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在德国军队和跟着军队而来的“新秩序”管理机关的数不清的官员中间，克拉斯诺顿来了一个非常瘦削的、头发有点灰白的中年德国人，所谓采矿营的技师施维德中尉。没有一个克拉斯诺顿人记得他是哪一天来的：他像所有的官员一样，也穿着标准军服，佩着令人莫明其妙的级别标志。

    他个人占用了一座很大的、有四套房间的标准式房屋，有四个厨房。从旋维德先生在房子里出现的第一分钟起，所有四个厨房都有了足够的工作。他随身带来一大群德国官员，但是他们都不跟他住在一起。和他住在一起的是几个德国厨子、一个德国管家婆和一个勤务兵。然而很快他的仆人的人数就已经靠增添俄国妇人①而增加了；凡是职业介绍所给他送来的女仆、洗衣妇、女翻译、女裁缝，不久之后还有养牛的、养猪的和养家禽的妇女，他都一律称为俄国妇人②。施维德先生养的牛和猪真的就像变戏法似的越来越多，但是他个人特别爱吃的却是家禽——

    ①②原文为德语。

    事实上，这并没有使这位采矿营中尉比别的德国官员显得突出。但是他却成为城里闲谈的话题。施维德先生和同他一起前来的其他官员占据了公园里的高尔基学校的校舍。在原来的校舍里出现了一个新机关——第十办事处。

    这个军事化的机关，原来竟是最主要的经济管理机关，现在所有的矿井以及克拉斯诺顿区各个和它们有关的企业，包括它们的一切来不及运走或炸掉的财产和装备，以及一切来不及撤退或是不能够撤退的工人，都要归它管辖。这个机关不过是那个有着一长串妄自尊大的名字“东方煤业冶金业开采经营公司”的大股份公司的无数分公司之一。公司的总管理处设在重又恢复旧称“尤佐夫斯克”的斯大林诺城里。所谓“东方公司”管辖着各“矿业冶金业区管理处”。许多办事处之一的第十办事处，隶属于设在沙赫特城里的区管理处。

    这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而且计划得更妙，所以苏维埃顿巴斯的煤和金属现在只能像洪流似的源源流进德国“东方公司”的口袋。于是施维德先生就下了一道命令：原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所属各矿井和工厂的全体工人、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立即前来上工。

    当家乡的矿井和工厂变成了祖国的敌人的财产，当儿子和兄弟、丈夫和父亲在战场上和祖国的敌人作战，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每一个劳动者在他被迫作出决定出去工作之前，有多少痛苦的疑虑折磨着他的灵魂啊！到中央工厂去上班的工人和职员一个个都是脸色阴沉，同时又面有愧色，人们都避免目光相遇，几乎都不交谈。

    自从最后一次疏散以后，工厂的门一直大敞着，没有人去把门关上，也没有人看守它，因为再也没有人关心使留在工厂里的一切保持完整了。工厂的门开着，但是谁也不走进车间。工人们坐在院子里的垃圾和废铁中间，默默地等待着上级。他们甚至不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块，而是单个儿，很少有两个人在一块。

    这时机械工程师巴腊柯夫出现了，这是一个体格强壮而匀称的人，虽然有三十五岁，看上去却显得非常年轻。他脸上带着自信的表情，穿得不仅整洁，而且有些要出风头。他的黑领带打成蝴蝶结。他把帽子拿在手里，剃得光光的头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巴腊柯夫走到院子里这些零零落落的工人面前，彬彬有礼地同他们打招呼。他踌躇了一刹那，接着就迈开坚决的步子走进正房。工人们没有回答他的问候，默默地看他穿过机械车间的敞着的门，走进了那间小小的办公室。

    德国长官并不着急。等施维德的副手费耳德纳先生和一个头发蓬松的俄罗斯女翻译穿过通行亭走进院子的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

    造物常常有这样的安排，费耳德纳先生在体质和气质上跟他的上司恰恰相反。施维德中尉是个瘦子，性情多疑，沉默寡言。费耳德纳却是个矮胖子，大嗓门，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他的嗓子可以发出各种不同高度的音调，老远就可以听到，并且总使人觉得，走过来的不止一个德国人，而是几个互相争吵着的德国人。费耳德纳先生穿着军装和皮靴，戴着帽顶前面翘得老高的灰色制帽。

    费耳德纳由女翻译陪着走到工人们跟前，——他们一个跟着一个站起来，这使他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他对女翻译刚把话说完，现在又要对工人们说话，中间毫不停顿，就一口气说出了一句很长的，也许是几句短的德国话。在那女人翻译的时候，他继续叫嚷着。大概，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沉默。可以猜想，从他出娘胎发出第一声叫喊以来，他就没有住过嘴，一辈子都是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叫嚷的状态中度过的。

    他要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是原来管理处的人员，接着吩咐工人们陪他费耳德纳到车间里去。这个叫叫嚷嚷的德国人带着女翻译走在前面，几个工人陪着他们向巴腊柯夫刚才进去的机械车间小办公室走去。费耳德纳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拚命昂起他的戴着帽顶翘起的制帽的脑袋，用胖拳头推开小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那妇人跟他进去，掩上了门。工人们都留在门外听着。

    起初只听见费耳德纳的叫嚷，仿佛有好几个德国人在吵架。大家预料女翻译就要翻译他还在叫嚷的那些话了，但是使大家惊奇的是，巴腊柯夫自己竟说起德语来了。他说得很客气，很镇静，而且根据门外的工人们所能够判断的，他的外语说得很流利。

    也许是因为巴腊柯夫会说德语，也许是他的话使德国人感到满意，费耳德纳的叫嚷声竟渐渐地变得愈来愈低。突然出现了奇迹：德国人住嘴了。巴腊柯夫也住嘴了。几秒钟以后，德国人再叫喊的时候，声调已经非常温和了。他们走出了小办公室——先是费耳德纳，巴腊柯夫跟着他，再后面是女翻译。巴腊柯夫冷冷地、忧郁地朝工人们看了一眼，叫他们不要走散，等他回来。然后他们又照原来的次序经过车间向大门口走去，漂亮强壮的巴腊柯夫还不断地从后面跑上来，给矮胖得滑稽可笑的德国人指点，怎么走方便些。这种情景使人看了觉得真是可怕！

    过了一会，巴腊柯夫已经坐在高尔基学校的教员休息室里，现在这里是第十办事处主任施维德先生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费耳德纳和那个不知来历的女翻译也在场，但是女翻译始终没有机会显露一下她的德语知识。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施维德中尉和那个喜欢说话、感情外露的费耳德纳不同，他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由于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他甚至给人一种阴沉的印象；其实他并不阴沉，而是喜欢寻欢作乐，追求生活享受。他瘦得出奇，可是食量却大得惊人。甚至难以理解，他吞下那么多的食物都往哪里放，这些东西是怎样通过他的机体的。他不论对于姑娘①，还是妇人②，——在他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于俄国姑娘和俄国妇人③，一律都喜欢到神魂颠倒的地步。为了把她们里面意志最薄弱的人引诱到他的屋子里来，他每天晚上在他的有四套房间的公馆里举行热闹的晚会，摆上各式各样的烤肉和甜食，更不必去说各种美酒了。他总是对厨子们说：“多预备些！多预备些吃的东西！④让俄国妇人⑤吃饱，喝够！……”

    的确，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也只能靠这种手段来俘掳那种居然会到他家里来的俄国妇人⑥——

    ①②③④⑤原文为德语。

    ⑥原文为德语。

    施维德先生没有本领把单词联成句子，这使他对所有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的人都产生了怀疑。他甚至不信任他的副手费耳德纳。可以想象，施维德对别的民族的人是抱着怎样不信任的态度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腊柯夫的处境是极为不利的。但是，第一，使施维德先生最为惊佩的是，巴腊柯夫居然能够不是用俄语、而是用德语把单词很容易地联成句子。第二，巴腊柯夫以阿谀奉承赢得了施维德的欢心。中尉先生除了接受他的奉承之外，已经毫无办法了。

    “我是少数活着的旧俄特权阶级代表之一，”巴腊柯夫说，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住施维德先生，“我从小就爱慕德国的天才，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尤其是生产方面的……我父亲是旧俄著名的最大企业之一西门子——苏克特公司的经理。在我们家庭里，德语是第二国语。我受的教育都是从德国技术书籍得来的。现在，我有幸能够在像您施维德先生这样出色的专家领导下工作，我一定会做到您命令我做的一切……”

    巴腊柯夫忽然察觉，那个女翻译正带着她甚至无法掩饰的惊奇望着他。鬼才知道，德国人是从哪里挖出了这个披头散发的女尸！她如果是本地人，她就不会不知道，巴腊柯夫并不是旧俄特权阶级活着的代表之一，而是世代相传的姓巴腊柯夫的顿涅茨矿工的光荣的代表。巴腊柯夫的剃得精光的头上冒出了汗珠。

    在巴腊柯夫说话的时候，施维德先生默默地做了一点思考工作，但是脸上并没有反映出来，过了一会，他又像肯定、又像询问地说道：

    “您是共产党员……”

    巴腊柯夫摆了摆手。对于这个手势和他脸上同时露出的表情，可以解释成这样：“我算是什么共产党员！”或者是：“您自己知道的，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做共产党员。”或者甚至是：“不错，我是共产党员，但是如果我来给您做事，对您反而更好。”

    这个手势暂时使施维德先生感到满意。现在要向这个俄国工程师解释，使中央工厂开工是多么重要，因为要靠它来恢复矿井的装备。施维德先生把这番复杂的意思构成一句否定的话。

    “什么都没有。那边什么都没有①”他说着，一面痛苦地望了望费耳德纳。

    费耳德纳因为在长官面前不得不这样长久地沉默着，正感到痛苦得要命，他趁此机会就机械地喊出一连串的“没有”来证实长官的意思：

    “没有机器！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工具！没有做支架的木料！没有工人！”他叫着。

    他甚至惋惜他不能再叫出其他“没有”的东西。

    施维德满意地点点头，想了一想，然后吃力地用俄语重说了一遍：

    “稀（什）么都没有，所以②，没有煤！”——

    ①②原文为德语。

    他朝椅背上一靠，先望望巴腊柯夫，再望望费耳德纳。费耳德纳理解这种目光是行动的信号，就用他的大嗓门喊出“东方公司”到底希望巴腊柯夫做些什么的那一段话。

    巴腊柯夫好容易才在这一连串的叫嚷中挑到一个休止的间歇，抢着插进一句话去。他说凡是他力量办得到的，他一定尽力去做。

    这时施维德先生又感到不信任。

    “您是共产党员。”他又说了一遍。

    巴腊柯夫苦笑了一笑，又把他的手势重复了一下。

    巴腊柯夫回到工厂之后，就在大门上贴出了一张长长的布告说：他，第十办事处中央工厂厂长，命令所有的工人、职员和工程师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并且招收一切有某种专长、愿意来厂工作的人。

    甚至那些肯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决定去上工的人们里面最落后的人，想到巴腊柯夫工程师，芬兰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参加者，竟会自愿同意去做对德国人是最重要的企业的厂长，精神上都受到打击。但是布告上的墨迹未干，到工厂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费里普-彼得罗维奇-刘季柯夫——就是那个不仅仅在工厂里，就连在克拉斯诺顿整个党组织里面也被称为“共产党员的良心”的刘季柯夫。

    他早上就来了，没有回避任何人，穿得干干净净，脸刮得很光，黑色上装里面穿着白衬衫，打着节日用的领带。他立时被录用了，在工厂里担任机械车间主任的原职。

    地下区委的最初几张传单的出现，正巧和工厂开工同时。传单和旧的《真理报》一起贴在各个最醒目的地方。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撇下小小的克拉斯诺顿不管，听它由命运摆布，他们在继续斗争，并且号召全体居民起来作斗争——这就是传单上面的话！因此许多在和平时期认识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的人，曾不止一次想过：将来我们的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敢去瞧一瞧自己同志们的纯洁的眼睛吗？

    不错，实际上工厂里什么工作都没有。巴腊柯夫陪德国长官们的时候越来越多，他很少关心工厂里在干些什么。工人们上工经常迟到，在车床旁边闲晃，一连几个钟头聚集在院子里背阴角落的草地上抽烟。刘季柯夫大概是为了讨好工人，总是鼓励他们到农村去休假，给他们开证明，仿佛他们是因公出差。工人们替居民做些小东西来赚点外快。做得特别多的是打火机，因为到处都没有火柴，汽油却可以用食物去跟德国士兵交换。

    军官们的勤务兵常常拿着装满奶油或是蜂蜜的罐头跑到工厂里来，要工人们把罐头焊好，以便寄回德国去。这样的事每天总有几起。

    有的工人有时试图跟刘季柯夫谈谈，——跟巴腊柯夫，是根本没有机会接近的，——问他究竟是怎么会来替德国人做事的，今后究竟该怎么生活？他们从老远的地方谈起，老是在题外绕圈子。但是刘季柯夫马上戳穿对方的花招，厉声说道：

    “没关系，我们替他们干活就是了……”

    或是粗暴地说：

    “老弟，这件事你管不着。你来上工了没有？来了。你是我的上级，还是我是你的上级？我是你的上级……那么，就应该是我向你提出要求，而不是你向我提出要求。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懂吗？”

    每天早晨上班，傍晚下班回家，刘季柯夫都要步行穿过全城，他迈着一个患有气喘病的中年人的缓慢而沉重的步子走路。谁也想象不到，刘季柯夫竟会那么精力充沛地、迅速地、同时又是那么周密地展开了他的主要的活动。这个活动后来给小小的矿城克拉斯诺顿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在他刚刚开始活动的时候，就突然获悉，他最亲近的助手之一舒尔迦竟令人不解地失踪了，这时他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作为地下区委书记的刘季柯夫，知道城里和区里所有的秘密住所和接头地点。他也知道舒尔迦预定要利用的康德拉多维奇和福明的住所。但是刘季柯夫没有权利派任何一个区的联络员到这些住所去，更不能派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去。如果舒尔迦是在这两个住所里面的一处被出卖给德国人，那边的房东只要一看见联络员，就能够根据她的线索发现刘季柯夫和别的区委委员。

    如果舒尔迦是平安无事的话，他早就会去问总联络处，他是不是该到工厂去上工了。他甚至不必到这所住宅里去，只要在它旁边走过就行。在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把刘季柯夫的命令传达到这所房子的那一天，大门旁边第一个窗台上马上就摆出了一盆天竺葵。但是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他就是舒尔迦——却没有去上工。

    过了相当久，等刘季柯夫搜集了所有关于去德国“警察队”做事的叛徒的材料，才知道福明是个什么人。一定就是福明出卖了舒尔迦。但这是怎么发生的，舒尔迦以后的命运又是怎样呢？

    在疏散期间；区党委根据普罗庆柯的指示，在公园里埋了区印刷所的铅字；铅字埋藏地点的准确图纸到最后一刻才交给刘季柯夫。刘季柯夫非常担心铅字会被守卫汽车库的德国高射炮手和兵士发现。无论如何要找到铅字，并且要在德国哨兵的眼皮底下把铅字拿出来。这件事谁能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