。人们本来以为，居民区的气味本该与季节的变化相符，或清新，或纯净，或带有沙土味。可是，在当时的战争年代，东街也好，西街也好，熊街也好，不，整个朗富尔区，整个西普鲁士，甚至整个德国，都散发着洋葱味，散发着那种用人造黄油炸过的洋葱味。我不想武断地说，那是煮在饭里的或者刚切开的洋葱的气味。实际上，当时洋葱非常紧张，几乎哪儿都弄不到。因为帝国元帅戈林曾在广播电台里提到洋葱匾乏的状况，于是，利用他的讲话编成的笑料便在朗富尔区、西普鲁士和德国各地流传起来。我现在真该把打字机的外壳涂上一层洋葱汁，让它也像我当初一样体会一下那些年里污染整个德国、西普鲁土、朗富尔区、东街、西街并且祛除了弥漫于各地的尸臭的洋葱味——

    ①里里普特是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国名。

    我一步跨上三级缸砖台阶，伸手正要握住门把手，门却从里面拉开了。马尔克穿着一双毡鞋站在门里，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看样子他刚刚将中分头梳理了一番。一缕缕色泽既不算光亮也不算灰暗的长发僵直而又均匀地从中缝梳向斜后方，发型保持得很好；然而，当我一小时后准备离开时，他的头发已经披散下来，伴随着他的话音在通红的耳朵上抖动不已。

    我们坐在通向后院的起居室里，光线从玻璃阳台射进屋里。点心是按照战争时期的配方制作的土豆饼干，吃起来玫瑰香味很冲，使人不禁想起杏仁糖果的味道。点心的旁边放着自制的糖水李子，味道一般化。这些李子是当年秋天在马尔克家的花园里结的——透过阳台左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株叶子落光了的李子树，树干上涂了一层白石灰。我坐在指定的椅子上，面对室外，马尔克则背朝阳台，面对着我坐在桌子较窄的一头。马尔克的姨妈坐在我的左边，侧面射进的光线使她那头灰白的鬈发泛着银光；马尔克的母亲坐在光线最充足的右侧，她的头发梳得较紧，所以显得并不怎么发亮。尽管房间里已经烧得很热很热，马尔克的耳轮、耳轮四周的细发以及颤动着的一绺绺长发的发尖还是勾画出了冬日的寒光。他那宽大的翻领的上部白得耀眼，越往下越显得发灰：马尔克的脖子平平地躲在阴影里。

    这两个腰身粗大的女人生在乡下，长在乡下，一双手总是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好，她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总有说不完的话。即使是在和我打招呼和询问我母亲的身体情况时，她们也始终朝着约阿希姆-马尔克。她们通过担任翻译的他向我表示哀悼：“唉，想不到你兄弟克劳斯也留在那边了。我们和他虽然只是见过面，可也知道他是个好小伙子。”

    马尔克语气和缓而又坚定不移地控制着话题。过分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在我父亲从希腊寄回战地军邮的那段时间里，我母亲和一些军人关系暖昧——诸如这一类问题，马尔克总要设法干涉：“算了吧，姨妈。在这种乱哄哄的年代，谁愿意来断天下的案子呀。妈妈，这事与你同样毫不相干。要是爸爸还健在，他的脸准没地方搁，而且绝不会允许你这样议论别人。”

    两个女人顺从了他，或者说顺从了那个死去的火车司机，因为每当姨妈和母亲多嘴多舌的时候，他就会委婉地提起他，让她们在亡灵面前保持安静。在聊起前线形势的时候——她们俩搞不清哪里是俄国战场，哪里是北非战场，竟然把阿拉曼①和亚速海②混为一谈——马尔克总是用平和的语调解释正确的地理方位，从来也不发火：“不，姨妈，这场海战发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③，不是在卡累利阿④。”——

    ①埃及北部城镇。1942年，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此受到英军的阻遏。

    ②苏联欧洲部分边海，1941年至1942年，苏德军队曾在克里米亚半岛进行了激烈战斗。

    ③西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岛屿。1942年至1943年，日军在此受到美军的沉重打击。

    ④指位于芬兰湾和苏联拉多加湖之间的西卡累利阿地区。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长期争夺此地。

    然而，由他姨妈开的这个头倒引得我们对所有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以及在战斗中被击沉的美国和日本的航空母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尔克认为，一九三九年开始建造的“大黄蜂”号和“马蜂”号是与“巡逻兵”号吨位相近的两艘航空母舰，它们现在恐怕已在服役，并且参加了这次战斗，因为不是“萨拉托加”号就是“勒星顿”号，或许两艘一起从舰队名册上被抹去了。关于日本的两艘最大的航空母舰“赤木”号和航速很慢的“加贺”号，我们所知甚少。马尔克提出一条大胆的设想。他说，今后的海战只是航空母舰的事，因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制造战列舰不太合算，假如将来再一次爆发战争，最有前途的是速度很快的轻型舰艇和航空母舰。他又补充了一些细节，使两个女人大为吃惊。当马尔克一连串地报出许多意大利轻巡洋舰的舰名时，他的姨妈兴奋得如同少女一样，用那双干瘦的大手使劲鼓起掌来。待掌声落下，房间里又寂静如初，她尴尬地挠了挠头发。

    没有人提到霍尔斯特-韦塞尔中学。我还记得，马尔克在站起身的时候笑嘻嘻地提起了他的渊源久远的脖子的历史，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他母亲和姨妈也跟着笑了起来——而且还叙述了当初的猫的童话：这一回是于尔根-库普卡把那个畜生按在他的脖子上的。我真想知道究竟是谁编造了这个童话。是他？是我？还是在这里摇笔杆的人？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准备和这两个女人告别时，他母亲塞给我两块包在纸里的土豆饼干。在走廊里，靠在通往阁楼的梯子旁边，马尔克指给我看了一帧挂在放刷子的小口袋旁边的照片。一辆隶属于前波兰铁路局的、挂着煤水车厢的、相当现代化的机车——上面有两处出现PKP①的标志——占满了照片的整个横面。机车的前面站着两个两臂交叉的男人，虽然个头不高，但却威风凛凛。伟大的马尔克说：“这是我父亲和司炉拉布达一九三四年在迪尔绍②附近遇难前不久拍的照片。由于我父亲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他死后被追授了一枚奖章。”——

    ①波兰铁路局的波兰文缩写。

    ②波兰城镇，位于但泽东南约三十公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