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空中楼阁

    维克托-韦卢恩帮我们架走失血越来越多、身体却越来越重的看房人。高度近视的维克托这时还戴着眼镜，所以在楼梯间里他没有绊在石梯上摔交。维克托的职业是送汇票的邮递员。一个近视眼干这种差事，真叫人不敢相信。今天，一提到维克托，我就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我的妈妈由于全家去港口防浪堤郊游，就变成了我的可怜的妈妈。送汇票的维克托也一样，由于丢了眼镜而变成了可怜的、没有眼镜的维克托，只是原因不同罢了。

    “你后来见到过可怜的维克托吗？”每逢探望日，我便问我的朋友维特拉。可是，自从那一回我们乘有轨电车从弗林格恩去格雷斯海姆之后——此行下文再叙——我们便失去了维克托-韦卢恩。唯一可以希望的是跟踪他的密探白找了一场，而他却又找到了自己的眼镜或者一副符合他的度数的眼镜。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同从前一样，即使不在波兰邮局，那也在联邦德国的邮局里当邮递员，送汇票，虽然是近视眼，但戴着眼镜，把五光十色的钞票和硬币送上门，给人们带去幸福。

    “那不吓死人吗！”在左边扶着科比埃拉的扬气喘吁吁地说。

    “要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来的话，天晓得会是什么个结局！”在右边扶着看房人的维克托担忧地说。

    “他们会来的！里茨一斯密格莱①昨天还在电台上这么说。我们得到了保证②：如果打起来，整个法国就会像一个人似的挺身而出！”扬好不容易才保持住自己的信心直到讲完这句话，因为他见到了自己被划破的手背上淌出来的鲜血，这虽然没有使他怀疑法波保证条约的可靠性，但却使他担忧，在整个法国像一个人似的挺身而出，信守许诺下的保证并跨过西壁③之前，自己或许会由于流血过多而一命呜呼的——

    ①爱德华-里茨-斯密格莱（1884～1941），波兰元帅，继毕尔苏德斯基之后任波兰军队总监，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后逃亡。

    ②指1939年5月19日签订的法波军事协定，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十五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实际上，法国根本没有发动攻势，西线只是“静坐战”，至于英国，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三个星期以后，才派了四个师到法国去。

    ③指德国的西部防线。

    “他们肯定已经踏上征途了。英国舰队已经在横渡波罗的海了！”维克托-韦卢恩喜欢把话说得有力量，有效果。他在楼梯上站住了，右手因扶着受伤的看房人而不得动弹，左手却在空中挥动，像在舞台上似的，让五个手指齐声喊道：“来吧，你们骄傲的不列颠人！”

    他们两人，一边一再权衡着波兰、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一边慢慢地把科比埃拉扶到临时医院去。这时，奥斯卡却想起了格蕾欣-舍夫勒那本书里的有关段落。凯泽的《但泽城历史》中说：“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德法战争期间，四艘法国战舰于一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驶入但泽湾，在碇泊场游七，船上的大炮已经对准了港口和城市，到了夜间，德国船长魏克曼指挥的螺旋桨推进的克维尔特轻巡航舰‘宁芙’号迫使停泊在海湾的法国舰队撤离。”

    在我们快到二楼信件存放室之前，我几经考虑便得出了如下看法（日后得到了证实）：在波兰邮局和整个波兰遭到攻击的时候，英国本上舰队隐蔽在北苏格兰某处港湾内；庞大的法国陆军还在吃午饭，他们派出几支小部队到马奇诺防线①附近搞点侦察活动，就算履行了法波保证条约。在信件存放室兼临时医院门口，我们被米尚博士截住了。他还戴着钢盔，骑士小手帕插在胸袋里露出一个三角。他身边是一个叫康拉德的从华沙来的特派员。扬-布朗斯基的恐惧心理立即开始作祟。他装成身负重伤的样子。维克托-韦卢恩没有受伤，又戴着眼镜，因此是一名可以派用场的射手，并被派到楼下营业厅去。我们则受命留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点亮应急用的蜡烛，因为但泽市电力厂已不愿再给波兰邮局供电。米尚博士并不真正相信扬受了重伤，可是又知道他没有打仗的本领，保卫邮局不一定非靠他不可，便命令他当护士，照顾伤员和我，一边匆匆地、绝望地（我觉得是这样）抚摩了一下我的头，要扬小心照看，切莫让这个可怜的孩子陷到战火中去——

    ①马奇诺防线，法国于1929年至1932年在东北边境修筑的防御工事体系，以当时的国防部长命名。

    野战榴弹炮射中了营业厅大门上方。我们全都摇晃了起来。戴钢盔的米尚、华沙来的特派员康拉德以及送汇票的韦卢恩飞奔下楼，到他们的战斗岗位上去了。扬和我走进那间密封的、可以减弱枪炮声的屋子，见到里面已经躺着七八个伤员。外面榴弹炮正在大耍威风，震得屋里的烛火闪烁不定。尽管有那些呻吟的伤员，或者说，正是由于伤员在呻吟，因此屋内一片寂静。扬急急忙忙、笨手笨脚地从床单上撕下布条，包扎好科比埃拉的大腿，接着要给自己护理。但是，我表舅的面颊和手背上已经不流血了。划破的伤口已经硬结，不过有点痛，这助长了扬的惧怕心理，但在这间低矮而不通风的屋里又无处发泄。他到处乱摸自己的口袋，摸到了一副纸牌，一张不缺。施卡特！我们玩施卡特，一直玩到保卫战彻底失败。

    三十二张牌，洗牌，签牌，分牌，出牌。所有盛信件的篮子都已被伤员占了，我们只好让科比埃拉背靠一只篮子坐下。由于他常常要倒下身子，我们最后用另一个伤员的背带把他绑住，让他保持一种固定的姿势，还不准他把手里的牌掉下来，因为我们需要科比埃拉。施卡特必须三个人玩，三缺一我们不就打不成了吗？躺在篮子里的那些人，已经很难分清红色与黑色，他们也不想再玩施卡特。本来连科比埃拉也不想再玩施卡特了。他要躺下去。看房人想要让一切听其自然。他懒得动手，闭上没有睫毛的眼睛，只想看邮局大楼最后被拆毁①。但是我们不赞成他这种宿命论的态度，便把他紧紧捆住，硬要他当第三家。奥斯卡当第二家——这个小矮个儿也会打施卡特？！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惊讶——

    ①德军占领但泽后，拆毁了波兰邮局的大楼。

    当我第一次用我的声音讲成年人的语言并说“十八点！”时，扬从牌上抬起眼睛，向我投来短暂的、莫名其妙的蓝色目光，随后点头表示“要”。我接着叫：“二十点呢？”扬毫不犹豫地说：“还要。”我又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点？”扬惋惜地说：“不要。”科比埃拉呢？尽管被背带捆着，他仍要倒下身子。但是我们又把他拉起来，等到我们的牌室外面较远处一颗炮弹击中时发出的噪声过去后，扬在接着开始的沉寂中悄悄说：“二十四点，科比埃拉！你没听见这孩子在叫牌吗？”

    我不知道看房人是从哪儿、从哪处深渊里突然冒出来的。看来他是用螺旋式绞车把他的眼皮吊了起来。最后，他的湿乎乎的眼睛迷迷糊糊地瞧着那十张牌，那是扬方才周到地塞在他手里的，并且没有搞任何偷看之类的鬼把戏。

    “不要。”科比埃拉说。其实，这是我们根据他的嘴唇的蠕动判断出来的，因为他的嘴唇已经干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打一盘梅花主牌。扬叫了“加倍”。要出牌了，扬冲着科比埃拉大声招唤，轻轻地捅了一下他的肋骨，让他抖擞精神，跟着出牌。我先把他们手上的王牌吊出来，牺牲了梅花Ｋ，让扬用黑桃Ｊ吃掉①。扬出方块十，被我用王牌吃掉，因为我方块缺门。我出牌，用红心Ｊ吊出扬的十，科比埃拉垫掉方块九。我甩出一手红心顺子，十拿九稳地赢了。我计算：总共四十八点，合十二芬尼！下一盘，我冒险打缺两张王牌的无主时，这才比较紧张。科比埃拉手里捏着两张Ｊ，但他只叫到三十三点就不要了。他用梅花J吃掉了我的方块Ｊ。这个看房人吃了对手的牌，劲头也就上来了。他出方块Ａ，我出了一张同样花色的牌，扬出了一张十给添分，科比埃拉得手。他又出Ｋ，我本该吃掉它的，但没有吃，却垫了一张梅花八，扬吃掉，他打出一张黑桃十，我出了一张比它大的牌，该死！科比埃拉打出了黑桃Ｊ，吃了，我忘了这张牌，也可能以为在扬手上，实际却在科比埃拉手里。他自然又出黑桃，我垫牌，扬又添分。随后他们出红心时我才得手，但已经无补于事了。我数来数去只有五十二点。输了一百二十点，合三十芬尼。扬借我两个盾的零钱。我正在数钱时，科比埃拉虽说赢了牌，却又倒下了，不要人给他钱了，甚至在那一刹那间，第一次击中楼梯间的反坦克炮弹的爆炸声他也听之任之了，尽管这是他的楼梯间，是他多年以来不知疲倦地清扫的地方——

    ①施卡特牌中，Ｊ是王牌，大小顺序为梅花、黑桃、红心、方块。若打有主，则某一花色的牌也是王牌，大小顺序为Ａ、十、Ｋ、Ｑ、九、八、七。

    这时，信件存放室的门开始摇晃，烛火不知出了什么意外，不知朝哪一个方向倒伏为好，扬又害怕起来了。楼梯间里又比较平静了，接下来的一发反坦克炮弹只是在远处，在邮局正面的墙上爆炸，可扬在洗牌时仍旧像发了疯似的。他发错了两次牌，但我什么话也没说。只要他们还在射击，扬是听不见别人说话的。他太紧张了，发错牌，甚至忘了把最后的两张牌合上，一直用他那两只小巧、灵敏、肥厚的耳朵中的一只窥听着外面的动静，而我们则不耐烦地等着他叫牌、出牌。扬越来越心不在焉，科比埃拉却是全神贯注地玩施卡特，虽说随时随地要捅一下他的肋骨，不让他的身子倒下。他的情况很糟，但是牌玩得并不坏。每逢他赢了自己打的那一盘，或者让叫了“加倍”的扬倒霉，或者破坏了我打的无主以后，他的身子总要倒下来。他对输赢已经不感兴趣。他仅仅是为打牌而打牌。当我们打完一盘算分数的时候，他那被我们用借来的背带捆住的身子便往一边歪斜，仅仅用可怕地活动着的喉结来表示看房人科比埃拉还剩有一口气。

    奥斯卡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来玩这种三人施卡特。围攻和保卫邮局的战斗以及由此而起的喧哗和震动，并没有使他的神经过分紧张。使他疲乏的倒是由于他第一次突然撕下了自己的全部伪装——当然，我只是暂时如此。到那一天为止，我只是在贝布拉师傅和他那位梦游夫人罗丝维塔面前露出过本相，现在，我在我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一个残废的看房人以及那些今后决计不会出来当证人的伤员面前复原，使他们见到一个与我的出身证记载相符的十五岁的半成年人在那里玩施卡特，牌打得有点莽撞，但手法不算不熟练。我是有意不再伪装的，但对于我这个侏儒般的身体来说却非常吃力，结果，玩了近一小时的牌以后，我的四肢和脑袋都剧烈疼痛。

    奥斯卡想洗手不干了。他满可以在一发炮弹击中，楼房摇晃，紧接着打来的炮弹将到未到之际溜走。但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吩咐他坚持下去，用唯一有效的手段——玩施卡特牌来对付他假想的父亲心中的恐惧。

    于是我们继续玩牌，并且不让科比埃拉死掉。他顾不上去死，因为我费尽心机不让牌局停下来。当炮弹在楼梯间里爆炸，蜡烛统统倒下，烛火全部熄灭时，唯一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人就是我。我从扬的口袋里掏出了火柴，顺手把扬的金色过滤嘴香烟也掏了出来。我给这个世界重新带来了光明，给扬点上一支雷加塔牌香烟，让他镇静镇静。科比埃拉还来不及利用这一片黑暗的时机离开人世，我就在黑暗中把蜡烛一支接一支地点亮了。

    奥斯卡把两支蜡烛粘在他的新鼓上，把香烟放在身边，自己并不抽，但过一段时间就递给扬一支，也让科比埃拉歪了的嘴上叼上一支。情况好转，牌局也活跃起来，香烟起了安慰和镇静作用，可是扬还不免一盘接一盘地输掉。扬-布朗斯基在出汗，并且如同他专心干某件事情时那样，舔着他的上嘴唇。他专心致志地打牌，玩得那样起劲，竟把我叫做阿尔弗雷德或马策拉特，把科比埃拉当成是陪他打牌的我的可怜的妈妈。当有人在过道里喊“康拉德被打死了！”时，扬用责备的目光瞧着我并说：“我求求你，阿尔弗雷德，你把收音机关了吧！连自己的说话声音都听不清了！”

    当他们打开信件存放室的门，把已经完蛋的康拉德直挺挺地拖进来时，可怜的扬真的发火了。

    “关门，有风！”他抗议道。当真带进了风。烛火摇摇摆摆，差点儿灭了。一直等到他们把康拉德砰地撂在角落里，转身出去，带上了身后的门，烛火才平静下来。我们三个人的模样一定很奇特。烛光由下往上照射着我们，使我们看上去好似万能的魔术师。

    科比埃拉要打缺两张王的红心，他叫牌：二十七点，三十点，不，他发出的是嗽喉咙似的咯咯声，一边不断地翻白眼，右肩膀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抽搐着，发疯似地跳动着，最后平静了下来。可是，这却使得科比埃拉往前扑倒，并使得同他的身子捆在一起的篮子、篮子里面的信件以及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也一齐倒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扬使足全身力气，一下子扶住了科比埃拉和篮子。想溜之大吉的科比埃拉被抓回来后，他的喉咙里终于咕噜出一声“红心”，扬接着从牙缝里轻吐了一声“加倍”，科比埃拉又硬挤出一声“再加倍”。此时此刻，奥斯卡懂得了，波兰邮局的保卫战胜利了，那些进攻者刚发动战争就已经打输了，尽管他们在战争的过程中占领了阿拉斯加和西藏，占领了复活节岛①和耶路撒冷——

    ①复活节岛属荷兰。

    唯一糟糕的是，扬手里捏着四张王牌，稳打一盘无主一百二十点，若打赢还能加四十八点，但是这一盘却没能打完。

    扬先出梅花顺子。这时，他叫我阿格内斯，把科比埃拉当做他的情敌马策拉特。随后，他虚晃一枪，出了一张方块Ｊ——我宁肯被他误认作我可怜的妈妈，也不愿被他当做马策拉特——接着打出红心Ｊ——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被人误认做马策拉特——扬不耐烦地等着，直到那个马策拉特（他实际上是残废的看房人，名叫科比埃拉）垫了牌；他过了良久才垫出这张牌，可是，在扬把红心Ａ啪的一声甩到地板上后，他不能也不想理解，他永远也不会理解，因为他仅仅是有一双蓝眼睛的孩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味，永远什么也不理解，因此他也不懂得，为什么突然间科比埃拉让手里的牌全都掉了下来，翻倒了篮子、篮子里的信和信上躺着的死人。先滚下来的是那个死人，继而是那一篮子信件，末了倾倒的是空空如也的篮子。信件似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仿佛我们是收信人，仿佛现在我们应该把施卡特牌挪到一边而去读使徒书或者收集邮票。但是，扬既不愿读使徒书，也不想收集邮票——他从小集邮，收藏过多——现在他只想打牌，打成他的无主。扬要赢牌，要获胜。于是他扶起科比埃拉，让篮子轮子着地，但听凭另外那个死人躺在地上，也不把信件拣回去加重篮子的力量（尽管这点分量是不够的）。他只是一味地惊讶，看着科比埃拉。科比埃拉挂在分量很轻、摇摇晃晃的篮子上，显出一副心不定、坐不住的样子，又慢慢地倒下来。扬终于冲着他嚷起来：“阿尔弗雷德，我求求你，打下去，别捣乱，你听见吗？就这一盘了，打完我们就回家，你可听我说呀！”

    奥斯卡疲乏地站起身来，四肢和脑袋越来越痛。他咬牙忍着，把他那只坚强的、鼓手的小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肩上，强使自己说出了下面的话，声音虽小，却能打动人心：“让他去吧，爸爸。他死了，不会再玩牌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来玩六十六点吧！”

    我刚叫了他一声爸爸，扬便松开了看房人灵魂已经出窍的躯壳，用他蓝蓝的、像洪水泛滥似的眼睛盯着我，大声哭喊着：“不不不不不……”我抚摩他，但他照旧“不不不”地哭。我意味深长地亲吻他，他却一心只想着没有打完的无主。

    “我本来会赢的，阿格内斯。我肯定会打赢这一盘回家的。”他把我当成了我可怜的妈妈，并这样诉说着，而我——他的儿子——干脆扮起了这个角色，表示同意他的话，指天誓日地说，他本来会赢的，他实际上也已经赢了，他只消坚信这一点，只消听他的阿格内斯的话。但是，扬既不信我，也不信我的妈妈。他先是大声哭诉，随后小声地不成调地哼哼起来，从科比埃拉冰山似的躯体下面把施卡特牌掏出来，随后又在自己的两腿间寻找，使一些信件像雪崩似的滚落。他一刻不停，直到找齐了三十二张牌为止。他擦掉牌上黏糊糊的血浆，那是从科比埃拉裤子里渗出来的。他一张张擦干净后，便开始洗牌，还想发牌，他的头脑——脑门形状很好，一点也不低，只是额头皮肤太滑，不太容易渗透罢了——他的头脑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第三个人同他一起玩施卡特了。

    信件存放室里变得非常之静。外面也静了足足一分钟，来为这最后一位施卡特牌友和“第三个人”默哀。门轻轻地打开了。觉察到这动静的又是奥斯卡。他抬头望去，期待着出现超凡的现象，但他见到的是维克托-韦卢恩的脸，没了眼镜，瞎乎乎地眯缝着眼。“我眼镜丢了，扬。你还在吗？我们逃吧！法国人不来了，或者来得太晚了。跟我一起走，扬。领着我，我把眼镜丢了！”

    可怜的维克托也许以为走错了房间，因为没人回答他，没人给他眼镜，扬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准备领着他逃跑。于是他缩回了没了眼镜的脸，关上门，我还听见维克托的脚步声，他在眼前的一片迷雾里摸索着逃走了。

    天晓得扬的小脑袋里又转着什么可笑的念头。他泪流满面，但却笑了起来，先是小声，接着变成大声，笑得非常开心，戏弄着他的粉红色的、尖尖的舌头，把施卡特牌抛到空中，复又抓住。室内只有无声的人和无声的信，因此气氛就像一个无风而寂静的星期天。末了，扬开始屏住呼吸，用精细的动作搭一座极易损坏的纸牌房屋①。他用黑桃七和梅花Ｑ当墙，上面架一张方块Ｋ，搭成底层。又用红心九和黑桃Ａ当墙，上架梅花八，搭成又一间底层。他用十和Ｊ当墙，Ｑ和Ａ当顶，在两间底层上架起第二层，各个小间互相支撑。他继而决心在第二层上加一个第三层。他的手像画符咒似的，与另一种宗教仪式相仿，我可怜的妈妈必定是很熟悉的。当扬把红心Ｑ和红心Ｋ靠在一起时，这座建筑物并没有倒塌；不，它是通风的，在那间躺满不再呼吸的死人和坐着两个屏住呼吸的活人的信件存放室里，这座建筑物也在轻微地呼吸，让我们交叉两手坐着观赏，让怀疑着的奥斯卡——他是熟悉搭纸牌房屋的规则的——忘却了从信件存放室的门缝里透进来的呛人的浓烟和焦臭味，并使人觉得信件存放室和里面的纸牌房屋同地狱相邻，只隔着一道墙、一扇门——

    ①用纸牌搭房屋，也是一种儿童游戏，又比喻不牢靠的计划，或空中楼阁。

    他们不再正面进攻，而是使用了喷火器，非把最后的几个守卫者熏出来不可。他们把米尚博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摘下钢盔，抓起一块床单布，觉得还不够，又抽出他的骑士小手绢，两只手各执一块，使劲摇晃，表示波兰邮局投降了。他们，三十个半瞎的、被烧伤的男人，举起手，抱住后颈，离开邮局大楼，从左旁门出来，站到院于围墙前，等候慢慢走近的民军。后来据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即当守卫者站在院子里，而进攻者正在半路上还没到达的时候，有三四个人逃跑了。他们从邮局的车库穿过相邻的警察分局的车库，溜进雷姆河畔居民已被疏散而又无军队据守的房子里。他们在那儿找到了衣服，甚至找到了党徽，洗了澡，打扮整齐出了门，一个个地溜掉了。据说，其中有一个，到了旧城沟的一家眼镜店里，买了一副眼镜，因为他原来那副在邮局的战斗中丢失了。这当然就是维克托-韦卢恩。他戴上新配的眼镜，还在木材市场喝了一杯啤酒，后来又喝了一杯，因为他被喷火器烧得唇焦口渴。他的新眼镜虽说不如旧的那副，但毕竟拨开了一点他眼前的迷雾。他逃跑了，直到今天，他还在逃跑，因为他的追踪者紧追不放。

    其余的人——我指的是没有下决心逃跑的三十个人——站到对着旁门的墙下时，扬正好把红心Ｑ和红心Ｋ靠在一起，随后乐滋滋地缩回了他的手。

    我还说些什么呢？他们找到了我们。他们拽开了门，喊着：“出来！”气流灌入，风吹进来，刮倒了纸牌房屋。对于这样的建筑术，他们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只相信水泥。他们只造永久性的建筑物。邮局秘书布朗斯基受了冒犯，怒容满面，但他们不屑一顾。他们把他拽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扬再次伸手从牌堆里拿了点什么。他们也没有看见我，奥斯卡，把自己新获得的鼓上的蜡烛头扫到地上，带走了鼓；蜡烛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们用许许多多的手电照着我们；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手电的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也找不到房门。他们在手电的光背后端着冲锋枪，只顾喊着：“出来！”扬和我已经站在过道里时，他们还一味地叫喊：“出来！”他们在叫科比埃拉，叫华沙来的康拉德，叫波贝克，叫生前在电报接收室工作的维施涅夫斯基。这些人竟然不听命令，这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厉声吼着：“出来！”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民军这才明白，他们在我和扬面前出了洋相，于是停止了吼叫，并说道：“原来如此！”民军把我和扬带到邮局院子里，同那三十个人站在一起。他们都举起胳臂，手抱着后脖子，口渴难忍，被摄进了新闻纪录片。

    民军刚把我们从旁门里押出来，新闻片的拍摄者就转动固定在一辆小轿车上的摄影机，把我们拍进那部很短的影片里。后来，这部短片在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过。

    他们把我从站在墙下的那批人里拉出来。此时，奥斯卡想起自己是个侏儒，想起三岁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无需负责，又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和四肢疼痛难当，并让自己抱着鼓跌倒在地上挣扎。这次发作，半是真的，半是装假，并且始终紧紧抱住了我的鼓。他们把我抬起来，塞进一辆党卫军民军部队的汽车里，准备把我送到市立医院去。汽车开时，奥斯卡见到扬，可怜的扬痴呆而幸福地独自在傻笑，举起的手里捏着几张牌，左手捏着一张牌——我相信，那是红心Ｑ——朝着乘车离去的儿子奥斯卡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