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78年7月

    1．关于16步

    确认电梯关门那“咻”的一声压缩机声在背后响过之后，我缓缓合上眼睛。我将意识的断片归拢在一起，沿走廊朝门那边走了16步。闭眼16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脑袋搞得昏昏沉沉，犹如磨损了的发条。口中满是香烟的焦油味儿。

    尽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厉害——我也能闭着眼睛像用格尺拉线一样径直行走16步。这是长年坚持这种无谓的自我训练的结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伸直脊背，扬起脸，把早晨的空气和水泥走廊的气味大口吸入肺中，尔后闭目合眼，在威士忌迷雾中直行16步。

    在这16步天地里，我已被授予“最有礼貌的醉酒者”称号。其实十分简单，只消把醉酒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即可。

    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没有“只是”没有“不过是”什么也没有，醉了就是醉了。

    这样，我得以成为最有礼貌的醉酒者，成为起得最早的白头翁鸟，成为最后通过铁桥的有篷货车。

    5、6、7……

    第8步站住睁开眼睛，做深呼吸。有点耳鸣，仿佛海风穿过生锈的铁丝网。如此说来，已有好久没看到海了。

    7月24日，上午6时30分。看海理想的季节，理想的时刻，沙滩尚未给任何人污染。唯有海鸟的爪痕如被风吹落的针叶零星印在水边。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儿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16步立定睁眼一看，自己已照例准确站在球形门拉手跟前。从信箱取出两天的报纸和两封信，夹在腋下。然后从迷宫般的衣袋中摸出钥匙，拿在手上把额头贴在凉冰冰的铁门。片刻，耳后似乎传来“咔嗤”一声响。身体如棉花吸满酒精，只有意识较为地道。

    罢了罢了！

    门打开三分之一，滑进身体，把门关上。门内寂静无声，过度的寂静。

    随后，我发现脚下有一双无带无扣的红色女鞋。鞋很眼熟，夹在满是泥巴的网球鞋和廉价沙滩拖鞋之间，看上去好像过时的圣诞节礼物，上面飘浮着细小尘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厨房餐桌上，额头枕着两只胳膊，齐刷刷的黑发掩住侧脸。头发间闪出未遭日晒的白皙的脖颈。没印象的印花连衣裙肩口隐约闪出胸罩细细的吊带。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领带，摘下手表。这时间她一动没动。她的背使我想起过去，想起见到她以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声，但听起来全然不像自己的语声，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运来的。不出所料，没有回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对面，指尖按住眼睛，鲜亮的阳光把桌面分开。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阴影里，阴影没有颜色。桌上放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面洒水。柏油路面响起洒水声，漾出洒水味儿。

    “不喝咖啡什么的？”

    还是没有回音。

    确认没有回音之后，我起身进厨房碾够两人喝的咖啡豆，打开晶体管收音机。碾罢豆粒，发现其实是想喝加冰红茶。我总是事后接二连三想起许多事。

    收音机一首接一首播放极为适合清晨的无害流行歌曲。听这样的歌，我觉得10年来世界好像一成未变。无非歌手和歌名不同罢了，我增加10岁罢了。

    看壶水开好，我关掉煤气。等30秒钟，把水浇在咖啡末上。粉末足足吸进热水，开始缓缓膨胀，这时温暖的香气开始在房间荡漾，外面好几只蝉叫了起来。

    “昨晚来的？”我手拿水壶问道。

    她的头发在桌面上略微上下摇了摇。

    “一直等我？”

    她没回答。

    水壶的蒸气和强烈的日光使房间变得闷气。我关上洗碗槽上面的窗户，打开空调器，把两个咖啡杯摆在桌面。

    “喝呀！”我说。声音一点点变回自己的语声。

    “喝点好。”

    足足隔了30秒，她才以缓慢而均衡的动作从桌面扬起脸，怅怅地盯视枯萎的盆栽。几根细发紧贴在湿脸颊上，微微的湿气如灵气在她四周游移。

    “别介意，”她说，“没打算哭的。”

    我递出纸巾盒，她用来无声地擤把鼻涕，不无厌烦地用手指拨开脸颊上的头发。

    “本来想在你回来之前离开来着，不愿意见面。”

    “心情变了？”

    “哪里，只是哪里都做得去。不过会马上离开的，别担心。”

    “反正先喝杯咖啡好了。”

    我边听收音机里的交通信息边啜咖啡，用剪刀剪开两封信的封口。一封是家具店通知，说若在指定期间购买家具可全部减价两成。另一封是一个不愿意想起来的人来的不愿意看的信。我把两封信揉成团扔进脚下废纸篓，嚼了剩下的一块奶酪饼干。她像在驱寒似的双手拢住咖啡杯，嘴唇轻贴杯边定定看着我。

    “电冰箱里有色拉。”

    “色拉？”我抬头看她。

    “西红柿和扁豆，只剩这个了。黄瓜变坏扔了。”

    “唔。”

    我从电冰箱拿出装有色拉的蓝色深底冲绳玻璃盘，把瓶底仅剩5厘米的色拉调味料全部淋到上面。西红柿和扁豆冻得如阴影似的瑟缩着，索然无味。饼干和咖啡也没有味道，怕是晨光的关系。晨光把所有的东西都分解开来。我不再喝咖啡，从衣袋掏出皱巴巴的香烟，擦燃完全陌生的火柴点上。烟支端头“嚓嚓”发出干燥的响声。紫色的烟在晨光中勾勒出几何祥图形。

    “参加葬礼去了。然后去新宿喝酒，一直一个人喝。”

    猫从哪里走来，打个长长的哈欠，然后一闪跳上她的膝盖。她搔了几遍猫的耳背。

    “不必解释什么，”她说，“那已跟我无关。”

    “不是解释，说说而已。”

    她略微耸下肩，把胸罩吊带塞进连衣裙。她脸上全然没有堪称表情的表情。这使我想起在照片上见到的沉入海底的街市。

    “过去一个一般的熟人，你不认得。”

    “是吗？”

    猫在她膝头尽情摊开四肢，“呼”地吐一口气。

    我缄口不语，望着烟头火光。

    “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骨头折了13根。”

    “女孩？”

    “嗯。”

    7点定时新闻和交通信息结束，收音机开始重新播放轻摇滚乐。她把咖啡杯放回碟子，看我的脸。

    “暧，我死时你也会那么喝酒？”

    “喝酒跟葬礼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开头一两杯。”

    外面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新的炎热的一天。从洗碗槽上面的窗口，可以望见高层建筑群，它比平日远为炫目耀眼。

    “不喝冷饮什么的？”

    她摇头。

    我从电冰箱拿出一罐彻底冰镇的可乐，也没往杯里倒，一口气喝光。

    “跟谁都困觉的女孩。”我说。简直像悼词，故人是跟谁都困觉的女孩。

    “为什么对我说这个？”

    我也不知为什么。

    “总之是跟谁都困觉的女孩子？”

    “的的确确。”

    “但跟你是例外喽？”

    她声音里带有某种特殊意味。我从色拉碟扬起头。隔着枯萎的盆栽看她的脸。

    “这么认为？”

    “有点儿。”她低声道，“你嘛，是那种类型。”

    “哪种类型？”

    “你有那么一种地方，和沙钟一个样，沙子没了，必定有人赶来填回。”

    “大概是吧。”

    她嘴唇绽开一点点，又马上复原。

    “来取剩下的东西的。冬天用的大衣、帽子，等等。已经整理装在纸壳箱里了，有空儿运到运输社那里可好？”

    “运到你家去。”

    她静静摇头：“算了，不希望你来，明白？”

    的确如此。不着边际的话我是说得太多了。

    “地址晓得？”

    “晓得。”

    “这就完事了。打扰这么久，抱歉。”

    “文件那样就可以了？”

    “唔，都结束了。”

    “真够简单的。还认为呷嗦得多呢。”

    “不知道的人都那么认为。其实很简单，一旦结束的话。”这么说着，她再次扬猫的脑袋。“两次离婚，差不多成专家了。”

    猫闭眼伸了下腰，脖子轻轻枕在她手腕上。我把咖啡杯和色拉碟放进洗碗槽，拿账单当扫帚把饼干渣收在一起。眼球里面一剜一剜地痛。

    “细小事都写在你桌子的便笺上了——各种文件放的地方啦，收垃圾的日期啦，不外乎这些。不清楚的就打电话。”

    “谢谢。”

    “想要孩子来着？”

    “哪里，”我说，“不想要什么孩子。”

    “我相当犹豫过。不过既然如此，没有也好。或者说有小孩不至于如此吧！”

    “有小孩离婚的也多的是。”

    “是啊，”说着，她摆弄一会我的打火机，“现在也喜欢你的，肯定不是这方面有问题。这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2．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长筒裙的消失

    她走后，我又喝了一罐可乐，然后冲热水淋浴刮须。香皂也好洗发液也好剃须膏也好，什么都开始变少了。

    淋浴出来，梳发、抹香水、掏耳朵。接着去厨房热了热剩下的咖啡。餐桌对面再也没有人坐。静静望着谁也没坐的椅子，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基里柯油画中奇异陌生的街道上。但我当然不是小孩子。我什么也不想地啜着咖啡。慢慢花时间喝罢，发了一会呆，之后点燃支烟。

    整整24小时没睡，却莫名其妙地不困。体内倦倦的懒懒的，唯独脑袋犹如熟悉环境的水生动物在纵横交错的意识水路中没头没脑地往来穿梭。

    怔怔打量无人椅的时间里，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本美国小说。妻子离家后，丈夫把妻子的筒裙挂在对面椅子上挂了好几个月。如此想着，开始觉得这构思不坏。倒不是能解决什么，但总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聪明得多。即使拿猫来说，若有她的东西也可能多少安静些。

    逐个拉开卧室她的抽屉，哪个都空空如也。一块虫子咬过的旧围巾，三只衣挂，几包卫生球，别无他物。她把什么都席卷一空。原先逼仄地摆在卫生间里的零零碎碎的化妆品、卷发夹、牙刷、吹风机、莫名其妙的药、月经用品以及长筒靴、木展、拖鞋等所有穿的东西，帽盒、整整一抽屉饰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钱夹，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内衣、袜子、信——大凡散发她气息的东西尽皆荡然无存，甚至指纹都了无遗痕，我觉得。书箱和唱片架的大约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飞。那是她自己买的或我送给她的书和唱片。

    打开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都取下，一张没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齐齐剪下，只有我剩了下来。我单人的照片和风景照动物照依然如故。这样，3册影集里收存的便成了被彻底修整了的过去。我总是孑然一身，其间点缀着山、河、鹿、猫的照片，简直就像生下来时一个人，迄今始终一个人，以后也一个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两支烟。

    我想长筒裙留下一条何尝不好，但这当然是她的问题，由不得我说三道四。她决意什么也不留下，我只有顺从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样，只好当她一开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长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烟灰缸浸入水中，关掉空调和收音机，又想了一通她的长筒裙，死心上床。

    我答应离婚，她离开公寓已过去1个月了。这1个月几乎毫无意义。虚无缥缈的、犹如温吞吞的咖喱样的1个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发生变化，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变。

    早上7点起床冲咖啡，烤面包片，出门上班，在外面吃晚饭，喝两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1个小时书，熄灯睡觉。周六周日不工作，一清早就开始转几家电影院打发时间。之后照常一个人吃晚饭，喝酒，看书睡觉。一个月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恰如某种人把月历上的数字一个个涂黑。

    她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已经发生的事发生了罢了。哪怕我们4年过得再风调雨顺，那也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与此同样，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长时间以来定期睡觉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种事是完全可以发生并且实际上屡屡发生的。纵然她果真如此，我也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说到底，那是她本身的问题。

    “说到底，那是你本身的问题。”我说。

    那是她提出离婚的6月间一个周日午后，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环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说怎么都无所谓？”她问，语调非常缓慢。

    “也不是说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只是说那是你本身的问题。”

    “说实话，并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后说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达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想说的不难明白。再过几个月我就30，她就26岁了。较之前路上将面临的物的规模，我们迄今所筑造的委实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说是零。4年时间简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责任基本在我。我大约是不该同任何人结婚的。至少她不该同我结婚。

    起初，她认为自己为社会所不容而我为社会所容。我们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

    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之人。无论她怎样继续爱我，那都已是另一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没有能够给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我凭经验了然于心。不管怎样都已无救。

    这么着，她连同几件筒裙一起从我面前永远地消失了。有的东西被遗忘，有的东西销声匿迹，有的东西死了，而其中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

    7月24日，上午8时25分

    我确认电子表上这四个数字，然后闭起眼睛，睡了——