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第27节
第二天 第27节
《洛杉矶时报》是美国赢利最高的报纸。报纸的新闻编辑室占了整整一层楼,面积有一个街区那么大。但是整个区域被巧妙地划分成几个部分,所以你根本不会去想,它的实际面积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几百个人在那儿工作。标准尺寸的工作台三三两两地放在一起,桌上摆着荧光闪闪的电脑,不断发出信号的电话以及孩子的相片;倘若你要绕所有这些工作台走上一遭,兴许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行。
肯的工作地点在大楼东侧的城市新闻部。我发现他在办公桌前踱着步。他在等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肘部。
“咖啡,”他说道,“我们去喝咖啡。”
“怎么回事?”我问道,“你不愿别人看到你和我在一起吗?”
“不,别胡扯啦。我只想回避那个韦塞尔。他到这儿来勾引国际部那个新来的姑娘。她还压根儿不了解他。”肯点点头,指着新闻部编辑室的另一头。我向那里看去,在窗户旁,站着威利-威廉那熟悉的身影——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韦塞尔-威廉。眼下,威利正在跟一位坐在电脑终端前的金发女郎调笑,那张狭长的、雪貂般的脸上堆满笑容,全神贯注地端详着对方,好像戴着一张面具。
“很逗人喜爱。”
“是啊。臀部不小。她是荷兰人,”肯介绍道,“才来一星期,对威利一无所知。”
大多数机构里总有像韦塞尔这样的人:他们野心勃勃,但人品低下;对当权者百般奉迎,尽犬马之劳,但其余的人却对他恨之入骨。韦塞尔-威廉就属于这种类型。
那个韦塞尔就像大多数无耻之徒一样,把别人尽往坏处想。对任何事情他保管都能尽其丑化之能事,因为他坚持认为掩盖是没有必要的。他对别人的弱点特别敏感,对耸人听闻的事件津津乐道。他对事实真相不屑一顾,认为公正的评价是软弱的表现。对韦塞尔来说,真理属于强者,而他就是为强者服务的。
《时报》的其他记者都对他嗤之以鼻。
我和肯走进中央过道。我跟着他向咖啡器走去,可是他却把我领进了图书馆。这层楼的中央是《时报》的图书馆,它比许多大学图书馆的规模还大,设施还好。
“哦,威廉怎么了?”我问他。
“他昨天夜里在这儿,”肯说道,“剧院散场后,我来这儿拿一下采访提纲,准备早上在家里进行采访。我看到韦塞尔在图书馆里。当时大约是深夜11点钟。你知道那个臭狗屎多么野心勃勃。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满脸通红。当然-,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说道。韦塞尔擅长于暗箭伤人。一年前,他曾设法使《星期日纪事》的编辑丢了饭碗。只是到头来,他自己也没有谋到这份差事。
肯说道:“于是我悄悄地问图书馆夜间管理员莉莉:‘怎么回事?他在这儿打什么主意?’她回答道:‘他在查阅警察局关于某个警察的报告。’于是我想,这没什么了不得。可是我又开始感到纳闷。我是说,我仍然是城市新闻部的高级记者,每个月依然要写两篇关于帕克中心的报道。他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说不定,这该是我的报道范围呢。因此我就问莉莉,那个警察叫什么名字。”
“我猜得着。”
“不错,”肯说道,“彼得-J.史密斯。”
“那是什么时候?”
“大约11点钟。”
“真不赖。”
“我以为,你想知道呢。”肯说道。
“我的确想知道。”
“于是我对莉莉说——这是昨天夜里的事——我说:‘莉莉,他在玩什么花招?’他无孔不入,不放过报社资料室的任何一份旧日剪报。而且,他显然在帕克中心有内线,会把内部事务的记录透露给他。听说是关于一场儿童性骚扰的审讯,两年前的指控。”
“嘿,胡说八道。”我说道。
“那是真的?”肯问道。
“有过审讯,”我回答道,“但完全是无稽之谈。”
肯看着我。“给我说具体些。”
“那是3年前的事啦,”我说道,“我还在当警探呢。我和我的搭档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大打出手。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女的想让我把她的丈夫抓起来,当我拒绝时,她就说她丈夫对她不满周岁的女儿性骚扰。我去看了一下孩子,什么都好好的。我还是不同意抓她的丈夫。那女人很生气,第二天到局里指控我性骚扰。当时进行了预审,由于没有法律证据,指控被撤销。”
“那好吧,”肯说道,“那么,你当时作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皱起了眉头。“旅行?”
“韦塞尔昨天夜里在设法查阅你的旅行记录。飞机旅行,野餐,旅馆开支……”
我摇摇头。“我记不得了。”
“是啊,我也觉得,他一定是摸错了道。你女儿只有你一个人照管,你不会去野餐的。”
“没法去。”
“那好。”
我们往图书馆里面走去,来到一个角落上。从那儿透过玻璃可以见到新闻编辑室的城市新闻部。我看到韦塞尔还在和那姑娘聊着,逗她说话。我说道:“肯,我不明白的是,他干吗要和我过不去?我是说,我可没有得罪过谁,和谁都没有红过脸。我已经3年没干警探了。我是联络官。我是说,我是在和政治打交道。那么《时报》的记者干吗要存心跟我过不去?”
“你是指星期四夜里11点钟的事?”肯反问道。他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白痴,好像我的口水正顺着下巴往下淌。
我问道:“你认为这是日本人干的?”
“我认为,韦塞尔在为别人效劳。他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下流坯。他为电影公司、唱片公司、经纪人事务所干活,甚至为房地产经纪人卖命。他是个摇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韦塞尔开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华轿车。”
“哦,是吗?”
“靠记者的收入用这样的车太奢侈了,不是吗?”
“是呀,一点不错。”
“那么,你得罪了某个人?就在昨天夜里?”
“也许是这样。”
“因为有个大人物要韦塞尔把你搞臭。”
我说道:“这叫人难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说道,“唯一使我担心的是韦塞尔在帕克中心的那个内线。局里有人把内部事务透露给他。你在局里的处境怎么样?”
“我自认为还不赖。”
“那好。因为韦塞尔又在借助于他惯用的伎俩。今天早上我还和我们报社的内部事务律师罗杰-罗斯科谈过。”
“他怎么说的?”
“你猜,昨天夜里是谁心急火燎地找这位律师,还反复问他一个问题?韦塞尔!你想猜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吭声。
“他的问题是,担任警方新闻发布官会使某人成为知名人士吗?还有,知名人士是否无法对诽谤提出指控?”
“真是活见鬼。”我说道。
“一点不假。”
“那么律师是怎么回答的?”
“谁在乎怎么回答呢?你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给几个人打电话,对他们说:‘喂,我是《洛杉矶时报》的比尔-威廉。我们明天要发布一条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个儿童虐待狂,对此你有什么高见?’就这样有选择地打上几个电话,甚至这消息都用不着发表。编辑会删掉这条新闻,然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肯对我说的都是真话。这种事我见得不少。
我问道:“我能怎么办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蛮行动,那是洛杉矶警察的拿手好戏。”
“那哪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张报纸上没人会报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录下像来,嘿,大伙儿都会花钱看这个录像的。”
“肯。”
肯叹了口气。“我做梦都想这么干。好吧,还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纪事》的人事变动之后,我收到一个匿名邮包。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收到同样的邮包。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这种做法并不光彩。你感兴趣吗?”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从他的运动服口袋里掏出一只马尼拉纸做的信封。信封上带有细绳,可以把信封口缠住。信封里装着一长条没有裁开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发男子亲热。他的头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间。
“他的脸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看得很清楚,”肯说道,“然而,这肯定是他,错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时被拍了照。这么说吧,他们当时上在喝上一杯。”
“那家伙是谁?”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尔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的凯泽电子公司在此地的销售经理。”
“这玩意儿对我能有什么用?”
“把你的名片给我,”肯说道,“我把它夹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韦塞尔那儿。”
我摇摇头。“我不想这样做。”
“这样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说道,“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耸耸肩。“是啊,这样做也许不顶用。即使我们堵住了韦塞尔的臭嘴,日本人也许还会有别的办法。我还是没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仅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义,什么含义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写的。”
“告诉你,我无法了解底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对报社有很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带来的广告业务,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关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仅仅是指他们对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组织的竞选赞助。这是指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时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手段。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糖衣炮弹。我是说,你也许会参加编辑部举行的会议,讨论一篇打算发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却意识到,没有人想冒犯他们。这并非因为这篇报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为这算不算得上新闻。这不是诸如‘我们不能说那件事,否则他们要抽走广告’的问题。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时候,我望着我们的编辑人员,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不同意登载某些报道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他们确实害怕。”
“新闻自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嘿,”肯说道,“现在不是毛头小伙子说大话的时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新闻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见是掌权者的意见。眼下日本人大权在握,报纸也像往常一样传播这些流行的见解。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谨慎才好。”
“我会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这些照片,就给我打电话。千万别犹豫。”
我想和康纳聊聊。现在我开始明白,康纳为什么感到担心,为什么想尽快结束调查,因为一场精心组织的旁敲侧击的进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韦塞尔确实精于此道——会想方设法,日复一日,编出新的故事来,虽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你会看到一条标题“大陪审团对警方的罪行犹豫不决”,可实际上大陪审团都还没有聚会呢。可人们日复一日地看到这条标题,就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有办法编造这样的故事。到这场旁敲侧击的战斗结束时,要是你的攻击对象被认为是无辜的,你还是可以编出一条标题来:“大陪审团未能给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检查官不愿起诉受指控的警察”。这种标题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没有两样。
你无法对一连几个星期充满敌意的宣传进行反击。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指控,却无人理会指控已撤销,这就是人们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诉,你就很难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况愈来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当我把车驶入南加州大学物理系旁边的停车场时,我感到自己变得心事重重。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是局长助理奥尔森来的电话。
“彼得。”
“是我,长官。”
“快10点钟啦。我想,你该来我这儿交出录像带了。你答应过我的。”
“我遇到了麻烦,还没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这件事吗?”
“当然喽。你问这干吗?”
“因为从我接到的电话来看,你似乎一直没有中止调查工作,”吉姆-奥尔森说道,“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问这问那,然后你又询问了一名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员。你还闯进一个日本人举办的研讨会。对我说实话吧,彼得。你这调查到底有没有结束?”
“结束了,”我回答说,“我只是在设法复制录像带。”
“别再节外生枝了。”他说道。
“是的,吉姆。”
“为了整个警察局的利益——也为了局里每个人的利益——我希望这件事已经与我们无关。”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说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来这儿。”他挂上了电话。
我把车停好,便走进了物理系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