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阿卡迈 １２. 瓦努图小组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上午１１时

    他们让他在会议室里一张长方形桌子的一端坐下，把摄像机放在另一端对准他。

    就像在录证言一样，他心里这样想。

    五个年轻人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在桌旁的座位上坐下。他们穿着都很随便，牛仔裤，Ｔ恤衫。由于詹尼弗·海恩斯介绍得太快，他们的名字埃文斯一个也没记住。她说，他们都是研究生，只是专业不同而已。

    他们在作准备的时候，詹尼弗悄然在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说：“约翰对你那么粗暴，真对不起。他非常沮丧，而且压力也很大。”

    “因为那桩案子。”

    “对。”

    “什么压力？”

    “这段采访也许可以让你对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所了解。”她转向其他的人，“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家点点头。笔记本轻轻地打开。摄像机上的灯亮了起来。詹尼弗说，“今天是８月２４日，星期二，下面是对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彼得·埃文斯的采访。埃文斯先生，我们想让你谈一谈你支持全球变暖这个论点的论据。这不是测试，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你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好吧。”埃文斯说。

    “我们正式开始吧。把你知道的关于全球变暖的根据告诉我们。”

    “好的，”他说。“我知道在过去二十或者三十年中，全球气温急剧上升，原因是工业中燃烧的矿物质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大量增加。”

    “好。气温急剧上升，你觉得上升了多少？”

    “我觉得大约有一度。”

    “华式还是摄式？”

    “华式。”

    “二十年之中上升的？”

    “二十或三十年，是的。”

    “２０世纪初呢？”

    “那时气温也在上升，但没有现在这么快。”

    “好，”她说，“现在我给你看一张图……”她拿出一张贴在泡沫板上的图表。

    “这张曲线图你熟悉吗？”她说。

    “我以前见过。”埃文斯说。

    “它来自联合国和其他一些组织曾经使用过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数据集。你认为联合国的数据可信吗？”

    “可信。”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精确的、公正的，而不是骗人的？”

    “是的。”

    “好的。你知道过张图表示什么吗？”

    埃文斯当然知道。他说：“它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世界所有气象站收集起来的全球气温盼情况。”

    “对了，”她说。“你怎样理解这张图？”

    “嗯，”他说，“它符合我刚才的描述。”他指着那条红线。“大约从１８９０年开始，世界上的气温一直在上升，但只有到了１９７０年左右，气温才开始急剧上升，当时正是工业化最盛的时期，这是全球变暖的实实在在的证明。”

    “好的，”她说。“那么１９７０年以来气温的急剧上升是由于什么引起的？”

    “工业化导致二氧化碳的增多。”

    “好。换句话说，二氧化碳增多了，气温上升了。”

    “是的。”

    “好。你提到从１８９０年开始，气温上升，一直到１９４０年左右。我们从这里看到确实如此。是什么导致这期间气温的上升，二氧化碳？”

    “嗯……我不知道。”

    “因为１８９０年，工业化程度低得多，然而看看气温是怎样上升的。１８９０年，二氧化碳增多了吗？”

    “我不知道。”

    “实际上，是增多了。这里有一张曲线图，表明了二氧化碳跟气温的关系。”

    “是的，”埃文斯说，“正如你预见的那样。二氧化碳升高，致使气温升高。”

    “好的，”她说，“现在我想让你注意一下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７０年这段时间。如你所见，在那段时间，全球气温实际上下降了。你看到了吗？”

    “是的……”

    “让我们仔细看看那段时间的情况。”她拿出另一张图。

    “这段时间是三十年。在这三分之一世纪中，气温是下降的。夏天，农作物因为降霜而受损，欧洲冰川前移。是什么导致气温下降？”

    “我不知道。”

    “这段时间二氧化碳增多了吗？”

    “是的。”

    “因此，如果二氧化碳的增多是使气温上升的原因的话，为什么它不能让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７０年的气温也上升？”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一定另有原因。或者可能是反常。长期来看也有反常的情况。只要看看股票市场就可知晓。”

    “在过去三十年中股票市场有反常的情况吗？”

    他耸耸肩：“可能是被煤烟弄脏。或者空气中的微粒物质。那时在环保法生效之前有许多微粒。或者也许是其他因素。”

    “这些图表表明，二氧化碳在持续上升，但气温没有。气温升起来，又降下去，又升起来。即使如此，我认为你仍然相信是二氧化碳引起的？”

    “是的。每个人都知道是这个原因。”

    “这张表让你感到不安吗？”

    “不，”埃文斯说，“我承认这张表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对于气候，我们并不是全部了解。所以，没有不安。这张表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好吧。听见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让我们继续。你说这张表上的气温是全世界气象站的平均数。你认为这个天气数据的可靠性有多大？”

    “我不知道。”

    “比如说，在１９世纪末，天气数据是人们每两天一次地跑到外面的小盒子前，抄下温度。也许有那么几天，他们忘了。也许抄温度的人病在家里了，过后他们不得不填上去。”

    “那是过去的事了。”

    “对。但你认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波兰的气温有多精确？或者１９９０年以后俄罗斯各地区的气温有多精确？”

    “我想并不十分精确。”

    “对了。因此，在过去一百年中，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气象站也许没有提供高质、可靠的数据。”

    “有这种可能。”埃文斯说。

    “在这期间，你认为哪个国家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保持着最好的气象站网络？”

    “美国？”

    “对。我认为对这一点没有异议。这里还有一张图。”

    “这张图看起来像我们刚才看过的第一张世界气温图。”

    “不完全一样。”

    “１８８０年以后的气温变化如何？”

    “好像，呃，上升了三分之一度。”

    “一百二十年中，上升了三分之一摄氏度。并不是急剧上升。”她指着那张图，“上个世纪中最热的是哪一年？”

    “好像是１９３４年。”

    “在你看来这张图是不是也表明全球变暖了呢？”

    “啊，气温确实上升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是的。但在那之前的三十年，气温下降了。美国现在的气温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气温大致相同。因此，这张图也认为全球变暖了吗？”

    “是的，”埃文斯说，“美国的变化也许没有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明显，但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最精确的气温记录表明上升的温度最低，你对此是否感到不安？”

    “不会。因为气候变暖是一种全球现象，并不仅仅指美国。”

    “如果你非得在法庭上这样辩护，你认为你能说服陪审团站到你的立场上来吗，或者陪审团看着这张图，这些关于全球变暖的东西不值得当真？”

    “你在诱导证人。”他说着，笑了起来。

    说实话，埃文斯感到有点儿不安了。工业黑客们会把经他们篡改和歪曲的数据拼凑在一起，然后发表一通精心准备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演说。不知怎么的，埃文斯开始怀疑这一切。

    詹尼弗好像读懂了他的心思似的，说道：“这些图表中的数据都很可靠，彼得。关于温度的记录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戈达德空间研究院。二氧化碳的标准来自夏威夷活火山莫纳罗亚山和南极洲罗多姆的海岸冰芯。全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全球变暖的研究者们采集到的。”

    “对，”他说。“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全球正在变暖，而且成了全球一个最大的威胁。”

    “好，很好。”她流畅地说道，“我很高兴，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你的看法。让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大卫？”

    一个研究生身体前倾：“埃文斯先生，我想跟你谈一谈土地使用、城市热岛效应和对流层温度的卫星数据。”

    埃文斯心想，噢，天啊。可他还是点了点头，“好吧……”

    “我们正在设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面温度如何随着土地用途的不同而变化。你对这个问题熟悉吗？”

    “不太熟，不熟；”他看了看手表。“坦白地说，你们是在细节这个层面上工作。我不知道这些细节，我只是听科学家说——”

    “我们准备起诉。”詹尼弗说，“根据这些科学家的言论。这场官司打的就是这些细节。”

    “打，”埃文斯耸耸肩，“谁去打？有点成就的人一个也没有。而著名科学家中没有一个不相信全球变暖的。”

    “在这点上，你错了，”她说。“辩护律师会邀请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哥伦比亚、杜克、弗吉尼亚、科罗拉多、加州柏克莱，以及其他一些久负盛名的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将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他们也许还会邀请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还将向英国、德国马普实验室、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们求助。这些教授们会列举理由证明全球变暖，说得好听点，是未经证明，说得难听点，纯粹是白日做梦。”

    “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是由工业界资助的。”

    “有几项是。不是全部。”

    “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

    “这场官司的焦点，”她说，“是那些数据。”

    埃文斯看着他们，见他们一脸关切。他想，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官司。

    “但这很可笑，”埃文斯说，“你们只要读读报纸，或者看看电视——”

    “报纸和电视容易受到精心组织的媒体运动的影响。而诉讼不会这样。”

    “不说大众媒体了，”埃文斯说，“读一读科学杂志吧——”

    “我们读了。对我方不一定有帮助。埃文斯先生，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看。可以保留自己的主张，我们继续吧。”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贝尔德让他结束了这段痛苦的采访。“把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那个人带到我办公室，”他说，“我跟他谈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