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第1节

    格伦代尔晨5时45分

    闹钟还没响，她就在焦虑不安之中醒了过来。她披上浴袍，走进厨房，给电咖啡壶通上电，然后朝前窗外看去。蓝色轿车还停在街上，两个人也还在车里呆着。她考虑是不是像平时一样跑它个五英里，她需要早锻炼来开始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但她最后决定今天还是不跑了。她知道自己不应该觉得害怕，只是感到没有理由去冒险。

    她倒了一杯咖啡，在客厅里坐下来。今天，一切在她看来都不一样了。昨天，她的小平房还让人觉得温暖舒适；今天它就让人感到局促狭小、孤立无助和与世隔绝。她很高兴爱丽森这个星期正和吉姆一起过。

    凯西过去经历过劳资关系紧张的日子；她知道威胁恐吓通常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提高警惕还是明智的。凯西在诺顿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工厂车间是个竞争极其激烈的世界，比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装线还要激烈。诺顿公司是仅有的几个能让不熟练的高中毕业生一年挣到八万美元的地方之一，当然要在加班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像这样的职业现在很少了，而且越来越少。为了得到这样的职业、保持这样的职业，竞争变得异常残酷。如果工会方面认为和中国做的这笔生意影响到了就业，他们一定会采取果断的行动来阻止它。

    她坐在那儿，咖啡杯放在腿上，心里意识到她对到厂子里去是有点害怕了。不过她当然必须去。凯西把杯子推开，进卧室去穿衣。

    她来到外边，上了她的野马车。她看见那辆轿车后头又停了一辆车。她驾车上路之后，第一辆轿车开出来紧跟在她后头。

    她开车进了厂区，紧张不安的感觉似有所减轻。早班已经开始，停车场上停满了车，一大片望不到头。凯西在七号门停车接受警卫检查时，那辆蓝色轿车就停在她车后，警卫挥挥手让她通过。凭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暗号，他让蓝色轿车直接跟了进来，连停车杆都没放下。轿车跟在她车后，直到她把车在管理人员专用车位上停好。

    她下了车。一名保安从车窗中伸出头来。“祝你今天好运，女士！”他说。

    “谢谢。”

    保安挥挥手，轿车开走了。

    凯西环顾四周一幢幢巨大的灰色建筑：南边是64号大楼，东边是建造双引擎喷气机的57号大楼，121号楼是喷漆间。西边是一溜飞机维修库，笼罩在从费尔南多山后升起的太阳的光芒中。这是一片熟悉的景致，她在这儿已经度过了五年。但直到今天她才极不舒服地意识到它那广袤的范围和清晨的空旷。她看见两名秘书正走进管理大楼，没有别的人。她只觉得孤单。

    她耸耸肩膀，抖落心中的恐惧。她刚才真是犯傻，她对自己说。是去工作的时候了。

    诺顿飞机公司晨6时34分

    罗伯-王是诺顿公司数字信息系统年轻的程序员。他从电视监视器旁转过身说：“对不起，凯西。我们虽然搞到了飞行记录仪的数据——但有个问题。”

    她叹口气，“别对我说。”

    “是的，是有个问题。”

    听到这话，她并不真的感到惊诧。飞行数据记录仪很少能正常运转的。在新闻记者会上，这种故障被解释成飞机坠毁时形成的冲击力所造成的结果。在一架飞机以每小时五百英里的速度撞到地面时，一台仪器无法工作的想法似乎变得合情合理了。

    但在航空工业界，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见解。所有的人都知道，飞行数据记录仪的故障率极高，即使在飞机没有坠毁的状况下也不例外。原因是联邦航空局并不要求在每次飞行前对其进行例行检验。实际上，通常是每年才搞一次功能性检测。结果便可想而知：飞行记录仪极少工作正常的。几年之前诺顿公司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对正在使用的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仪进行随机抽查。凯西当时是研究委员会成员，他们发现六台里头只有一台工作正常。

    联邦航空局为什么规定必须安装飞行数据记录仪，但又不要求它在每次飞行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呢？这是从西雅图到长滩，航空界人士常常讨论到的话题。一种尖刻挖苦的观点认为，飞行数据记录仪发生功能性障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一个被偏激的工程师和只知道追求轰动效应的新闻界所包围的国度里，飞机制造业看不出为故障提供客观可靠的记录有什么好处。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凯西，”罗伯-王说，“可是飞行记录仪的数据很不规则。”

    “这意味着什么？”

    “看上去好像是三号总线在事故发生前20个小时就烧坏了，于是帧同步就出现在后生成的数据上。”

    “帧同步？”

    “是的。你看，飞行数据记录仪以被称之为帧的数据组形式排列记载全部的循环参数。例如，你读出一个空中速度，然后要在四组之后才能读到另一个空中速度。空中速度数据读出应该是连续不断跨帧的。如果不是这样，帧就将变成非同步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还原飞行实况，我做给你看。”

    他转身面对屏幕，敲击键盘。“通常我们能从飞行数据记录仪取到信息，然后生成三维飞机图。这是那架飞机，准备起飞了。”

    一架诺顿N-22型宽体客机的线形图出现在屏幕上。在她观看时，线形图渐渐变实了，直到成为一架正在飞行中的真实飞机。

    “好，现在我们把你的飞行记录仪上的数据输给它……”

    屏幕上的飞机似乎在轻微地扭动。它从屏幕上消失了，然后又出现了。它又消失了，等到再出现时，它左边的机翼和机身分了开来，机翼扭转90度；与此同时，飞机的其他部分向右边打滚。接着尾翼消失了。整个飞机都消失了，过片刻又出现了，接着又消失了。

    “看见了吧，电脑主机竭力想把飞机画出来，”罗伯说，“但它老是碰上中断。机翼的数据和机身的数据不匹配，机身的和机尾的数据也不匹配，所以连贯性就失去了。”

    “我们怎么办？”她说。

    “使帧象再同步化，但这需要时间。”

    “要多长时间？马德逼得紧呀。”

    “可能要一段时间，凯西。数据糟糕极了。快速存取记录仪怎么样？”

    “根本就没有。”

    “好吧，如果你实在急的话，我可以把数据送到飞行培训中心去。他们那儿有些尖端的程序。也许他们能更快地补上缺失的数据，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罗伯——”

    “我什么也没保证啊，凯西，”他说，“这种数据让我没办法保证什么。很抱歉。”

    64号大楼晨6时50分

    凯西在64号大楼外遇到里奇曼，他们一道在晨光中向大楼走去。里奇曼哈欠连天。

    “你以前在市场销售部干过，对吧？”

    “是的，”里奇曼说，“我们绝不会在这个时间上班。”

    “你在那边干什么工作？”

    “没多少事情，”他说，“埃格顿逼着整个销售部都在忙和中国的这笔大买卖。事情搞得神秘兮兮的，外头人休想插足。他们就扔一点点有关西班牙市场的法律业务让我干。”

    “出差吗？”

    里奇曼傻笑一声，“只有私事出去跑跑。”

    “怎么回事？”

    “好吧，因为销售部没多少事让我干，我就去滑雪。”

    “听起来挺好玩的，你去过哪些地方？”凯西问。

    “你也滑雪？”里奇曼说，“以个人之见，我想除了瑞士之外，最好的地方要算太阳谷了，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你晓得，如果你只好在美国滑雪的话。”

    她知道他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正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们已经通过边门进了64号大楼。凯西注意到工人们表示出公开的敌意，气氛明显极不友好。

    “这是怎么回事？”里奇曼说，“今天这儿流行狂犬病吗？”

    “工会以为我们在中国交易上出卖了他们。”

    “出卖他们？怎么个出卖法？”

    “他们认为管理层正在把机翼运往上海。我问过马德，他说压根儿没这回事。”

    警报器响起来，在整幢大楼里回荡。正前方，一台黄色的巨型塔吊开始发动起来。凯西看见包装着机翼设备的第一只大木箱用粗缆绳吊到离地面五英尺的半空。木箱是用加固型胶合板制造的，足有一座房子那么大，重量可能有五吨。十来名工人像抬棺材那样，跟随移动的木箱，双手上举，扶着箱子，朝着边门处一辆正在等着装货的平板卡车走去。

    “如果马德讲没这回事，”里奇曼说，“那还有什么问题？”

    “他们不相信他。”

    “真的吗？为什么不相信他？”

    凯西朝左边看看，其他的设备也正在装箱发运。庞大的蓝色装备先用泡沫材料裹好，然后是在内部加固，最后是装箱。她知道用软物填塞和加固是最根本的措施。因为尽管设备长达20英尺，但它们的精确度都在千分之一英寸之内。运送这些设备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她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正在吊移的木箱。

    刚才还站在木箱下的人，现在全跑了。

    木箱还在半空中平行移动，离他俩所站的地方只有10码远。

    “啊——”她说。

    “什么？”里奇曼问。

    她已经开始推他了。“快走！”她说着就把里奇曼朝右边死命一推。右边一段正在装配的机身下边的脚手架是个安全的躲避地方。里奇曼还在抵抗着，他似乎不明白——

    “快跑！”她大叫起来，“箱子马上要砸下来了。”

    他跑起来。凯西听见身后胶合板劈劈啪啪的断裂声。随着第一根吊缆啪地断裂，巨大的木箱开始从提升架里滑了出来。就在他俩刚刚跑到机身脚手架旁时，她又听到哐的一声，木箱狠狠朝水泥地面砸下来，胶合板摔得四分五裂，撒得到处都是。紧接着就是惊雷般的哐当一声，木箱翻落，歪倒在一边。巨响在大楼中回荡。

    “耶稣基督啊，”里奇曼说着转身看着凯西，“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她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工抗议行动。”

    人们都往前跑，一片飞扬的尘土中只见到模糊的身影。人们大声叫着，呼喊帮手。急救警笛响彻楼内。在大楼另一边，凯西看见道格-多赫迪正忧伤地摇着头。

    里奇曼回头朝身后看，从西装后背抽出一根四英寸长的胶合板碎片。“天哪。”他说着脱下外衣，检查被戳破的地方，还把手指头伸进破洞里。

    “这是一种警告，”凯西说，“他们这样一来就把设备毁掉了。现在他们只好把木箱拆开，再重新制造这台设备。这意味着要推迟好几个星期发货。”

    车间生产监管员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急匆匆地朝围着落地木箱的这群人跑过来。“现在又会发生什么呢？”里奇曼问。

    “他们会记下人名，责骂一顿了事，”凯西说，“但这毫无用处。明天还会出另一桩事，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它。”

    “这是个警告？”里奇曼边说边把外套穿上。

    “是针对事故分析小组的，”她说，“这是个明确的信号：当心你的后背，当心你的脑袋。不管什么时候来车间，我们都会看到-头扳手从天而降，会有各式各样的事故。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两名工人离开围着木箱的那堆人，开始朝凯西走来。其中一人身高马大，穿牛仔裤和红格子衬衫。另一人的个头还要高，戴一顶棒球帽。穿衬衫的男子手里提着根铁棍，在身边挥舞。

    “啊，凯西。”里奇曼说。

    “我看见他们了。”她说。她决不会在两个车间打手面前惊慌失措的。

    两人继续冷冷地朝她走过来。突然一名监工手持写字夹板在他们面前出现，要求他们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两人停下和监工理论，不时回头向凯西这边张望。

    “我们和这些人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她说，“一小时之后，他们就全走了。”她回到脚手架下，捡起自己的公文包。“来吧，”她对里奇曼说，“我们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